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奇法

（一）计战



【原文】

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法曰：“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

汉末，刘先主在新野，三往求计于诸葛亮。亮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辅，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阜国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览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帅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后果如其计。

【浅说】

《计战》是《百战奇法》的首篇，它取义于《孙子兵法;计篇》，从战略的高度着重阐述了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揭示了“以计为首”乃是用兵的根本法则。这里的“计”与下文的“计料”义同，是分析、判断情况的意思。它认为，与敌交战之前，首先要分析研究敌我双方将帅指挥才能的优劣，敌方力量的强弱，兵员的多少，地形险要还是平坦，粮食缺乏还是充足。只有对上述诸多情况分析、判断清楚，然后再出兵，就没有不胜利的。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一定客观条件下，运用主观指导的一种以武力解决胜负的斗争活动。战争双方的任何一方，要想战胜对方，必须首先分析和研究敌我双方的各方面情况，并依据这种客观实际，制定出正确的军事部署。只有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才能较多地打胜仗，而较少地打败仗。可见，熟识和掌握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是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和取得作战胜利的根本前提。本篇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揭示了“用兵之道，以计为首”的道理，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

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讨论天下大势的“隆中对”，是古代战略研究史上的突出典型。诸葛亮依据对曹、刘、吴以及刘表、刘璋诸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条件的精辟分析，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总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提出首先要向薄弱的方向发展，夺取荆、益二州以建立基地，安抚西南各族，联合孙权，整顿内政，加强实力；尔后待条件成熟时，从荆、益两路北伐曹操，夺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既稳健又有进取精神的战略计划。后来刘备正是根据这个战略计划、建立了蜀汉政权，成为三国时期三足鼎立者之一。



（二）谋战



【原文】

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

春秋时，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齐国之政。齐景公觞之。酒酣，范昭请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进客。”范昭已饮，晏子彻樽，更为酌。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奏成周之乐乎？吾为舞之。”太师曰：“瞑臣不习。”范昭出。景公曰：“晋，大国也。来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范昭非陋于礼者，且欲惭吾国，臣故不从也。”太师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礼，太师识之。”仲尼〔闻之〕曰：“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

【浅说】

本篇主要阐述以谋胜敌的战略思想。它认为，当敌人开始图谋向我发动进攻的时候，就要针对它的企图加以破坏，使其谋划失败而向我屈服。

这里所引的“上兵伐谋”，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意思是，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谋划。即以自己的谋略打破敌人的战略企图，把战争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说不以兵力直接与敌人交战而又能战胜敌人。这是孙子对战争所希图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是，必须看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力量处于优势，势态非常有利，并且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理想目标。如果忽视客观条件，片面强调“谋战”而否定“兵战”，则必然陷入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泥淖之中，而给自己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不可不加注意的。

春秋时期，晋平公准备进攻齐国，派范昭往观齐国政情。齐相晏婴在宴饮之间挫败了范昭的多次挑衅，从而阻止了晋国即将对齐国发动的一场战争。晋国之所以打消进攻齐国的念头，这固然是由于晏婴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计谋挫败晋使挑衅的结果，但也不能不看到，齐国自桓公创立的霸主地位，虽然到了景公时期已经失去，但齐国仍不失为中原大国之一。晋平公要进攻齐国，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也正是他首先派人往观齐国政情，尔后决定是否发动进攻的根本原因。



（三）间战



【原文】

凡欲征伐，先用间谍，觇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法曰：“无所不用间也

周将韦叔裕，字孝宽，以德行守镇玉壁。孝宽善于扰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者，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知之。齐相斛律光，字明月，贤而有勇，孝宽深忌之。参军曲严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严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槲木不扶自立。”令谍人多赍此文，遗之于邺。祖孝征与光有隙，既闻更润色之，明月卒以此诛。周武帝闻光死，赦其境内，后大举兵，遂灭齐。

【浅说】

本篇从战略的高度着重阐述了使用间谍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问题。它认为，凡要进攻敌人，首先要派遣谍报人员进行战略侦察，在了解了敌人的兵力多少，力量强弱，军队动静后，再出兵进攻，就没有不打胜仗的。

战争的历史表明，要战胜敌人，必须做到“知彼”，弄清敌情；要真正做到“知彼”，就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进行敌情侦察，而最有效的手段则莫过于使用间谍。本篇主张通过间谍侦察敌情，这在古今战争中都有普遍重要的意义。

北朝时期，北周大将韦孝宽就是以善用间谍而著称于世的。在北周与北齐的对抗中，他采取派谍入齐或收买齐人为谍等办法，不仅随时掌握了北齐的动静，而且离间了齐后主与齐相斛律光的关系，诱使齐唐主杀害了“贤而有勇”的斛律光，为北周出兵灭亡北齐扫清了障碍。

