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
第3期
史学集刊
CollectedPapersofHistoryStudies
May.,2007
No13
收稿日期:2006-03-26
作者简介:段润秀(1977-),女,云南大理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姜胜利教授。
《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
段润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70001)
摘要: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以《明史》
不立《道学传》,《王守仁传》归入大传不入《儒林传》而告终,争论的背后却隐含了史馆内存门户之见及其尊崇
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明史·王守仁传》主要取材于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
史稿·王守仁传》、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的一般情况。
关键词:《明史》;《王守仁传》;王守仁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3-0082-06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对王守仁学术思想的演变论述颇详。王守仁先在南昌倡导“致
良知”之教,再于绍兴从事讲学,广收门徒,其学术日臻完善。明代前期和中后期程朱理学一度成为官方
的主流思想,王守仁“心学”作为官方主流思想的对立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王学的产生和影响
无疑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良知论”的提出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雍正年间史官汪由
敦作《明史·儒林传序》时也把陈献章、王守仁作为明代学术的分水岭。他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
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自
陈献章、王守仁始,……宗姚江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
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1](卷16)殿本《明史》采纳汪由敦
《序》,为王守仁学术的评价定下了最后的结论。
王守仁“心学”自产生伊始,宗奉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如王守仁弟子邹守益说:“……至我阳明先
生慨然深探其统,历艰履险,磨瑕去垢,独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谤,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
稍如梦而觉,溯廉、洛以达洙、泗,非先师之功乎!以益之不类,再见于黔,再别于南昌,三至于会稽。窃
观先师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2](卷首,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王
畿也说:“我阳明先生,倡明圣学,以良知之说觉天下,天下靡然从之。”[2](卷首,王畿《重刻阳明先生文录后
语》)可见王守仁心学的产生,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其影响可见一斑。清人陆陇其则极力诋毁王
学,他在《三鱼堂文集》卷五《上汤潜庵先生书》中说:“窃谓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
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阳明之学不熄,朱子之学不尊,若以抵毁先儒为嫌,则阳明故尝比朱子于杨
墨,洪水猛兽矣!是以古之抵毁先儒者,莫若阳明也。今夫黜阳明,正黜夫抵毁先儒者也,何嫌何疑
乎!”[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提要《王文成全书》时也认识到了王学在当时的影响。“隆庆壬申
(隆庆六年,1571),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盖当时以学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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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
其文章自足传世也。”谢廷杰仿《朱子全书》之例而刊刻《王文成全书》,认为“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
推尊之如此”。程朱理学作为官方主流思想的情况下,学者之间关于“朱陆异同”的争论势必很热,而这
种争论必然影响到清朝官修《明史》。
本文通过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王守仁传》的编纂过程、朝野学者对《明史》是否设立《道学传》的
争论及《王守仁传》的归属、殿本《明史·王守仁传》的取材等诸多情况的分析,探讨清官修《明史》的过程
中,朝野学者就此问题的交流、与官方互动关系及其对清官修《明史》的影响。
《明史·王守仁传》成书经过
清朝官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1645),但顺治朝《明史》修纂几无成果。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
修纂工作全面展开,史官毛奇龄先按馆例草拟《王文成传本》一卷,他在卷首中说:“此即史馆列传中草构
本也。馆例:史官入馆,先搜构其乡大臣事迹之在群书者,而后阄分其题以成之。文成吾乡人,因构此
本。其后同官尤展成阄题得《文成传》已取此本作传讫,而草还故处。今录此者,以为其事核,足以征信,
且亦以为未成之史,非秘笈,言之者无罪,可览观焉!”[4]由此可见,毛奇龄的《王文成传本》已为尤侗撰
《王守仁传》之参考资料,尤侗《王守仁传》收入其《明史拟稿》中。[5]史官张烈对尤侗《王守仁传》深为不
满,而另撰《王守仁传》,惜今已不存。但它体现了清官修《明史》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史官不
仅关注自己分撰的部分,还关注其他史官所撰的部分及其史稿,就不满意之处积极发表看法或亲自另
撰。张烈本人极力推崇程朱之学,贬低王学。他另撰《王学质疑》一卷,立门户之见,对王守仁及其弟子
加以鞭笞。如《读史质疑三》中认为王学“破坏程朱之规矩,蹂躏圣贤之门庭”。[6]毛奇龄的《王文成传本》
和尤侗、张烈草拟的《王守仁传》上之史馆,总裁在此基础上加以审定和参考了新的资料,从而形成了万
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康熙五十年,毛奇龄可能对此三稿多有不满,而发现其所拟的《王文成传本》
