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无形小辈战乾坤——人与细菌之战
细菌是生命世界最古老的一页，早在35亿年以前，它的老祖先已经涉足地球了，当然，现代的细菌和古生代的细菌，有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能否定细菌是最古老的物种之一。
某种意义上讲，地球上的大部分物种都是古代的细菌，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逐渐进化形成的。这里也应该包括人类。
细菌是生命世界中又一极端数量对策者，繁殖力和适应力非常强，和昆虫、啮齿目相比，细菌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昆虫、老鼠只是和人类争夺粮食的话，那细菌却和人类争夺生命。就人类而言，许多传染病是由细菌引起的。
众所周知的，结核菌可引起结核，霍乱弧菌可引起霍乱，鼠疫尔森氏菌可引起鼠疫，鼠疫又叫黑死病，曾夺走过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
人类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细菌传染，谁也说不清楚，但瘟疫、战争和饥荒并称为人类的三大灾难却很早被人写进了神话传说。
其实并不是所有病源微生物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感染人体。细菌对人体的感染过程也就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同细菌斗争的过程。如果病原菌的毒性小于机体的免疫力时，机体能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迅速将其排除或消灭，不造成传染，称为不传染。
如果病原菌侵入低免疫力的机体时，机体不能迅速将其排除或消灭，病原菌略占上风或和机体免疫力形成对峙局面，从而出现隐性感染、显性传染或带菌状态。
通常状况下，我们可能经常受到细菌的入侵，是我们免疫系统默默无闻地，使这一切化险为夷，以致使我们觉得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随便提一下，即使健康人体内也会产生癌细胞，我们之所以不会得癌症，这也要归功于免疫系统及时把癌细胞清除至体外的缘故。所以，虽然我们经常受到细菌的攻击，但我们却总能安然无恙。
但当我们年老体弱时，或者巨大的情绪波动都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这个时候，人体患病的机率就大大增加了。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几乎完全丧失，所以对正常人几乎无法感染的病原体，也会对他们造成致命的感染，而且他们极易患癌症。一般讲，艾滋病毒并不直接致人于死地，艾滋病患者总是死于感染或癌症。
在人这个种群中，免疫力有着广泛的差异，免疫力低下的人被传染的机率也大，所以许多免疫力低下的人，没有留下后代就死于细菌的感染。能留下后代的总是一些免疫力强的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的后代免疫力也较强。经过这样一代又一代残酷的，也是仁慈的自然选择，人的免疫力总是越来越强。但同时，在细菌界也进行着选择，那些传染性强的细菌总是更容易生存，所以细菌的传染性也越来越强。
这一现象在生物学上叫协同进化，在生物的进化史上，这是一种十分广泛的现象。
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传染病无药可治的历史一去不返了。青霉素能有效抑制细菌细胞壁的肽聚糖的合成，因此在治疗结核、细菌性肺炎、梅毒等传染病中具有神奇的疗效。
在那个时代里青霉素创造了一个神话，许多青霉素未发现以前十有九死的传染病，通过使用青霉素都奇迹般的康复。青霉素甚至被称为神药。
1946年，即抗生素在二战中广泛使用仅5年后，医生们发现青霉素对葡萄球菌不起什么作用。这没有难倒药物学家，他们发明或发现新的抗生素(往往是从在他们访问异国他乡时，作为纪念品带回的土壤样品中发现的)。在这些新的抗生素强攻之下，微生物又一次屈服了。但细菌又重新聚集起来，其变种具有抵抗最新药物作用的能力。只要有新药出现，就会产生新的细菌变种。竞赛就这样进行着。
在整个竞赛中，总的来说，药物略略领先，如结核、细菌性肺炎、败血症、梅毒、淋病和其它细菌性传染病已逐步被征服。不可否认，有些人死于这些疾病，而且至今仍有人因这些疾病而死亡，但人数毕竟不多，而且死的不是那些细菌尚未破坏致命系统之前就使用抗生素的。
布法罗医疗保健中心的托马斯·比姆博士说：“80年代人们的感觉是我们已经征服了每一种传染病。”科学使我们确信，真正的挑战在于征服癌症、心血管病和其他慢性疾患。
