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古代官学教育的发展演变（上）
【内容提要】
“官学中国朝廷直接举办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已经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教育。中央官学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办学宗旨是培养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中央官学在培育人才、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从200万年前开始，远古的人类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发生就根植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学习制作工具的经验和技术就成了人类教育的第一课，原始人在人工取火、采集、渔猎、制陶、战争、祭祀等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传递给年轻人，这就产生了教育，也就是说，教育是原始人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活动，并且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进行而发展变化着。
学校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场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取决于下面三方面的条件：
经济方面的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为社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足以使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物质生产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使脑力劳动者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事教育活动。比如最初形成的部落显贵，不仅把经济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不断增强特权，用世袭的方式垄断知识，从而垄断了文化教育活动。
政治方面的条件：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这些人不可能在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中产生，因此需要专门的机构进行培养，这就为学校教育的产生提供了需求。也就是说，阶级的分化、国家的产生，需要专门的机构培养统治人才来管理国家。
文化方面的条件：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是学校教育产生的催化剂。文字作为学习工具和手段，为学校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客观需要；知识的积累使学校教育有了专门的学习内容，但文字和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专门的场所予以实施，这就使学校教育的产生成为可能。
这些条件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具备，因此，一般认为学校教育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据历史记载，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成均”这样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郑玄在《礼记·文王世子》注中引董仲舒的话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9页）可见原始社会末期已有“成均”这样的大学。
学校产生以后，教育分化成两种形态，一种是专门设置的学校教育，一种是自然生活条件下的社会教化。
二、西周的官学制度
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夏、商学校教育制度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中记载，“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孟子·滕文公上》云“序者，射也”。《礼记·明堂位》又载：“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孟子·滕王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校，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12、14页）这些都说明夏、商已有“序”、“庠”、“瞽宗”这样一些学校。
西周的学校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组织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
（一）国学
“国学”是专为上层奴隶主贵族子弟设在天子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由大司乐主持。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8页）由此可知西周的“国学”按儿童年龄和程度分成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设在宫廷附近，大学设在近郊，天子与诸侯的大学名称各异。
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有五学之称，居中为“辟雍”，南是“成均”，北为“上庠”，东称“东序”，西曰“瞽宗”，五学的设立已有分学设教之意。诸侯所设大学，规模较小，仅有一学，以其半于辟雍，故曰“泮宫”。（靳乃铮主编《中国古代教育精粹》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大学的入学资格，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主要是“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者”。（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19页）大学的入学年龄不一，王大子15岁行冠礼，标志着已成人，所以15岁可以入大学，其他人二十而冠，则20岁入大学。大学的教育目标，服从培养统治者的需求，主要是“学大艺，履大节”，培养有德有仪、能征善战的统治者。由于西周的国策是“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需要礼乐，军事需练射御，所以教学内容以礼乐为重，射御次之。（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教材，单中惠、杜成宪主编《中外教育简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小学入学的年龄记载不一，《大戴礼·保傅》云“古者八岁出就外舍”。《礼记·曲礼上》记载“人生十年曰幼，学”。《尚书大传》则说：“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19页）这可能与贵族子弟的家庭地位有关。小学与大学的教学内容不同，因为年龄偏小，故以礼乐书数学习为主
（二）乡学
乡学是按照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域为一般奴隶主子弟和部分庶民子弟设立的地方学校，由大司徒掌管。关于西周地方行政组织的建制，《周礼·地官司徒》记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洲，使之相周；五洲为乡，使之相宾。”在地方行政组织的基础上，设立相应的地方学校，即一曰乡校；二曰州序；三曰党庠；四曰家塾。（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20页）
三、西周学校教育内容——六艺教育
西周学校教育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礼记·王制》载：“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文王世子》又载：“春秋学干戈，秋冬学羽籥”，“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周礼》中又记载，大司乐教国子以乐德、乐语、乐舞，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六仪，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大司徒以乡三物（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1页）由此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一般认为西周的教育内容以“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为主。
（一）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是西周时期的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奴隶主贵族的礼乐是紧密配合的，凡是行礼的地方，都需要乐的配合，礼乐贯穿整个奴隶社会，体现着宗法等级制度，对年轻一代的政治伦理道德修养起着重要作用。所以《礼记·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22页）可见礼乐教育非常重要，是整个六艺教育的核心。
“礼”最初指祭祀祖先天神的仪典、衣食住行方面的规则，到西周时成为明尊卑、别上下、维持世袭等级名分的制度。所以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有关于贵族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尊卑关系的规定，有关于贵族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方面的行为规则，还有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典章制度以及日常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方面的礼仪礼节。学中所教之礼，则为贵族生活中所必须的“五礼”（吉、凶、军、宾、嘉）和“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
“乐”的内容也很广泛，《诗·郑风·子衿》郑玄注“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说明当时的乐教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和乐器。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碉镂、建筑等造型艺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转引自张瑞璠《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二）射御教育
“射”指射箭的技术训练，“御”指驾战车的技术训练，是西周时期的军事教育，或者说体育训练，贵族子弟要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射御是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射的训练有五项要求：一曰“白矢”，二曰“参连”，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仪”。御的教练也有五项要求，即五御：一鸣和鸾，二逐水曲，三过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
（三）书数教育
“书”本义指书写，后延伸为书写的文字和书籍，“数”本义指数目，后延伸为算法和历数，这两项内容是西周时期的文化知识教学。学“书”首先学六十甲子的书写，这是文字教学的初步，继而学习“六书造字法”。史籍记载，西周已有字书，供小学文字教学之用。《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并注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但今已失传。
对儿童进行“数”的教学，首先学“数”的顺序名称及记数符号，然后学甲子记日法，知道朔望的周期，再进一步学习计数的方法，掌握十进位和四则运算，培养初步的计算能力。《周礼·地官·保氏》提出“九数”的说法，认为西周已有方田、栗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等计算方法。“九数”成为历史遗产，后经不断整理补充，奠定了《九章算术》的基础，这表明西周的数学教育已有丰富的内容。
由上可见，六艺教育包含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它既重视思想道德教育，也重视文化知识教学；既注重传统文化，也注重实用技能；既重视文事学习，也重视武备训练；教学要求既要符合礼仪规范，也注重学生内心情感修养，体现了文武兼备、知能兼求的特点，同时还能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注意小学与大学教育内容的侧重。六艺教育中有许多符合教育规律的历史经验，值得后世借鉴。
四、西周教育管理的特点——学在官府
西周(公元前1l世纪——公元前770年)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上实行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政治上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思想意识上由重神鬼逐渐变为重人事，强调以礼治国。这些决定了西周统治者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学在官府”指的是官学机构设于官府之中，即政教一体；奴隶制国家的学术为奴隶主官府所垄断，即“官守学业”；官学的教师就是官府的官吏，即官师合一，“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
“学在官府“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
惟官有书，而民无书
西周时期生产水平仍然有限，书写的材料主要书竹简、木牍，书写的工具主要是刀笔，以拙陋的工具在粗笨的材料上写出的书册，不仅笨重而且昂贵，只有官府才具有制作书册的财力和人力。朝廷为了政治需要，把历代帝王的典诰、礼制以及各种乐章加以记载，制成书册，藏之秘府，因此士人要想学习这些历代典制和本朝规章，就只能求之于官府。
（二）惟官有器，而民无器
礼乐射御作为西周时期的学习内容，仅靠口耳相传是不行的，需要一定的器物进行实际演练才能学会，这些器物只有官府才有。《周礼·地官司徒》谈到器物使用时说：“闾共祭器，旅共丧器，党共射器，洲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可见礼乐之器只有官府具备，要学习礼乐舞射只有官府的人才可以享受这些器物。
（三）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在宗法制条件下，子承父业，形成了家有世业的传统。家业世世相传者称为畴人，父子相继世居其官，称为畴官，子入官府，各从父学，称做畴人子弟。由于为官之人，学有专守，世世相传，于是造成了学术的垄断。
第二节封建官学制的兴起-----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所谓“稷下”乃指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的稷门（城西门）附近地区。齐国君王在此设立学宫，遂有“稷下学宫”之名。刘向《别录》中记载：“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稷下学宫”创立于齐桓公当政时期（公元前375---360年），到齐宣王时达到鼎盛，历时约150年。
一、稷下学宫产生的历史条件
稷下学宫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开始有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而齐国是封建化改革较早的国家。公元前386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田恒取代姜姓成为齐国国君，标志着封建制度在齐国确立。为了适应对内政治、经济变革，对外争霸称雄的需要，齐国统治者不仅网络招纳天下贤才，还试图培养一批新型人才，于是创办稷下学宫就成为齐国君王的明确意识。
稷下学宫还是当时养士之风的产物。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争雄加剧，为了增强国力，各国纷纷争养贤士，一时间蔚为成风，私门、公室皆养士。“公室养士”是指国君为了让士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以士为师友，用高官厚禄把他们养起来，并赋予重任的制度。齐国田氏向来爱才、重视养士，并以公室养士为盛。后来田氏凭借国家力量进一步扩大养士规模，并加以组织化、制度化，发展成为育士的学校，稷下学宫应运而生。
