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成长故事
茅盾怎样成了大名
——从读书成长到写书立世
顾亦
懂得怎样读书的父亲
坚决支持读书的母亲
读书读书读书再读书
茅盾大名自己没料到
懂得怎样读书的父亲
从前，稍微有点见识的家庭，都知道该让孩子读书。读什么书呢？怎么读呢？那还不容易嘛，上边官家考什么，咱们就跟在后面读什么呗！方法嘛，无非就是死背硬记（可见应试教育一向是咱们的光荣传统）。因为你只有读好上边规定你读的书，你才能“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得好就能当官，就能享受黄金堆起的大屋子，就能得手如花似玉的脸蛋子。这样的好书谁家不愿意读？
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书曾经读得好，16岁考上了秀才。16岁就考上秀才，少年得志，这在他们浙江桐乡县乌镇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父亲的曾祖父、祖父们很高兴，更加严厉督促父亲攻读八股，希望他能高中举人，走上大仕途，从此高高筑起沈家的门庭。父亲虽然从小学习八股，却从心底里讨厌八股，等到了19岁时就想找机会学医，祖父为此专程向在外地经商的曾祖父请示，遭到严词拒绝后，祖父不敢再请示。不甘心死读八股的父亲反复写信给曾祖父，说是学医和举业可以两条腿走路，还列举了古今成功的诸多例子加以证明，终算勉强说服了曾祖父。
父亲去未来的岳父家里学了几年中医以后，又开始偷偷自学数学（考举人可根本用不上这刚刚从国外进口的洋玩艺儿），这才是他最喜欢的事。他还用竹片制作了一套十分精致的计算工具。结婚以后，父亲又用母亲的私房钱从上海邮购了有关声、光、化、电的书，还有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书、有关西医西药的书。父亲为什么要自学这些洋玩艺儿呢？
1896年7月4日，父母的长子出生了，家里给在外地的曾祖父打了电报报喜，曾祖父给他取名德鸿。
父亲努力自学时，清朝开始了维新变法，父亲很高兴，成了维新派，并且计划先进高等学堂，而后考取留学日本的官费生。不想维新只有百日，革新派有的被杀，有的逃亡。父亲只好照旧守在家里自学。
德鸿5岁时该上学了，沈家自己就有家塾，教书的就是父亲的父亲、德鸿的祖父。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让自己的儿子进自己父亲的家塾，他不赞成祖父教那些陈旧没用的老古董，还不赞成祖父的教学方法。因为父亲天天忙于自己读书，就坚持要妻子在自家卧室里教小儿子读书，教材是他找来的上海新学堂的有关天文地理的课本。没有历史书，他就要妻子自己编写，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德鸿7岁时，祖父把教家塾的重任给了父亲。父亲就一边行医，一边教书，德鸿因此也进了家塾，由父亲教他，要求十分严格，每天节录课本中四句，要他熟读，说是要慢慢加上去，加到一天能熟读十句为止。学不到一年，父亲有病，祖父接着教家塾，父亲于是把德鸿送进一家亲戚办的私塾去念书。父亲想必是对的，如果让祖父教自己的孙子，他能不宠惯自己的孙子吗？
半年后，乌镇办起了第一所新学校——初级小说，德鸿马上被父亲送进了这所小学，按年龄分在乙班，学不到10天，又被调进学习进度快的甲班，成为甲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最大的学生已经20岁），学习内容是私塾从来没有过的国文、修身、历史、算学（数）。
父亲得了一种怪病，一病就是三年，几经名医治疗，越来越重。起初，他还能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着读一两小时的书，仍然自学数学、声、光、化、电等书，也读些外国历史地理的书，还看一些鼓吹革命的报刊。再后来，父亲四肢聚筋，只能躺在床上支着两条腿，骨肉一点点僵硬，双手连拿书本的力气都没有，即使这样，父亲仍要读书。母亲日夜守护父亲，白天就把书本竖在父亲胸前，一页页翻给父亲看。每天下午三点，德鸿放学回家，马上守到父亲床边，拿着书，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母亲趁机赶快去给父亲洗衣服，父亲每天大小便都在床上，衣服必须一天一换。
德鸿正拿着书给父亲看，父亲忽然就说不看了，过一会儿又说拿刀来。他把家里那把半尺来长的钢刀拿来，问父亲做什么？父亲说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他不禁觉得奇怪，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还是把刀给了父亲。父亲吃力地拿着刀，看了一会儿，终于放下，又叫他拿走。他下楼时告诉母亲说，爸爸想剪指甲。母亲立刻上楼。
晚上，父亲睡着了，母亲悄声告诉德鸿，父亲叫你拿刀给他，他想自杀，父亲说，病是一定没有好的希望了，这样拖下去，何年何月可了，可不把你们拖累了么？不如省下来每天白花的钱，留给你们。虽然父亲答应了母亲不再起自杀的念头，母亲还是一再叮嘱德鸿，以后把刀子藏好，剪子也要藏好。
外祖母给父亲请来日本医生，终于确诊，父亲的病是骨痨（骨结核）。人们不禁都哭了。34岁的父亲，笑了说，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父亲不再读书，每天只和母亲小声商量什么事，后来父亲口说，母亲一面笔录，一面下泪。德鸿虽然在旁却听不懂，不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他和弟弟的将来。母亲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应当请公公来写。父亲苦笑道，你想得周到。德鸿马上请来祖父当面写下了父亲的话。
