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母亲诞辰一百周年
1906.12—2006.12
母亲杨洪氏，名阿饼，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农历丙午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棉湖镇打油街洪厝祠一户小资产市民家庭。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农历乙丑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十时三十五分，寿终中寝于汕头市乌桥享祠直巷家中，享年八十岁。
在母亲九岁那年，外公便撒手离开人世，丢下外婆和她的三个未成年儿女。当年，母亲的哥哥洪瑞声还不满十五岁，弟弟洪瑞昭刚满四岁，外婆是贤良淑德的家庭妇女，猛然间失去丈夫，要独自支撑家庭，供养年幼的子女，其困难和苦楚实在难以言表。外公去世以后，全家四口人的生活来源，就靠外婆和母亲做点手工活，变卖一点家私和用具度日。好在洪氏家族在棉湖镇也属殷实人家，外伯公、外叔公对外婆家
伯公把大舅舅带去暹罗盘谷（今
孤儿寡母十分怜悯，多方接济，帮助维持生计，度过一段段窘迫的日子。为减轻家庭负担，外伯公把大舅舅带去暹逻盘谷（今
称泰国曼谷），安排在洪监兴（堂外伯公开的公司字号），在该公司的火笼（火笼即用机器加工大米的工厂）当伙计。两年后他回到棉湖镇成亲，成亲后不久，又回到泰国，留下比我母亲大几岁的大舅母陈素真与外婆、母亲和细舅舅一起生活。
母亲十四岁那年，外婆因生活劳累一病不起，也离开了人世。从此，母亲和大舅母带着细舅父各自做工共同谋生，相依为命。大舅母替人推石磨磨面粉，母亲替人缝补衣服，年仅九岁的细舅舅在一家灯笼店当学徒，学习制作灯笼的技艺。他天资聪颖，不到两年工夫，便能在灯笼上写出清秀的字和花鸟，老板师父对这个小徒弟很是满意，破例给他发了工钱。姑嫂姐弟三人，这样平淡度过几年光景。
母亲十八岁那年与父亲结婚。父亲是棉湖镇邻近的凤湖乡双巷村老农民杨阿笑的长子，名字杨碧园，小名阿梨，比母亲大八岁。父母婚后次年，即公元一九二五年带着细舅舅三人同往泰国曼谷谋生。起初投靠洪监兴公司，父亲在公司里做杂工，母亲靠亲戚帮助买了架德国缝纫机，替人缝制衣服，细舅舅到一家潮州人开的灯笼店做手艺，一家人生活算安定。
大舅舅自从丢下大舅母第二次到泰国之后，开始还不时有寄番批（南洋华桥特有的一种粉红色信件，内带汇款）回家里，但后来便杳无音讯。父母亲到泰国后，母亲多方托人寻找大舅舅，终于在泰国南部找到了他。可是，这时的大舅舅已经变成不务正业，做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部分时间泡在赌馆里，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浪荡生活。母亲和细舅父都很痛心，也很焦急，一方面要节省点钱寄回老家接济大舅母，一方面要资助大舅舅。母亲多次规劝大舅舅戒掉赌习，找份固定工作做。但是他已经不能自拔。为了关照大舅舅，父母和细舅舅在一九二八年把家搬到泰南呵叻（音：kēlè）府居住。
父亲在呵叻火车站近旁开了一家饮食铺，专卖粿条（即米粉）面条，母亲仍旧替人缝制衣裳，生意颇为兴旺。细舅舅凭他的手艺，自己开了灯笼店，他做的灯笼美观又结实，顾客乐意买，生意做得很不错，父母亲对他都很放心。此时，他与当地一位泰国姑娘相爱，母亲对那位姑娘也很喜欢，便答应并定下这门亲事。不久，父母亲为细舅舅操办了婚事，为其成家立业。这时，大舅舅依旧过着浪荡的生活，他和大舅毋的生活仍旧靠我父母亲和细舅舅的资助维持。
一九三一年，在细舅舅成家立业之后不久，父母便又搬回到曼谷，重操旧业，卖粿条面和缝纫衣服。曼谷是潮汕人聚居较多的地方，从唐山（即中国）和泰国各地来往的人比较多，父亲的店子又是开在轮船码头旁边，生意比在呵叻府时还旺。母亲除替人缝制衣服之外，还做了一些成衣出售，当地居民和华侨贫民都喜欢买，特别是那些苦力（做重体力劳动的人，被溅称为苦力），最喜欢这些便宜的成衣。在父母亲勤劳努力之下，家里过上比较充裕殷实的生活。
