罗近溪先生明道录
卷之一会语门人乐安詹事讲明甫校梓（4）
《大学》《中庸》乃孔子所著
问：“《中庸》比之《大学》似更深奥？”
曰：“先贤亦云：‘《大学》为入道之门’，但以鄙见臆度，则义理勿论，而其次序则当先《中庸》而后《大学》。”
时座中有一习《礼记》者愕然曰：“先生岂尝细观《礼》经篇目耶？盖二书虽宋时选出，而现存篇次则果《中庸》先而《大学》后也。”
问者曰：“《大学》系曾子所作，《中庸》系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无序耶？”
曰：“二书所作，果相传如是。但窃意孟子每谓‘愿学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学》、《庸》，则此书信非孔圣亲作不能。（以《大学》、《中庸》为孔子所著，罗近溪的老师颜钧力主是说，近溪此说盖有渊源所自也——标点者注）而孔圣若非五十以后，或亦难着笔也。盖他分明自说‘五十而知天命’。今观《中庸》首尾浑全是尽性至命，而《大学》则铺张命世规模，以毕大圣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诚至圣结尾，而《大学》以至善起头，其脉络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见或亦千虑一得，而非敢枣空杜撰也，试共思之。”
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
问：“《大学》自有先后之序，如何必先《中庸》？”
曰：“吾人此身与天下万世原是一个，其料理自身处，便是料理天下万世处。故圣贤最初用功，便须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于人，人可以通于物，一家可通于天下，天下可通于万世。故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万人所资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说人性皆善。若不先认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荡荡平平，了无差别，则自己工夫已先无着落处，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国，而成大学于天下万世也哉？”
问：“《中庸》虽说性，然亦未尝明言性善。”
曰：“只天命一句，便彻底道破。盖吾人终日视听言动、食息起居，总是此性，而不知此性总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则天本莫之为而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体物而不遗，本于穆而不已，则吾人终日视听言动、起居食息，更无可方所，无能穷尽，而浑然怡然，静与天俱，动与天游矣。率之身而为道，同诸人而为教也，又岂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贯天载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说“恐惧”
问：“戒谨恐惧说是敬慎工夫，但‘恐惧’二字，似太着重也。”
曰：“汝不闻《论语》所谓‘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犹然悚息不宁，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则帝天之威莫之能测，明命昭察，谁可隐藏？故虽不睹不闻，而实莫见莫显。其几愈幽独，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则其畏愈兢惕，又按敢顷刻放逸也耶？盖由所见既已亲切，则为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喜怒哀乐”与“已发”、“未发”
问：“‘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阳明谓从涵养后始然。而先儒又谓须善观未发以前气象。其意何如？”
曰：“二说俱大有益于学人，但本旨却尚有说。盖《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达者也。今论人情性之平常应用者，是喜怒哀乐，而其最平常者，则又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也。”
曰：“先儒谓心虽（‘虽’恐有误——标点者注）寂静之时，方是未发，难说平常即是也。”
曰：“《中庸》原先说定喜怒哀乐而后分未发与发，岂不明白有两段时候也耶？况细观吾人终日喜怒哀乐，必待物感乃发，而其不发时则更多也。感物则欲动情胜，将或不免，而未发时则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学者得见天命性真以为中正平常的极则，而恐其不知吃紧帖体也，乃指着喜怒哀乐未发处，使其反观而自得之。则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无穷，达大道而其应无方矣。”
曰：“人之情欲多端，虽喜怒哀乐未发而憧憧往来亦多，安能即许以反观自得耶？”
曰：“汝于上下文意欠理会。盖其初‘道不可离’，是见道已微，其次‘戒谨恐惧’，是卫道已严，再加喜怒哀乐一无所感，此时天性浑然，大可想见。不于此处觅中，更从何处觅中耶？予每尝于此重叹圣人苦心，亦尝于此而深感圣人厚恩也。”
卷之二会语门人乐安詹事讲明甫校梓（6）
“仁，人心也”解
问：“‘仁，人心也’一章。”
曰：“此是孟子极言心字、在人最为要紧处。如曰天下恒言仁义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虚明之心，而其视听言动应酬万变事事皆天则处，即所由之路而为义也。故下文继之叹曰：人之所以终身履错、陷于凶咎而不由胡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虽鸡犬至轻皆知求之，岂有人心至重而反不知求耶？弗学弗问焉耳矣！故曰：‘学问之道无他，只为求其放心’，盖心以不知而放则可以学问而求。如曰‘博学而笃志’，是能学矣，‘切问而近思’，是能问矣，则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则心便不放矣。”
问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
曰：“人心放时，非是无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处，如放于有庳之放，便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体，使良知活泼，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内则为主宰，发则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系不为轻也，慎之慎之！”