四）选战



【原文】

凡与敌战，须要选栋勇将、锐卒，使为先锋，一则壮其志，一则挫敌威。法曰：“兵无选锋曰北。”

建安十二，袁尚、熙奔上谷郡〔引〕乌桓数入塞为害。曹操征之。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路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率兵出卢龙塞，水潦，道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鲜卑庭，东陷柳城。未至二百里，虏方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16)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辎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溃，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浅说】

本篇主要阐述选拔和编组先锋部队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它认为，凡与敌人作战，都必须挑选精兵猛将编组成先锋部队，这样，一方面可以长我军志气，一方面可以灭敌人威风。

本篇所引“兵无选锋曰北”，出自《孙子兵法;地形篇》。所谓“选锋”，就是由选拔和训练出来的精兵猛将组成的先锋队；“北”者，败也。意思是，打仗不选择精锐部队作先锋打头阵，就要失败。战争，就其全过程来说，是由一系列战役战斗组成的。首战的胜负，关系和影响整个战局。而先锋队又是首战的主要担当者。因此，挑选什么样的将领和部队充当先锋队，直接关系到首战的成败。历代兵家之所以都十分重视“选锋”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

三国时期的曹操便是一个善用“选锋”的著名军事家。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进讨乌桓，当时正值夏季洪水泛滥，道路不通，乃凿山开路五百余里。当部队进至白狼山时，与乌桓兵突然相遇。由于对方兵多，已方“被甲者少”，曹操部下普遍产生畏惧情绪。这时，曹操针对自己部队情况，立即选派勇敢善战的大将张辽为先锋，乘“虏阵不整”之隙，纵兵击之，结果大败乌桓军，斩其首领蹋顿及名王多人，收降胡、汉军民二十余万人。此战，曹操在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是能适时选派得力战将率领精兵作先锋打头阵，这对提高部队士气起了重要作用；二是能正确选择进攻时机，乘“虏阵不整”之隙，立即发起猛烈攻击，结果收到“乱而取之”的作战效果。

（五）步战



【原文】

凡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林木而战则胜。若遇平易之道，须用拒马枪为方阵，步兵在内。马军、步兵中分为驻队、战队。驻队守阵，战队出战；战队守阵，驻队出战。敌攻我一面，则我两哨出兵，从旁以掩之；敌攻我两面，我分兵从后以捣之；敌攻我四面，我为圆阵，分兵四出以奋击之。敌若败走，以骑兵追之，步兵随其后，乃必胜之方。法曰：“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如无险阻，令我士卒为行马、蒺藜。”

《五代史》：晋将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榆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陷新州，德威复取不克，奔归幽州。契丹围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闻之，约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救之，乃自易州北行，逾大房岭，循涧而东。嗣源以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先锋，进至山口，契丹以万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骑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因跃马奋挝，三入其阵，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阵，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齐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将至幽州，契丹列阵待之。存审命步兵阵于后，戒勿先动，令羸兵曳柴、燃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其多少；因鼓入战，存审乃趋后阵，起而乘之，契丹大败，席卷其众自北山口遁去，俘斩万计，遂解幽州之围。

【浅说】

本篇主要阐述步兵作战应注意利用地形地物和从敌情实际出发，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的问题。其论点主要是：一是步兵对车、骑兵作战时，必须依托丘陵、险要或林木丛生的有利地形；如在开阔地作战，须用“拒马枪”等障碍物列成方阵，区分部署，轮流战守。二是对于进攻之敌，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三是对于败退之敌，及时组织追歼。

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相应的战守之策，这是古今作战必须遵循的重要军事原则。本篇所论：有险要地形时要充分利用，无险要地形时要设置障碍物。对于从一面向我进攻之敌，“我两哨出兵，从旁以掩之”；对于从两面进攻之敌，“我分兵从后以捣之”；对于四面向我进攻之敌，则“分兵四出”还击。敌人败退时，则奋力追歼之，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从实际出发，不同敌情、地形，采取不同战法这一重要军事原则。这是很可贵的。

五代时期，晋（后唐前身）将周德威，由于恃勇轻敌被契丹兵围困于幽州，竟长达二百余日不得解脱。后得李嗣源、李存审等率兵援助，击败契丹兵，遂解幽州之围晋兵取胜的原因，固然是因兵力增强、将士勇敢，而李存审在作战指挥上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灵活用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先是“命步兵伐木为鹿角阵”，并“发万弩齐射之”，以阻塞契丹兵前进之路；尔后，命步兵列于阵后，以“羸兵曳柴、燃草”，施放烟尘，使“契丹莫测其多少”，乘敌迷惑狐疑之际，挥军直驱契丹后阵，一举而败之。

（六）骑战



【原文】

凡骑兵与步兵战者，若遇山林、险阻、陂泽之地，疾行急去，是必败之地，勿得与战。欲战者，须得平易之地，进退无碍，战则必胜。法曰：“易地则用骑。”

