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
第27卷第1期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LudongUniversityJournal(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an．，2010
Vo1．27No．1
宋明理学知行观道德内涵刍议
刘奎杰，王公伟
(鲁东大学政法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摘要：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知行及知行关系被理
学家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由知行关系到格物致知，理学家同样赋予格物致知以丰富的道德意蕴，并把格物
致知作为一种提高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理学家的知行观，迎合了统治阶级加强道德教化，巩固宗法等
级秩序的需要，对促进封建统治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重视知行关系道德价值的同时，却漠视了人
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
关键词：宋明理学；知行；格物致知；天理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39(2010)01—0046—04
《礼记·大学》云：“自天子以致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1]73中国伦理思想格外重视道德
修养，希望通过人的德性人格和内在精神的提升
与完善，以实现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的统治秩序。
但自唐末经宋至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动荡不安，
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意识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
级急需恢复并强化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以稳定封
建统治。于是，宋明理学应运而生，作为宋明理学
重要内容的知行观受到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在知
行内涵、知行关系上，从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
仁到王廷相，理学家见仁见智，看法不尽相同甚至
截然相反，但他们致力于促进封建社会和谐稳定
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对知、行伦理道德意蕴的关照
是统一的，由此折射出其知行观形异而质同的价
值取向。
一
、知行关系及其道德内涵
理学家从各自学派立场出发，对知行及其关
系的厘定各抒己见，从知先行后、知行相须、知行
兼举到知行合一，几种观点或同或异，甚至迥乎不
同。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主张“知先行后”，王守
仁则以“知行合一”明确反对“知先行后”，而王廷
相以“知行兼举”既反对程朱“知先行后”，也反对
陆王的“以知代行”。然而，仔细检阅理学家对知
行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理学家莫不重知，以知
为先，以知为本，在知行定义及关系论证上均注重
知行的道德内涵及道德践履。
(一)几种知行观
知先行后。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主张知先行
后，以知为本。程颐说：“学以知为本，取友次之，
行次之，言次之。”[21381程颐以知为先、为本，行为
从属，重知轻行一目了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知
先行后说，认为“致知、力行……论先后，当以致
知为先”。_3J1是故朱熹亦认为知行论其先后，必
以知为先，即先掌握了行的知识、义理，后才能在
知的指导下行。陆九渊在知行观关系上主张先讲
明，后践履，他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吾友学未博，焉知所行者是
当为，是不当为?”H¨‘学”、“问”、“思”、“辨”
在先，“笃行”在后，即先博明事理，再去践行，才
能不致犯错。陆九渊与程颐、朱熹分属不同的学
派，但在知行观上所持观点一致，都以知为先，以
知为本，都强调以知指导行，反对不知而行，未知
冥行。
知行相须。二程、朱熹不仅重知，而且重行，
注重知行兼重，知行相须。二程语：“知之深，则
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
是知的浅。”[21211二程认为知行紧密联系，相互依
赖，“行”依赖于“知”，“知”依赖于“行”，知行不
可分离。朱熹一方面强调知先行后，另一方面又
收稿日期：2009～09—14
作者简介：刘奎杰(1974一)，男，山东泰安人，鲁东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公伟(1966一)，男，山东烟台人，哲
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鲁东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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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知行常相须”l3l1的命题，认为践履中有致