齐国也具备了兴办稷下学宫的经济条件。齐国地处东方，偏离征战频繁的中原，加之四境有天然防御屏障，故被喻为“四塞之国”。于是，齐国有了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使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较发达，特别是商业与城市的发展，使临淄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人口众多、市民殷实，经济的繁荣成为设立学宫的理想场所。
二、稷下学宫的性质
稷下学宫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西周时期的官学和汉代之后的官学都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独有的特点。
（一）稷下学宫是一所官方主办但又具有私学特点的特殊形式的学校。
稷下学宫由于是由养士制度发展而来的教育机构，并且始终不改变养士、用士的基本目的，这就决定了它是齐国官方出资兴办的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说，稷下学宫是官学。而且，像稷下学宫这种凡游学者皆来者不拒的做法，非官方出面兴办不可。数量可观的师生、高门大屋的学府，也是很多私学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从办学主体和办学目的来看，稷下学宫是一所官学。
但另一方面，由于稷下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而来的教育机构，它保持了充分尊重士子和学术的风范，官方对学宫的活动较少干涉与限制。稷下学宫的教学和学术活动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学者各授所长，遂使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带着弟子前来讲学、游学，各家各派在稷下都得到过比较充分的发展；稷下学宫的师生虽被赐予一定的官职和俸禄，但并不直接担任官职，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教师是择优聘任，其首席不由官方任命，而是由公众推举具有独立学者身份的人担当，称作“祭酒”，荀子便因其“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从这些方面来看，稷下学宫又具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特点。
总之，稷下学宫既发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从而使稷下成为各国人才云集的中心，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成就了许多学术流派，所以使齐国能在与各国的争霸中取得胜利。
（二）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为一体并兼有恣议作用的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是一所以学术活动为主要任务的高等学府，因此讲学活动十分兴盛，各家各派通过讲学活动实现着学术思想的嬗递和后继人才的培养。稷下的讲学活动实行兼容并包、自由辩论的政策，从而打破了门户之见，使稷下成为思想活跃、学术水平较高的文化教育中心。稷下的讲学活动还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据刘向《别录》记载：“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期会”就是稷下各派学者定期举行的讲演、辩论的学术集会。
除了讲学，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还表现为著述立说，稷下学者留下了学术风格鲜明的各家子书，如《孙卿子》、《田子》、《慎子》、《尹文子》等，还有集体劳动的学术成果，如托名管仲所作的《管子》，被认为是稷下先生的论著汇集，故人称作“稷下丛书”。（转引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58页）
“育才”是稷下学宫的一个主要任务，讲学与著述都是为了培养人才。〈管子·弟子职〉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教学到课后修习、从尊敬师长到个人修养，对稷下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样一份如此完备的学生守则，表现了稷下育才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从教育管理方面保证了人才的培养。
此外，稷下还是一个咨政、议政的场所，历史记载“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以干世主”。“议政干世”是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私家学派的共同特点，但稷下学宫的独特之处是它为各家学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固定、集中的议政论坛，为齐国聘请召集了一批高级顾问，这些学者说威王、谏宣王、劝泯王，成为齐国的谋士，为齐国的强盛作出了贡献。
总之，稷下学宫严格的教育管理、浓厚的学术氛围、活跃的讲学活动，良好的学校环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与议政相关联，使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
三、稷下学宫的特点
（一）学术自由
齐国创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招纳贤才、为齐国的兴旺发达出谋划策，因此在稷下的讲学活动和著述立说中，齐国一直坚持“不治而议论”，这不仅使很多学者有了生活保障，而且使他们无政事烦劳、可以专心著述。宽松的环境，给稷下学者以更多的学术自由，也使稷下能容纳百家，来者不拒。当时儒家、法家、道家、名家、阴阳家都有学者成为稷下先生的，他们在此发表演讲、相互辩论，促进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二）待遇优厚
稷下学宫发扬了礼贤下士的作风，给稷下先生以优厚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不治而议论”的政治待遇，学术地位的平等对待，礼节方面的尊重礼遇，还有物质生活方面的丰厚俸禄和高大府第。优厚的待遇反映了齐国君王求贤若渴的思想，也表明了稷下学宫发达的重要原因。
稷下学宫作为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办学方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不仅在当时具有显赫价值，就是今天也特别值得赞颂。
第三节封建官学教育的确立——汉代儒家经学教育
一、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一）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焚书坑儒”、“禁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封建官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秦灭亡后，其专制统一思想也削弱了。汉建国后15年，废除“挟书令”，使诸子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了。其实在秦始皇专制时期，儒家就不甘寂寞，一直积极寻求传播的机会，为汉代巩固政权做理论上的准备。儒家学者在分析秦始皇灭亡原因时认为，取天下与守天下办法不同，秦所以灭亡，就在于守天下与打天下“其道不改”、“其政不易”。儒家学者叔孙通曾对汉高祖建议“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于守成”，认为治理天下不能只靠刑罚，因为“刑罚可以诛恶，而不足以劝善”，劝善必须依靠教化，教化就要依靠儒家思想。这些思想不断地影响着汉代皇帝，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将诸子百家学说作为“异端”“邪说”加以禁止，独尊孔子和六经，实行由文化教育思想的统一以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由于董仲舒的主张强调的是统一，有利于加强皇权，因此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二）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实施
1、建太学、设儒家五经博士以宣传、研究、发扬儒家学说。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原是孔子删改的六本书，汉代被列为经典著作，于是解释儒经、研究儒经成了两汉的学术风气。汉武帝以后的百余年间，经学极盛，经学大师多达千人，经书的解释多达万言，太学学子以学习研究儒家经书为主。
2、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贡举制度。汉代实行“察举制”，由丞相、列侯、刺史向上推荐，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西汉以举贤良方正盛，东汉以举孝廉为盛。举“贤良”、“孝廉”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德观念。从此，学习儒家经典就成为进入仕途的必由之路。
3、召开大型儒家思想学术讨论会来研究儒家五经，进一步使儒家著作经典化、规范化和统一化。汉代有两次大的学术讨论会：一次是公元前53年汉宣帝在未央宫石渠阁召集儒家学者讨论儒经；另一次是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儒家学者在洛阳白虎观举行大型讨论会，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白虎通义》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研究儒家思想的典籍。
4、整理古籍、厘定文字。秦始皇以来，我国古代书籍在遭遇了两次火劫、一次禁书令后，到汉代已残缺不全，独尊儒术需要传经，太学讲经需要书籍，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室。”（《汉书·艺文志》）“喜平石经”、《说文解字》便是整理古籍、厘定文字的产品，由此还带动了训诂之学的兴盛。
5、尊孔崇儒，给孔子后代大量土地，建孔府孔庙，汉元帝时“食邑八百户”为孔府使用；给孔子加封号，把孔子奉为天神；把孔子画像作为神像挂到各学校，受师生揖拜，从公元59年开始，官府下令各州县学校于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孔仪式，皇帝也亲自到孔庙祭祀孔子。
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儒经的学习研究得以昌盛，从而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达。
二、中央官学——太学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废弛，私学兴起。秦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既不兴官学，也禁办私学，造成官学教育的停滞。西汉初年经过“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汉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尤以官学为盛，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包括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等，地方官学包括郡国学、庠序等。
太学是汉代中央官学的主要形式。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吏治水平，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都长安创办以传授和研究儒家学说为主要任务的高等学府——太学。据《三辅皇图》说“汉代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光武帝时，重建太学于洛阳南门外，校内设讲堂，门前有石经四部。
（一）太学的教师与学生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首席博士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博士原为学术顾问，掌古今史事、书籍典守，又参与政事。到汉代开办太学时，由朝廷顾问之官转化为以传道授业为主要职责的教官。作为教官的博士，由朝庭任命，任职条件是：除精通一经外，还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博学多能，身体健康，五十岁以上。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汉武帝初设太学时，五十名太学生是由太常师从京师挑选的“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官僚地主子弟。到东汉时太学生已发展到3万多人。天资聪颖者有十二、三岁入学的学生，称“童子郎”，也有“结发而入，白首空归”、在学多年屡试不能毕业的长者。
（二）太学的教学内容与传经方法
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每个太学生除选学专经外，共同必修课是《论语》和《孝经》。为了使儒家经典能起到典范和规范作用，汉代官府还从事了统一大学经学教材的工作。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在蔡邕领导下开始镌刻石经，即把儒家今文五经和《论语》按标准经文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前，做为官定的标准教材。
汉代传经有特殊的师弟传授关系，不能乱了章法，需严守“师法”和“家法”。凡精通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庭尊信、立为博士的，他所传授的经说（即对儒家经典的断句、划分章节以及解释）便成为“师法”；他的弟子在学习“师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更为章句”，从不同角度阐发创新，自成一家之言，并被学术界、朝庭承认，便形成“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6页）
（三）太学的教学形式与考试制度
太学创办之初，只有五十名学生，所以可以实施个别教学。到东汉时学生发展到三万多人，就只能采取讲大课的形式了。除此以为，太学还用次弟相传的形式，即由高足弟子向低级弟子专向传授，这种形式类似于导生制。另外还有自学的方式。
太学特别重视考试，这是因为①太学没有规定肄业年限，只要考试合格，就准予毕业，并按考试成绩的优劣授予不同官职；②通过考试督促学生读书学习；③用考试的办法箝制学生思想，使之严守师法和家法。西汉太学考试每年一次，叫“岁试”，方法是“设科射策”，就是按学生程度分甲乙两科，把经书整理成不同题目，写成竹签，学生用“矢”投射简策，并解释简策上的疑难问题，类似现在的抽签答题。东汉规定每两年一次考试，分上、中、下三等，根据通经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
根据上述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太学是中国教育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由官府统一设立的正规官立大学。
三、地方官学——文翁兴学
汉代在地方郡、国也设立了学习儒家经典的官学。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为了改变本区文化落后状况，纯化当地风俗，选了十个小官到京师做博士弟子，学成后，回到本地予以重任。同时文翁又在成都修建校舍立学宫，招县下子弟为学宫弟子，依其学习成绩，分派官职。由于文翁兴办地方官学，使四川文风大改，赶上了先进地区，汉武帝很重视文翁这种兴办地方官学的做法，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宫。”这就是有名的“文翁兴学”。
公元3年，汉平帝命令天下皆立官学，郡国的官学叫学，县以下包括县、道、邑、侯官学叫校，乡以下官学叫庠序。学和校各设立经师一人，庠序设孝经师一人。东汉时郡国学校更发达，边远地区的一些太守也提倡兴学，班固《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这虽然是夸张的话，但也反映了地方学校的兴盛。
汉代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宣传忠信孝悌的封建道德，推广教化，改变民间的道德风尚。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没有隶属关系。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汉代的地方学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但在客观上却为后世地方学校的建立、提高地方文化水平、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节封建官学教育的完善——唐代儒家经学教育
一、唐代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政权更迭，官学教育时兴时废。到隋唐时开始复苏。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唐代不但敞开国门向外输出文化，而且主动地输入外来文化。反映在思想意识领域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和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三者互相斗争、融合，共同构成了唐代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
