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和平的），一个或两个混合的小区。（在和平的城市中，用最近有紧张状况出现的小区来代替“易
于发生暴力的小区”这一类别。）回答者是基于识字与否来选择的。如果小区中50%的穆斯林和
30%的印度教徒不识字，那么小区20个访谈的样本中（10名印度教徒，10名穆斯林）将会包括5
个不识字的穆斯林和3个不识字的印度教徒。所有小区都以这样的程序来进行。
每个城市中会培训包含两个研究助理（一个是印度教徒，一个是穆斯林）的小组，6个城市
共有12个研究小组。为了保证回答的可靠性，穆斯林受访者由穆斯林研究助理进行访谈，印度教
徒受访者则由印度教徒研究助理进行访谈。这样，我们在6个城市总共有700个代表性访谈和近125
个精英访谈。
调查被用于两个不同的目的。第一个是研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于政治、政府机构、警察、
宗教和历史的态度，特别是对社区间日常形式的接触的认知。
第二个目的就是，对族群冲突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标准性批评进行回应。立法、行政和
官僚机构的运作所要处理的基本是精英政治的制度化形式，与此不同，对社群主义
（communalism）、族群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往往是群众政治的一部分，它遭遇到现在流行（尤其是
后现代主义者的）的批评。一种常见的抱怨是，即使我们讨论的是“大众”，我们所获得的关于
社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资料（sources）最终还是会变为高度精英主义或者是“官方化”的。因为
我们会咨询政府报告；我们对一群挑选的政治领导人、教育和宗教精英、官僚和警务人员访谈；
我们读报纸，而这些报纸在贫穷国家并不必然能代表贫苦大众的意见。特别是，社区暴力研究中
官方报告的使用一直被强烈批评。有人认为官方报告不能相信，尤其是当政权（包括殖民时期和
后殖民时期）本身卷入或至少部分作为社区分化和暴力煽动者的时候。
要克服这些问题，搜集“非官方的记录”，我首先将调查以收集关于特定问题的简要口述史
的方式进行。这种调查方式是非常规的，因为那些进行抽样调查的人很少会进行口述历史的收集，
而那些收集口述史的人又很少会进行抽样调查。四成的样本（六个城市中700个分散的家庭户中
的280个）在年龄上都超过了60岁：目的是追索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关系的“地
方性记忆”。这个时间段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关系在国家和省的层面上的记录很多，但在城镇层面
上的记录很少。鉴于研究把城市作为分析单元，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地方资料只能部
分的以口头形式来生成。
而且，通过把识字与否作为一个分层的标准，我也在调查中收集了所谓“底层叙事”
（subalternnarratives）。如前所述，文盲可以作为印度底层的一个很好的标志：文盲的人往往非
常贫穷。而且，因为印度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基于识字与否的分层使我可以有接触到大量文
盲人口的机会，尤其是在穆斯林社区，因为他们很少被报纸或研究者所关注和访谈。与此不同，
通过抽样技术，我试图听到“底层的声音”。底层的声音往往被那些关注某一个城镇或村庄的人
所知晓。而如果想要在一个多城镇研究中接触到底层，分层抽样（即大致按照下层群体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来抽样）是目前具有最好代表性的、可以在方法论上自我辩护的方式。为了使得底层声
音尽量真实，先前的非常融洽的关系很重要，从而为被访问者创造一个没有威胁感的环境。
只有在有意义的情况下，调查资料才会被转化成统计数字：比如，对社区间日常接触的水平
和特征的评价或对历史、属人法（personallaws）和行政机构的态度。在文本型总结更为有效的
情况下，统计方法并没有被应用。
总结起来，研究主要使用了以下几种研究资料：（1）历史学家没有写作也没有口头记录的历
史时期的文献研究；（2）当代议题的文献研究；（3）在六个城市中精英访谈的立意和重点
（purposiveandfocused）访谈；（4）截面的分层调查研究，包括对不识字的穷人；（5）对1950
到1995年每天的《印度时报》的阅读，以理解这46年社区暴力的时期和大数分布。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邮编：100871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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