又多有散佚和谬误,故另嘱其子毛远宗等补辑,毛远宗辑成《王文成传本》(续补)一卷,与其所撰《王文成
传本》合为两卷,附入其《西河合集》中。[7]王鸿绪在《王文成传本》和前三稿的基础上,经过详细的审定和
修改,形成了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而后来的殿本《明史·王守仁传》则在毛奇龄《王文成传本》、
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和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四库本
《明史·王守仁传》则主要按殿本改定,只在卷末加上赞语和附有方炜的考证,这也是官修《明史·王守
仁传》值得珍视的成果。由此可见,《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中的一般情况,即经历
时间较长,几易其稿而成,且每稿之间既有因袭又有差异。
康熙二十三年前后史官所草拟的《王守仁传》陆续完成,但不意味着王传就此而定,其中的奥妙在于
明清之际关于王守仁“心学”与程朱理学异同的争论波及到官修《明史》,史馆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对
《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以及王派弟子的归属问题。
《王守仁传》归属争论
康熙二十三年,史官先后所拟的《王守仁传》陆续上诸史馆,但只是史稿。总裁面对的不仅是对史稿
审定、修改或否定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明清之际关于王守仁学术评价问题十分
激烈,争论不休,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批判态度,有的甚至持攻击态度,但都力求自己的主张得到史
馆采纳。对此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史馆是如何采纳、综合各方意见的?这是一个颇堪玩味的问题,也
可以就此透视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官方的主流思想。
当时《王守仁传》归属的争论焦点有二:一是《明史》是否设立《道学传》的问题;二是王守仁及王派弟
子归属问题。但实际上所涉及的两个问题是相互交叉讨论的,并没有截然之分。康熙二十三年史馆拟
定了指导《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徐元文等主张《明史》仿《宋史》体例,设立《道学传》。
检《修史条议》,其中涉及《道学传》的条款有四:其一,确立以程朱一派为标准,将薛‘、曹端、吴与弼、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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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晟、胡居仁、周蕙、章懋、吕、罗钦顺、魏校、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列入《道学传》,认为陈选、张元祯、
罗伦、周瑛、张邦奇、杨时乔等人虽尊崇程朱,而论说已不存,故不入《道学传》。此条确定了入《道学传》
的标准是以程朱一派为正统。其二,评说明儒源流门户,辨别学术异同,认为“王门弟子江右为盛,如邹
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安福四刘(文、敏、邦、采)、二魏(良器、良政),在他省则二孟(化鲤、秋),皆卓
越一时。”建议刘宗周、王守仁入《名卿列传》,其余总归《儒林》,确定将王守仁归入《名卿列传》,并详细辨
别了王派弟子异同及其归属。其三,指责浙东学派,认为“阳明生于浙东,而浙东学派最多流弊”。此条
似有委婉指责王学之意。其四,指出凡立《理(道)学传》中者皆胜于儒林,指责王学流弊。由此可见,《修
史条议》主张设立《道学传》是以程朱一派为标准,而王守仁则归入《名卿列传》,王派弟子归入《儒林传》。
王守仁在明代学术和事功非常突出,只有既有事功可记又有学术可道之人才能入《大传》,这主要是针对
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言,故把王守仁列入《名卿列传》,从地位上讲并不贬低王守仁,只是把王守仁排挤
出《儒林传》与《道学传》之外,这与张烈、陆陇其等极力贬低王学和王派学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隐含门户之见。如黄云眉先生在《明史编纂考略》中说:“若张烈、陆陇其之反对立《道学传》,与徐元文等
主张立《道学传》,其目的皆在排挤王学,修史而出以门户私见,固不足以言史法矣。”[8](P132-133)是有
一定道理的。徐氏兄弟倡导订立的《修史条议》,基本上对王守仁及其学术定下了一个基调,王守仁既不
入《理学传》,也不入《儒林传》,而入《名卿列传》,王派弟子归《儒林传》。
《修史条议》建议设立《道学传》及其划分标准,在朝野学者中引起很大反响,除彭孙遹等少数人赞同
外,汤斌介于可立可不立之间。汤斌认为《明史》如仿《宋史·道学传》例,则将王文成、邹守益、罗钦顺等
合为一卷入《道学传》,强调在《序》中平叙各派学术源流及其弊端,反对因门户之见而“肆讥弹”。可以看
出,这种主张目的是想平息当时各派之间的争论。《明史》如不立《道学传》,则将薛‘、王守仁俱入大传,
不入《儒林传》,这与《修史条议》主张将王守仁入《名卿列传》实出一辙。而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张
烈、陆陇其等多持反对态度,但反对的理由各有不同。现分别论说如下:
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反对《明史》设立《道学传》,①此书对《明史》编纂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他认为《修史条议》以程朱一派为标准的划分方法不当,反对将王守仁归入《名卿列传》,指责《修
史条议》对王学持苛刻的态度,建议去除《道学传》,一切归入《儒林传》,至于“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
后人择而取之。”②黄氏主张将王守仁归入《儒林传》。他的这种标准也贯穿到《明儒学案》中,他在撰《明
儒学案》时采用“互见”、“两存”的方法。如莫晋在再刻《明儒学案序》中说:“凡宗姚江与批姚江者是非互
见,得失两存。”黄氏在《明儒学案》中专立姚江学案,辨别各派学术异同。他在《明儒学案序》中说:“盈天
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
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功夫着到,不
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书以
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则抵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牙、白苇之归耳!”[9]
史官毛奇龄也主张《明史》不立《道学传》,他在《辨圣学非道学文》中指出:“向在史馆,同官张烈倡言
阳明非道学,而予颇争之,谓道学、异学不亦有阳明,然阳明故儒也。徐司寇闻予言,问道学是异学何耶?