知，致知中也有践履，知行不可截然分开。他说：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
见。”_3_1知行犹若目足，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知行兼举。王廷相认为不能离行而说知，应
该把知与行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见闻、思、行
j者统一起来，才算是完整的认识过程，他说：
“学之术二：日致知，日履事，兼之者上也”，“精于
仁义之术，优入尧舜之域，必知行兼举者能之
矣。”在知行问题上，王廷相既反对程朱强调
在知上下繁琐功夫，也反对陆王以知代行的做法，
反对脱离实际履事，泛讲求知。认为真知必从行
中来。王廷相注重直接经验，强调精思，对行对知
的反作用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这一点王廷相与其
他理学家是有差别的。
知行合一。王守仁认为“知”与“行”是一个
功夫的两个方面：“知是行的注意，行是知的功
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
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l6“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
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王守仁看来，
“知”是“行”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行”是“知”
的归宿和完成，突出了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思
想。王守仁明确以知行合一的知行观反对程朱将
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
“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造成重知轻行的学风。
王守仁由知行合一进一步推了“知即是行”的
结论，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
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l。ll叭“一念发动处”，
“便是行了”既是王守仁“知行合一”论的需要，又
是其消灭恶念唯留善念的动机论的需要。
朱熹特别赞扬伊川学说，认为“知”是“知天
理”，“行”是“行其理”，是“天理”由客观付诸于
主观行动的过程；但在陆九渊眼里，“知”是“知本
心”，“行”是“行其心”，是“本心”由主观向客观
推广的过程。理学家以知为本，突出了知对行的
指导、监督、规范作用，把行置于知的引导范围之
内。从行对知的依赖和知对行的指导来看，知行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行而无知便是盲行，妄
作。因此，理学家一方面强调知行相须，缺一不
可，知行同时进行，不分先后；另一方面，程朱又提
出知行要分先后，这似乎白相矛盾，朱熹对此的解
释是前者是本原性的、抽象的；后者是具体的、就
一事而论的。理学家对知行谁产生谁的问题并不
感兴趣，其立论基础是功能论而不是发生论，探究
的焦点在于知行的道德内涵、封建伦理以及知行
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上，因此，“知先行后、知行
相须、知行兼举和知行合一”并无本质的区别，只
是对知的重点观照来自不同的角度罢了。
(二)知行观的道德内涵
理学家之所以对知给予如此高的关注度，是
因为知蕴涵着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思想武器。宋
明时期，整个封建社会动荡不安，伦理纲常遭到破
坏，理学家为挽救衰世，重整统治秩序，在对知行
的界定中赋予知行丰富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内涵，
在理学家那里，“知”指道德规范，伦理纲常，“行”
指践履封建伦理道德，一言以蔽之，即“知伦理，
行道德”。二程把知与行归结为道德原则与践履
之间的关系。朱熹认为知是人的天赋之知，是人
人生而有之的“天理”，行是在此“天理”的天然合
理的要求下践行“天理”的有关内容。陆九渊认
为知是“明心”，是知“吾之本心”，行是“践履”，
是行“天理人伦”。“吾心”即是天理，天理先验的
存在于“本心”之中，故陆九渊主张“道不外索”，
应向个人人心上下功夫，要做到“存心”、“正心”，
以便行为得当，行事符合道德标准。王守仁在以
往理学家的基础上，对知行观的道德内涵做了进
一步的发挥，他提出了“知行合一”说，推演出“一
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的结论。在他认为，如果
把知行分作两件来看，对于消除违背封建宗法统
治的意念不利，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
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
去禁止。”_6l1知行一分为二，便给不善的恶念提
供了庇护的可能和生存的土壤。恶念内在于人
心，看不见，摸不着；恶行外化于人的行为，是可观
见的，恶念是恶行的源头和根据，恶念只要萌生，
即使未外化为恶行，对社会同样是有害的，因此有
必要把恶念消灭于萌芽状态。王守仁“知即是
行”的结论为消灭人之不善的意念提供了可能，
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
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叭
恶念即恶人，恶念即恶行，所以，恶念必须受到批
判和谴责，人们应该放弃、克服恶念，不可有半点
违逆之心。人们想的、做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
应该是统一的、相符的。王守仁知行合一的主观
动机就是要人们“破心中贼”，做一忠臣良民。
从理学家对知行所赋内涵来看，知行及知行