唐代统治者根据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关系，制定了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文教政策，同时根据政治需要和个人爱好，不断调整三者的地位，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唐代重振儒术的具体措施有：
1、统一经术。唐太宗认为自汉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于是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人力编写《五经正义》，作为统一的经学颁行天下。为了进一步统—儒学，维护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唐文宗开成二年又把儒学十二经刻成石经，称为《开成石经》，这套石经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唐朝再次统一经学，基本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确立了儒学在文教政策中的统治地位。
2、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建立唐律、唐礼。为了使儒家思想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唐玄宗还命人整顿礼仪，以孝悌为本制成了《大唐开元礼》，要求人们从思想到行动都遵守儒家的教条。公元743年，他重注《孝经》，颁行天下，令学生习读。唐代法律也依据儒家“德礼为本、刑罚为辅”的原则而制定。
3、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制度，明确以儒家德行、学识为标准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均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
4、尊崇孔子为先圣，为孔子加封号为“文宣王”，下令太学建孔庙，春秋两季祭孔，唐玄宗还亲自参加太学的祭孔仪式。
隋唐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教政策，对隋唐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教育制度来看，以儒家思想为特色的经学教育体系始终是隋唐教育的核心；就教育思想而言，学习儒家经典、掌握儒家思想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但隋唐学校教育也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出现了比较开放的教育局面。
二、唐代儒学系统
唐代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使唐代官学系统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唐代官学也是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按性质又分为三类：专修儒经的学校、学习专门知识的专科学校和各种特殊学校，地方官学有府、州、县设立的儒学和医学。
唐朝中央官学的主干是国子监管辖下的“六学一馆”。“六学”指的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和律学，一馆指的是广文馆。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都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这些专修儒经的学校是唐代中央官学的主干，也是唐代封建教育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国子学创建于西晋咸宁四年，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设立的又一所专门招收世族子弟的学校，地位较高；四门学因建于京师四门而得名，也是大学性质；太学是继承汉代太学制度发展过来的。
唐朝对六学一馆中各类学校的性质、教师和学生的人数、招收对象的资格以及教学内容，都做了明确规定。现根据《唐六典》和《新唐书》，并参考其他资料对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情况列表如下：
领导
机构 所属
学校 教师额 学
生额
招生对象
学习内容 博士 助教
国
子
监
国子学
2
2
300 文武三品以上子孙，或从二品以上曾孙，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 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经，分大经《礼记》和《春秋左氏传》；中经《周礼》、《仪礼》、《毛诗》；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另《孝经》和《论语》皆须兼通，暇习隶书，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间习时务策。
太学
3
3
500 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或三品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
四门学
3
3
1300 500人为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800人为庶人之俊异者（即俊士）。
由上表可以看出，唐朝儒学人数有很大增加，学习内容虽然有所扩大，但主要还是儒家经典，以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正义》为基本教材，学习年限为九年。
唐代地方儒学继承隋制，实现州县二级制，州县学生大部分是中小地主子弟和庶民子弟，教师地位和待遇也很低，修业年限也没有规定，学习内容与京都儒学相同，地方学校毕业生的出路主要有三方面，凡能通一经者即可毕业求官；还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升入中央四门学。
三、唐代官学管理制度
（一）成立了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
从教育管理体制而言，唐中央加强了对官学的领导，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国子监。国子监由隋朝国子寺演变而来，隋文帝即位初期，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和领导，在中央设置了国子寺，内设祭酒一人，总管教育事业，下设主簿、录事各一人，管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国子寺与国子祭酒的设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和官员，标志着我国封建教育正在逐步规范完善，并已发展到了成为独立部门的阶段。公元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并一直延续到清末1905年，成为我国古代最高教育管理机构。
（二）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
唐代教育管理模式有二：一是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祭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长吏负责。二是实行统一管理与对口管理并举，中央设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同时将一些专业性学校划归相应职能部门管理。
（三）教育等级性加强
唐代学校教育有很大发展，但却等级鲜明，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只能入不同的学校，教育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制度化。教育的等级性主要体现在学生入学资格的规定上。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进国子学，五品官员子弟可以入太学，七品官员子弟和庶民俊秀者可以进四门学。
（四）形成了初具模型的教学管理制度
唐代教学管理制度主要有：1、行束修礼。中央官学规定，学生自14岁至19岁可以入学，入学之始需拜谒师长，行束修之礼，以示尊师敬道。国子学和太学学生每人送绢三匹，四门学学生送绢两匹，律学算学学生送绢一匹。地方州县学生送绢两匹。2、制定了教学计划。唐代把儒家经典分为三类，大经是《礼记》、《春秋左传》，学习三年；中经是《诗经》、〈周礼》、《仪礼》，学习两年；小经是《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学习一年半，《孝经》、《论语》为公共必修科目，学习一年。3、推行考试制度。学校每年举行三种形式的考试：一是旬考，主要考近十天内学习的内容，分背诵和讲解两种方法，每背诵1000字考查一帖，帖去三字，令学生填上。每讲解2000字，问大义三条，答对两条为及格。后因时间间隔太短改为月考；二是岁考，即学年考试，主要考一年内所学内容，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通六为中，通五为下；三是毕业考试，考试及格、还愿意继续学习者，四门学学生可补为太学生，太学生可补为国子学生，或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任官。学生在学的最长年限为九年。此外还有假期制度，分短假和长假，短假为旬假，十天放一天假，长假又分田假（五月）和授衣假（九月），每次各放假一个月。
（五）教育、研究、行政三者一体
唐代在门下省和东宫设有弘文馆和崇文馆，，这两馆既担负着整理图书、校勘书籍的任务，也负责教授生徒，进行教育活动。在太医署、司天台等专职行政部门中，也设有博士、助教、乐师等教学人员，一面进行专业研究，一面进行知识传授。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行政部门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上可知，唐代官学教育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系统，从教育教学到管理制度，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官学教育的发达和完备程度已达到鼎盛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思考练习】
1、学校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2、概述西周的教育制度？何为“学在官府”？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3、六艺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有何意义？
4、独尊儒术文教政策是怎样形成的？贯彻落实的措施有哪些？在历史上有何影响？
5、何为“文翁兴学”？太学的性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和考试制度是怎样的？
6、唐代儒学系统是怎样的？其管理制度有何特点？
7、隋唐文教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有何影响？
【阅读材料】
石室中学
位于四川成都的石室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重点示范性高级中学。起源于汉代的文翁兴学。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到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现在的“石室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种人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达214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汉景帝以前，四川没有官办学校。汉景帝末，任文翁为蜀郡守，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遂设置学官，创建官学，以石头修筑校舍，称为“石室”，又称“玉堂”。“文翁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名冠西南。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令全国效仿文翁兴办学校。《汉书》上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由此可见，文翁兴学具有“原创”、“领先”的历史地位。二百多年后东汉安帝时的一场火灾，石室连同成都城一起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公元194年才由蜀守高氏予以修复。同年，发生了著名的“州夺郡学”事件，石室被辟为益州州学。公元994年后蜀开始在石室刊刻石经，北宋时继续补刻，直到宣和年间才将十三经全部刻完。明末清初，张献忠据蜀，石室俱成瓦砾。1661年当局在文翁石室旧址建立府学。康熙年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此建锦江书院，直至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改之为成都师范学堂，癸卯学制施行后又改为成都府中学堂。1940年2月，学校更名为四川成都石室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9月，学校再更名为成都第四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石室中学第三次遭到毁灭性破坏，清代修建的所有建筑均不复存在。1983年4月恢复旧样。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韧者。”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对于文翁兴学重教，班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原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化巨匠郭沫若曾就读于石室中学，他在《蜀道奇》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文翁治蜀文教敷，爱产杨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1957年，他又为母校撰写了楹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艺术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石室中学题辞：“古今一校，扬辉千秋”。这两位学界泰斗的楹联和题辞，充分肯定了文翁兴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回顾历史，概括其办学经验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师资高”。它开放地培养师资，派张叔等十余人，到京都受业于博士，深入研习儒学经典，学成归蜀，大都成为一代名师。其二是“学风严”。学校招生是“择优录取”，不仅有富家子弟，大量的是庶民子弟，这不仅体现了“教育平等”，而且招收的庶民子弟学习刻苦，这不仅体现在“攻读经典”方面，而且体现在“社会实践”方面。在巴蜀大地上，李冰治水，总结出科学原理：“深淘滩，低作堰”；文翁兴学，总结出教育原理：“师资高，学风严”。所以，在巴蜀文化中，获得世人公认、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两大亮点”正是：???李冰劈江灌天府，深淘滩，低作堰。???文翁兴学智巴蜀，师资高，学风严。
（根据《巴蜀文化研究通讯》有关资料整理）
第二章中国古代官学教育的发展演变（下）
【内容提要】
官学中国朝廷直接举办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夏朝已经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教育。中央官学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办学宗旨是培养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中央官学在培育人才、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明太祖建都南京，建国学于鸡鸣山下明成祖迁都北京，同时保留南京为陪都将已改为北平府学的元大都国子监改成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依然存在，于是明朝国子监有南北两监之分明清国子监沿袭前代，又称太学,既是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也是全国最高学府，。明国子监学生通称“监生”依其来源分为四类：一是会试落榜的举人称为举监二是地方官学生员选拔入监的称为贡监三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及功臣后代称为监四是监称为例监。国子监长官为祭酒，副长官为司业教学管理机构“四厅”绳愆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分别设有监丞、博士、典籍、典簿和掌馔等职。“六堂”为学生学习场所，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和广业，初、中、高三级国子监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此外，明代学习《性理大全》，加读《说苑》、《大明律令》、《御制大诰》，还有习字、习射等。清代学习《圣谕广训》，以及诏、诰、表、判等公文及策论的写作。明洪武五年（1372年）历事即“历练政事”，是实习官吏的制度历练考核，送吏部仍令继续历事， 博士 助教