予告之,徐大惊,急语其弟监修公暨史馆总裁,削道学名,敕《明史》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而以阳
明隶勋爵,出《儒林》外,于是道学之名则从此削去,为之一快!当是时,予辨阳明学,总裁启奏,赖皇上圣
明!直谕守仁之学过高有之,未尝与圣学有异同也。于是众论始定。”[7](卷122,《辨圣学非道学文》)毛奇龄
主张不立《道学传》,认为王守仁为明代故儒,他赞同史馆将王守仁列入大传。
史官朱彝尊也反对《明史》设立《道学传》。他在《史馆上总裁第五书》中说:“……儒林足以包道学,
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
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且明之诸儒讲洛、闽之学者,河东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数人,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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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修史条议》中为《理学传》,而朝野学者有的说《理学传》,有的说是《道学传》。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四《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关于此问题亦参见朱端强先生《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中华书局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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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当在宰辅之列。今取余子标为道学,上不足拟周、程、张、朱,下不敌儒林之盛,则莫若合而为一,于
篇中详叙源流所自,览者可以意得此。”[10](卷32)强调《明史》只立《儒林传》,并在《序》中详叙各派之源
流。姜胜利先生认为:“黄、朱二人的观点比较接近,他们都是从学术分类上否认道学可以自成一派,因
此不主张立《道学传》。”[11](P39)这是很有道理的。
史官张烈也主张不立《道学传》,但他的理念及与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不同。张烈标榜程朱理学,
极力贬低王学及其王派学人,立门户之见。张烈对王守仁及王派学人的攻击,亦可在其所著《王学质疑》
中略知梗概。其中对王守仁颇多牵强附会之词。张烈主张不立《道学传》的理由是:“若有明一代堪立
《道学传》者谁乎?纯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过。真西山、许鲁斋而光芒横肆。如阳明者假孔孟以文禅
宗,藉权谋以标道德,破坏程朱之规矩,蹂躏圣贤之门庭。嘉、隆而下,讲学者遍天下,人人各树宗旨,卒
之纳降于佛老,流遁于杂霸总以成。其争名利,攘富贵之私,辱圣门莫甚焉!而溯其原始,阳明实为首
祸,如此而列之道学,恐天下后世稍知圣人之道者,必以史臣为无识矣!愚故疑《道学传》可不立也。”[6]
他还将明亡之原因归罪于王学。反对黄宗羲等主张将王守仁列入《儒林传》。其主张不立《道学传》是处
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无法回避王学在当时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因为门户之见,对王守仁“心学”固持贬
低态度,故为了排斥王学而主张不立《道学传》,但仍赞成《修史条议》将王守仁列入《名卿列传》。
陆陇其也同张烈一样极力攻抵王学。陆陇其在《答徐健庵先生书》中说:“间尝见张武承《读史质疑》
云:‘明史道学传可以不立’,初甚骇其论,潜玩味之,觉此言非孟浪,尝窃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后人不
必尽学。……非必薛、胡诸儒不及周、程、张、朱,但作与述须有辨。道学未明创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
道学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尊道学于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
儒之实。《宋史》、《明史》相为表里,不亦可乎!”[3](卷5)可见陆氏把朱子学与王学视同水火,陆氏正是在
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主张不立《道学传》的。李晋华先生认为在《明史》是否设立《道学传》的问题上将陆陇
其与汤斌视为介于两可之间者,确有不当之处。
史馆在综合各家观点之后,采纳了黄宗羲、朱彝尊、毛奇龄、张烈、陆陇其等人的建议,最后决定《明
史》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但仍坚持《修史条议》中将王守仁归入大传即独自为一卷的决定。史