《五代史》：唐庄宗救赵，与梁军相拒于柏乡五里，营于野河北。晋兵少，梁将王景仁所将兵虽多，而精锐者亦少。晋军望之色动。周德威勉其众曰：“此汴、宋佣贩耳。”退而告之。庄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战，今不乘势而急击之，使敌知我众寡，则计无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赵人皆（长于）守城而不能野战；吾之取胜，利在骑兵，平原旷野，骑兵之所长也。今吾军于河上，迫近营门，非吾用长之地也。”庄宗不悦，退卧帐中，诸将无敢入见者。德威乃谓监军张承业曰：“王怒老将不速战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临贼营门，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无类矣。不如退军邑，诱敌出营，扰而劳之，可以策胜也。”承业入言曰：“德威老将知兵，愿无忽其言。”庄宗遽起曰：“吾方思之尔。”已而，德威获梁游兵，问景仁何为？曰：“治舟数百，将以为浮梁。”德威乃与俱见。庄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军邑。德威乃遣骑三百扣梁营挑战，自以劲兵三千继之。景仁怒，悉以其军出，与德威转斗数十里，至于南，两军皆阵。粱军横亘六、七里。庄宗策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浅草，可前可却，真吾制胜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当与战。”德威谏曰：“梁军轻出而远来，与吾转战，其来既速，必不暇赍粮糗；纵其能赍，有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马饥渴，其军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至申时，梁军中尘起，德威鼓噪而进，梁军大败。

【浅说】

本篇主要阐述骑兵作战利用地形应注意掌握的原则。它认为，骑兵对步兵作战时，应避开山林、险要或沼泽的地形，因为这些地方不利于骑兵机动，容易打败仗，而要与敌作战，就要选择平坦开阔之地，这对骑兵的前进、后退都无妨碍，作战一定能胜利。

战争的历史表明，任何兵种作战都要受一定的地形条件的制约。骑兵是古代作战中一种机动力最强、突击力最猛的兵种。但是，只有在开阔平坦的地形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猛烈突击的威力。而山林、险要及沼泽地形，却是妨害骑兵作战能力充分发挥的天然障碍。本篇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着重阐述了地形条件对兵种作战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晋（后唐）与后梁的柏乡之战，是双方争夺河北的一次关键性作战。当时，从兵力对比看，梁军优于晋军，但作战结果却是晋胜梁败。晋军所以能以少胜多，其作战指导的成功是主要原因。梁将王景仁率兵八万（据《旧五代史》载）扎营于柏乡附近的野河之北，企图以优势兵力与晋军决战，一举而占领赵地。晋将周德威识破梁军的企图后，及时说服晋王李存勖放弃过早与敌决战的打算，并根据敌情、地形的实际，采取了主动后撤、诱敌歼灭的方针，诱使梁军脱离营垒之后，充分发挥骑兵快速机动作战的威力，一举击败梁军于旷野运动之中，创造了古代骑兵作战利用有利地形而获胜的典型战例。

七）舟战



【原文】

凡与敌战于江湖之间，必有舟楫(1)，须居上风、上流。上风者，顺风，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随势，使战舰以冲之，则战无不胜。法曰：“欲战者，无迎水流。”(2)春秋，吴子(3)伐楚(4)。楚令尹(5)卜战，不吉。司马子鱼(6)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战，吴师败绩。

【注释】

(1)舟楫：楫，划船的桨。舟楫，即船只。

(2)语出《孙子兵法•行军篇》，但原文为：“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意思是，久果打算与敌决战，就不要靠近水边列阵迎敌；在江河地带扎营，要居高向阳，不要面迎水流居于下游，这是在江河地带行军作战的原则。

(3)吴子：即春秋时吴国公子光，亦即后来指使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为君的吴王阖闾。吴子伐楚是在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本战例出自《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

(4)楚：古国名，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后扩展疆域，西北至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至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至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223年为秦国所灭。

(5)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所设，为楚之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这里是指阳丐，亦即楚公子子瑕。

(6)司马子鱼：司马，官名。西周始置。主管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时仍沿用未变。子鱼，即楚公子鲂。

【浅说】

本篇主要阐述江河湖泊水上作战如何利用风势、水势等自然条件问题。它认为，凡与敌人在水上作战，必须依靠舰船，并且要选择上风上流之处。因为，位于上风，可以利用风势纵火焚烧敌人；占据上流，可用战舰乘流而下冲击敌人。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因而自然地理条件对作战双方不能不起着某种影响作用。本篇所论“舟战”问题，实际是讲水上作战如何正确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武器装备不发达的古代，利用风势、水流等自然条件，以达成作战的胜利，是十分自然而又有道理的。

