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上卿：齐国世卿国、高氏一、春秋时代，除晋国无公族、卿族多为异姓外，其他中原各国（秦国偏处一隅，文化落后，世卿政治似不很发达）皆为同姓
公族世卿执掌国柄，如鲁之三桓、郑之七穆、宋之华、向等等。而齐国最显赫的公族世卿，莫过于国、高二氏。不过要对这两大家族做一个详尽描
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人对春秋史实的了解，十之七八来自《左传》。然《左传》于列国并非一视同仁，“扬晋、楚而抑齐、秦”（童书
业语），对齐国政事多有忽略，所以记录国、高事迹有时还不如只言片语的《春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根据《经》、《传》中的少量材料
，参之以《国语》、《史记》，以及其它古典中的一鳞半爪，管中窥豹而已。《左传》僖十二年：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
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受下卿之礼而还。由此可知，管仲虽
有桓公之宠，齐相之权，在地位上却并未如韩非在《难一》中所说的那样“立高、国之上”。春秋初年封建宗法制尚未崩坏，仍然是贵族政治，与韩
非所在的战国末年已经很不一样了。天子之二守，显为王制，即为周王任命，诸侯似无权剥夺。这也正是国、高尽管屡遭重创，仍能屹立两百余
年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高何时成为“天子之二守”，无从得知，列国公族崛起之始，似在西周晚期，齐之二守大概也是发迹于这一时期（高
氏为齐文公后，其时正当周宣王在位；国氏出于哪一代齐君未详，不过既以“国”——即“国戚”之意——为氏，想来应该更早），至少我们可以知
道，早在齐桓公之前，国、高二氏就已经取得了这一地位。二氏中头一个载于史册的人物是高氏中的高傒（敬仲，据《唐书世系表》，高傒为齐文
公曾孙，文公生公子高，高孙傒食采于卢）。前685年，齐国内乱，齐襄公、公子无知相继被杀，流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归国争位。公子纠
得舅家鲁国的外援，然小白却取得了齐国上卿高、国两家的内应。《史记》：“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
白於莒。……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显然，齐桓公之所以在争位赛中赢了公子纠，高、国二氏，特别是高傒的支持是关键因素。高傒
既有“天子之二守”之地位，又在拥立桓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掌国政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然桓公即位之后，鲍叔牙却告诉他：“管夷吾治于高
傒，使相可也。”——从鲍叔牙的话看，桓公最初是倾向任用高傒为相的（《史记》记载鲍叔牙的话是“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把管仲从鲁国要回，“厚礼以为大夫，任政。”齐国素有“尊贤尚功”传统，爵位与官职当有所区分，但即使如此
，到春秋末年陈氏窃取权柄之前，国政掌于外姓，也仅管、鲍这一例。对这种安排，高傒似乎并无不快，相反与管、鲍等合作良好，“桓公既得
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这可能是因为身份的不同——管仲干得再好
，也不过是个“大管家”，不会威胁到他这个“二当家”的地位，另外管仲的改革也是在不触动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点与后世商鞅、吴起
“革贵族之命”的变法截然不同。《国语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
五乡焉。”……“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
整于里，军旅整于郊。……”除“工商之乡六”由国君独占，“士乡十五”为国君与国、高二氏平分(《管子小匡》之“公帅十一乡”即“工商
之乡六”加“士乡五”，现代一些学者如李学勤等认为连“工商之乡六”其实也并非齐君独有，《小匡》并不可靠，暂且不管），“三军，故有中军
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上下两军的指挥权也为国、高二氏所有。从这两段记载，可知“二守”之权势地位——显然，他们并非一般意义
上的臣子，而是地位仅次于国君的国家主人。在齐桓首霸时代，高傒尽管“出镜”不多，作用却很重要，特别是对鲁国外交屡屡出面，《春秋》庄
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而庄公死后，鲁国陷入内乱，又是高傒出面安定。此事《左传》只字未提，而《公羊传》却给予