国
子
监 律学 3 1 50 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 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 书学
2
1
30
同上 《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其余字书亦兼习之，还有《国语》、《三苍》、《尔雅》 算学
2
1
30
同上 分为两个专业：①《九章》《孙子》《五曹》《周髀》②《缀术》《缉古》 （二）医学
我国培养医药人才的高等学校“医学”，早于南朝时便开始设置，北魏设太医博士及博士弟子，隋沿魏制，唐又有所发展并形成制度。
唐代中央一级的医学直属太医署，是与行政、医疗、制药结合一体的机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医学院，内设医科、针科、按摩、咒禁、药园等科，学习《本草》、《脉经》、《素问》、《黄帝经》、《神针》、《脉诀》等内容，按摩科专门研究人体内部导引之法，治疗风、寒、暑、湿及损伤折跌等病，此外兼习骨科。药园科主要学习药物种植、采集、收贮和炮制。所有学生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待遇同国子监学生一样。唐代除在太医署设医学外，地方府、洲学校中也普遍设立医学校，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使医学教育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上下成体系的专科学校。
（三）天文学、音乐学
天文学始设于隋，唐代天文学称阴阳学，附设于天文台。按专业分为天文、历数、漏刻、以学习天文气色、历法知识、计时知识为主。
唐代的音乐学附设于太乐署，主要学习乐曲、舞蹈，由乐师对学生分批分程度进行教练，每日均有要求，每年进行考课，累计成绩，决定升退。
三、宋元明清专门学校的发展
宋代在唐代专科学校教育发展基础之上，又设立了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和专门培养书画人才的画学。宋代以后，医学、阴阳学也获得了发展。
（一）武学
宋代的武学最早建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后一度中辍。神宗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教育文武异事、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治人事而不能治武事的弊害，力主学校教育应文武并重。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议，下诏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入学资格有小臣、门荫弟子及庶民，学习内容为诸家兵法、弓矢骑射，学习年限为3年，学习期满考试合格授予一定官职。武学不仅教学生兵书战策，而且注重培养忠义节烈等品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画学
唐五代十国时，中原一代成为藩镇兼并战争的主要争夺地，南方战事较少，北方的一些贵族、士大夫、商人纷纷来到江南或西蜀，不仅保存了一些传统文化，而且使文学艺术获得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绘画艺术在南唐和西蜀非常活跃，其重要标志是这个时期开始设立画院。画院的设立始于五代后蜀，溯自汉代的“画室”，发展到规模庞大的宋代翰林图画院（宋太宗984年建），在历史上经过了将近九个世纪。宋代翰林图画院作为皇家画院，对绘画艺术的繁荣和画学教育的发展都有推动作用。
宋徽宗赵佶从小酷爱绘画，喜文学填词，擅长书法，并自成一体——瘦金书，他的绘画还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当政期间，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设专门培养书画人才的画学，学中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并且还“以‘说文’、‘尔雅’、‘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则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否。”俞成在《萤窗丛说》中记载：“徽宗政和中，建设画学，用太学法补四方画工，以古人诗句命题，不知抡选几许人也”。画学还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画家可以通过应试入宫为官。
（三）医学
宋代医学到宋徽宗崇宁年间，隶属于国子监管理，分方脉科、针科、疡科，分科教导，实行三舍法，通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任尚药局医师以下职。到元代时地方医学获得了很大发展，学生主要招收在籍医户及开设药铺人家的子弟，一般人家子弟则需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肄业。学习内容除《本草》十三科以外，也要学习《四书》。
（四）算学馆与俄罗斯文馆
早在康熙九年（1670年），即在八旗官学中挑选学生习算学，并派翰林官纂修《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雍正十二年（1734年）增设八旗官学算学教习16人，挑选资质聪颖的八旗官学生30人，向他们学习算学。乾隆三年（1738年）停止教授八旗官学生算法，而在钦天监附近专门设立算学馆，招收满、蒙、汉学生36人学习算学，第二年算学馆归国子监管辖，称作国子监算学。
俄罗斯文馆是专为培养俄语人才设立的学校，创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原为安置来京俄商之所，后来就原址设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24人入馆肄业”，学生肄业五年期满考试，列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不授官，留馆继续学习。该馆于同治元年（1862年）裁撤。（转引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思考练习】
概述宋代三次兴学运动的内容及其改革措施？
解释什么是国子监、社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什么是监生历事制？什么是积分升斋法？
汉代、唐代、宋代有哪些专门学校？请说出它们的特点？
宋元官学教育与唐代相比有何变化？
明清文教政策有何特点？
6、请解释明清其它官学校的性质？
【阅读资料】
北京国子监
在北京的东北隅——安定门内东侧，雍和宫西侧，有一条古老的成贤街，这条街树木青翠，枝叶繁茂，是北京唯一有牌楼的街道。人们走进这条古老的街道，可以远远望见牌楼上三个斗大的金字“国子监”。
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朝廷掌管国学政令的最高官署。明初毁弃，改建北平府学，成为北京地区的最高学府，永乐帝从南京迁都北京，改北平府学为北京国子监，同时保留南京国子监。由于元末明初的战乱，现在北京国子监内的元代建筑遗存已经很少，只留下一棵古柏、一棵老槐——据传是当时的首任校长许衡亲手种植的，其它绝大部分建筑为明清所建。现存的彝伦堂、大成殿以及林立的石碑，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来的文物。
国子监以“辟雍”为中心，中轴布局，三进院落，占地2万多平方米，院内古木苍翠，清雅幽静。中轴两侧建筑布局相当讲究，对称整齐，中轴线上分布有集贤门——国子监大门，门内院子东西设有井亭，东侧的敬持门与孔庙相通。孔庙是国子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子监与东邻的孔庙同时兴建，并构成了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官办学校的一种模式，即“左庙右学”。
二进门是太学门，门内左为鼓亭，右为钟亭，门内甬道即可见到一座瑰丽壮观的琉璃牌坊，正面额书“圜桥教译”，阴面为“学海节观”，彩画华美，是北京唯一不属于寺院的秀丽牌坊。坊内左右为琉璃瓦重檐碑亭190座，上面刻有《十三经》全文63万字，经文为雍正年间江苏贡生蒋衡用12年时间一人手书，乾隆皇帝命和珅为主刘墉为副安排考订蒋衡所书的经书并动工刻石。这部十三经刻石成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故又被称为"乾隆石经"。1956年石碑被移到国子监和孔庙的夹道内。
牌坊再往里是辟雍，这是国子监的主体建筑，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兴建。辟雍按照周代的制度建造，坐北向南，深广各达五丈三尺。辟雍的中心是一个正方形的殿宇，两层屋檐，四角翘起，四面开门，正门上有“辟雍”匾额。殿外周廊环绕，廊外环以水池，池周再绕以汉白玉石雕护栏，水池上有四座石桥，直通辟雍殿四门。这种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的奇特造型与彩绘辉煌的建筑，构成“辟雍泮水”之制。辟雍是清代帝王的讲学之处。殿内设有皇帝宝座，皇帝来此讲学叫"临雍"。自康熙起，每帝即位都要来此讲学一次，以示朝廷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辟雍的左右两侧各有房屋33间，合称六堂，东为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西为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是授课讲书的所在。东西两面还有四厅，东为典簿、绳愆，西为典籍、博内，是监内分管文书、纪律、教学的办公处所。辟雍之北，为彝伦堂，是监内的藏书之所及教师们的办公区。敬一亭在彝伦堂后，为国子监的第三院落，是国子监最高教官祭酒处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子监曾改为首都图书馆。2003年随着新首都图书馆的落成，国子监也进入重修阶段。现在国家已投资2000多万重修国子监，并与旁边的孔庙合并，到2008年大修完工，建成“中国古代教育博物馆”。
（根据北京旅游手册改写）
第三章中国古代私学制度的发展演变
【内容提要】
私学是中国古代由著名学者操办或者由民间私人开办的教育形式，按其程度一般分为两级，即相当于大学的经师讲学和相当于中小学的蒙学教育，学生以15岁为界限，15岁以下为蒙学，蒙学校有不同的名称，如书馆、私塾、义学、冬学、社学等；私人所办大学有经馆、书院等名称。
私人讲学之风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盛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稍衰，但仍比时兴时废的官学兴旺。隋唐时期官学繁荣，私学也颇发达，如儒学大师王通、孔颖达、韩愈、颜师左等都是经师讲学的名家，他们的讲学活动与官学教育一道促进了唐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宋代的私人讲学又盛过唐代，不仅蒙学教育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具有大学性质的书院成了当时私学教育的典范，宋元著名理学家都有私人讲学的经历。在整个封建社会私学一直与官学并举而存，虽因时事多有变化，但私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由于其办学形式不受官府直接领导，因而能以自由讲学、自由择师等独特优势，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为教育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本章将概述从春秋战国到明请时期私学的发展，着重阐述春秋战国、汉代以及宋元时期私学的建制、教学内容与方法、私学在历史上的贡献与价值。
【学习指导】
掌握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历史价值。
熟悉汉代私学的形式、内容与方法。
了解宋元私学的建制，掌握蒙学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内容。
重点掌握书院产生的原因和书院教育的特点。
第一节春秋战国私学的形成
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的原因
（一）政治经济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是奴隶制解体、封建制确立的时期。时间约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其中春秋770年～475年，约300年；战国475年～221年，约250年。在这一时期，铁器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些中下层贵族和自由民竞相开垦荒地，在“井田制”的“公田”之外出现了大量“私田”，并且其生产率高出“公田”，“私门富于公室”。于是一些诸侯开始招来平民，把土地租给他们，年终收租。土地形式的变化冲击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奴隶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渐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所替代。由于诸侯势力的扩大，使周天子统治摇摇欲坠，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频发生，大国争霸，吞并小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时周王室已沦为诸侯的傀儡，根本无暇顾及学校教育，造成“乱世则学校不修”的状况。
另一方面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奴隶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奴隶社会末期，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开始没落，迷恋于腐朽奢侈的生活，无心发展教育，甚至认为“可以无学，无学无害”。于是社会的动荡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带动了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变化，其突出特点是“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被打破，出现了官学衰落、私学兴起、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思想大解放的局面，这种开放的社会时局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条件。
（二）士阶层的出现
“士”不是一个的稳定的社会阶层，在奴隶制下是贵族的下层，在封建制兴起时为平民的上层，也就是说“士”本来是奴隶主贵族政权机构中的低级官吏，即“公卿士大夫”的“士”，他们受过比较正规的贵族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具有操持各种礼仪的技能，但春秋以后，随着社会动荡他们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于是纷纷走出官府，凭着自己的知识和一技之长，四处游说，寻求进身之阶，成为社会上异常活跃的一股力量；另一方面，随着私田势力的扩大，一些出身下层的平民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接受教育的条件，逐渐上升为脱离生产劳动的人，成为自由民并位居四民之首，即“士农工商”的士。于是人们多把社会上这种不狩不猎、不农不工、不商不贾、有一定文化知识、有才干的自由人称为“士”。这些“士”“上无君上之事，下无农耕之苦”，以自己的学说“上以干政，下以授徒”，显示了一股强有利的势力。
“士”阶层的兴起，使原来保存在官府的文化典籍流传到民间，促进了文化的下移，推动了私学的发展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私学
私学兴起于春秋中叶，繁荣于春秋战国之交，大盛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盛行，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和百家争鸣的展开，可以说有多少学派就有多少家私学，当时有九流十家之说，指的是儒、墨、道、法、名、农、阴阳、纵横、杂九流，加上小说家为十家。但对教育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一）儒家私学
儒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孔丘，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孟轲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况为代表的“孙氏之儒”。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实为一派，即“思孟学派”。