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在今安徽当涂西南三十里的东、西梁山夹江处）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次江上水师作战。当时，吴国公子光率军进攻楚国，双方相持于长岸。楚国令尹阳丐用占卜预测胜败，认为不利于交战。但司马子鱼却反驳说：“我军地处上游，为什么不吉利？”于是，楚国水军乘流而下猛冲吴军，一战而败之，并虏获吴国先王乘坐的一条名叫“余皇”的大船。楚军的获胜，说明了正确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是战争指导者不可不加注意的问题。

八）车战



【原文】

凡与步、骑战于平原旷野，必须用偏箱、鹿角车(1)为方阵，以战则胜。所谓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整束部伍也。法曰：“广地则用军车。”(2)

晋粱州(3)刺史(4)杨欣失羌戎(5)之和，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6)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通凉州讨此虏者乎？”朝臣莫对。司马督马隆(7)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对曰(8)：“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类何足灭者！”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9)。隆募腰开弩三十六钧(10)，立标拣试(11)，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于是率其众西渡温水(12)，虏木机能(13)等以众万骑，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14)作偏箱车，地广用鹿角车，路狭则为木屋(15)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隆到武威，虏大人猝跋韩且万能(16)等率万分众归，隆前后诛杀及降附者数万。又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木机能等战，斩之，凉州遂平。

【浅说】

本篇主要阐述战车在作战中的作用。它认为，凡与敌步、骑兵交战于平原旷野，要用偏箱车或鹿角车布列成方阵，其作用：一是可以增强部队战斗力，二是可以阻挡敌人冲击；三是可以整饬和约束队伍。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手的出现早得多”。我国古代也是如此。根据历史记载，车作为一种作战装备，在我国至迟在商周时代已是比较普遍的了。但从战国以后，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武器装备的进步，战场条件的变化，这种只利于在平原旷野地区行动的车兵，逐渐为步、骑兵所代替；战车亦由主要用于冲锋陷阵的进攻性装备，变为运输辎重或作为防御作战的障碍物了。本篇正是从防御障碍物的角度，阐述了偏箱车、鹿角车在作战中的作用。这与战国以前所讲到的战车和车战，是有明显不同的。

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武威太守马隆率军进攻羌兵的凉州之战，就是以偏箱车、鹿角车列阵战胜羌兵的一个战例。当时，晋兵只有三千五百人，羌兵则有万余人，几乎三倍于晋兵，并且利用有利地形，对晋兵实施前堵后截。面对此种形势，马隆一方面充分发挥晋兵的勇敢精神，一方面制作偏箱车，设鹿角车阵，“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终于取得了作战的胜利。

（九）信战



【原文】

凡与敌战，士卒蹈万死一生之地，而无悔惧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法曰：“信则不欺。”(1)

三国魏明帝(2)自征蜀，归长安(3)，遣司马懿(4)督张郃(5)诸军，雍、凉(6)劲卒三十万(7)，潜军密进，窥向剑阁(8)。蜀相诸葛亮时在祁山(9)，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10)。时魏军始阵，幡兵(11)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12)，非力不制(13)，宜权仃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14)，古人所惜；去者速装以待期，妻子鹄立(15)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令去。于是，去者皆悦，愿留一战；住者奋勇，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未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剑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一战大克，信之由也。

【浅说】

本篇主要阐述以“信”治军原则的重要意义。它认为，在对敌作战中，士卒之所以能够舍生忘死地去杀敌，都是由于平时将帅以“信”带兵的结果。只要将帅平时做到信而不欺，并且推心置腹地对待士卒，那么，士卒就会衷心地服从指挥而不怀疑。这样，打起仗来，就没有不胜利的。

本篇所引“信则不欺”，出自《六韬•龙韬•论将第十九》，意思是讲信用的人，就不会欺骗。将帅乃是辅国之栋材，选任什么样的将帅统兵，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因此，历来兵家都十分重视选任将帅的条件。《六韬》就提出为将者的“五材”问题，认为只有具备“勇、智、仁、信、忠”五种美德的人，才堪任将帅之职。可见，信而不欺，是为将帅者所必备的条件之一。只有做到信而不欺，即行赏罚，讲究信用；严纪律，不徇私情，才能取得广大士卒的拥护，才能上下一心，团结对敌。

本篇所引战例，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五事”。引文之后有裴松之按语：“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长安耳，此年不复自来。且亮大军在关、陇，魏人何由得越亮径向剑阁？亮既在战场，本无久住之规，而方休兵还蜀，皆非经通之言。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而并不载冲言，知其乖刺多矣。”裴松之对此战例的真实性提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总观诸葛亮一生统军作战的实践，以信为治军之本，恐怕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百战奇法》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百战奇法》是中国古代分条论述作战原则和战法的兵书。现有明刻本存世，分前、后二集，共十卷。每集五卷，每卷十战，合为百战，故名之日《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是一部在我国兵学发展史上，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古代重要兵书。可是，长期以来，它并不为人们所熟知，而其被更名后的《百战奇略》，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早在六十年代初，有的军内单位即曾根据清咸丰年间的《百战奇略》抄写本，加以整理刊印，作为内部学习之用。1982年10月，长春市古籍书店则公开出版发行，广销各地。随着该书刊行的不断扩大，接触和研究它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对于该书原名是否就叫《百战奇略》，它成书于什么时代，作者是谁，它与《百战奇法》又是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真正了解。上述无论是内部刊本，还是公开发行本，都认定《百战奇略》一书为明代刘基（字伯温）所著。1983年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军事成语》一书，在解释某些“成语”（计有十条之多）的“语源”时，也把《百战奇略》一书的作者，说成是明代的刘伯温。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在探讨《百战奇法》一书所包蕴的军事思想之前，首先搞清其成书时代、作者以及它与《百战奇略》的关系等问题，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1．关于《百战奇法》的著录情况