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舍温·纳兰德在其畅销书《我们如何死去》中写道：“医疗曾声称战胜了传染病，但变成了幻觉。”细菌的确很精明，特别是它们的进化方式。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和昆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的原理是一样，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药物环境下，也只有产生抗药性的细菌更容易存活。科学研究表明，青霉素的抗性细菌和DDT的抗性家蝇一样，它们能产生一种酶，把青霉素变成对细菌无害的物质。
和昆虫、啮齿目相比，细菌更容易产生突变，更为糟糕的是细菌还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抗药基因，传给无关的微生物。传递时，一个微生物散发出能吸引另一个细菌的一种招惹剂。两个细菌接触时，它们通过一个小管连接起来，交换一种称之为R因子的胞质基因。通过这种交配方式，霍乱菌从人体肠道内的大肠杆菌那里获得了对四环素的抗药性。因而，虽然说抗生素的确没有创造抗药基因，但我们却发现，人类发现的每一种抗生素，细菌总能找到办法对付它。
塔夫法大学斯图尔特博士在1992年所著的《抗生素的悖论》一书中说：“抗生素的使用在有记载的生物学史上空前地激励了进化变革。”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斯特利·法尔科说，有迹象表明，细菌是“聪明的小魔鬼”，其活动之诡秘连科学家也从未想到过，例如：在妇女服用四环素治疗尿道感染的时候，大肠杆菌不仅会产生四环素的抗药性，而且会产生对其他抗生素的抗药性。利维说：“几乎是，好像细菌在抵抗一种抗生素的时候，就能很策略地预料到会遭到其它类似药的攻击。”
同时，对抗生素的滥用，是在不自觉地加速的细菌抗药性的进化。医生通常在没有弄清病情是否是细菌引起的之前，总喜欢开出一半抗生素，而每一次对抗生素的使用都增加了细菌的抗药性。许多人也习惯于没有搞清病因之前服用或注射抗生素，抗生素的一二次奇效，总让他们感到这是万能的灵药。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细菌都致病，在正常人的皮肤表面，上呼吸道、口腔、肠道等粘膜表面栖息着正常菌群，通常它们并不致病，而且对病原菌有一定的拮抗作用。阻止病原菌的入侵和繁衍。如果经常使用抗生素，会导致正常菌群失调，而产生菌群失调症。
象昆虫有害虫、益虫一样，细菌也有正常菌和病原菌。而抗生素却不分好坏地统统杀死，从而造成菌群失调症。这一点和农药不分害虫、益虫统统杀死。结果，反而帮了害虫的忙相似。
此外，有的农民用抗生素喂牲口，这倒不是因为农民特别耽心牲畜会受到细菌侵害，而是因为在饲料中掺上低于治疗用的小剂量的抗生素，牲口吃了能长得更快。美国全部的抗生素中竞然有45%是因为上述原因喂牲畜的。但这种行为无异于培养细菌的抗药性，虽然我们几乎从来不会吃牲畜肉中的细菌，因为通常的烹饪方法把细菌杀掉了，但细菌总有办法把这种抗性传递给侵犯人的病原菌。结果仅仅为了多赚一些，我们可能把性命都赔上了。
在人类使用抗生素的这段日子里，人类的免疫力没有进化，但细菌的进化却一天都没有停止。现代人一生中至少也有几次使用抗生素，有的甚至经常使用。如果抗生素对细菌不再起作用，而自然界已没有供我们发现的抗生素。到那时，恐怕抗生素挽救的生命都要加倍赔偿。
细菌引起的瘟疫也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可怕。甚至无法排除灭绝人类的可能。其实，能够引起人体生病的微生物并不只是细菌一种，除细菌以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致病微生物——病毒。病毒的DNA能和细胞的DNA整合到一起，治疗更为困难，严重影响人类的安全的艾滋病就是由艾滋病毒引起的。
人类该是反省的时候了，的确，我们拥有智慧，拥有科学技术，我们坐在飞机上，超越了生命的速度和高度；我们手握猎枪，拥有狮子和老虎都不可战胜的能力；我们踏上了月球，嫦娥奔月的神话成为了现实；我们登上了世界的塔尖——珠穆朗玛峰，我们穿过了生命的禁区——南极大陆。
人类的能力的确巨大，但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呢?我们用农药向昆虫世界宣战，我们却失去更多的粮食，我们用鼠药向鼠群进攻，鼠害却更加猖獗，我们用抗生素向细菌作战，我们却发现细菌一次又一次地反败为胜。
“我们不要过分沉醉予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定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我们应该沉思了，科学行之有效，是否一定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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