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里的大食堂
——岁月划痕之二十四
搬到相府胡同后，我一直以为胡同西口对面的那条小胡同，是个死胡同，因为它除了入口两边各有一个院门之外，里边都是墙，两墙之间又窄到仅几十公分，很像是另一个院子的通道。
上学之后才知道，它不是死胡同，因为我新交的好朋友梁同学说，穿过这条胡同就是他们家。他还陪我走过一次这个胡同。
胡同大概有二三十米，可走在里边的那种荒僻危险感，却让人觉得很长。正如我猜的那样，穿过胡同还真是一个大院儿，不过大院儿的西边还有一个门，出了那个门就到了梁同学所住的紫河套了。
虽然小胡同不是死胡同，但我除了找梁同学，一般都不走它，害怕。可到1959年初的时候，我却得天天走了，因为我们家入了街道办的居民食堂，而食堂就在紫河套里，这条无名小巷是我们去食堂的最近的路。
在这之前，大办公共食堂的事儿就嚷嚷得挺凶。最开始听到的是好消息，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以到食堂白吃白喝。可后来又听说徐水的试点搞砸了，刚搞仨月就成了没吃没喝。所以人们对入食堂的事儿都持观望态度。
不过街道干部们热情很高，家家户户地动员，后来就是强制了，双职工要无条件加入。小儿妈没工作，她们家可以不入。全哥夫妇都上班，但王大娘没工作，他们家也可以不入。喜子的父母都上班是跑不了了。
我们家有我奶奶做饭，我觉得够了不入的条件，可街道干部说，我奶奶没户口，不算常住人口，还得入。父母觉得入了也好，省得奶奶受累做饭，就同意了。
听说农村的大食堂吃饭是不收钱的，可我们这个食堂收，另外粮本上的粮油指标也得转到食堂。
在我的印象中，食堂是为机关单位那些有身份的人服务的机构，我也能吃上食堂，很兴奋，挺愿意往食堂跑。
我们的这个居民大食堂位于紫河套中部路西的一个大院儿。紫河套原来是古莲花池通向北护城河的排水沟，因沟水呈紫黑色，故名紫河套。清光绪年间河套被填平，辟为古旧市场，并逐步成为极具古城文化色彩的繁华之地。可到办大食堂的时候，这里已经败落，铺面基本都改为一般住房，住房前又搭满向外延展的小屋，街道已被挤成逼仄的小巷。
大食堂所在的院子是一个东西两边开门的大院，大食堂位于院子中部，两边都住着不少居民。
大食堂南边是排队打饭的大厅，北边是做饭炒菜的操作间。没有可供吃饭的餐厅，打好饭还得端回家去吃。打饭的两个窗口就开在操作间面向打饭大厅的这面墙上。
打饭大厅东西都有门，估计原来就是这个大院的通道，从打饭大厅向西走，出了院儿就是城隍庙街。可在我的印象中，入这个食堂的只有城隍庙街以东的居民，没有城隍庙街及其以西的居民。
在打饭大厅的西门口安装着一台机器，食堂的人叫它锅驼机，可我看它只是烧蒸气用于做饭，并没有带动过什么设备，就觉得它是废物利用。食堂里煤炉边上还装着鼓风机，嗡嗡地一打开，炉火就能旺许多。看到食堂能有这些先进玩意儿，我还挺为我们食堂自豪的呢。
食堂开饭有规定的时间，可居民们为了能先打上饭，都会去提前排队，我们家把排队的任务交给了我。开始我觉得新鲜还愿意去，可后来就觉得乏味了，不入食堂的孩子放了学能开心地玩儿，我却得在食堂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排队的麻烦感也能传染，尤其是到了开饭的点儿，食堂的饭还没有熟，人们的牢骚话就多了。那时候经常上映一个电影，叫《南征北战》，我们胡同的三模儿就说，我们是“南蒸北站”，因为那个蒸饭的锅驼机在南边嗡嗡叫，我们要在它的北边耐心地等待。
人们本以为入了食堂会节约出一些时间，可来回跑着打饭，还要排队，反而多费了时间。另外天一冷，打回家的饭都凉了，还得再热，也是麻烦事。
大食堂虽然用了锅驼机和鼓风机，可炒出的菜并不比家里的好吃。母亲解释说，这是上了讲究的，叫“大锅饭，小锅菜”，意思是说，大锅做的饭香，小锅炒的菜可口。可大食堂做的主食有时还赶不上家里，比如馒头就经常蒸得又酸又小又硬。
刚入食堂时，实行的是份饭，打饭时要划“饭本”。入食堂后每家发一个饭本，前面登记着入食堂人员的相关信息，后面则是表格，竖向是日期，横向是早、中、晚。打饭时炊事员根据饭本上的信息，打给相应份额的饭菜，并在表格相应的位置划勾，以防有人重复打。
刚入食堂时感觉炊事员给的份饭，分量还是比较足的，但后来日见减少，一般只能吃到三四成饱。由于粮本上的粮油都转到了食堂，父亲还得想办法到农村买高价粮。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7元，而那时的高价粮要5角多钱一斤，所以每月也买不了多少高价粮。