我们从查阅的大量古代版本书目中发现，目前公开出版发行的《百战奇略》，书名原为《百战奇法》。最早著录此书的，是明正统六年（1441年）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是书卷十四“兵法”类载称：“百战奇法一部一册阙”。其后，又有嘉靖间进士、国子监司业晁《宝文堂书目》卷下“兵法”类载有《百战奇法》；御史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上编，记载当时杨州府所刊书籍中也有《百战奇法》一书，可见此书在明代刊刻流传之广。明万历年间，翰林院修撰焦所著《国史经籍志》卷四下“子部”载称：“百战奇法十卷”；藏书家徐的《红雨楼书目》卷三“子部•兵类”则载称：“百战奇法二卷”。以上明代各书目所载《百战奇法》的卷数虽有不同，但书名皆一，没有出现过《百战奇略》书名，并且所有著录均未载明其成书时代和作者。到了清代，著录《百战奇法》的版本书目比明代更多了，诸如顺治间进士、翰林院编修傅维鳞的《明书经籍志》；康熙间纂修官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钱曾的《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进士、刑部尚书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乾隆间沈复粲的《鸣野山房书目》；光绪间进士、翰林院编修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记》，等等。以上清代各书目多数载称：“百战奇法十卷”，但都没有载明其成书时代和作者，也没有出现过《百战奇略》的书名。只是在《百战奇法》被人改名为《百战奇略》以后，才在晚清的个别书目中发现有著录《百战奇略》的。这个问题将留待后面详细考证。

2•关于《百战奇法》的成书时代

《百战奇法》成书于什么时代？史载其说不一。明代茅元仪在其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的《武备志》中，明确指出《百战奇法）为宋代作品；但清代倪灿在其《补辽金元艺文志》中，却把此书列为元代著作。

《百战奇法》究竟是宋代作品，还是元代作品？目前虽未查出宋、元刊本以为确证，但经考证分析，我们认为，茅说较倪说更为可信。主要理由是：

其一、茅元仪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茅坤之孙，其祖父茅坤乃嘉靖进士，官至广西兵备金事，平生不仅“藏书甚富”而且“雅好谈兵”。茅元仪本人长期生活于军旅之中，谙于用兵方略，崇祯间曾辅佐兵部尚书孙承宗军务，官至副总兵。家庭的影响和本人的经历，使茅元仪有可能接触并注意搜集更多古代兵书。他所编著的《武备志》，广采历代有关军事书籍多达二千余种，而辑成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余万字的巨著。他在该书第十九卷《战略考》的按语中，明确指出：“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续百将传》、《史略战宗》，近有《诸史将略》、《运筹纲目》、《决胜纲目》。”又说：“吾汇辑诸家，本之正稗二史，以为战略考”。茅元仪这里所

：列之各兵书，经查，除《史略战宗》未见著录外，余皆为宋、明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茅元仪所称“宋有《百战奇法》”一说，当有所本。据南宋著名藏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著名学者王应麟《玉海》记载，《百将传》为宋代张预所撰。清人吴浔源考证认为，张预是北宋东光县（今河北东光）人。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印的《东光县志》卷八中记载：“张预当宋何朝？不见史籍。然以意度之，断为北宋时人无疑。何也？因见辽、金之必为大患，故陈百将略以讽示廷臣。及南渡后，却天下无可挽回，遂隐以终世，此则其心迹时势可窥于微者。”吴浔源这里所说的辽、金同时构成北宋的严重边患，当在金已建国、辽尚未灭亡之时，亦即北宋徽宗政和五年至宣和七年（1115—1125年）之间。由此可见，张预的《百将传》当成书于宋徽宗朝。而《百战奇法》被列于《百将传》之前，无疑更是北宋的作品了。又据《百战奇法》所引古代兵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的实际情况，似可进一步推断，《百战奇法》的成书时间，可能在北宋神宗朝颂定《武经七书》为武学教本之后，至宋徽宗朝这几十年间。

