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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不倒翁”-冯道
2017-04-18 | 阅:  转:  |  分享 
  
乱世“不倒翁”-冯道

(以下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雷同,不胜荣幸!)

摘要:

关键词:道;为人;处世;正直;圆融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再一次进入了军阀割据的大分裂时期,众多割据势力彼此纷争不断,黄河流域先后产生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个较为强大的王朝,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又陆续出现过十个较小的割据政权,是为“五代十国”。此外,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主要有:东北的契丹、西北的高昌、西南的吐蕃和大理等国。

但是,在这乱世之中,出现了一个传奇人物——冯道。冯道一生基本贯穿五代,他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四朝,俸事过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存厚、后唐末帝李存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佑、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再加上辽太宗耶律德光,共十二主。冯道为官从政五十余年,“累朝不离将相、三师、三公之位”[1]。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不倒翁。后世对于冯道的为人处世之道訾议颇多,那么,冯道之“道”是什么呢?该如何看待冯道之“道”呢?

一、冯道的经历

冯道,五代时滚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字可道。他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天祐中公元907年,刘守光署为幽州掾。征召为掾属守光守光怒,置于狱中,寻为人所救

刘守光败,遁归太原,张承业虽是宦官,但为人正直,用人唯贤而不问出身,不遗余力地提拔冯道辟为本院巡官。承业荐,

李嗣源镇压邺都兵变,却与变兵合流李存勖死于乱军之中问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何在?”重诲:“为学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

李嗣源病死后,宋王李从厚被召回洛阳,在李嗣源的灵柩前即位为帝。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专擅朝政,,趁机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叛乱。追谥曰闵皇帝

李存厚出逃后,冯道便率百官开城迎接李从珂,并拥其继位为帝,是为后唐末帝,同年五月,李从珂罢去冯道的宰相之职,让他出镇同州,授任匡国军节度使。清泰二年(935年),冯道被召拜为司空。此时,后唐政权已趋没落。

天福元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冯道俸事的第六主)勾结契丹,灭唐称帝,建立后晋,是为后晋高祖。冯道进入新朝,官职依然是宰相道尝上表求退,晋祖不之览,先遣郑王就省,谓曰:卿来日不出,朕当亲行请卿。道不得已出焉。当时宠遇,无与为比。

高祖病逝后,冯道与景延广商议,立石重贵(冯道俸事的第七主)为帝,是为后晋出帝。出帝继位后,加授冯道为太尉,进封燕国公。开运元年(944年),朝臣中有人在晋出帝面前离间道:“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如禅僧不可呼鹰耳!

会同九年(94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冯道俸事的第八主)攻入晋都汴梁,灭亡后晋。冯道曾在晋时出使契丹,耶律德光很敬慕冯道。到达西楼,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无迎宰相之礼。因止焉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

天福十二年(947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即后汉高祖

同年,刘知远病逝。太子刘承佑(冯道俸事的第十主)继位,是为后汉隐帝。河中、永兴、凤翔三镇节度使联兵反叛。朝廷屡次征讨,都未能平叛。八月,隐帝命大将郭威节度讨叛诸军。郭威临行前向冯道问策,冯道道:“守贞自谓旧将,为士卒所附,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则夺其所恃矣”[10]。郭威听从他的建议,果然使军心归附,终于平定叛乱。

乾祐三年(950年),郭威(冯道俸事的第十一主)在邺都起兵,攻入汴梁,汉隐帝遇害。郭威认为后汉群臣一定会拥戴自己即位,在见到冯道时,如往常一样向他下拜,冯道殊无意”[12]。

显德元年(954年),周太祖病逝,养子柴荣(冯道俸事的第十二主)继位,是为后周世宗。北汉显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闻之,辍视朝三日,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曰文懿

二、冯道的为人处世之道

冯道,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传奇人物。纵观冯道的一生,不难发现,冯道纵横五代乱世,可谓是平步青云,如鱼得水。况且,冯道身处五代乱世,其所作所为颇受当时人敬仰,得到了时人的普遍赞誉。宋初宰相范质这样评价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间无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14]。薛居正称赞说:“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15]。但是到北宋中期以后,欧阳修却说冯道是“无廉耻者”[16],司马光更斥其是“奸臣之尤”[17]。自此以后,历代文人对于冯道的贬低远远高于赞誉。

冯道历来为人们所诟病的无非是他的忠节观念。抛开这两点来看冯道的为人处世,会发现一个真实的冯道!