孔子弟子三千多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私学，在政治上他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恢复西周的典章制度，在新的变革面前持保守态度，认为是“礼崩乐坏”。《说文解字》注释说：“儒者，柔也”，“儒者，顺也”，正体现了儒家的特点。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爱”的思想，主张人本性善，教育的作用就是寻求和扩充人的善性，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主张王霸统一。在教育上努力使孔子整理的“六艺”经典化，并通过教授活动对保存儒家经籍和古代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儒家对旧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知识掌握较多，在教育上持积极态度，他们通过广泛的私学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奠定了许多优秀的教育传统。儒家私学在教育实践方面的丰富活动、在教育理论方面的较高造诣都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墨家私学
墨家私学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墨家弟子号称三百人，“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自苦为极”“皆可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这使得墨家私学既是一个教学团体，又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墨家在政治上代表手工业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提倡抑强扶弱。在教育上主张“述而且作”，重视生产知识、科学技术的传授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倡导实行、实用，坚持劳动锻炼和思想教育。出于培养“兼士”的需要，加之该团体的手工行会特征，墨家私学有着严密的组织、严肃的纪律和严格的训练。
（三）道家私学
道家私学的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庄周，政治上代表的是没落贵族的利益，主张一切顺其自然，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在教育上主张“无知无欲”、“绝圣弃智”。因该学派反社会和避世的倾向，使其私学的教育活动影响不大。但老聃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是掌管周王朝图书典籍的史官，在周王室衰微、文化下移的潮流中，携周之典远籍到楚，并逗留于鲁、秦等国，他熟谙典籍，十分博学，历史记载曾有数人问学于他，其中包括孔子。可见老聃虽然不象孔子那样开庭设教，但有私家的知识传授是可能的。
（四）法家私学
法家私学的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韩非等，政治上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根据现实需要制礼立法。由于法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比较重视教育，比如子夏在魏国的西河讲学，弟子达300多人，李悝、吴起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战国末期法家著名代表李斯、韩非又是荀子的学生。法家虽多出自儒家，但反儒主张也很鲜明，法家在私学蓬勃发展的浪潮中成长，却又提出“壹教”的思想，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三、私学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值得我们重视。
（一）私学的历史特点
从学校设立的社会基础看，西周时期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经济制度和奴隶主贵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基础之上的；私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广泛的阶级基础之上的。
从办学体制来看，西周的学校教育是官府办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私学是个人根据社会需要开办的，“学在四夷”是其特点；从担任教育工作的主体来说，官学的教师由官府的官吏兼任，体现了“官师合一”的特点，私学的老师是独立的专门化职业，体现了“官师分离”的特点。
从学生入学资格来看，官学的入学资格受到贵族身份的限制，贵族子弟垄断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而私学打破了这种限制，平民子弟也可以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
从办学思想和教育内容来看，官学强调统一，缺乏思想自由，私学充满了思想与学术的自由，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他们各抒己见，推动了我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另外官学教育和私学在培养目标、学习内容以及方法方面都有许多不同。
（二）私学的历史意义
1、私学的创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次革命。它冲破了“政教合一”的格局，使教育活动从政治机构中分离出来，完成了教育独立化的过程。私学是专设的教育场所，它以教与学为专门职能，教师不再是官吏，而成为独立的专门化职业，以教人为谋生之道。所以私学的产生是学校教育与自然形态教育分离以后、教育制度上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
2、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文化下移，改变了当时教育死板、僵化的风气，开启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推动了古代学术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使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并在私学中付诸实践，成为当时各家私学一致遵循的原则。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使学校教育和人材成长的社会基础更为广阔。
3、私学中有很多名师大儒，在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方面有许多建树，对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和文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许多优秀的教育传统，并流传至今。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深刻而丰富的教育思想，而且还出现了《大学》、《中庸》、《弟子职》、《学记》等许多教育专著。尤其象《学记》这样的自成体系的完整的教育专著，在世界教育学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
私学的发展在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方面的光辉成就，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无
可估量的价值，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第二节源远流长的蒙学教育
一、汉代书馆教育
（一）汉代私学兴盛的原因：
1、在汉代官学体系中，除宫廷学校对皇家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外，缺乏初等学校的设置，所以汉代启蒙教育的任务多依靠私学承担。
2、汉代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士人必读儒家经典，政治上才有出路，而官学中的太学和地方学校接受生源有限，所以私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而得以发达。
3、汉代经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一般都从事私人讲学活动，即使从政的也一边做官一边教书，罢官回家后继续聚徒讲学。由于汉代一批学术造诣较深的儒家学者从事私学活动，从而对私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4、西汉末年产生今古文经学之争，官方支持今文经学，排斥古文经学，古文经学派为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往往回到民间传授经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二）汉代书馆教育的内容
汉代私学按其程度分为书馆和经馆。书馆又称书舍、学馆，是较低程度的私学。经馆是私学的高级形式，又称“精舍”、“精庐”。
书馆教育一般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进行识字教育，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为配合识字教学，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出现最早，可以说位于各类教材之首。史籍记载，西周已有字书《史籀篇》供小学识字教学之用。秦始皇时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略加修改，形成小篆字书。汉代初期流行的识字教材，是秦代流传下来、经过汉人改编的《仓颉篇》，《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经过改编的《仓颉篇》以隶书书写，共三千三百字，是汉初闾里通行的识字课本，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广泛使用的统一的识字课本。
汉代书馆教学中，最有影响的识字教材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编的《急就篇》，至今我们还可看到它的原貌。1995年5月29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报道：我国在四川发现45枚印有急就章全文的铜印，这不仅是考古学上的巨大进展，而且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识字教材提供了可贵的实物。
该书在编写方法上一方面继承了《仓颔篇》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创造，其主要特点是：1、与《仓颉篇》相比，一是识字数量减少，由3300字减为2144字，并且两千多字基本不重复，表明了儿童识字的基本数量；二是比较实用，所选字都是生活中常用之字，谓之“正字”。2、继承了《仓颔篇》的传统，仍采用押韵的方式，利于儿童识记、诵读。但未单独使用四字一句的形式，而是采用三字、四字、七字成句相交替的形式，整齐而不呆板，并且每种形式适合于一定的事物。3、《急就篇》所反映的知识面宽，“包括品类，错综古今”，不仅注意寓思想教育于识字教学之中，而且寓常识教学于识字教材之中。另外《急就篇》以隶书为标准书写字体，字简笔划直，便于学生书写。“急就”有速成急用备查之意，必要时可作为字典使用。
《急就篇》一直使用到唐代才被新的字书取代，它之所以能如此延绵，从形式而言是因为它字数适中、文句押韵、形式简省、适合儿童特点，从内容而言是因为它知识广泛、且寓教于乐，适用好教。
第二个阶段，在识字、读写教育的基础上，学习《尔雅》、以加深汉字教育；另一方面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所用教材主要是《孝经》、《论语》，使学生接受初步的儒学教育。
经馆是比书馆高一层次的私学，实际上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程度可与太学相比。经馆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及门弟子”或称“授业弟子”，其中许多人是私学大师的高足，他们有机会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甚至和老师一起辩论经义，研讨学术。另一类叫“著录弟子”，只在老师这里登记名字，老师承认他是弟子，但不一定亲自聆听老师讲授，需要时可以找老师请教。这便是后世“拜门”的雏形。
二、宋元蒙学教育
宋元开始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获得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私人大办蒙学，官府也开始重视除皇家子弟以外的庶族地主子弟的启蒙教育，所以宋代以后，蒙学教育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增长，而且在教学内容、方式方法、教材方面也有很大改革。
（一）蒙学教育的形式
宋代以后蒙学教育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民间私人所办的蒙学，它有不同名称，如“小学”、“家塾”、“私塾”、“蒙馆”、“义学”等，另一种是官府所办设在地方的蒙学，这类蒙学有的还制定了详细的学规和计划，以后逐渐演变为地方官学。
（二）蒙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朱熹对蒙学教育的内容有过明确的阐述，他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教以事”，即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以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蒙童每日功课主要是识字、写字、读书、背书、属对、作文等。
教育方法则侧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注重对儿童进行生活礼节、学习习惯等基本素质的养成；二是重视用《学规》《学则》《须知》的形式作为学生行为规范的准则，约束学生的行为。三是注意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利用故事、歌谣、诗歌等形式，因势利导，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三）蒙学教材
蒙学教育的发达，带动了蒙学教材的发展。宋元以后的蒙学教材大致有以下几类：
识字类教材，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
伦理类教材，以吕本中的《童蒙训》、程端蒙的《性理字训》为代表。
3、历史类教材，以王应令的《十七史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陈栎的《历代蒙求》为代表。
4、诗歌类教材，以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为代表。
5、常识类教材，以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
其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三字经》据说为宋代王应麟所作。全书380句，每句三字，共1140字。其特点是：第一，形式特别。全书是整齐划一的三字句，句式短小，便于儿童朗读和背诵；并且《三字经》的语言通俗易懂、浅显明白，整齐压韵。第二、内容丰富。首先论述了教与学的重要性。作者以孟母择邻处和窦燕山教五子为例，说明了“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其次介绍了儿童须知的伦理道德和数与方名，包括亲师习礼、孝亲悌长、三纲五常、七情十义等具体内容；再次介绍了为学的次第和学习内容。再下来讲的是历代世系。最后又是劝学的内容。正因为《三字经》的内容如此广泛，这也就使它担负起了多方面的教育功能。
《百家姓》一般被认为是宋代作品。明人朱国桢说，“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百家姓》虽然是姓氏的堆积（全文472个字、438个姓——由408个单姓和30个复姓组成）可以说是有形式而无内容，但由于它以韵语写成，所以非常适合儿童的兴趣和朗读。另外，《百家姓》实用性较强。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使人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姓氏，而《百家姓》为人们了解和查验自己的姓氏提供了一个依据。
《千字文》为南北朝时期·梁（535——543）年间周兴嗣所撰。从形式来看，《千字文》的形式非常整齐，全书250句，每句四字，共1000字；但这1000字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组成了通顺且有文采、能表达一定意思的句子，各个句子之间语义连贯，颇有条理。另外《千字文》采用的是普通结构、常用文字，生僻的字和艰涩的句子很少。从内容来看，《千字文》所包容的知识和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上古历史、传统道德，又有天文岁时、名胜古迹，从天地、历史、人事、修身、读书，一直说到务农、居住、饮食、园林、政治、军事、建筑，包括了广泛的社会知识和生活常识。
这三本书密切配合，显示了多方面的优越性，这主要表现在：三本书合计共2700多字，除去重复字，单字恰好是两千五百左右，符合初步识字的数量要求，一部分字重复出现，也有利于巩固；三本书各有特点，每本书字数都不多，儿童可以很快的学完一本又换一本，有新奇可喜之趣，而无冗长枯燥之感；三本书在同类蒙学教材中，可以说是最通俗浅显、流畅上口的；三本字书中所反映的内容，比较合乎“日用”，既突出了识字的要求，也没有忽视儿童求知的要求和伦理教育的需要。
