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诗选注·序》01
我读的《宋诗选注》是2002年人民文学版。
《序》一开头就指出这篇序是对入选诗人的“简评”和入选诗歌的“注释”做几点“补充”。接着的第二段，我看就算补充的第一点了。这一点在指出宋朝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的前提下，突出了宋朝国势的羸弱，具体体现为内外交困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这是典型的马主义阶级分析的思想路线，序里举诗为证，以表明马主义在实际上也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文史学者是必须明文遵循主义的，但是钱老的功夫在于提出了证据，这和其他学者往往不一样。其他人更多地是做一种表态，因此钱老提出证据，这在研究方法上是做到严谨的。这篇序标明了写于1957年61958年出第一版是没有什么阻碍了，而《文学研究》在1957年的第三期刊登了这篇序。所以我想知道此序的第二段是不是经过“集体讨论”后钱钟书才决定写的。如果是的，那么就是钱老做了表明“接受”意见的改正，而这一“改正”也确保了出版无风波，虽然出版以后也是遭到严厉批判的。钱老的这种通达明智是值得赞扬的，至少比陈寅恪好，叫作“识大体”。一是识得当年就是这样的，左的扩大化，操刀手是个“下必甚焉”且翻脸不认人的龟儿子；二是识得再怎么左，青年人有一部宋诗集子读读总比没有好，因此不该过分关心自己的“纯洁”，比如“独立精神”、“柿油思想”。
然而我觉得序里上述的那点补充是很有意思的。这一点补充从“文艺反映生活”的原理上说是和文艺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文艺的，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其他方面都和这个原理是没有关系的。就“有关系”一面而言，“选注”在考虑诗的内容时应该要选一些。这是更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世界各国都一样，美国人不会选萨达姆的诗，中国人就不能不选阶级斗争诗；就“没关系”一面而言，如此内容的诗如果没有文学的特色，那也可以不选，比如除了毛主席，还有两个肿熟鸡也发表过一二三首诗或词啊，如果你编一本《新中国100年诗词选集》，在古典诗词分卷里，你会选那两只鸡的屎来注吗？毛主席诗词是一定少不了的。此外，我是宁可到郭沫若的《百花集》里去挑选的。我就对这一点感兴趣。诗人是雅人，好诗尤其雅。如果反映阶级斗争的诗居然无一首有好手法，因而不能选入，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有这样的可能。一种是雅人不关心民间疾苦，那就是臭酸的乃至反动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那所谓的“阶级斗争”都是硬抠出来用电子显微镜放大的事件，其实不是普遍的、突出的现象，远远比不上风花雪月、闲情逸致的生活片断那么多，这自然就没有理由去特殊地“观照”了。“观照”是一个美学术语，比如李清照的词里写了“绿肥红瘦”，我们就可以说她对园里的花做了“艺术的观照”。毕竟偌大一个王朝，又几百年，在按照马主义的阶级概念地看过去，社会里总归有“受苦受难、剥削压迫”的事例；我们今天改开将近40年了，难道没有可以说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吗？我说呢，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阶级矛盾、压迫和斗争，而在于有的话，那么“程度几何”，也就是“普遍性”如何。照钱钟书的序里写的看，那应该是很普遍的，他说：“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他说的古希腊悲剧，就是全剧的悲惨、惨痛1/300，那么我会认为“很好”了，而当年那些公开笔伐《宋诗选注》的人就真正是极左的，他们不应该后来一直自隐其姓名，他们是钱钟书说的应该写一篇“记愧”文章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蒙混到阴曹地府去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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