了高度评价：“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按《国语》：“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
、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则此次高子来盟，对“鲁难未已”的鲁国，实在是有“存亡继绝”的重大意义的。
相比之下，国氏在齐桓争霸中似无甚表现，《经》、《传》和《国语》等对这位“国子”（按杜预所注为懿仲）都只字未提。不过懿仲虽默默无
闻，但他的儿子国归父（庄子）却在下一个霸主时代表现得颇有光彩。此时正是晋楚争霸，国归父执政齐国，成为晋文公的有力同盟。《左传》僖
二十八年（前632）：“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在齐、宋、秦的支持下，晋
文公击败子玉率领的楚及陈、蔡联军，随后举行了“践土之盟”，成为新一代霸主。次年夏，国归父又作为代表与周王室和众诸侯“盟于翟泉，寻践
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礼成”是礼数周全
，表现出良好的修养；而“敏”则是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因此得到了鲁国“圣人”臧文仲的赞誉：“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
有礼，社稷之卫也。”这一时期的高氏和国氏，无论内政外交，都是如鱼得水、胜任愉快的。二、国庄子之后，齐政为高氏所掌（国、高二氏似
乎是轮流执政）。此时高氏的“掌门人”，是颇具个性和传奇色彩的高固（宣子，按《世本》，为高傒曾孙）。《左传》中，高固的首次亮相是“
叔姬事件”：叔姬为鲁女，嫁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鲁文公十四年（前612），齐昭公卒，舍即位，旋即为公子商人所弑。鲁国
君臣十分不满，要求送还子叔姬，却被齐国扣留（按《公羊传》说法，是因为使臣单伯“淫乎子叔姬”），后来在周天子的调解下，齐国才允许子叔
姬回国。到了宣公五年（前603），鲁宣公如齐，高固要求迎娶叔姬，被拒绝后，竟请求齐惠公将鲁宣公扣留。鲁宣公只好答应，秋九月，高固
亲自到鲁国迎亲，为《春秋》所讥。高氏的权势气焰可见一斑。宣公十年（前598），齐惠公卒。高固、国佐（武子）乘机将“有宠于惠公”的
崔杼（崔夭之子）驱逐出境，《左传》记载二氏这样做的原因是崔杼上升太快，威胁到了他们地位（“畏其逼也”）。此一事件为齐国卿族争权之始
。崔氏也是公族，家世比高氏更久远（齐丁公之后），但直到崔杼受宠之前，并不十分显赫。因为崔杼并无什么大过而被逐，所以“春秋大义”把同
情放在了崔杼一边（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过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这位崔杼也绝非省油的灯。宣公十七年（前591），晋国上卿郤
克征会（邀请诸侯参加盟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受到侮辱的郤献子大怒，发誓报复齐国。对这一轻薄之举
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齐顷公倒也有所估计，“恐不得礼，故不出”，只是派高固、晏弱（晏婴之父）、蔡朝、南郭偃作为代表参加盟会。晋国翻脸
，拒绝齐国与会，高固见势不妙，半路逃归，另外三位都被晋国扣留。晋国大夫苗贲皇劝谏晋景公：齐国君臣知道我们要为难使者，所以高固逃归，
其他三人却为了两国友好，犯难而来。我们应该以善意回报善意，才可以争取更多支持，现在把他们抓起来，让逃走的有了理由，让诸侯产生疑惧，
岂非授人以柄，有害无益？晋景公遂打消了杀死三人的念头，放他们逃回齐国。这一外交风波并非由高固所起，但他的表现却很耐人寻味：按说成
功脱难，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敏捷；从效果说，他的逃归也给了其他三位生还的机会（没有他这个反面典型，晋国也未必会那么宅心仁厚），可是为
了个人安危而抛弃使命，给了晋国翻脸的借口，不管怎样都很难得到称赞，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个大国上卿来说。从这件事的表现看，这位高固是很有
一点个人至上而并不拘泥于贵族礼仪的。两年以后（前589），郤克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这一年齐国伐鲁北鄙，郤克率晋师援鲁，至于靡笄
之下。大战前夕的致师（挑战）阶段，活跃的高固又表演了一次令人瞠目的壮举：他冲进晋军阵营，“桀石以投人”，抓了一个俘虏，并缴获一辆战