父亲让母亲整理书籍，医学书都送人，小说都留下。父亲指着一本谭嗣同的《仁学》对德鸿说，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后来才知道，父亲那天立下的是遗嘱，大概意思是，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变法维新，否则就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还叮嘱德鸿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
从此，父亲天天给他们议论国家大事，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他反复告诉德鸿，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已任。
坚决支持读书的母亲
母亲出生在中医世家，自小跟一位老秀才的姨夫学会了读、写、算，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列女传》等古书。母亲19岁嫁给父亲后，父亲认为母亲读那些书都是不切实用的，他要母亲补读《史鉴节要》（简要的中国通史），又要母亲读一本介绍各国历史地理的书。
父亲有病时，德鸿有时为了照看父亲请假不去上课，母亲怕他落下功课，就自己教他，教他很快读完了《论语》，比学校进度还快。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两个儿子身上，尤其是对长子德鸿管教极严，听得下课铃声如果没有回家（立志小学就在沈家隔壁），一定要查问原因。小学毕业后，母亲就送他转入高等小学。但是他的祖母和二姑妈却主张让他快进自家的纸店去做学徒，省得吃闲饭。12岁那年，学校会考，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德鸿就把他听父亲议论国家大事那些话凑成四百多字，结尾又用上了父亲反复告诉他的那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德鸿的卢表叔主持这次会考，在他的卷子上写下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他的卢表叔又拿了卷子给德鸿的祖父、祖母看。母亲看过笑对德鸿说，你这篇论文是拾父亲牙慧的，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祖母和二姑妈常说，你该到我家纸店做学徒了，我料想你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就用这方法帮你。
表叔就是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好让她能按照父亲的遗嘱去供德鸿读书。
德鸿13岁高小毕业，母亲马上让他进中学。那时，只有大城市里才有中学。杭州有一所初级师范，有人劝母亲让德鸿去考这个师范学校，可以省下学费。母亲认为父亲的遗嘱是要两个儿子搞实业，当教员怎么可以呢？后来因为乌镇有德鸿一位表叔在湖州中学读书，就让他带了德鸿去湖州上中学。
学校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自愿报名，交费10元，德鸿很高兴，马上报了名，给母亲写信说，我现在身边有十来元，那是母亲给的半年的零用钱，如果母亲不赞成我去参观，那就用零用钱抵账吧。
没想到出发前夕，母亲就设法寄来一封信、十元大洋，信里说，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它东西，只要你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母亲哪母亲！参观了各省展出的土特产，果然大开眼界，他还买到一部《世说新语》，后来反复读了两遍，这是他第一次读历史故事书。
在学校里，他的作文是写得好的，老先生曾给他的作文写过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先生好眼力，后来他果然成为中国的“能为文者”。
寒假里，他就在家里专读《昭明文选》。后来因为不满意湖州中学，他要转学去嘉兴中学，母亲于是设法了解到嘉兴中学数学教员学问好，教法也特别好，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想让德鸿将来入理工科学校，母亲也就同意他转入更好的嘉兴中学。
嘉兴中学的校长和教员不少都是革命党，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后大都另有高就。不料，“革命虽已成功”，新来的学监却限制学生们已有的自由，于是引起学生强烈反对。德鸿没有参加他们的闹事，他只是在大考的时候，在一个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在题了“庄子”的封套里装了一只死耗子，题了庄子装了耗子的套子被他送给了那位新来的学监。
放假半月，学校寄给他一份大考成绩单，又寄给他一份除名通知单。
读书读书读书再读书
母亲十分生气，责问德鸿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后来知道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再生气，只是问道今后去哪里读书？
