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形象新论
王进
鲁迅的文化形象问题，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瞿秋白的一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再加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似乎是为鲁迅做了历史的定格：瞿秋白的论断是：“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毛泽东的论断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陈丹青赵瑜小闲事被神化的鲁迅横眉怒目的斗士鲁迅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在于他经由文学进入了一种游戏式的存在状态，一种同他的存在哲学相契合的文本创造状态和生命表达状态。从作品本身入手，我们能发现一个游戏的、幽默的、文学化的鲁迅。而一旦我们进入鲁迅作品的内在视界就会发现，鲁迅面对历史中的沉重，选择了一种极为轻松自由的游戏精神，并以之同黑暗现实捣乱。鲁迅的整个写作，特别是以杂文为主的后期写作，都是一种极为自由、洒脱的游戏，它是一位智者对宇宙古今的从容的把玩与凝视，他不是仰视历史的遗产，而是拆解了历史，又潇洒地重构了历史。鲁迅的幽默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理念，这是一种鲁迅式的幽默，他以其独特的语言系统(如“二丑”、“工头”)和独特的思维系统(从正经处寻出幽默)，放肆而又开心地撩起荒谬的面纱，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的广阔时空中的人间悲喜剧，同时也完成了一个真正文学化的个体生命。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1927年7月23日26日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这篇演讲是民国十六年在广州的演讲。民国十六年对鲁迅来说，大抵是不平凡的一年。此前的他经历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的混乱，随即又在运动失败后的幻灭感中漂泊于厦门、广州等地数日。年末，鲁迅终于在上海安定下来，寻得寄托一身之地。在1928年末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追忆往事之事，鲁迅也曾提到“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可见鲁迅并不将他的这篇讲演看作是生命中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事件，而是放在心上，时不时会拿来咀嚼一番。鲁迅与魏晋时代的缘分孙伏园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里说过：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魏晋文章”不仅是鲁迅作品风格和笔调的“魏晋化”同时是其人格主体精神的“魏晋化”更具体为鲁迅于十年沉默期生成的“嵇阮情结”。近年来，美国学者詹姆的一句话经常被中国人引征：“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詹姆正是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而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维度上认可“政治知识分子”的说法：即身处大动荡时代的中国，鲁迅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政治意识，不可能不表现出政治倾向，即使有人想远离政治，现实政治也不容你远离。但鲁迅不是政治家，他是政治意识强烈、政治倾向鲜明的文人。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一年多之后说：“世间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他概括自己“对于鲁迅之认识”：“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在说鲁迅“是个人”时所强调的，鲁迅是“有文学天才的人”。他是文人，是文学家。他思想的犀利性、洞见性主要基于感性个人体验，而出之以文学性的、并非政治性也并非哲学性的表达。他的思想方式和语言方式都带有浓重的个人印记，他建立起了独异的意义世界和语言世界。詹姆许广平例如，鲁迅对于革命的论述，最近在讨论鲁迅与左翼文学的时候常见论及。关于鲁迅思想的转变，关于他的左倾，关于他对政治斗争暴力革命的看法，过去我们认识不足。主要问题是单一和片面，总希望以一个概念就说得全面透彻。鲁迅在广州生活工作时间很短，但思想却有着剧烈的变化，经受了思路轰毁的痛苦，既印证了从中国历史观察得来的想法，又对革命有了切身的体验，从而形成自己的观念：革命很容易变成反革命。革命毁灭辛苦获得的成果，特别是文明积累，往往将好的坏的一起扔掉。而且革命者的动机不纯，素质低下，使革命事业背离了革命的初衷。由此到晚年，鲁迅对政治与文学关系及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但鲁迅的思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并没有得出绝对正确、永远适用的结论。他是敏锐的观察者，积极的探索者，但不是最终审判者。尽管他对革命运动怀着疑虑，但他仍然期望大变革，期望社会的进步，人性的改善。近些年来，由于我们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许多人在抱怨政治与革命，好象我们没有产生伟大作家的原因是受了政治的拖累。从历史上看，伟大的文学总是在伟大的革命中走向成熟。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中人们似乎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以远离政治和告别革命来保持自己的艺术贞操，鼓吹所谓的“纯文学”。我以为这种理论值得商榷。即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而论，在整个20世纪中，革命都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所谓“红色三十年代”和“红色六十年代”，指的就是这场世界性的政治狂欢，或者说20世纪文化的主题就是革命。在一场以颠覆为使命的文化转捩中，政治话语是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言说方式，作家参不参与政治是无法选择的，政治言说方式60年代全世界，马尔库塞和萨特都曾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并成就了一代大师，在中国的20世纪文学中，鲁迅和闻一多都曾以强烈的政治激情与革命的主流话语，然而他们也都成就了一代文化巨人。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政治激情是出于文化的良知而非政治的盲从，是对黑暗现实的文化抗议。因此，他们最终完成的是一个诗性的生命和诗性的人格，没有人会把他们当成政治的打手。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政治把你造就成了庸人，而是你以庸人的心态参与了政治，中国当代作家在巧妙地避开了政治的同时，也把自己造就成了庸人。因此，把自己不伟大的责任推给政治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因为当代中国文人已经高度地庸人化了。而一个毫无政治敏感与革命冲动的作家，几乎命中注定了与“伟大”无缘。只要看一下最近若干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取向，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聪明与世界大势是何其南辕北辙，其生命的质量与内涵是何其苍白无力。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里，鲁迅提出了一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两地书》）鲁迅说，《野草》里面有我的哲学，而且他说，《野草》是属于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们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属于鲁迅个人话语的一个作品。鲁迅的《野草》就成为我们去接近鲁迅灵魂的一个窗口，或者提供了一个途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反抗绝望”“反抗绝望”陈丹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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