车，回归本阵，意气风发地发出豪言：“欲勇者贾余馀勇！”高固的表现在当时也许并不算特别出奇，却足以令我们这些现代人神往不已。这位大
国上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希腊神话里的那些半神英雄：血统高贵、勇武过人而且喜欢闹事。当时的贵族，远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文弱。尽管留下了
“余勇可贾”的千古美谈，但从以后的战争过程来看，高固这一次精彩表演却很难说不是帮了倒忙。战前齐军上下信心爆棚，齐侯声称“灭此朝食”
，不给战马披甲就迫不及待地发起进攻，而他的车右逢丑父隐匿伤情，带着一条肿胀的胳膊就上了阵，结果“不能推车”，被韩厥追及并俘获，可见
齐国君臣对战争的困难认识严重不足，这恐怕不能说跟高固的大出风头毫无关系（当初曹刿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确实是一句话点破
了齐人轻躁而不耐久战的命门）。所以尽管他们疾风暴雨的进攻一时让郤克难以招架，可是这一战还是以晋胜齐败而告终。高固勇则勇矣，却无力帮
助齐国获得胜利，他充满激情的演出，到此也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的句号。随着高固的退场，齐国国政又回到国子一氏，这一年七月，齐国接受战
败条约，代表齐国会盟的正是国佐（武子）。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一直为国佐主政，而高固之子高无咎则辅助之。《春秋》成公十五年（前576）
：“癸丑，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
、郑公子鯂、邾人会吴于钟离。”同一年中，国佐代表国君参与诸侯盟会，而高无咎参加大夫之会，显然此时国子地位高于高子。次年，国佐、高
无咎又一起参与了晋楚鄢陵之战（《左传》成十六：“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当年秋，诸侯会于沙随，谋划伐郑。国佐与会，周王室
卿士单襄公私下告诉鲁成公：齐国子立于淫乱之国，而言语过于直率，容易招致怨恨，恐不免于祸。他说：只有好人才可以接受直率的批评，但这样
的好人，齐国有吗？（《国语周语下》）真所谓一语成谶，不久之后，齐国的一次宫闱丑闻，使国、高二氏蒙受了第一次沉重打击。成公十七
年（前574），齐庆克（姜姓小公族，齐桓公之孙，公子无亏之子）与声孟子（灵公之母）私通，穿着妇人衣乘辇而入宫闱。大夫鲍牵看到，告诉
了国武子。国武子遂把庆克召来，严词警告了一番——国武子这样做，确乎“言无不尽”。庆克害怕了，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偷偷派人给声孟子报信
：国子盯上了我了。按说声孟子叫人揭穿丑事，总该消停几天吧，岂料“君夫人阳货欲”，竟至大怒。不久，国武子辅佐齐灵公参加盟会，灵公归
来前夕，留守的高无咎、鲍牵关闭城门，检查过往旅客。这或许是惯常的安保措施，或许是对某突发事件的应对。然声孟子却趁机诬陷，说高、鲍串
通国子，欲将国君拒之门外，改立公子角。于是将鲍牵双脚砍掉、放逐了高无咎。虽说事起突然，可是高、鲍如此轻易地叫人夺了权，其应变能力之
差，也着实叫人摇头。故而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无咎子高弱逃回高氏采邑卢，发动叛乱。齐侯任命崔杼为大夫，使庆
克佐之，帅师围卢。此时国佐正随诸侯军围郑，得到消息立刻返回，赶到攻打卢邑的军队，接管指挥权，杀掉庆克，占据谷地与齐侯公开对抗。齐
侯见硬来不行，只得与国佐盟誓，恢复了他的权位。国、高似乎赢得了这一次较量。可是信守承诺的贵族们并不懂得“誓言就是用来违反的”，这
不过是齐灵公的缓兵之计而已，一旦渡过危机，他马上就把盟誓弃如敝履。次年初，他派人在朝堂上刺杀国佐，又派人杀死了前往晋国告难的国胜，
国佐幼子国弱奔鲁避难。国、高二氏遭受的这一沉重打击，表面上看只是偶然，其实却未必如此简单。早在两年前，声孟子就已经私通被鲁国放逐
的叔孙侨如（这位叔孙侨如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在齐在鲁，都跟国君之母乱搞男女关系），并欲“使立于高、国之间”，只是因为侨如痛定思痛，不
愿再淌浑水而奔卫才作罢。由此或可透露信息，公室对国、高势力之大、权位之高早有削夺之心。从齐灵公宠信崔、庆来看，扶植新公族，摧抑旧公
族，亦是他有意为之的计划，否则仅凭一个声孟子，是很难掀起这么大的波澜的。三、然国、高毕竟已是百年世卿，又有“二守”之尊，树大根深
，不大可能被一下连根拔起，即使齐灵公打算这样做，也为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所不许。所以过了不久，齐灵公又把国弱召回，继国氏之嗣，《左传
》对此的解释是“礼也”。而此次受伤相对较轻的高氏换上了高厚嗣爵，《左传》襄公六年（前566）载：十一月，齐国灭莱，迁莱民于郳，“高
厚、崔杼定其田”。可知此时高厚位次尚在崔杼之前。襄公十年春，高厚相齐太子光会诸侯于钟离，结果这两位的表现都很不好：“不敬”。结果