馆的最后定论实际上也间接地平息了这场激烈争论,反对者对王守仁不入《儒林传》而比较满意,而宗奉
者对王守仁入大传而心服口服。值得一提的是,徐乾学等人能改变自己的主张,广纳朝野学者的建议是
难能可贵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清官修《明史》过程中朝野学者与官方的互动关系,清朝官方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肯定和采纳了朝野学者的建议,集思广益,体现了《明史》编纂过程中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朝野学者对于《明史》是否设立《道学传》的争论,实际上围绕的主旨就是王守仁及其王派
弟子的归属。史馆的决定成为后来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及殿本《明史》依据的准则,但对王
守仁弟子的处理上则各不相同,如万斯同《明史稿》将其弟子分散在各传之中。王鸿绪《明史稿》卷一百
八十五《王守仁传》附徐爱、钱德洪、王畿、程文德、何廷仁、黄弘纲、刘邦采、刘阳、魏良政、蒋信、翼元亨、
季本、王艮、林春、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蔡悉。殿本《明史·王守仁传》只附翼元亨。其余弟子或入
《儒林传》中,或入大传,如钱德洪、徐爱、王畿、王艮、邹守益、程文德等入《儒林传》,方献夫等入《列传》。
《四库全书》本《明史》则按殿本《明史》录入,只在《王守仁传》末加论赞及卷末附方炜的考证。
《明史·王守仁传》的取材
殿本《明史·王守仁传》是在毛奇龄《王文成传本》(简称毛氏《传本》)、尤侗《王守仁传》(简称尤
《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以下简称万《稿》)、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以下简称王《稿》)
的基础上不断地融会、删改、修订而成,可谓兼采众家之长,故其行文流畅,文字优美,读来有酣畅淋漓之
感。需要说明的是,毛远宗之《王文成传本》(续补本)因内容不出万《稿》,而万《稿》又在其前面成书,故
在考证《明史·王守仁传》的取材时对其略而不论,张烈所撰之《王守仁传》今已不传,故未能对此加以比
较,只能从现存的资料入手,《明史·王守仁传》的取材大体可分为三类:
首先,毛氏《传本》与尤《传》成为万《稿》和王《稿》修订的基础,故毛奇龄和尤侗对《明史·王守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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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书具有草创之功。
毛氏《传本》和尤《传》经万《稿》改动之后,《明史》沿用万《稿》。如毛氏《传本》曰:“乃请设和平县于
和平巡检司于氵利头,乃归。”万《稿》改之为:“乃于下氵利立和平县,置戍而归。自是境内定。”《明史》采纳
万《稿》。尤《传》曰:“余奔九连山,选精锐七百人,衣贼衣。”万《稿》改之为:“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
《明史》沿用之。又如尤《传》曰:“嘉靖六年,思、田土酋卢苏、王受挟故土官芩猛子邦相反,两江大震,总
督姚镆屡讨无功,阁臣张璁荐守仁代镆,苏受等素习守仁威名,大惧。”万《稿》曰:“嘉靖六年,思恩、田州
土酋卢苏、王受反,总督姚镆不能定,乃诏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明史》均采用万
《稿》。
毛氏《传本》和尤《传》经王《稿》在万《稿》的基础上改动之后,《明史》采纳王《稿》。如毛氏《传本》曰:
“守仁至赣,先查民间之通贼者,立十家碑法。”万《稿》曰:“守仁至,知军门左右多为贼耳目,贼中动静,守
仁无所知,乃立十家碑法。”王《稿》删去“乃立十家碑法”,《明史》采用王《稿》。
毛氏《传本》和尤《传》经万《稿》、王《稿》改动之后,殿本《明史》在此两稿的基础上略加改动和润色,
或使句子简略,或使句子语气通顺。如毛氏《传本》曰:“史者曰:‘龙川、新民卢珂、郑志高,吾仇也。彼将
袭我,故设备,吾敢防官军哉!’”万《稿》增加为:“遣使赉牛酒,问设备故,仲容诡言:‘卢珂、郑志高我仇
也。将袭我,故为之备,非虞官军也。’”不仅增补了史事,而且还将“防”改为“虞”。王《稿》曰:“守仁劳以
牛酒问故,仲容诡言珂、志高,仇也。将袭我,故为备,非虞官军。”《明史》曰:“容诡言珂、志高,仇也。将
袭我,故为备,非虞官军。”又如毛氏《传本》曰:“十五随父官京师,尝从亲串,游居庸关,纵观边寨形势,怅
然而返。”王《稿》曰:“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与诸属国夷角射,因纵观山川形胜。”《明史》改
之为:“……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势。”《明史》删去王《稿》之“与诸属国夷角射”之句。毛氏《传本》曰:
“乃以平贼功升右副都御史,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尤《传》曰:“捷闻,升由副都御史,叙子
锦衣卫百户,十四年乞归。”万《稿》在其基础上补充其功绩,“一时领兵之将不过二三书生及偏裨小校,而