卷之三“君子有三畏”解三吾儒衣钵五畏天命之严
曰：“其见维何？”
曰：“闻论天命之性，见得我此身随时随处皆是天矣，岂不快畅？又何所不顺适也哉？”
曰：“子若如此理会天命之性，是之谓失而非所谓得也。”
曰：“如何却反是失？”
曰：“汝既晓得无时无处不是天命，则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祸福之所在也。不知惕然生些惧怕，却更侈然谓可顺适，则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药矣。”
曰：“弟子闻言，不觉浑身局促不能自安。”
曰：“即此便是戒慎恐惧，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难理会。盖小人而无忌惮，如何又说小人中庸耶？”
曰：“此正见天命无所不在，故本性中庸无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严，而小人则器量偏浅，便欲任天之便而过于自恣，不觉流于无忌惮尔。”
曰：“君子小人俱一样中庸，而何又曰‘君子而时中’？则中庸与时中岂亦有分别也耶？”
曰：“观圣贤之言，极是缜密。如曰‘率性谓道’、‘道无须臾可离’，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乐未发为中，发而皆中节为和’，便自有分别。中庸二字，可以概言，亦可以分言。概言则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则必喜怒哀乐更无妄发，或感而发，又无逾节，方始是中。四者或过，虽亦平常之人，而中体未免伤而不和矣。细细看来，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则言其平平遍满，常常具在也；中则言其彻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浑浑平常，而其中之天体时时敬顺，乃为慎独，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肤皮；而戒谨恐惧者，则君子之事天养性以完固精华而克润肤体也。故前此诸大儒，先其论主敬工夫，极其严密，而性体平常处，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学之往往至于拘迫。近时同志，先达其论良知学脉，果为的确，而敬畏天命处未加紧切，似庸而未中。故学之往往无所持循。某至不肖，幸父师教诏，每责令理会经书，一字一句，不轻放过。故遵奉久久，不觉于孔圣心源，稍有契悟。惟愿诸君勿谓老耄，不相切磋而救正之也。何如？何如？”
卷之七论周子、程子、朱子与阳明学之异同
曰：“岂惟阳明为然，即宋时诸儒学问亦难尽同。如周子则学在主静，程子则学在主敬，朱子则学在穷致事物之理，至我朝阳明先生则又独谓学在致其良知。此虽各有所见，然究其宗旨，则皆志于学圣，故少有不同而不失其为同也。盖圣之为圣，释作通明。如周子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显是主于通明也。程子说主敬则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于通明也。朱子说在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亦是主于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学皆主于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时必俟诸持久。若阳明先生之致其良知，虽是亦主于通明，然良知却即是明，不属效验，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况从良知之不虑而知而通之圣人之不思而得，从良知之不学而能而通之圣人之不勉而中，浑然天成，更无斧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当为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语出《盱坛直诠》上卷(录自牟宗三先生《现象与物自体》书)：
夫易者圣圣传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两间，彻乎万世，夫孰非一气之妙运乎？则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为命，而流行不易(已)者也。两间之塞，万事之彻，夫孰非妙运以一气乎？则乾实统夫坤，坤总归乎乾，变见之浑融，是天地人之所以为性，而发育无疆者也。然命以流行于两间万世也，生生而自不容于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发育乎两间万世也，化化而自不容于或遗焉，孰不遗之也？是则乾之大始，刚健中正，纯粹至精，不遗于两间，而超乎两间之外，不已于万世，而出乎万古之先，浩浩其天，了无声臭，伏羲画之一，以专其统，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大始”，而独得乎天地人之所以为心者也。夫始曰大始，是至虚而未见乎气，至神而独妙其灵，彻天彻地，贯古贯今，要皆一知以显发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显发也，而心之外无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无命矣。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彖传》)又曰：“复以自知”也(《系辞传》下)。夫天地之心也，非复固莫之可见；然天地之心之见也，非复亦奚能以自知也耶？盖纯坤之下，初阳微动，是正乾之大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大始之知而天心之神发也。惟圣人迎其几而默识之，是能以虚灵之独觉，妙契大始之精微；纯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无方，而性天性也；终焉神明不测，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牟先生书中又录：
扬眉瞬目浑全只是知体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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