又让士庄子（士弱）抓住机会曰了一次：“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六年后（前556），高厚
作为齐国代表，参加了晋国召集的温地盟会，宴会上晋平公使诸大夫舞，要求“歌诗必类(唱诗与舞蹈相配)”,高厚却演砸了,“诗不类”。在当
时微妙的国际关系下（晋国霸权正在衰落，而晋悼公之死也有些不明不白，老牌霸主齐国开始蠢蠢欲动），高厚的失礼也就难免被解读为有意为之（
究竟是不是有意，也很难说）。晋国正卿荀偃大怒，声称“诸侯有异志矣！”要求各国大夫与高厚盟誓，高厚见势不妙，效乃父之故智，逃之夭夭。
这样一来，齐国自然就成了诸国盟誓“同讨不庭”最明确的目标。第二年，齐国向鲁国下手，齐灵公亲自攻打鲁之北鄙，高厚亦帅军围困防地，在
鲁国的抗击下未获战果。接着晋国亦出兵伐齐，齐国大败，这一次挑战霸权以失败告终。此时，齐灵公将早先立的太子光废掉，赶出国都，另立宠
姬戎子的养子公子牙，使高厚傅之。从当时的国际关系分析，这或许并非全因戎子受宠而起——太子光为鲁女所生，齐灵公既与鲁为敌，换掉这个太
子似也并不奇怪。但是废长立幼，总是“以难犯不祥”之举，而齐灵公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襄十九年（前553）五月，灵公病危，崔杼偷偷迎回
太子光，发动政变，夺了国君之位，是为齐庄公。公子牙出逃不成，被杀，而身为太傅的高厚自然也难逃厄运，于当年8月被崔杼杀于洒蓝。《春秋
》认为是“従君于昏”，咎由自取。崔杼不但报了40多年前的一箭之仇，而且取代了高厚的权位和财富。齐国从此由“有大志”的崔杼执政，齐
庄公又是个精力过于旺盛的人物，这一对君臣翻脸是早晚的事。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跑到崔杼家里调戏女主人，被崔杼所杀。崔杼立齐景公，自己
“当国”，一时权势张天。此时的国子依然保住了上卿的地位，并于次年陪伴齐侯如晋，参与诸侯会见，表现也颇活跃。但此次外交，是为了给被
晋国逮捕的卫献公求情，与齐国政局关系甚小，对这种事崔杼未必很在乎；另外也恐怕是因为国氏地位（大国上卿、“天子二守”）甚高，办外交较
为合适（成三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过了没多久，
崔杼家族起了内乱，被庆氏趁火打劫，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上吊自杀。庆氏揽权也不过一年，又被公族栾、高（这个“高”与栾氏同为齐惠公后，非
“国高”之高）联合陈、鲍斗倒。然崔、庆垮台并没有给饱受打击的高氏带来什么好运。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
止于北燕。”高止罪名为“好以事自为功，且专”，但是从当时齐国的情况看，这个罪名颇有牵强之嫌。此前数年，一直为崔、庆“当国”，而前
一年，惠栾、高联合陈、鲍，刚刚斗倒了专权的庆氏，高止又何来“专”的本钱？从“以事自为功”来看，高止似乎也参与了这次夺权行动，并在成
功之后表现得不够低调，以至招致众怒。不过这恐怕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惠栾、高这些新出门户的权利欲膨胀，对高氏这样的老牌世卿“取
而代之”之意昭然若揭。换言之，高子的“专”不过是幌子，而公孙虿(子尾，惠高氏家主）、公孙灶(子雅，惠栾氏家主）等的“专”才是实质。
这也就不难理解高竖以卢叛，竟以“苟请高氏有后”作为放弃武力对抗的条件了。高竖的困兽之斗，加上高傒等先人的余荫，到底给这个显赫的家族
留下了一条根：“齐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孙偃”，作为交换，高竖献出卢邑，出奔晋国。经此一跌，高氏已经从齐国的权力中心退出了。国弱似
乎人如其名，很懂得柔弱之道，所以历经崔、庆、惠栾、惠高专权而不倒。次年（鲁昭公元年）国弱还作为代表参加了各国会盟。但国政此时把持在
惠栾、高二氏之手，国弱只不过顶一个上卿招牌而已，已经不再有“辅佐公室”的能力了。晏婴虽并不喜欢栾、高的专权跋扈，却在子雅去世时惋惜
“又弱一个焉”，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栾、高这两个强势公族也不能长久，“姜其危哉”。正如晏子忧虑的那样，随着公孙灶、公孙虿相继去世，
继任的子旗（栾施）、子良（高强）难当大任，“齐惠栾、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昭公十年，陈、鲍等强族大夫在国人的
支持下，进攻栾、高氏，将子旗、子良赶到鲁国。陈、鲍瓜分了两家财富，但如何瓜分权力却叫人为难。此时，在夺权斗争中保持中立的晏子表明
立场，对陈桓子说：“必致诸公”，即应将得自栾、高的权力和利益让给公室、公族，否则争斗不可止。晏子素以贤良清正著称，在齐国拥有崇高
威望，他如此表态，羽翼未丰的陈桓子不能不重视，于是把从栾、高那里夺来的财富器物和封邑返还国君，并招流落在外的公族子弟回国，为自己换