第三节独具特色的书院制度
宋代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独特的教育产物，书院制度是中国教育特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它既是学习的高等学府，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可以说书院起于私学，“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
一、书院的产生
“书院”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代。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作“书院”，一种是由中央设立的主要用做收藏、校刊和整理经籍的地方，如集贤殿书院；另一种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私人所建书院，如张九宗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等，都是读书人自己治学的地方。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兴干戈，学校废，而礼义衰”，当时的名师大儒学习禅林讲经的做法，利用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或选择山林名胜筑舍聚徒讲学，发展成了正式的书院。
宋代书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书院的出现反映了庶族地主争取政治权利的需要。宋代庶族地主的经济利益日见增加，于是他们也要求有自己的政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这就需要有适合培养自己人才的机构，于是一些做官不得志、或贬官的庶族地主就自己出钱办学，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
2、书院的出现是官学不良、师道不立、制度不善、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必然产物。从五代时学校就时兴时废，即使官学存在，也主要是为科举服务。所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方今洲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一文中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3、书院是私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发展。中国古代教育有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两条腿走路、官学私学并举，私学成为培养人才的另一条重要渠道。但汉唐及其以前的私学主要是启蒙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随着求学人数的增多和教育的扩大，人们必然有更高的教育需求，书院就是为满足人们更高的教育需求而出现的。可以说书院起于私学，书院是私学教育的高级表现形式。
4、书院的发达与理学研究的推动密切相关。书院以理学为讲授内容，吸引了众多的名人儒士，理学以书院为传播基地，理学思想在这快土地上获得了发扬广大。
5、书院的产生受禅林讲经影响很大。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后，至魏晋隋唐而大盛，佛教徒每就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做为修道讲习之所，并订有详密的学习与讲授佛经的规程，使用记录大师讲学内容的“语录”“章句”、“讲义”，运用升堂讲经、静坐内省、质疑问难等办法，从事坐禅讲经活动。许多学者在此影响下，也择山林幽僻之处建立书院，并学习禅林讲经的办法，制定书院的学规，从事教学活动。
二、书院的发展
（一）北宋著名书院及其兴衰
北宋著名的书院，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主要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大书院。据另外的考证还有嵩阳书院和茅山书院，总称北宋六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唐贞元年间(785—80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在此建白鹿洞国学，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教授生徒，并置田以诸生，学者大集。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州知州周述，以来白鹿洞的学者多达千人为由，上书朝廷，请赐《九经》肄习，诏从其请。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白鹿国学重加修缮，并塑孔子和其十大弟子之像。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为南康军太守，申请重修，订立《白鹿洞书院教条》，从此白鹿洞书院名闻于世。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岳麓山下，原为佛寺。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修建院舍，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又加扩充，学生达六十余人，并请国子监颁赐经书。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湘阴人周拭主持书院，1015年宋真宗皇帝接见周拭，并任命其为国子监主簿，仍为书院教授，并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赠送。南宋孝宗时，朱熹曾讲文其中，该院遂声名大作。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原为寻真观。唐宪宗元和中(810年)左右，州人李宽在此读书。宋至道三年(997年)郡民李士真，向郡守请求，在原址创建书院。宋景袼二年(1035年)，仁宗根据集贤校理的要求，赐书院匾额和学田。到南宋更加扩充，朱熹曾为之作记。
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原为宋名儒戚同文的旧居。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此建学舍，聚书授徒，讲习甚盛。因人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所以又称睢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北魏时为嵩阳寺，五代后周时改为太室书院，宋至道三年(997年)赐“太室书院”匾额和《九经注疏》。景禧二年(1035年)更名嵩阳书院。
茅山书院位于江苏江宁，宋仁宗时处士侯遗所建，教授生徒并供给伙食达十余年。
北宋书院发展既盛，曾一度在教育上起过地方学校的作用，但不久相继衰落。直到南宋，书院又得到极大发展。
（二）南宋书院的发达
南宋偏安江南，战事不断，政治腐朽，国力衰微，虽然于中央和地方勉强设学，却是有名无实，于是私人书院又应运而起，日益发达，几乎取代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据《文献通考》载有二十余处，其它“士大夫讲习之所，自为建置者”尚不在此数。当时最著名的有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四大书院。南宋书院和理学家讲学有密切关系。如白鹿洞书院为朱熹讲学之所，岳麓书院为张拭、朱熹讲学之所，丽泽书院是吕祖谦讲学之所，象山书院是陆九渊讲学之所等。
（三）元代书院的官学化
元朝统治者对于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政策。早在太宗八年（1236年）就在燕京（后来是元大都）建立了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元世祖统一后，书院发展出现两个动向，一是在热心地方教化人士的筹划下，不少路、府、洲、县开始了书院重建工作；另一方面是一些大儒不仕新朝，避居山林，自建书院，专事学术研究，所以元代书院大盛。据有关统计，元朝书院达400多所。元朝统治者在提倡办书院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官学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1、官府任命山长和教师，并与地方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同命于礼部。2、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和生徒去向。3、设置书院学田，作为书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四）明清书院的变化及著名书院
明清书院经历了沉寂、复苏、勃兴、禁毁的历程。
明清初年书院一般处于沉寂状态，，明嘉靖年间和清康熙年间开始复苏勃兴，明中叶以后曾出现四次禁毁事件。明中叶书院兴盛的原因是：1、由于宦官专权，排斥异己，于是在野士大夫便设立书院，讲学之余，讽议朝政，因此这个时期的书院多带有政治色彩；2、官学不良、科举腐败，学风日下，于是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士大夫纷纷创建书院，授徒讲学；3、湛若水、王守仁等著名学者的提倡。
清康熙年间书院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兴盛也有密切关系。清朝后期朝廷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官学化倾向更加明显。
明清最著名的书院有：东林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三、书院体制及教学上的特点（以宋代为例）
（一）教育宗旨
书院的教育宗旨是以讲明、研讨封建道德的义理为基本任务，在学规、学约中明确规定学习目的和要求，是读圣贤书，读儒家经典，搞清封建道德的根本道理。《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制定的五大纲领，充分阐明了书院的办学宗旨。其主要内容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二）书院的组织
书院最初作为一种私学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其组织形式比较简单，书院主持人，通常称为“山长”或“洞主”，既负责书院的管理又担负书院的主要教学任务，一般不另设专门的管理人员和机构，脱离讲学的管理人员较少。
书院教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一个学者可以同时在几个书院讲学，学生也往往是慕名而来，自由择师，这样就打破了关门办学、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书院的经费以设置学田为主要来源，学田或私人捐赠，或官方拨充。学生来院听讲，由书院供给膳食，教材书籍亦由私人捐赠或官方颁发。
（三）书院的教学
书院的讲学活动是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作为教育机关的主要标志。它与官学有很大不同，形成许多显著特点，在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一，书院是教学机构，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多数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或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基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使书院教学质量高、学生学习刻苦，治学精神可佳。
第二，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学者莅院讲学，重视学术交流，开展争辩，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会讲”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如南宋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观点对立的学派，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两人及其弟子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学术研讨，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又邀请陆九渊赴白鹿洞讲“喻义”章，并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内，首开书院“会讲”之风。这种“会讲”常常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学术活动，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
第三，书院讲学可自由听讲，不受地域限制。书院著名学者讲学，其它书院和外地书院的师生，前来听讲者，书院热情接待，并提供各种方便。南宋时期，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乾坤二卦"，山南地北的人士都来听讲；明代正德十三年(1518)壬守仁修建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前来听讲者达300余人。
第四，书院教学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书院多采用学生自己读书、问难辩论的方式，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能力。教师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给予学生读书方法的指导；二是注重学生平时学习的考查；三是教师讲授以少而精为原则，大抵是提纲挈领，学生随其程度自行体会。
第五，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间的感情相当深厚。书院名师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书院学生人数不多，且慕师而来，师生朝夕相处，彼此了解甚深，所以师生感情笃。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特别称诵了书院的师生关系，他说：“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指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瑕豫，玩索自得。”
【思考练习】
1、春秋战国私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历史意义是什么？与官学相比有何不同？
2、汉代私学制度是怎样的？书馆教育的性质与内容是什么？《急就章》有何特点？
3、宋元私学制度是怎样的？蒙学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是什么？蒙学教材的代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特点和历史价值有哪些？
4、宋代书院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有何特点？两宋有哪些著名书院？元代以后书院发生了哪些变化？
【阅读材料】
朱子童蒙须知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列，名曰《童蒙须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腰，谓以絛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纴、纽带，不可令有阙落。饮食照管，勿令汗坏，行路看顾，勿令泥渍。
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汙，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澣。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
凡就劳役，必去上笼衣服，只着短便，爱护勿使损汙。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卧必更，则不藏蚤虱，不即敝坏。苟能如此，则不但威仪可法，又可不废衣服。晏子狐裘三十年，虽意在以俭化俗，亦其爱惜有道也。此最饬身之要。毋忽。
语言步趋第二
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始且隐默，久却徐徐细意条陈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当是偶尔遗忘。或日：当是偶尔思省未至。若尔，则无伤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当如此。
凡闻人所为不善，下至婢仆违过，宜且包藏，不应便尔声言。当相告语，使其知改。
凡行步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
洒扫涓洁第三