由于顿顿饭都吃不饱，我跟着奶奶打饭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饭菜能多出一倍二倍的，那样我就能敞开肚皮随便吃了。于是，我就盼望着炊事员给我们打过饭之后，忘了划勾，可这样的事情竟然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一次在食堂打饭时，三模儿跟我说，有一种叫“消字灵”的东西，能去掉字迹。如果能找到这种东西，就可以擦掉饭本上的勾，重复打饭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神奇的东西，觉得他是在瞎编。
可后来发现，他不是瞎编，他真的找到“消字灵”并使用了。这么机密的事儿，当然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而是炊事员发现的。有炊事员给他的饭本划勾，感觉有点儿不对劲，那格子里有淡淡的蓝色，便多了心，有意盯着他。之后他再打饭时人家特意记下他已经打过，等他擦掉那个勾再去打时，人家抓住了他，并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怎么处理的我已没有印象，但此事发生后不久，食堂取消了饭本，改用饭票。
我觉得食堂改饭票与此事有关，可食堂贴出的通告却说是应群众要求改的，说是一些人有事儿想少打饭或者多打饭，都不好实现，很有意见。食堂接受批评，特意将饭本改为饭票。
新发的饭票是长方形的，比邮票略大，有棕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等等，反正都是浓重的深色，上面印着粗粮几两，细粮几两。另外还有菜票，印的是几角几分。饭票按每人的定量购买，菜票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或多买或少买。
饭票和菜票上除了盖紫河套食堂的公章之外，还盖着管理员叶老师的私章。叶老师有三四十岁，挺高，白白胖胖，戴眼镜，挺像老师的，就是不知道她原来是哪个学校的老师，为什么要改行来管食堂。
因为管理员是老师，我很敬重她，觉得她应该像我们张老师那样负责任。可后来发现她管理的食堂并不咋样，比如食品卫生就不好，炒的菜肯定没有洗干净，因为牙碜是常事。有时粥里会有虫子或老鼠屎。遇到这种情况，母亲会把虫子或老鼠屎拣出，继续让我们喝。我们也觉得很正常，知道倒掉就没的喝了。只有一次母亲下决心倒掉了，因为那次打回的菜汤中发现了半截蛔虫。
虽然食堂的饭菜都不如家里做得好，可我吃着却特别香，刚吃了这顿儿就惦记着下顿儿，恨不能刚吃完饭又接着打饭。
奶奶可能是看着心酸，竟然给我讲起了她吃过的好东西。她说那时候城里卖的油酥烧饼两子儿一个，那是层层酥，还带芝麻，咬在嘴里那个香啊，听得我都掉口水。可我听着买烧饼要用“子儿”，觉得不对劲儿，就问她“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她遗憾地说，解放前啊！我心说，怪不得人家给我们家定的成份是中农呢，原来我们家解放前能吃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啊。
自从食堂改用了饭票，我看到饭票就亲。我们家的饭票就放在小菜橱的一个硬纸盒子里，谁去打饭谁就从里边拿。不过每顿拿多少早已提前计算好，不管能不能吃饱都不能多拿，不然月底就会断顿儿。
那个小菜橱是1956年父亲从美利金笔行调到国光文具店时买的，是我们家添置的第二件正式家具（第一件是1954年买的那个新的迎门桌），不过它是旧的。它原来是美利金笔行的杂物柜，父亲调离金笔行时正好赶上它停业处理东西，就买了这个柜子。这个柜子高只有1米多点儿，宽也就80公分，但结构复杂，左有上下两层的错开门横柜，右有外开门竖柜，最下面还有3个小抽屉。买来后我们把它当了菜橱，但也放一些票证什么的。