取了高唐作为封邑，“陈氏始大”。四、政权由此又回到公室，国、高亦东山再起，活跃在春秋政治舞台上。第二年，国弱即会晋、鲁、宋、卫、
郑、曹等于厥慭。其后的20多年，齐国大权似都在二氏掌握，屡与诸侯之事。昭公十二年（前529）“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昭公十九年（
前522）秋，“齐高发帅师伐莒。”定公元年（前509），晋国魏舒会合诸侯大夫于狄泉，为周王室增建成周城墙。这被认为是“易位以令”
、“大事奸义”的僭越之举；而代表齐国参与此事的高张迟到，没能赶上工程，也被指为“违人”（违背众人意愿）。齐国对晋这个霸主，一直不肯
甘心顺服，高张迟到，或者也不只是本人的意愿，不过他的行为，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的前辈高固、高厚的外交“跳票”，礼仪方面，似乎一直是
高氏的短板。定公四年，国夏（惠子）参加了诸侯谋楚的召陵会议，但齐国很快就拿鲁国开刀挑起内斗。定公七年，“齐国夏伐我（鲁）”，转年
“齐国夏、高张伐我（鲁）西鄙”。而定公九年，齐侯伐晋夷仪，与晋国正式展开争夺霸权的战争，齐国勇士敝无存参战前，将父亲给他订的亲让给
弟弟，说：“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遗憾的是，他死于此役，未能如愿成为高、国的乘龙快婿，但由此可知，高、国在当时仍为齐国最
显赫的家族。哀公四年（前491），齐国利用“中行、范氏之乱”，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
于柏人”，战功赫赫，国、高似乎又回到了鼎盛时代。无奈这不过是“贵族的黄昏”中的回光返照。不久之后，国、高再一次遭遇了灭顶之灾。与
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击败他们的不再是同姓公族，而是异姓大夫。此时，统治齐国已半个多世纪的齐景公到了油尽灯枯的暮年，却还没有指定继
承人。面对大臣们的催促，景公只是敷衍：“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他宠爱幼子荼（“孺子牛”的典故，就是这一对父子的），打算把君位留给
他，又怕大臣们反对，所以只好拖着。到了鲁哀公五年（前490），景公一病不起，才让国夏（惠子）、高张（昭子）立荼，把群公子都安置到莱
。秋，齐景公卒，群公子纷纷逃往他国避难。有高、国的强力辅弼，这一次政权交接似乎已经有惊无险地顺利过关了。可是转过年来（哀公六年，
前489），国、高却遇到了一个最可怕的对手——大概也是春秋时代最大的阴谋家——陈乞（僖子）。陈乞为陈桓子之子，陈武子之弟，事实证
明比起乃父乃兄，这位陈僖子的心机和胆略都是青出于蓝的。在这个人情汹涌、莫知所从的时刻，他似乎是旗帜鲜明地站在高、国一边，不但高举，
而且紧跟——“每朝必骖乘”，而每次骖乘，必言诸大夫不肯顺服，预谋叛乱，建议二卿“尽灭之”。可是到了诸大夫那里，他又换了嘴脸，说高、
国仗着大权在握，已经计划要把大夫们一网打尽，劝他们先下手为强。本来诸大夫就与高高在上的高、国二氏多有矛盾，经过他这一番煽风点火，双
方矛盾更加激化。当年夏，陈乞联合鲍牧及诸大夫发动事变，率领甲士占领公宫。高张听到消息，与国夏驱车救驾，与诸大夫在庄街遭遇，发生激
烈战斗。此时陈氏收买人心的种种手段发挥了效益，国人——下级武士和平民阶层——都倒向陈、鲍及诸大夫一边（《吕览》：“郑子阳之难，猘狗
溃之；齐高、国之难，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唱，而况乎以人为唱乎？”此记载未详说的是哪一次“杀高、
国”，如果是这一次，则阴谋之外，国人的一边倒颇有些“乌合之众”的非理性成份），高、国寡不敌众，战败。国夏奔莒，高张、晏圉（晏婴之子
）、弦施奔鲁避难。接着陈乞以诈术胁迫鲍牧，立公子阳生为君（即齐悼公），弒舍。齐国大权遂落入陈氏手中。可以说，国、高“天子之二守
”的历史，至此已经终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200年的显赫，还是留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在临近结局的高潮桥段中完成最后的演出。
五、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国为报上一年鄎战之耻（为了平息吴王夫差之怒，齐人弑悼公），国书、高无丕帅师伐鲁。当年夏，吴国出兵助
鲁伐齐，国书、高无丕迎战，一场大战即将在泰山脚下的艾陵（今山东泰安附近）展开……有些奇怪的是：艾陵之战即使不是春秋时代最大规模的
战役，至少也是最大规模的战役之一，然而这场战争却很少被人提起——这恐怕主要是因为吴王夫差虽然得胜，却在不久后身死国灭，未能实现霸业
，所以此战没有什么里程碑意义；但还有一个因素似乎也并非不重要：这是一场从头到尾都奇怪之极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有些滑稽：在公子阳生流