关系均未脱离伦理道德的范畴，知即先验之知，无
．47·
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把知视为先天的、
固有的代表伦理道德的良知；行是在此良知指导
下对伦理道德的践履。所以，理学家所讲的知行
均属于道德范畴，知行具有道德属性和伦理价值，
知具有超然的、形而上的地位，知是行的依据，是
行的根本，是行的出发点；行是知的外化，是知的
内在要求，是知的最终归宿。道德观念、道德目
标、道德规范、道德情感、道德选择及道德践履无
一不在知的统摄之内。行为是否合乎封建礼教，
知提供了一整套评判标准，任何脱离知指导的行
都是冥行，妄行，无知之行，没有任何道德价值，甚
至很容易行出有损封建礼教的事宜来，因此，理学
家一致呼吁知先行后，以知为本，把行纳入知的引
导、监督下，其济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可见一斑。
二、知行与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大体意指考察事物，获得知识。因
与知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格物致知也受到理学家
的格外重视。格物致知源于《大学》：“致知在格
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因学派体系的不同，理学
家对格物致知与知行关系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但
在道德归属上看法却是统一的，无一例外的将格
物致知归于道德领域。
(一)格物致知侧重于知
朱熹对格物致知特别推崇，朱熹把认知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格物穷理”，就是要穷尽
事物之“理”。他说：“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
尽事物之理。”[3]2跎第二阶段为“致知”，就是推致
先天固有的知识，“若不格物，何缘得知?”[3j2从
朱子对认知的阶段划分来看，他把格物和致知同
归于知的范畴之内，凸显了格物致知对知的侧重。
陆九渊与朱熹不同，朱熹主张向外“格物”以“格
物明理”，陆九渊主张向内“格心”，以“发明本
心”。朱、陆“格物”、“格心”虽然指向不同，但目
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明理”。“致知”在朱熹那
里是“理”的自我体认，在陆九渊这里“致知”却是
“心”的自我融合，虽然形上的本体不同，但承认
知的先天为我所固有却是一致的。王守仁反对朱
熹的“即物穷理”，反对向外求理，认为“吾性自
足”，应该求理于“吾心”，他把“格物”诠释为：
“格”为“正”，“物”为“事”，“格物致知”就是“正
意念”、“去私欲”，而回复到自然“灵昭明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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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格物”就是端正人们的行为或意念，以去恶
从善，因而，“格物”便不能完全归于知了，而应该
归于行或侧重于行了，这一点有别于朱熹。“致
知”是“致吾之良知”，“良知”是先天固有的天赋
本性，“致知”也被归之于知。王守仁认为，朱熹
“析心与理而为二”是错误的，“先生日：先儒格物
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
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
反来诚得自家意?”l1王守仁认为朱熹求理于万
事万物，方向不对，也无助于自家诚意的证明，存
在目的与手段的脱节。针对朱熹的学术弊病，王
守仁提出了“致良知”说，把致知纳入“致良知”体
系之中。“致良知”是其“知行合一”观的延伸和
深化，省去了向外格物的环节，实现了目的与手
段、本体与工夫、良知与笃行的统一。
(二)格物致知的道德内涵
就像注重知行的道德内涵一样，格物致知也
被理学家归到道德的范畴之内。在道德践履过程
中，朱熹主张存理去欲，陆九渊主张存心去欲，王
守仁提出致良知。在朱子那里，“知”是先验的存
在着，“格物”是达到“真知”的手段、方法。他说：
“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
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
须要穷格得尽。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
当进其友。如此之类。”l3附朱熹提出“从天理，
灭人欲”的主张，怎样才能明达天理呢?朱熹的
功夫人路便是“格物穷理”，上至太极、无极，下至
草木昆虫，亦都有理，必须通过“格物”“穷极”事
物的“理”，久而久之，便能“豁然贯通”，达到对
“理”的体认。在道德修养上，陆九渊主张“存心
去欲”，“发明本心”。在他看来，“万物皆备于
我”，因此需要收拢此心，沉思静想，以彻悟“本
心”。陆九渊说：“所谓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
知也，故能明明德于天下。《易》之穷理，穷此理
也，故能尽性至命。《孟子》之尽心，尽此心也，故
能知性知天。”l4_2粥“穷理、尽心，先立乎其
大”，_4J枷是以“本心”为大，“本心”是形上的、以
“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王守仁提出“致
良知”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
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JlH“良
知”即“天理”，是天所赋予，是先验的是非标准和
道德规范。理学家注重格物致知的道德内涵，其
目的是“穷天理，明人伦”，除尽弊于“心”上或昧
于“理”上的物欲私欲、不善之念，体悟“天理”、