自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扩展到东南亚各国之后，泰国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旅泰侨民生活也是每况愈下。中国国内同胞在日军蹂躏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环境之下，泰国华侨一面与泰民一起奋起抗日，一面要捐款捐物支援国内同胞抵抗侵略者，生活是很困苦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许多子女幼小拖累繁重的华侨携儿带女回到唐山，我们全家也在一九四零年回到揭阳凤湖乡双巷村。
在泰国十五、六年安定的生活环境下，父母生下大哥杨协坤，二哥杨协义，姐姐杨淡英和我四姐妹。为了抚养我们健康成长，除父亲勤奋赚钱养家之外，母亲也非常辛苦，要缝纫衣服，要帮助父亲料理铺子，还要照料、打理我们四姐弟的饮食起居。一九三九年，在我刚过半岁未满一岁时经常闹病，母亲为了治好我的病，四处寻医问药，但总不见好转，眼看已经淹淹一息，她心里非常焦急和沉痛。无奈之下，母亲把我抱到佛堂，求佛祖收留保佑我，所抽的签经和尚解说是我的命格太硬，要按照佛祖指引降软命格。于是母亲将我契（即名义过继）送给一位泰国妇女作义子。说也奇怪，自从认了义母之后，我的病渐渐康复起来，从此便健壮起来。
祖籍双巷村是个有数百人口的大村，全村人同属杨姓祠堂。村里有祖母和二叔父一家人，他们一直生活在村里。我们全家回到村里后，住在自家原有的屋里，与祖母和二叔的房子相连。我家的屋子是乾打垒瓦屋，有好几间房间，门向天井，类似四合院。用水得到百把米远的公用水井去挑，条件虽远不如在泰国那样，但也算方便，毕竟是在自己的家乡。父亲因为离家乡的时间长久，对农活已感到生疏，加上已到不惑之年，体力有些不支。大哥才十三岁，二哥才八岁，帮不上父亲的忙。母亲自幼生长在城镇，没有干过农活，对种庄稼的活儿一点也不熟，只好在家操持家务，种点疏菜，干点轻微农活。
祖辈传下来的田地不多，原先都由二叔独自耕种。我家回乡后，与二叔均分耕种。我家除了种稻谷作口粮之外，兼轮番种植了甘蔗、柑桔、黄麻、罂粟（果实泥浆提炼鸦片的一种植物）等经济作物。风调雨顺时，农作物的收成可以维持一家人生活。收成不好时，需要动用从泰国带回来的积蓄。这样维持了两三年的光景。
一九四四年，对我家来说是喜中有忧的一年。这一年，母亲生下我的弟弟杨侠城，杨家喜添了男丁。也是这一年，潮汕地区遭遇严重旱灾，田地农作物全部欠收。家里收成的粮食不够半年口粮，家里生活遇到从未有过的困境。苦挨到一九四五年的春夏，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光，村里的农户除少数地主、富农之外，家家都已经断粮。为了生活，全村人近半数举家逃荒，有的北上福建漳州、江西赣州，有的南下飘洋投靠亲戚，一路跋涉乞讨，寻求活路。我家的境况也很凄惨。父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子女，一天的口粮分为三天吃，搭配野菜（水流木耳、荔枝核磨成粉浆）充饥。吃稀饭的时候，母亲还常常只喝米汤，留着饭粒给我吃。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饥饿和劳累，夺走了我的姐姐杨淡英年仅十六岁的生命，母亲为此十分悲伤，身体一天天憔悴，还要拖着瘦弱的身体照顾我和弟弟。在这段难熬的日子，父母亲忍着痛苦，克服困难，千方百计使我们能够健康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村里人都兴高彩烈，对未来生活的改善有了信心。但见多识广的父亲不这样看，为了让妻儿老小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他在堂伯父杨规合的陪同下，到汕头市寻租房屋，在一些远房亲戚的帮助下，很快便定妥了。一九四六年二月，父母亲把刚满两岁的细弟送到棉湖洪厝祠，过继给大舅母做儿子，承继洪家的香火。然后，卖了部分田地，租了一艘帆船，收拾了常用家什、用具，全家搬迁到离老家百余里地的汕头市乌桥享祠直巷二十八号居住，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但是，这时国内正好内战烽起，时局不稳，民心忐忑不安，市民生活动荡不定，小杂货铺生意萧条，家里的生活仍很艰苦。看此情景，父亲心急如焚，引发了原来积劳成疾的老毛病，因而卧床不起，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当年九月去世，终年四十八岁（生年不祥，大约岁数）。