亡鲁国期间，把持鲁国大权的季康子把妹妹嫁给了他，等到阳生归国即位，便派人前往鲁国接取。谁知季姬又与季鲂侯私通，闹出丑闻，弄得季康子
很是为难，不敢给齐侯送去。齐悼公却不依不饶，非要这顶绿帽子不可，命鲍牧帅师伐鲁，连取二城，鲁国只好随其所愿。季姬大概是很美的，一来
到齐国，就把齐悼公迷得心花怒放，于是大手一挥，又将侵占的土地还给鲁国。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在伐鲁期间，齐国向自己的盟友吴国请求帮忙
，等鲁国送还季姬，齐悼公又通知吴国不要出兵。吴王夫差本早有问鼎中原之意，齐国出尔反尔，正好授之以柄，声称“不知所従”，要当面讨教，
遂出兵伐齐。为了一顶绿帽，得罪两个盟国，齐悼公的素质可见一斑，而把这样一个东西弄上台，陈乞的心机也不问可知了。外患压力之下，接
下来齐国又起了内乱，但是这次内乱的真实情况也是一团迷雾。《史记齐世家》：“鲍子与悼公有郄，不善。（齐悼公）四年，吴、鲁伐齐南方。
鲍子弒悼公，赴于吴。……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然《左传》又是另一番说法：“……鲍牧又谓群公子曰：‘使女有马千乘乎？’公子
愬之。公谓鲍子：‘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若无之，则反子之所。’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
麇之以入，遂杀之。”两段记载比较，显然《左传》更为可信（《史记》对此段史实记录错误甚多，后面还要说到）：鲍牧对当初受胁迫而立悼公
颇感后悔，遂有废立之意（“有马千乘”，应为国君的隐语），被告发后逐死（悼公的手段颇值得一看：先让鲍牧带走三分之一家产，然后一步步剥
夺，等到鲍牧再无任何本钱时杀之）。他自然不可能杀悼公，那么齐悼公又是死于何人之手呢？齐悼公此时不过一个傀儡，“大访于陈子，而图其
小可也”。这一系列乖张举动背后自然离不开陈乞的首肯甚至怂恿。陈乞借此除掉了不可靠的同盟者，又把一顶昏君的帽子牢牢扣在齐悼公头上，为
以后随时除掉他埋下伏笔。然陈氏此时毕竟无法完全掌控局面，鲍牧的倒掉固然为他除去了一个潜在的对手，却也使他在现实中少了一个同盟——
正因为把鲍牧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才得以压倒国高、废立君主，取得大权。现在鲍牧被搞掉，陈乞就必须独自面对那些反对势力。特别是在他主使
之下，造成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吴、鲁联手打上门来，晋国也趁火打劫，齐国成了众矢之的——必须有人为此买单。于是齐悼公的末日到了。
《左传》哀公十年：“（鲁哀）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
，齐人败之，吴师乃还。”悼公之被杀，未知主使者何，但从事后看，国、高又分掌中、上二军，颇有死灰复燃之势。而陈乞在这场变故中似乎是
落了下风的（在此次危机中，陈氏的采邑高唐也为晋国攻打而颇受损失），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让悼公做替罪羊，自己得以保全而已。杀掉胡闹
的君主，又击败了吴国的水师，齐国好不容易才算应付过这次危机，可是诡异的故事又一次发生：转过年来，国书、高无丕就帅师伐鲁报仇，再次引
来吴鲁联军的讨伐，真可谓引火烧身。这固然可能是国书、高无丕无谋所致，而陈乞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也颇值得怀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田常欲作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
出？”……子贡请行，孔子许之。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浅），其君愚而不仁，
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彊
，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
於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卻，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於齐危矣。故曰
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彊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
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说曰
：“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
