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欣觅辽宋夏金元之陶魂辽、宋、西夏、金、元朝，短短三四百年，却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大动荡时期。尤其在北方地区，与大汉统治的宋朝政权同时并存的，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西羌的一支）建立的西夏，直到彪悍的蒙古族彻底终结孱弱的南宋——那些常年游动并不甘寂寞的少数民族，都曾强有力地觊觎并部分地实现过控制中原的宏图大志。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历史进入这一阶段时，燃烧了数千年且象征中华文明的陶瓷之火，究竟呈现何种状态？
除了人尽所知的宋代“五大名窑”：官、哥、汝、钧、定。这样的划分结果，又一次荒谬地阐述了黄河中游流域文化核心学说；尽管无数事实表明，此时长江流域的文明姿态已表现得极为强势，比如景德镇湖田窑产出的影青瓷，或是浙江省龙泉县内的龙泉瓷，均丝毫不逊色于上述任何一个北方窑口产品，前提是那些“名窑”如果真的都存在的话——不论是界线模糊、窑址难寻的官、哥二窑；还是被国际陶瓷学术界广泛质疑的钧窑（比如北京故宫所藏为数众多的“宋钧”即被西方认为是元末明初时期产品）；抑或是经历了南北迁徙、技流分化的定窑；而汝窑尽管凭借1987年清凉寺汝瓷窑址的发掘正名，却也因为产品特征容易被后朝模仿而为人诟病。
反之，观察该时期那些位于南方所谓的“中小窑系”，比如位于江西省吉安永和镇的吉州窑瓷，种类繁多得令人难以想象：这里既有建窑的黑釉瓷、定窑的白釉瓷、景德镇的青白釉瓷、仿“哥窑”的百圾碎瓷，还有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釉瓷等等，呈百花齐放之态，且各自保持鲜明的特色。举这个例子，并非要否定北方窑系的重要，所否定的只是那些于文化中心一元学说下所诞生的意味着呆板、陈旧的评判标准。客观地讲，辽宋夏金时期的北方地区，仍旧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发端于陕西的耀州窑，河北的磁州窑、辽宁内蒙的辽瓷、宁夏银川的西夏瓷……等等，其间的种种优秀特质亦演化为元代景德镇陶瓷业号令天下所必须借鉴吸收的宝贵经验。
因此，当我于国庆假期来到中山，参加一次全国性质的辽宋夏金元陶瓷联展时，面对好友郑志海先生携中山古陶瓷研究会的会员们于过去整整一年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便有充足的理由表达我的个人敬意。正是他们，当明清瓷器在南北大行其道时，面对一项在内地仍属空白领域的命题，300多天的日子里，足迹踏及26个省市，在内地陶瓷藏家赝品收藏比例超过95%的状况下，在充分考虑地域、窑址、风俗等差异的基础上，在“权威专家”、文博机构鉴定证书满天飞的情景中，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征集任务。
耿宝昌先生来了，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收藏家协会以及全国各地收藏家协会的负责人也都悉数到齐。在我的印象中，这大概也是国内陶瓷界“官方”研究机构与民间收藏机构第一次完整地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在内地遭遇陶瓷收藏文化断层的状况下，这样一场只能由民间发起的专业展览，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宋代吉州窑荷塘鸳鸯纹枕
南宋修内司官窑灰青釉贯耳瓶
宋代潮州笔架山窑青白釉鱼形壶
辽代三彩印花卉纹花口盏
金代山西窑红绿彩人物雕像
金代耀州窑月白釉钵
西夏酱褐釉开光剔折枝牡丹纹广口梅瓶
元代龙泉窑梅子青釉模印堆贴八仙人物八角高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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