这两年，接连遭遇不幸，先是失去了爱女，接着失去了丈夫，又把满仔过继给她大嫂，受此巨大打击的母亲，眼泪都哭干了。为了养育几个儿子长大成人，母亲咬着牙关，苦撑着日子，她挑起担子，沿街叫卖小菜。大哥和二哥做起提篮小贩，每天卖鱼赚点钱帮助家用。尽管母亲和两位兄长都很勤劳，不畏辛苦，但在战乱年代，货币贬值的速度比洪水的流速还快，白天赚到的几块钱，到第二天只值几角钱，得赶紧去买米，否则连买一斤米都不够。这样的年景，一家人难以填满肚子，难以摆脱贫困的生活。出于无奈，母亲强忍着内心痛苦，把我送到汕头市立孤儿院，让我在孤儿院里能够吃饱饭。
孤儿院是个慈善机构，院里的儿童年纪大小不同，每天三餐稀饭有保障，还能念书识字，干点轻微的手工活，年纪小的粘贴火柴盒，大一点的剥花生米、织鱼网等等。生活过得安定、有规律，但是心里总在想家，想母亲，想哥哥他们。母亲隔两三天，卖完菜之后就要来看我，带点小零食给我吃。直到一九四七年底，母亲不卖小菜了，她买了一架旧缝纫机，在家里替人缝补衣服，便把我从孤儿院接回家，一边帮她干点家务活，一边让我上天主堂学校读书。母亲缝补的衣服结实，耐穿，加上她待人心地善良，左右邻居，周围两三里远的居民都乐意光顾，所以母亲经常要开夜车，缝衣锁扣子。这样，我家的生活渐渐过得宽裕一些了，除早餐吃红薯丝粥之外，中晚饭都能吃上白米稀饭，一周能够吃上两三餐白米干饭。
正当家里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母亲紧蹙的眉头刚松开的时候，一场灾难降到我身上，一九四八年深秋的一天，我得了一场大病，神志不清，精神恍惚，忽然间看不见光亮，听不见声音，一身滚烫，母亲急得团团转，不知所措，做小贩的两位哥哥年青，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搭帮善良的邻居们帮忙，把我送到慈善医院免费急救，治疗。待我稍好一点以后便回到家里，由我家隔壁拉黄包车的粿条叔（本名陈阿梅，因从前做过卖粿条〈即卖米粉〉的小生意，汕头人习惯以职业称呼）、粿条婶帮助照顾，每两天用黄包车接送我到医院复诊取药治疗，免费照料近两个月，直至我的病全癒。母亲非常感激邻居们的帮助，特别感谢粿条叔家的无私帮助照顾，一再叮嘱我要记住叔伯们的人情，知道感恩。她说遇难的人，最需要别人的关怀，对有困难的人，要尽力帮人家，你长大以后要记得这些话。
一九四九年冬汕头市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长期在贫苦下生活的市民第一次有了翻身做主人、生活得到安定的感受。新政府成立，使我家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大哥参加了鱼商合作社，成为集体职工，二哥进入水产公司，成为国营水产管理员，都有了固定收入，摆脱了摆摊叫卖的窘迫生活。母亲凭借自有缝纫机和裁缝手艺成为自由手工业者，凭证照开了家庭缝纫店。生活有所改善的市民，补衣服的渐渐减少，做新衣的渐渐增多，加上我家隔巷的阿盛兄，是制作戏装的技师，他设计制作的戏袍除了绣工之外，缝纫的活均托我母亲加工，所以母亲总是忙不停。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一放学回家，就挑水（到离家100多米远的韩江打水）、劈柴煮饭，并把菜洗好，等母亲忙完事之后来炒菜。解放初期的汕头市，灭蚊蝇讲卫生盛行，每个星期天家家户户都要大扫除，为不让母亲太辛苦，我承担每星期天沫洗红砖地板，把桌椅背到江边用细砂子擦洗的事，每当星期一卫生检查评比，我家的门上总会被居委会贴上“清洁”、“最清洁”的标志，这使母亲心里很高兴、能放心。