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彊齐。智者不疑也。”……吴王大说……这一段记载与《左传》矛盾甚多，
而且演义色彩甚浓，人物也张冠李戴，并不可信。苏辙就曾指出：“齐之伐鲁，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陈恒（即田常）；吴之伐齐，本怒悼公之反
复，而非子贡。吴齐之战，陈乞犹在，而恒未任事。所记皆非，盖战国说客设为子贡之辞，以自托于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不过此记载明确点出
了齐国这一段倒行逆施、自讨苦吃的幕后黑手陈氏，却未必出于臆造，不管太史公“博采”的是说客之辞还是齐鲁传闻，都可以反映一时的舆论；而
“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也恰恰为事实所印证，很难说这不是陈氏苦心经营的
结果。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战前，陈僖子告诉军中的弟弟陈书：“尔死，我必得志。”尽管陈氏已经把持了齐国政治大权，然此次出战陈氏
子弟不少（陈书、陈逆），三军指挥权却分别掌握在国书、高无丕和宗楼手中，显然国、高仍然保有相当实力，这对陈氏“代齐”是十分不利的。很
难不让人怀疑，陈僖子希望通过这次战败，彻底解除国、高残存的军事实力；而牺牲掉一个陈书，则可以洗白陈氏，避免可能面临的指责（“民人之
过”），达到“我必得志”的目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大战即将展开的前夜，齐国军中笼罩着的悲壮的气氛了：“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桑掩
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逆）命其徒具含玉（殡葬用具）。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
发短。’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除公孙
挥还表现出了一点求胜欲望外，几乎每个人流露出的都是必死的决心。每个人都是悲观的，都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能取胜的战争。那么，是谁让他们不
得不打一场必输的战争呢？五月甲戌（27日），两军在艾陵展开了决战。齐军方面“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而联军方面则
“中军従（吴）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联军占有军力上的优势，这就意味着夫差可以从容布阵：用胥门巢的上军对抗
国书的齐军主力，展如（右军）对付高无丕，王子姑曹（下军）对宗楼，而把最精锐的中军作为预备队，等待时机作出致命一击。尽管众寡不敌，
齐军仍然英勇地战斗，甚至在大战之初取得了一些优势，国书击败了胥门巢，然而此时高无丕却败于展如，国书不得不转头填补侧翼的空虚，而无法
扩大战果，两军陷入胶着苦战。此时夫差趁机将主力中军投入战场，齐军终于抵挡不住，全线溃败。这是一场大屠杀，吴鲁联军的战利品就包括了
八百乘战车和三千颗齐国高级武士的头颅，齐军主要将领中，似乎只有最先败下阵来的高无丕幸免于难——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将领不
是阵亡，就是被俘，而主将国书的人头，被装在一个华丽的匣子里送给了齐侯，跟这颗人头一起送去的还有一封措词文雅的信：如果不是上天保佑，
下国怎么能获得如此胜利？其实，吴王和鲁哀公最该感谢的不是上天，而是那个深谋远虑的陈乞——经此一役，他的眼中钉国、高二氏已借外人之
手拔除，现在没有任何人能给他的“得志”制造障碍了。四年以后，陈氏在内斗中击败最后一个对手阚氏（此役也决定了陈氏代齐的结局）。在这
场内乱中，高无丕仓皇出奔，显然，历次夺权斗争的失败，已经让这位大国上卿成了惊弓之鸟。不久，高无丕又被允许回到齐国——对已经取得决定
性优势的陈氏来说，他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一种装点。此时的国氏也依然存在——同样是作为装点。又过了两年，晋国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
救之，初战获胜，陈瓘对战俘说：“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避）晋师。’岂敢废命？”不难看出，陈瓘已经是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者，
而“国子实执齐柄”，不过是外交辞令，这些血统高贵的大国上卿，在这个时代似乎也只剩下了这个用处。六年以后，晋荀瑶（智伯瑶）伐齐，高