平数十年巨寇如垃朽,远近惊如神,进右副都御史。”王《稿》改之为:“守仁所将皆书生及偏裨小校,……”
后略部分与之相同。《明史》改“书生”为“文吏”;再参照王《稿》补充为“予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
户。”尤《传》曰:“贼奔象湖山,佯言退师,出奇兵夺贼险,又破之,捣巢四十三所,斩获大酋詹师富等七千
有奇,捷闻,加岁俸一秩。”万《稿》之同《传》曰:“……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师富授首。”王《稿》采
用之,殿本补充史实,将“师富授首”改之为“指挥王铠等擒师富”;尤《传》曰:“贼从崖下招呼与之相应,久
而贼觉之。”万《稿》改之为:“贼不知而下招之,遂上据其险。”王《稿》简洁为:“贼下招之”,省略了招之的
原因是不知实情。《明史》将两句综合为:“贼招之上。”
其次,万《稿》在前两稿的基础上增补新史料,成为王《稿》和《明史》修订的基础。如万《稿》增加方献
夫、霍韬上疏内容,王《稿》和《明史》或因袭或删改。万《稿》曰:“自国初以来,未有轻易征剿者,今一举荡
平,若拉枯朽,劳苦功高如此。议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
社稷,专之可也。”王《稿》删去“劳苦功高如此。”《明史》采纳王《稿》。万《稿》还增加了王守仁后代之袭爵
情况,《明史》采纳。
再次,清官修《明史》拟定《王文成传》从史料取材来看,主要是对王守仁事功的史料采纳较多。除毛
奇龄《王文成传本》、王《稿》对王学评价略同外,其余诸稿都认为王守仁“心学”与程朱理学相悖,这也体
现了清初学人及史馆对王守仁学术评价上的差异。如史官毛奇龄认为王守仁学术与“宋学相反”,但肯
定了王守仁的事功。史官尤侗推崇王学,在《王守仁传》末论中说:“至其良知之学,直揭本原,而诋其邪
说,至今未已。嗟乎!天下有可与权者,而未可与学道乎哉!”[5]万斯同《明史稿》则认为王守仁学术“入
于恍惚不可知矣!”[12]王鸿绪《明史稿》则直接指出王学“颇多流于禅”,与朱子相异,……然自守仁与朱
子标异趣,学者翕然从之,颇多流于禅,以故宗洛、闽之教者多诋诃心学云!”[3]殿本《明史》曰:“衿其创
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讳矣!”
综上所述,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史官除分撰自己分得之题的同时,亦参与《明史》体例等诸问题
的探讨,而朝野学者如黄宗羲等也积极参与,他们的建议对史馆的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王守仁
传》编纂源流的情况来看,清官修《明史》的过程中史馆内确实存在门户之见,清朝官方的主流思想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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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程朱理学,在这种大背景下,王守仁“心学”被视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是不足为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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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斯同.明史稿[Z].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王剑
ACommentontheCompilingofWangShouren’s
BiographyOftheMingHistory
DUANRun2xiu
(SchoolofHistory,NankaiUniversity,Tianjin,370001,China)
Abstract:WhenQinggovernmentcompiledtheMingHistory,thehistoriographersdebateduponthe
questionwheretheBiographyofWangShourenshouldbeplacedandhowtoappraiseWang
Shouren’stheory.FinallytheBiographyofWangShourenwasnotrankedinBiographyofAca2
demicCircles(《儒林传》).Thecontroversyreflectedthesectarianisminhistoriographers’institute
andthemainstreamthoughtsofrespectingConfucianschoolofidealistphilosophyoftheSongand
Mingdynasties.
Keywords:theMingHistory;WangShouren’sBiography;WangSho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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