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父兄长上坐起处，文字纸札之属，或有散乱，当加意整齐，不可辄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钞录主名，及时取还。窗壁、几案、文字间，不可书字。前辈云：“坏笔汙墨，癏子弟职。”“书几书砚，自黥其面"。此为最不雅洁，切宜深戒。
读书写文字第四
凡读书，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汙绉折。济阳江禄，书读未竟，虽有急速，必持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所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楷著毫。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
杂细事宜第五
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
凡喧閧斗争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
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阙。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举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
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则云某姓，某丈。
凡出外，及归，必于长上前作揖。虽暂出，亦然。
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嚥。不可闻饮食之声。
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
凡侍长者之侧，必正立拱手。有所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凡开门揭簾，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惊声响。
凡众坐，必敛身，勿广占坐席。
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饮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则，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凡夜行必以灯烛。无烛，则止。
凡待婢仆必端严，勿得与之嬉笑。执器皿，必端严，惟恐有失。
凡危险，不可近。
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
凡夜卧必用枕，勿以寝衣覆首。
凡饮食举匙，必置筯，举筯必置匙。食已，则置筯匙于案。
杂细事宜，品目甚多，姑举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选自（《朱文公文集》）
第四章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发展演变
【内容提要】
我国封建社会官府根据一定的标准、通过一定程序，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用以补充官吏队伍，古代的选材制度与教育制度紧密相连，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重要的指导和制约作用。我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早已有之，西周时选士统属于学校，“国学”“乡学”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择优而任以官爵。汉代至南北朝的选士之法，学校与选举并行，中央“太学”和“鸿都门学”的学生，学成后可得到相应的官位，但其范围窄、数量小，所以又有另外的选举办法以调剂辅助。汉高祖、汉文帝时有诏举，汉武帝时又规定了察举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都是荐举之法。及至隋唐改为以考试为标准的科举制。科举制延绵流传1300多年，历经隋代建制、唐朝完善、宋代改革以及明清的程序化、制度化乃至僵化，伴随着明清政治的腐败、教育的落后而消亡，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
【学习指导】
1、了解什么是察举制，什么是九品中正制，各有什么利弊和影响。
2、掌握什么是科举制及其产生的原因、熟悉唐代科举制的考试科目和方法。深入分析科举制的利弊及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3、熟悉宋代科举制的变化，了解明清科举制的程序、内容和方法。
4、思考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第一节汉魏时期的选士制度
一、汉代察举制
（一）察举制的诞生与内容
所谓“察举”又称荐举，就是“乡举里选”，由三公九卿（主要是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中央，再由中央考察核实后授予官职。它肇始于汉高祖刘邦，初步形成于文帝，定制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还曾起过作用。
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五年，文帝以‘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为策问内容，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这种由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科目，再由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吏按科举才，送至朝廷，最后由皇帝亲自策问，评定品第高下，酌授官职的方法，不仅是察举制的正式开端，而且也为后世科举殿试奠定了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汉文帝诏举贤良方正仅为偶然之举，既没有明确规定荐举期限、人数，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荐举标准和规范的荐举程序。
汉代察举制正式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士制度，是在汉武帝之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命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并规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于此察举制产生。为适应选拔人才的需要，汉代选举科目逐步固定，比较通行的察举科目主要有：孝廉、秀才(东汉称茂材)、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明经、明法及其它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察举人数也逐渐确定，孝廉原为每州郡岁举1至2人，到东汉和帝时改为按人口标准荐举，大概每20万人岁举1人。察举标准也有明确规定，当时大致确定了四项荐举标准，亦称“四科取士”（这里所谓的“四科”，不是指四个察举名目，而是察举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或标准），它们分别是：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汉代察举制对被举者与举荐者的具体条件陆续作出若干规定，如对被举者的出身、职业、资历、才能、年龄均作出规定，对举荐者的条件也有若干规定，每年例行的岁举，由刺史、守相等地方长官负责。
总起来看，察举制是由丞相、列侯、刺史、守相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举荐给中央，再由中央考察核实后授予官职的制度。它是汉代重要的出仕途经之一。
（二）察举制的利弊
纵观两汉之世，察举制在大部分时间里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带来了汉代英才辈出、功业兴盛的局面。察举制度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人才，制定合理人才标准
汉代总结前世历史经验，认为治国安邦取决得人。在汉代，凡是深谋远虑、励精图治的皇帝都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为求得贤才，他们更新了选用人才的标准，即由重点选用战争功臣和文法吏，改为选用“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儒生，由按资排辈改为破格录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广开才路，不拘一格，既是汉代察举制成功的主要经验，也是察举得人致盛的重要原因。
第二，颁布严格的察举规章
汉代自实行察举制始，就十分注意制定察举规章，并善于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遇到的矛盾随时修改、补充、调整，包括选士科目、标准、人数等，从而使察举规定更加完备和更适宜选官用人的实际需要。
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选士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的局限，还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察举用人的大权操纵在列侯、刺史等官员手中，难免会存在着权门请托(走后门)、贵戚书命(递条子)、行贿作弊等腐败现象；从察举科目的确立到取人标准的制定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注重以“声名”取士等等。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古代选士制度发展的中间环节，是一种更注重按照门第取士的选士制度。
（一）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和内容
东汉末年，察举制已经随着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而变得越来越没落，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局面，察举制已无法为封建社选拔出治国安邦的可靠人才，因此急需改革。其次，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土地兼并现象的日趋严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门阀世族集团，他们把持察举，贸易选官，享有多种特权，不仅使察举制度很难公正，而且堵塞了士人入世为官的途径。再者，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许多士人流散到各地隐居。这样便需要产生新的选士制度。
九品中正制产生于三国时期的魏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卒，其子曹丕听取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这种方法就是朝廷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把被选的士人按照家庭出身和个人才学，分为三级九品，即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作为授官晋爵的依据，然后再按品授官。“中正官”为选官提供的材料由“品”和“状”两部分组成，“状”是中正官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士人的言行和德才所作出的评语，叫“行状”，简称“状”。“品”是士人的出身门第，了解士人的出身门第是品第士人的又一重要环节。“中正官”品第士人必须兼顾士人的德才与家世两个方面，注明“品”和“状”，然后定其品级。所以“中正官”的品评直接决定着士人官职的授予和官位的高低。
九品中正制初行之时，士人品定之权基本上掌握在声名显赫的中正官手中，中正官也能按人才的优劣以定品第。但到了曹芳之时，司马懿当政，于各洲设大中正，由世族豪门担任，取士原则以“家世”为重，从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成了门阀世族集团世袭官位的特权，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二）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与影响
曹魏政权确立“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对选举用人大权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加强皇权，同时调动不同社会阶层出身人的晋升积极性。九品中正制度实行的初年，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九品中正制”的失败源于多种因素，既有选士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有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首先，选人大权由各级“中正官”把持，这样“中正官”个人的人品和公正性将直接影响着选举制的公平与否。其次，选人权力过份集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衡，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为了保护世族门阀大地主的利益与特权，九品中正制主张按门第取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滋生腐败，阻塞贤良，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后期，随着世族门阀势力的减弱，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暴露无疑，逐渐被废弛，新的取士制度将应运而生。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
所谓科举制就是分科考试的选官制度。据《隋书·炀帝纪》载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下诏“十科举人”，并置进士科，这就是科举制设立之始，科举制完备于唐朝，发展扩充于宋、元、明、清，到清末（公元1905年）被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
一、隋朝科举制的产生
隋朝统治者在选士制度方面实行科举制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重新走向统一和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从统治阶层内部的关系来看，庶族中小地主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积极要求参政，希冀通过某种形式改变政治地位。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确立，又急需一大批有能力、有才华的官吏充实到官府机构中去，从而使政令畅通，官僚机构得以正常运转，实现进一步遏制地方割据势力、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中正制和实行大权旁落地方官手中的察举制，既不利于满足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不利于满足中小地主做官从政的合理要求。所以两汉以来的“察举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重门第不重才学的“九品中正制”便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以考试来公平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以自由报考(“投牒自进”)为特点，以知识才华为选士内容，以考试优劣为取舍标准，把考试大权集中在中央吏部，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淘汰的差额考试为主要筛选办法，以加强皇权为宗旨，广泛地向地主阶级各阶层打开了入仕的途径。
隋王朝虽然希望通过科举制选拔封建国家所需要的统治人才，但在隋统治的30余年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人才是十分有限的。“秀异之贡，不过十数”。此时的科举制无论是在考试目的的确定，考试内容的选择，考试规程、方式方法等方面皆不完善。
二、唐代科举制的实施
唐代虽在政治上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但在文化教育上，尤其在选官制度上却继承了隋王朝的一切优良建制，补充和发展了科举制，使科举制在唐太宗和唐高宗年间(即公元627—655)的20余年里发展成为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
（一）考生来源与考试程序
唐代考生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校出身的“生徒”，经所在学校考试合格后送考；二是州县地方选送的“乡贡”，州县“乡贡”生须经地方逐级考试选拔后报送尚书省考试；关于考试程序：唐代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礼部的考试，最后再由吏部复试授官，形成了礼部选人吏部授官的制度。