无丕帅师御之，在犁丘被打败。这一场败仗是国、高二氏的最后表演，也是这两大曾经辉煌显赫达数百年的家族命运的最好诠释或象征——作为失败
者，告别了历史舞台。六、西人说：“历史是贵族的坟场”，这话对中国历史来说也同样适用。国、高二氏的兴衰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注解。
作为齐国最显赫的公族世卿，他们曾经享有仅次于国君的崇高地位，其势难以动摇，因此延续两百多年，几乎与姜齐相始终。他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向
灭亡的呢？“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在封建时代，公族为“宗室之枝叶”，“护其本根”，辅弼公室，保卫家国。但是到了封建时代晚期
，公室与包括公族在内的卿大夫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也就是“国”与“家”的关系）变得矛盾丛生。正如赵翼论封建之弊所说：“自古皆封建諸侯，
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禍亂不已。”顾栋
高亦说：“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或族大宠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古来论封建者几乎无不强调封建时代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然国、高二氏似乎却是个例外，尽管良莠不齐，但这两家一直恪守君臣之礼，没出过乱臣贼子，也很少专权跋扈，应该说，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国、高二氏一直努力地扮演“宗室枝叶”“护其本根”这一角色。但也必须承认，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国、高二氏的出色表现并不多，而且几代人似乎表现出素质和能力的下降：从贤臣高傒、国归父，到强势的高固、国佐，再到庸碌的高厚、高止、高张、国弱、国夏，直至末世的高无丕、国书等，几可说是一条完整的下滑线，与之相伴随的是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从天子二守的举足轻重，沦落到崔、庆、晏、鲍、陈等家族活跃表演的背景和对象。是什么导致了贵族的没落？古往今来，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把板子打到贵族身上，即所谓“骄淫矜夸，自趋灭亡”，正如《抱朴子》中一段著名的评论：“贵游子弟，生乎妇人之手，忧惧未尝经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才胜衣冠而居宠荣之位，专生杀之威，操黜陟之柄，诚可畏矣。”可是，与其说这是他们的罪孽，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从成为贵族的那一天起，他们终将没落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作为一种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贵族如同高度特化的生物，很难再有什么进化余地——也就很难适应坏境的变化。他们被固定在优越尊崇的地位，维护着旧有的体制，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社会变化的对立一面，因此他们也就很难在一个变革时代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也很难像那些个人奋斗者那样有强烈的上进欲望和动力，故而在政治斗争中一败再败，正如国、高演示给我们的那样：败于崔、庆；败于栾、高；败于陈、鲍……养尊处优的贵族实在不是残酷的权力斗争中的高手。他们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恪守赖以存在的礼仪和文化；他们是孤立的，因为这种礼仪和文化建立在对多数人的压制和对抗上；他们更是垂死的，因为这一套礼仪和文化迟早要被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就像霸王龙和剑齿虎，在剧烈的沧桑之变中，逐渐落伍并最终被淘汰。击败他们的是天时，是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那个礼崩乐坏、灭国无数的时代，国、高二氏的没落实在只是小悲剧，只是世卿政治、封建制度逐渐崩溃的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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