他一时无话可答。
母亲就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开学前他就去杭州安定中学，考上了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母亲为他打点行装，他只忙着读《昭明文选》，以后年年寒暑假都读，居然就把三十卷的《昭明文选》读了两遍。
安定中学有位国文教员，教学方法先是让他惊异，后来很感兴趣。这位老师讲课只在黑板上写上人名书名，每日讲一段，要同学们做笔记，然后他给同学们修改、补充笔记。德鸿最初是在听他讲课同时做笔记，后来觉得自己的笔怎么也跟不上先生的嘴，于是他每课只记下人名书名，而后专心听讲。对于先生讲的内容就靠一时强记，课后再及时默写出来。结果他发现，自己居然能够记下先生讲的十之八九。
13年后曾有朋友打赌，说他能背出120回的《红楼梦》来，郑振铎不信，拿出《红楼梦》来点着章回让他背，随点随背，他居然一连气背了半个多小时，丝毫不差。
他17岁时，中学毕业了。再往下怎么办？还能再读书吗？
好在母亲早有计划。外祖母曾经给过母亲一千两银子，多年存在银庄上，连本带利已经有七千元银元，母亲把它分作两股，他和弟弟各得其半，足可以供他再读三年书。母亲订阅了上海《申报》，在广告栏上查到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又因为他的卢表叔（那位曾给他的作文写批语的老师）现在就在北京财政部任职，他要去了北京卢表叔会照顾他。因此，母亲决定让他去上海报考北京大学。考完等了一个月，《申报》上登出被录取者名单，查来查去，反过去查正过来查，只有一个沈德鸣，不见有沈德鸿。
幸而不久来了通知，终于知道他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放假之前，母亲早有信来，说寒假不必回家。他就从卢表叔处借得二十四史的《史记》，读了一个半月，三年大学寒假共读了四个半月的二十四史。从中学到大学三年，除去功课学习，他先后阅读了历代名家诗文集、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资治通鉴》、《昭明文选》（读两遍）等书。在大学里又读了许多的外国文学名著。
20岁那年，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
茅盾大名自己没料到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北京有个分馆，分馆有位孙经理，孙经理一再找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卢表叔，向他揽活，表示凭借他们的进口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保证能印制好政府的公债票。
沈德鸿毕业后，卢表叔就求这位曾经求过自己的孙经理，向上海商务印书馆推荐他做了编译，每天批改英语函授卷子。
批改了一个月，他无意中看到馆里发行的《辞源》，一时冲动，就给总经理写了一封二百多字的文言信，先是赞扬《辞源》开风气之先，次举条目出处有错误、使用不方便。最后说新词收集太少，甚盼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不想总经理很看重这封信，当天就批交下属核办，他也被重新安排与一位老先生合作译书。此后他由译书到帮助编杂志，经常在《学生杂志》、《学灯》上发表文章。不久又被请出来主编《小说月报》，使其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
后来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遭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家人只好声称他去了日本，实际是足不出门，整日隐居在家里，没了职业，如何维持生活？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于是，1927年9月初，31岁，他就守在妻子的病床旁写他的第一部小说。不到两个星期，就写完了中篇小说《幻灭》的前半部，打算先给叶圣陶看一看，便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
叶圣陶看完就找上门来，说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今天就发稿。又说，这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矛”上加个草头，“茅”姓甚多，不会引起注意。
沈德鸿同意了，于是，就用了茅盾这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子夜》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茧》等，一生创作小说500万字、译文200万字、论文400万字。逝世于1981年。
茅盾说：
为什么取名矛盾？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汉代梁武帝之长子昭明，喜爱文学，广招文化人编选秦汉以来诗文三十卷，曰《昭明文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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