（二）考试科目、内容和方法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正式设置“进士科”，实行以试策取士。唐代设科取士，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是每年都举行的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科。此外还有“制科”，是皇帝根据特殊需要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
唐代常科考试的科目及内容是：
秀才科：考方略策五道题，以文理通顺、透彻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秀才科取士注重博学高才，隋唐科举取士皆以本科及第为最高。。
进士科：“进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意思是经过层层选拔贡送给王室的可授爵禄的优秀人才，隋唐科举考试沿用此称并定为一科。在唐代科举考试各科中，进士科最受重视，考试以诗赋为主。
明经科：主要考试经义。唐代把儒家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
明法科：主要考试律、令等知识。
明字科，即文字科，“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明字科亦叫明书科。
明算科：就是算术科，主要考《九章算术》三条，《周髀算经》、《海岛》、《孙子》、《五曹》、《夏侯阳》、《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者合格。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五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
三、隋唐科举制的作用及影响
（一）科举制的社会作用
首先表现在选举用人的大权集中到了封建中央的吏部，有利于加强了皇权和中央集权制。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到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趋势。经过层层考试选拔，相对提高了封建官吏的文化素养，从而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自实行科考以来，一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他们专心致志地考科举，尤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增强了朝廷的凝聚力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其次是使选官有了统一的标准，这有利于思想的统一。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就使选官有了统一的内容和共同的标准，这就在有形无形中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唐代科举制实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选士原则，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大批符合儒家标准的人才。
再次是较广泛地向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和广大平民子弟打开了入仕的途径，使过去的所谓寒门，亦即中小地主和社会一般平民通过科举获得了参政的机会，甚至获得了高官厚禄。这对当时的吏治改革是有一定好处的。
唐代科举制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但其缺点和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表面上看，它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但实则不尽然。考生能否被录取，并不完全取决于卷面上的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当时通行的“通榜”和“行卷”等做法上。
（二）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1、科举制的产生使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学校培养的学生，只有经过科举考试，吏部的铨选，然后才能取得官职，于是学校教育成了科举的基础，科举成了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重要途径，成为学生取得官职的必由之路；科举制是通过一定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来选拔人才，这就给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以进学求官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读书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对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统一的科举考试内容，必然促进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而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又有利于教育发展与普及；
2、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由此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或者说是预备机构；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的章句和华丽的诗赋，考试方法又多为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学校教育也是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轻义理，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制成了学校教育的指挥棒，科举考试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学风。
第三节宋元明清科举制
一、宋代科举制的改革
宋代科举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制，但又随着形势的变化做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特别是宋代三次兴学运动以后，对科举制进行了较多的改革。
（一）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提高了及第后的地位和待遇。唐朝科举及第后，只是得到了做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考试之后，优胜者才能授官。宋代科举及第后，不需经吏部考试即可授官，而且及第后授官的级别也有所提高。
（二）突出进士科，并改革进士科考试内容，罢帖经、墨义，重策论和经学，加强了实际能力的考试。
（三）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按宋制秋“取解”（即秋天由各州通判和录事参军主持进行选拔考试），冬集礼部，填写保举状，来年春天由皇帝任命六部尚书或翰林学士主持省试。省试考中后，皇帝还要面试。
（四）完善考试制度，防范舞弊。为了防止科场作弊，宋代严格考试纪律，具体表现为：一是不许朝廷官员推荐考生应试；二是临时指定主考官，实行“锁院”制；三是举行复试和“别头试”；四是实行“糊名”与“誊录”制度。
（五）在科举与学校之间，强化了学校教育的力度。宋代三次兴学运动都提出了加强学校教育的主张，如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就规定应科举者，需在州县学读书三百日方准应试。王安石“熙宁兴学”时，在太学设立“三舍法”，学生根据考试成绩可以升舍，名列上等的，即不再经过科举考试而直接授以官职，三舍法取士与科举考试同时并行，这样，就把学校变成了直接向官府输送人才的场所。
二、明清科举制的革废
（一）科举程序
明清科举考试最重视进士科，其考试程序明代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清代为四级，前面加“童试”。
1、“童试”是预备性质的考试。清代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称“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资格，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等一系列考试，这些统称为童试。童试通过后须在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参加科举考试，凡名列一、二等和三等前列的，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科举史话》第32页）
2、“乡试”是明清两代在各省城举行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于考期定在农历八月，所以又称“秋闱”。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场考试分别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进行。根据朝廷下达的名额被录取的生员，统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中国文化史词典》第465页）
3、“会试”是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各省的举人和国子监的监生均可应考。考试在乡试后第二年春天的二月份举行，所以又叫“礼闱”或“春闱”。会试也是分三场进行，分别在二月份的初九、十二、十五进行。会试中试者称做“贡士”，第一名为“会元”。（《中国文化史词典》第466页）
4、“殿试”也称“廷试”，是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士”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殿试后还要对合格的考生定甲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中国文化史词典》第466页）
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均获得第一名，称作“连中三元”。
（二）八股文与试帖诗
所谓“八股文”是科举考试时所采用的一种特殊文体，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写作格式，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式也有一定的规定，如“破题”有两句，破解题目的意思；“承题”三四句，承接“破题”进一步说明题目的意思；“起讲”用三四句或十来句领文，然后进入正式论述，在后四部分中，要求每个段落要有两相排比对偶的句子，每股少则四句，多则二十句，全文300到700字之间。（《中国文化史词典》第467页）
八股文不仅形式刻板，内容也有严格规定，只从《四书》《五经》出题，对经文的解释，也必须遵守官方钦定的、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并且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考生自由发挥。八股文由于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固定僵化，这就为考试押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有许多考生干脆连“四书”、“五经”都不读，八股文章都不做，只请人代笔，自己只死记硬背成文即可应试，这样渐使编撰八股文成为一种时髦的行业。
清朝科举考试中，除八股文以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文体，那就是“试帖诗”，又叫“五言八韵诗”，它每句五言，共16句，首尾各两句可以不用对偶，其余各联必须对偶，限定以某字为韵，在题目旁须注明“得某字”韵。诗的结构大致与八股文类似，首联曰破题，二联日承题，三联日起股，四、五联为中股，六、七联为后殷，结尾称束股，首联和二联必须把题目字眼全部点出，倘若题目的文字太多不能全部点出，也要把关键字点出。试帖诗的结尾必须颂圣，即为封建帝王、封建政体歌功颂德。（《科举史话》第92页）
（三）考试场所——明清贡院是科举考试的场所。贡院之设始于唐开元年间，唐、宋两代把省试的场所称做贡院。元代以后，乡试、会试的场所也叫贡院。贡院制度的形成历经千年，至明、清两代形成定制。（《中国文化史词典》第461页）
三、科举制的终结
由于八股取士，考场舞弊等多种因素交织融合在～起，使明清之际的科举考试弊窦丛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批评，直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已成大势所趋。
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顾炎武曾抨击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八股取士不仅败坏人才，而且败坏了学术，造成举业盛而学术衰的不良状况。科举考试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且只能代圣贤立言，八股取士的程式又极为固定，这样固定的内容和死板的形式，不仅束缚了学生的学习，而且极易被揣摹、效仿，以迎合考生的心理，适应八股取士之需要，许多人开始押题做答案，考生则花钱买答案，只要背诵答案就可以应付考试，
另外，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使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准备科举，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学校传授的内容，科举考试的方法也成了学校中考核学生的方法，科举完全成为学校的指挥棒，学校完全成为应试教育的机构。再加上科举舞弊现象的屡禁不绝和愈演愈烈，科举制已随封建政权的没落而走到了穷途末路。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等提出递减取士名额；1903年，张百熙也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1905年，清廷被迫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开始，至1905年科举制最终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共延续了1300年之久。
【思考练习】
1、什么是察举制？什么是九品中正制？荐举制的优势和弊病有哪些？
2、什么是科举制？简述唐代科举制的内容？分析科举制对学校教育和社会的影响？
3、宋代科举制有哪些改革？明清科举制的基本情况及弊病是怎样的？
【阅读材料】
八股文
题目：孟子日：“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夫禹、皋陶、汤于尧舜之道，其所以见知、闻知者，可得而论欤?孟子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夫伊尹之乐、仲尼之祖述，其与见知、闻知者抑有同异欤?请究其说。
作者：吴佑，字伯宗，江西金溪人，明初着名大臣。明朝第一科科举洪武四年(1371年)状元，援礼部员外郎。后仵胡惟庸，一度慝官．召回后富置武英殿大学士。着有《荣进集》。下面这一篇，是他中状元的考卷。
正文：
“尝谓尧舜之道，中而已矣。
见而知之者此道也，闻而知之者亦此道也；乐之者此道也，而述之者亦此道也。道其二乎哉?
孟子日：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者，同时而同道也；若汤则闻而知之者，时不同而道同也。
盖当时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相授而守一道。观其“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妙，禹固受之；而皋陶之陈谟，若“允迪厥德”、“身修思永”之类，异辞同旨，则皋陶之见知者，可得而论矣。成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而建中于民，又与“精一执中”之语吻合无间，则汤之闻知者，又可得而论矣。
夫见知者本于同时，而闻知者出于异代，此闻与见之所以分，而道则同一中也。
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者，本心之有德，而穷达同一致也；《中庸》言祖述尧舜者，道统之有在，而先后同一符也。
夫伊尹处于畎亩之中，而心乐尧舜之道，诵其诗、读其书，究其理，嚣嚣自得，而卒能辅成汤家之治，以尧舜其君民，则谓之乐尧舜之道，信乎其乐之矣；夫子有德无位，而不得行道于当时，遂乃垂教后世，删《诗》、定《书》、正《礼》《乐》，序《周易》、修《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则谓之祖述尧舜，信乎其祖述之矣。
观夫伊尹之告君，一则日主善为师，一则日协于克一；夫子之教门弟子，一则日克己复礼，一则日依乎中庸。其与尧舜之“精一执中”者，宁有异乎?然则伊尹、孔子之于尧舜，迹虽不同而道无不同，时虽有异而道无有异，又安有二哉?
合而观之，皋陶之为臣，固不可与禹、汤并称；而伊尹之任，亦不可与孔子集大例论，然其初不异也。
故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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