有一次我在学校与同学玩儿了“撞拐”，回家饥肠辘辘，可晚饭仍然只有一个棒子面饼子，一碗稀粥，吃下去就跟没吃似的，肚里仍然空落落。我饿令智昏，竟然打起了饭票的主意。我装模作样地在菜橱边上学习，等到奶奶和母亲都出了屋，立即从菜橱中拿了二两粗粮票，奔赴食堂。食堂还没关门，我买了一个棒子面饼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边吃边往回走，路上正好碰上了喜子。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从食堂买饼子的事，就把手背到了身后，可晚了，他已经看到了。平时都是我和奶奶一起打饭，要拿着盆啊篮啊的，这次我一个人从食堂方向回来，又没有拿什么家什，只拿一个饼子，他就多了心，非常问我饼子从哪儿来的。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应答，就实话实说了。
可没想到这实话实说让我惹上了大祸，后来他也偷拿自己家的粮票，他父母发现粮票少了问他时，他竟然说，他看见了，是我拿的。
他父母也不想想，喜子看到我偷拿他们家的命根子，他能同意吗？他能不说吗？可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不说瞎话，就找我的父母来算账。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父亲在家，他立即在门口喊我，一见面就瞪着眼珠子问：“是不是你拿了喜子家的粮票？”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怔怔地说：“没有哇！”
父亲见我不承认，还火了，骂道：“这怂孩子，还嘴硬，没偷他怎么说你？”
骂声未落，父亲已举起大巴掌冲我奔过来，我转身就跑，但还是迟了，头上重重地挨了一掌。
身后传来奶奶的吆喝：“你问清了再打！”
我逃跑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父亲的第二掌落空了。我很快就跑出了胡同，看看父亲没有追赶，我才松了口气。
我不敢回家，就去转马号。过了吃晚饭的点儿，我还不敢回去。直到天大黑，马号的人都很少了，我才硬着头皮蔫蔫地往回走。
我悄悄溜到大门口，偷偷往里看，发现我们家亮着灯，却没有动静。于是又溜到门口偷看，发现屋里竟然没有一个人。
这下太好了，我刺溜儿一下跑到屋里，掀开床帘就钻到铺底下，我终于回家了。我们家铺底下放着煤球，怎么蹲都不合适，索性我就躺在煤堆上。没想到还很舒服，有睡在床上的感觉，于是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小国！小国！”梦中奶奶在叫我，我听得非常真切，就醒了，原来奶奶真的在叫我。我迷迷瞪瞪地爬出来，看到父母和妹妹、弟弟都在床边看着我。
奶奶生气地说：“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小子藏在这儿了！快洗脸吃饭吧！”吃完饭，父母没说什么就让我睡觉了。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父亲就上班走了。他上班的炼焦厂离家很远，骑车也得走一个小时，所以走得早。这下我有点儿放心了，他要等到下个星期天才回家，估计早把这事忘了。母亲叫我起床后，也没问我此事就去上班了。
母亲走后，我告诉奶奶，我偷拿了我们家的粮票，可确实没拿喜子家的粮票。我说：“我去他们家玩儿，从不翻东西，他们家的粮票放哪儿我都不知道。”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我的父母没有再提，喜子的父母也没有再提。可我心里委屈，就去找喜子算账，气势汹汹地问他：“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偷你们家粮票啦？”他不吱声。
我抬高嗓门说：“明明是你拿了，你为什么说是我？”
他偷眼看着我小声说：“我怕挨打。”
“你怕挨打也不能让我挨打啊！”
“对不起。”
我知道喜子胆小怕事，就不跟他计较，又和他一起玩儿了。我再去喜子家时，他的父母也再没提此事，好像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奶奶却放不下这事儿，想起来就跟我说喜子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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