“本心”，践履天德良知，彰显伦理价值，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三、知行观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的
统一
理学家不仅赋予知行丰富的道德内涵和伦理
意蕴，而且理学家本人也是知行理想的虔诚信徒
和忠实实践者，甚至可以说，理学家本人就是实行
他的知行观的工具。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的知行观肯定了知行结合即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
结合的重要性，他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
jl钾为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朱熹还提出了
“致知、敬、克己”等修养身心的方法。作为心学
的集大成者，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心学独创，
把道德要求与道德实践合二为一，其晚年四句教
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
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l3伽更是为其
主观唯心主义知行观作了最好的注脚。理学家对
我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作了系统、完整的阐释，把
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无论是程朱的客观
唯心主义之“理”，还是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之
“心”，虽然对“知”与“行”存在着认识论和工夫
论上的差异与纷争。但寻其学术使命，正诚如张
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_8J究其德性皈依，则是推行
以宗法关系为基础、封建伦理道德与政治制度相
统一的“三纲五常”。无论是圣人君子还是庶民
百姓，作为知行主体的人，都要在封建伦理政治的
教化与制约下“知”“三纲”，“行”“三纲”；“知五
常”，“行五常”，将知的理想价值和行的实践要求
有机统一起来。为发挥人的德性本质，程朱、陆王
无不重视人格世界的开拓，特别是德性人格的开
显，知行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无疑有助于
完善人的道德智觉，开发生命的德性价值。因此，
在事实上，理学家无不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的
统一论者，无不注重通过反省、慎独等修养身心的
途径来提高自己的德性生命，实践“内圣外王”的
人生理想。
当然，理学家眼中的知行关系与今天认识与
实践意义上的知行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当今认识
领域和实践领域，知行鲜有道德伦理内涵，知行孰
轻孰重根据需要而定。对未知领域的先行探索意
义巨大，行的成功失败没有善恶意义，只有科学上
的价值。但在理学家那里，知行关系始终处于伦
理道德范畴之内，天理人伦超然在上，有着普世的
价值，美丑善恶，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先验的存在
着，行在本原上即没有探索的必要及意义。知是
对伦理道德的体认，行是伦理道德的践履；知是形
上的，本原的，是行的观念、方向、行之结果的善恶
评价标准。知的道德内涵同样获得了至上的神圣
性，道德观念是先验的，道德目标是既定的，道德
情感是向善的，道德选择是唯一的，因此，道德行
为是可循的。为达到与天理合一的圣贤境界，理
学家又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格物致知的合理性、必
要性和可操作性，认为可以通过读书格物或发明
本心或致良知，革尽物欲、私欲，只存心存理，那么
日用操守间便行的高尚、行的正确，就能达到孔子
“知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贤境界。是
故，王守仁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惊人之语。
但是，理学家对知行内涵的伦理关照以及“去人
欲，存天理”的疾呼，漠视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
神追求，是要劳动人民安贫乐道，恪守封建礼教，
给劳动人民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是对人的主
体价值的严重摧残。
参考文献：
[1]孔丘．大学·中庸[M]．杨洪，注．合肥：安徽人民
出版社．2002．
[2]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0．
[3]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
书局出版社，1986．
[4]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王廷相．王廷相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
书局，1989．
[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6．
[7]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1997．
[8]黄宗羲．宋元学案：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责任编辑雪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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