其二、视《百战奇法》为宋代作品，不独茅元仪一人，乃是明人的普遍看法。目前，已经查到《百战奇法》的最早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西安马思进刊本，还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金陵唐富春刊本。这两种版本的《百战奇法》不仅内容完全相同，而且均是作为《武经总要》附刻本刊行于世，称之为《武经总要百战奇法》。我们知道，《武经总要》是北宋仁宗朝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端明殿学士丁度等奉诏编纂，并由宋仁宗亲自作序的官修兵书。明人收《百战奇法》为《武经总要》附刻本刊行，显然是把《百战奇法》一书作为宋代作品对待的。这一点恰好是茅说的一个有力佐证。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由骠骑将军、南京右府都督金事王鸣鹤编辑，而于翌年刊行的《登坛必究》一书中，收录了《百战奇法》的前五十战法，排在北宋哲宗朝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秦观的《兵法》一文之后，与其一起以《百战》为篇名，作为《登坛必究》第二十卷的内容之一。王鸣鹤为什么只收录了《百战奇法》的前五十战法？这可能是由于他当时只搜集到该书前集的缘故。这一点，我们虽然不得其详，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他之所以把《百战奇法》放在宋人著作之后一起刊印，这与马思进、唐富春将《百战奇法》附在宋著《武经总要》之后刊行，具有同样的含义。

其三、明崇祯九年（1636年）刊行的兵法丛书《韬略世法》，全文收录了《百战奇法》，且以《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为篇名列为该丛书之第七种，卷端题为：宋谢枋得编辑，明汪淇参订。谢枋得是南宋诗人，宋理宗宝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曾为考官，后又任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等职。既然《百战奇法》曾为谢枋得所编辑过，那么，该书是宋代作品就肯定无疑了。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茅元仪“宋有《百战奇法》”一说的可信性。明人邹复在为《韬略世法》中的《百战奇法》所作序中，明确指出：《百战奇法》“未详作者姓氏，自《计战》至《忘战》，凡有百篇，俱自《武经七书》中流出，……殆宋人手笔，张预、戴溪之流亚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百战奇法》确系宋代著作，南宋谢枋得虽曾编辑刊行过此书，但他并非原始作者。明人邹复认为是象北宋张预一类人物所作。这说明，《百战奇法》早在谢枋得之前已刊行于世了，大约成书于北宋未年，当无多大问题。

其四、从《百战奇法》的内容看，书中所引证的九十九个战例，均为五代以前各朝代的。其中：春秋十二例，战国七例，秦三例，两汉三十例，三国十例，两晋十例，南北朝九例，隋三例，唐十一例，五代四例。宋代和宋代以后的战例一个也没有。如果说《百战奇法》是元代或明代作品，那么，宋代战例不会一个不选。我们知道，宋王朝自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建宋之始，至南宋为元所灭为止，在长达三百二十余年间，战争频繁不断，战争类型多样，有北宋初期的统一战争，有与辽、金之间的民族战争，还有农民起义战争，等等，可供后人借鉴的战争战例不少。然而，《百战奇法》一书竟未引证一例。这一事实本身，不也正好说明它是成书于宋代吗？

其五、清人倪灿将《百战奇法》列于元艺文志中，并不意味着《百战奇法》就是元代著作，只是说明在元代刊行的军事著作中有《百战奇法》一书而已。应当承认，倪灿之所以把《百战奇法》列于元艺文志中，并非毫不根据，这很可能是他曾看到过元代刊本的《百战奇法》。他在《补辽金元艺文志》（元代部分）中是这样记载的：“百战奇法十卷，以下不知撰人”，其下又列《行军须知》等七部“不知撰人”的兵书。倪灿的这段记载，除明确指出了《百战奇法》的卷数和不详作者之外，并没有说明此书成于什么时代。我们认为，元代刊本的书并不等于就是元代作品，这正象明代刊本的《百战奇法》并非明代作品一样。此种情形，在历代版本书目中，是常见不鲜的普遍现象。如果说生活在清康熙年间的倪灿有可能看到过元代刊本的《百战奇法》的话，那么，早于倪灿约半个多世纪的明天启年间的茅元仪曾看到过宋代刊本的《百战奇法》，也是安全可能的。因此，不能因为清人倪灿把《百战奇法》列于元艺文志中，就可否定明人茅元仪“宋有《百战奇法》”一说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3．关于《百战奇法》与《百战奇略》