(一)体恤民生艰辛、助里

冯道父亲去世,守丧在家的时候“遇岁俭(饥),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18]。还有一次,冯道俸事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明宗)问道曰:‘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诗甚好。’遂命侍臣录下,每自讽之”[19]。冯道不仅自己将自己的财务拿出来救济穷苦百姓,还能实实在在为百姓着想,这在盛世之中都十分少见,更何况是在乱世之中呢!

(二)为官廉洁、严格自律。

打仗,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席草而睡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自己不开小灶,与仆厮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的工资经常接济左右下属同事

(三)待己甚严、不贪女色。

人有了权位,一不贪钱,二不好色者少之又少。不过,冯道却兼能之。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军士将掠来的美女送给,他推却不去时,就安置起来,等到战争结束找到原来的亲人再送她们回去

(四)富有远见、重视文化。

即使改朝换代,冯道都全力推动,二十年不辍。乱世中能够由如此文化盛举,与冯道个人努力不可分。

宽容大度、奖掖贤能。

冯道担任宰相期间,”[28]。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

三、对冯道忠节的辩正

冯道历来为人们所诟病的无非是他的忠节观念。

诚然,从冯道的经历来说,是很不忠的。但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该用超脱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观。五代乱世,文人无地位,武人好造反,三帝十六年的后梁竟然是五代史上国运最长的朝代。这些朝代可以说既无正统,又无人心,要求一个没有多少地位的文人,去为了一个外族建立的,每隔个十来年就换个皇帝,对百姓横征暴敛的王朝死节,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再加上五代真正称得上明君且有所作为的仅后周两位皇帝而已,其他皇帝,要么残暴不仁、要么反复无常、要么有勇无谋、要么御下无能,都非乱世雄主。所以冯道对待这些皇帝也是不同的。刘守光是冯道经历的第一个皇帝,冯道初仕,险遭不测。而李存勖、李嗣源对于冯道多有赏识,冯道也兢兢业业为其工作,政绩显著。在石敬瑭手下,冯道虚与委蛇,与之周旋。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仅仅一年便患病死去了,其子刘承祐继位,御下无能,内部动乱。到了后周柴荣之时,冯道风格大变。“会河东刘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议欲亲征,道谏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并是太宗亲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冯道何相少也!’乃罢”[28]。柴荣亲征北汉,冯道力谏皇帝,甚至以唐太宗讽刺柴荣,逼得柴荣愤然不已。这与后世人们老奸巨猾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以冯道的世故肯定不会犯这等错误,所以,冯道看似以唐太宗讽刺柴荣,实则是赞扬柴荣堪比唐太宗。唐太宗的皇后长孙就曾对唐太宗说过“君明则臣直”的话语。而冯道自做“魏征”,希望柴荣能像唐太宗一样接纳自己的意见,那么,冯道的力谏对不对呢?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北汉刘崇亲率3万骑兵,又联合辽军5万,倾巢出动,攻打后周。而柴荣初登皇位。根基薄弱,且毫无作战经验

后世人们对于冯道最为争议的一点就是冯道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32]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冯道说:“”[33]。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直率:“无城无兵,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冯道说:“。”[]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算上大智大勇

所以,冯道非但不是无耻奸臣,而且从冯道的各个方面来看,冯道都称得上是具有大智慧和非凡勇气的一代廉吏一代能臣一代贤“国老”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5.

[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5.

[3]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5.

[4]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5.

[5]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5.

[6]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511.

[7]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5.

[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5.

[9]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5.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511.

[11]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5.

[1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13]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14]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511.

[15]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16]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5.

[17]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511.

[1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19]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20]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6.

[21]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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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6.

[24]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512.

[25]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512.

[26]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27]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2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29]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6.

[30]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6.

[31]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3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33]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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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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