的关系及其作者问题

清威丰三年（1853年），曾在道光朝任过礼部祠祭司主事的满人麟桂刊印《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以下简称《七种》）时，《百战奇法》已被更名为《百战奇略》而列为《七种》之一种，并署明朝刘伯温作。麟桂在《七种》的序言中说，他是根据名叫“澼道人”者所刊的《七种》，再次“用活字版印之”。查“澼道人”所刊之《七种》①，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是手抄本。“澼道人”者不见史籍，其真实姓名、里籍及其刊刻《七种》的具体时间，均不可考，虽然如此，但从《七种》中的《塞外行军指掌》和《天下沿海形势录》内容看，前者涉及到清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问题，后者是有关我国清代沿海和台湾的兵要地志之事。而《天下沿海形势录》本是《海国闻见录》②的一部分，其成书年代为清雍正八年（1730年），作者为浙江提督陈伦炯。由此可以断定，“澼道人”刊刻《七种》的时间，当在清雍正八年以后至道光朝以前，《百战奇法》被更名为《百战奇略》，大约也是在这个期间。麟桂再次刊行《七种》时，在其为《百战奇略》的“题词”中，明确指出：“此书题刘伯温作，盖亦托名。”我们认为，麟桂对《百战奇略》作者问题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

第一、“澼道人”本《百战奇略》与明代马思进、唐富春本《百战奇法》相较，从每战篇目到具体内容，从每条战法的论述到所援引的战争战例，除个别字句略有差异外，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两书是一书，前者是后者的更名而已。我们在前面考查《百战奇法》一书的著录情况时，曾列举了大量明、清版本书目，均未发现有载明其作者姓氏的。早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李赞在为西安马思进刊行《百战奇法》所作序中，就明确指出：“书亡作者姓氏”；崇帧问，邹复也指出：此书“未详作者姓氏”。到了清康熙间，倪灿在其《补辽金元艺文志》中，再次明确指出《百战奇法》不知撰人”。可是，经“澼道人”刊刻《七种》之时，《百战奇法》不但已被更名为《百战奇略》，而且竟署“明诚意伯刘基著”。显而易见，这是后人所擅改和妄加。何人所为？虽然不得而知，但我们认为，自谓“余家旧藏秘书七种”，且第一次“付梓以公天下”的“澼道人”，恐怕首先不能摆脱这种嫌疑的。

第二、《百战奇略》一名除见于《七种》一书外，我们从大量明、清版本书目中，查到著录此书的，仅有晚清藏书家丁丙之子丁立中所辑《八千卷楼书目》一种。是书卷十“子部;兵家类”载称：“百战奇略一卷，明刘基撰，抄本”。此外还有一九三三年刊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也有同样的记载。一九六二年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丛书综录》则载称：“刘伯温先生百战奇略”，这大概是因袭道人本：水陆战守攻略方本秘书七种》的说法。经查，八千卷楼所藏的抄本《百战奇略》（现存南京图书馆善本室），从其内容看，它无论与明马思进本《百战奇法》，还是与清“澼道人”本《百战奇略》相较，都基本相同。但在个别问题上已有较大改动，包括战法论述和战例援引的改动。例如，《百战奇法》的《合战》本无战例原文，仅在篇目下注云：“后说与此同”。根据麟桂本《百战奇略;合成》篇目的注释，所谓“后说与此同”，意思是说，后面的《怒战》的战例与《合战》战例相同，即为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汉将王霸、马武攻打拒守垂惠（今安徽蒙城西北）的反汉势力周建。但是，八千卷楼藏本《百战奇略》之《合战》的战例，却是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将杨镐进攻后金（清朝前身）的萨尔浒之战。刘伯温是元末明初人，死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选录自己死后二百四十四年的战争战例。这有力说明，署刘伯温作《百战奇略》，显系后人所擅加。第三、经查，刘基一生并无直接论兵的军事著作传世。刘基，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曾任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元帅府都事等职。后因反对元廷招抚方国珍而被革职还乡。在全国掀起反元起义斗争推动下，他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应聘赴应天（今南京）辅佐朱元璋，先后灭陈友谅，执张士诚，降方国珍，北伐中原，遂成帝业。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遂封刘基为诚意伯，官至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据《明史;刘基传》载称：“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沦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对于这样一个既有功于明朝的开国元勋，又被时人誉为可与诸葛亮相祷俪的著名人物，如著有《百战奇略》或其它直接论兵的军事著作，定会明载于史籍。然而，无论正史，还是其它记载刘基事迹的传记、年谱、地方志等，均未披露他有什么军事论著传世。“道人”刊刻的《水陆战守攻略方术秘书七种》中的第一种《诸葛武侯兵法心要》，虽称之为刘基所纂辑，但清人麟桂认为，此亦系“出于依托”。

根据以上考证分析，可以断定，《百战奇法》是北宋末叶作品，其原始作者已不可考；《百战奇略》乃是《百战奇法》一书的更名，署刘伯温作《百战奇略》，实出于清人之伪托。

“千古人豪”刘伯温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县）人。他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授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正德九年又加赠太师，谥文成，诏书称其“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也象姜太公、诸葛亮一样，以其超凡绝伦的智谋、卓尔不群的人格，而为人们千秋传颂，其形象不断被神化，成了智慧的化身、崇拜的偶象，在广大民众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刘伯温之所以被称为“千古人豪”，正是由于他是一位品学兼优，才通文武，立德立功、立言兼备的“三不朽”式的伟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不多见的。

刘基自幼聪颖，凡诸子百家、兵法战策、天文地理、阴阳卜筮之书，无所不读，怀王佐之才，抱济世之志，以天下为已任。元朝至顺四年（1333年）中进士，深得揭斯、赵天泽等的赏识和器重，称为“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诸葛孔明之俦”。踏上仕途后，久沉下僚，郁郁不得志，曾三次辞官，一次被罢职，但始终不改其浩然正气，目击时艰，心忧天下；刚正不阿，廉洁而有惠政，表现了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林高风”。

辞宫归隐之后，他写下了名著《郁离子》，不仅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历史观，而且借寓言的形式，揭露了元末政治的黑暗，表明了自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提出了救时之政、治国之术，“以待王者之兴”。果然，朱元璋请他出山，又有了实现抱负、施智展才的机遇，在明朝削平群雄、平定天下、开国立政的过程中，他运筹帷幄，竭忠尽智，而且始终保持清正廉直，秉公执法，不计名利，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辞封爵而不贪大之功，终身显荣而私产无寸”；而且功成之后，急流勇退，在六十一岁时辞官归隐，闭门谢客，安享清贫，以棋酒诗文自娱。凡此种种，充分表现了一个封建士人的良好人格和品德，体现了传统儒家的理想境界。

此为“立德”。

作为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以知天命之年重新出山，毅然加入了朱元璋的反元队伍，顺应历史的潮流，辅佐朱元璋在群雄角逐中纵横捭阖，节节胜利，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奠定了明朝的开国基础。在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刘伯温的功绩主要在统一天下和开国立政两个方面。

在平定天下、实现统一的事业中，刘伯温充分表现了一个军事谋略家、开国军师的卓越才能和胆识。他出山之初，各地义军的反元浪潮席卷全国，元朝统治正如大厦将倾，日薄西山，但各地义军也都割据一方，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攻克南京，占据江淮的朱元璋，置江南行中书省，称吴国公，仍然奉小明王韩林儿为君，用其龙凤年号，在岁首朝拜小明王御座行礼时，刘伯温坚持不拜，并借机劝说朱元璋上应人命、王气，立下雄心壮志，勇敢地承担起统一天下、建立帝业的使命。接着，又为他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先灭陈友谅，后定张士诚，然后分兵北向中原，混一宇内。历史证明，朱元璋正是采纳了这一战略思想，才一步步由小到大，“遂成帝业”。除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部署，在许多重大战事中，刘伯温还亲临其境，龙韬虎略，战术奇变，“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如激战翻阳湖，大破陈友谅，平定处州之乱等，均得其奇谋而胜，“占有考祥明有征验，运筹划计动中机宜”，为大明王朝的开创建立了丰功伟绩。

在开国立政方面，刘伯温也是朱元璋“任以心”的谋士和助手，太祖“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之遇，知无不言。”早在开国之前，他就受命卜地扩建南京城；后又制定《戊申大统历》，确定历法；制定律令，建立法律制度和立国规模；又奏行军卫法，建立卫所军事行政制度；开国初任御史大夫，整肃纪纲，严惩贪枉，刚正廉直，待“国威已立”之后，则要“为政宽猛如循环”，劝朱元璋修德省刑，济以宽大，体现了以严立政，以宽守之，宽猛相济的指导思想。此外，他还参与了明初诸如确定丞相人选、立国方针等重大决策，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卓识和风范。

此乃“立功”。

正如古今许多论者所言，历代的佐命元勋，象汉朝的张良、唐朝的房玄龄、宋朝的赵普等等，很少有象刘伯温这样才兼文武，既“树开国之勋业”，又有传世之文章，兼有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的称誉的。正如明初学者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所说：“公学足以探三才之奥，识足以达万物之情，气足以夺三军之师，以是自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不知自视与古之豪杰何如也。”

刘基博学多识，著作等身，涉猎我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对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军事学、医学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文学而言，他被称为明初三大作家之一、明初文坛的旗手，而且是有明一代唯一的在诗文、诗歌两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作家。其诗独标高烙、规模韩杜，一改元代纤华丽的风气，“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而且提出了“文以理为主，而以气掳之”，“有裨于世教”等进步的文学主张。传世的《诚意伯文集》，收有《覆甄集》、《写情集》、《犁眉公集》、《郁离子》等，他不愧为一代文学家。

就思想而言，其著作中也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辩证法思想，同时也具有进步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等，不愧为一个较著名的思想家。

此其“立言”。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能够象刘伯温这样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人，不说罕见其匹，至少也可谓风毛麟角，“千古人豪”的称誉，是当之无愧的。当然，刘伯温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崇拜者，统治者对其形象的神化、民间传说的玄化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喧染也是重要的因素，以致于把这位历史伟人变成了能呼风唤雨、未卜先知、透彻天机的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