母亲每天午饭后，有两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用于读歌册（用潮汕方言编写的唱本），邻居的阿姆、阿婶、阿姐都习以为常准时来听。读过的歌册很多，我记得的有《薛仁贵征东》、《老太君上阵》、《七侠五义》、《白娘子断桥相会》、《劈山救母》《包公断案》、《狸猫换太子》、《乾隆皇帝下江南》、《韩文公冻雪》、《陈三磨镜》等唱本。邻居们边听唱本，边帮母亲锁扣子、钩布边、烧水冲茶，好不热闹。这些地位低下的妇女，一方面是喜欢听故事，另一方面是出自对母亲的爱戴。母亲为什么认识这么多字？原来母亲幼时曾念过两年私塾，外祖父去世之后停学，又在外伯公、外叔公的教导下，认得很多字（只是不会写字）。她懂得很多道理，知道孙中山搞革命、剪辫子、废缠脚都是好事，敢于想法抵制缠脚，所以母亲从没有缠过脚。到泰国以后，母亲一有空闲就看歌册，一来是增加见识，二来是为了教育子女，引导子女懂礼仪。母亲这些文化知识，是长期学习积累而成的。
母亲信奉佛教，善做帮人解困、助人渡难的事，如同她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吃斋念佛一样，几十年一以贯之。在一九五六年九月我离开汕头以前的记忆中，我家虽然仍处在贫困和温饱之间，但接济从乡下到汕头市来谋生的人经常不断，有的吃住十天半个月，有的住几个月，多的住一两年，直到他（她）们在市里找到事做，找到住处才离开。这些客人，有的是乡下的远房亲戚，有的非亲非故，有来自揭阳，有的来自普宁、潮阳，母亲都是以同情之心关心和帮助，从来都没有要他们的报答。这些人离开以后，常来看望母亲，就如同我的亲姐妹一样。
住在我家二楼的林姓阿姆，我们称之二姆（即二伯母），比我母亲年长几岁，原是汕头码头搬运社工人，靠每月领取30多元退休金在家养老，丈夫早年（日本投降前）去世。她一九七二年患肝硬化晚期，卧床不起。有一女儿出嫁在外地，身边无人照料。母亲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每天上楼照顾她的饮食起居，熬汤煎药，清洗脏衣粪便，直到她去世办完后事，忙了大半年时间，邻居们受到影响也来帮忙，母亲欣慰地对邻居们说：“二姆辛劳一世人
（即一辈子），让她老人家走得宽心，俺们也才放下心”。这是我回家时邻居们在我面前夸赞母亲时
介绍的情况。
母亲对大舅母的接济从不间断，一则因为我弟弟过继给舅母，母亲挂念小儿子，二则大舅母年事已高，仍要靠磨面粉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艰难。弟弟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得了夜盲症。母亲总是省吃俭用，一角二角钱节省下来，每月给舅母寄去两三元钱，帮助渡日，直到舅母过世才心石落地。
母亲对人总是那样宽厚慈祥，对子女的教育总是以品德为重。在一九五六年我离开汕头到湖南的时候，老人家含着泪水再三叮嘱我：出门在外要能吃苦，能耐劳，能宽容；切记对人勿记仇，勿自
傲，勿轻视儒弱。老人家再三嘱咐我，要做有骨气、有责任、有是非的男子汉。母亲的话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按照母亲教导的尽然做到。
离开汕头到湖南工作，直至母亲去世那年，期间相隔三十年，我总共回家看望母亲只有五次，全部时间加起来不足三个月。三个月比三十年，是个令人心酸的比例。
我第一次回家看望母亲和两位兄长，是在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大学放暑假的时候，从长沙直接回汕头的。母亲见我回家高兴得热泪盈眶，我看到母亲玉体健朗心里感到特别宽慰。
第二次回家是国内遭遇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二年，汕头市政府对市民配给的粮食显然不够吃，大家都要省着吃。我家里每餐都要搭配一些萝卜、青菜和着米煮，用半稀不干的饭填饱肚子。即使如此困难，母亲还是要每餐省下一点，给年幼的孙儿们吃。
我在一九七四年八月第四次回家，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看望母亲。这是我结婚后第一次回家。母亲看到媳妇孙儿都健康，甚是可爱，老人家高兴的不得了，逢熟人便要夸一番。看得出，全家人大团聚，对母亲是多大的安慰啊！
我最后一次看望母亲，是在一九八五年母亲病危直至去世的时候。这次回家是我最后一次领受母亲的教诲。当时看到母亲面容苍老，做为儿子，我却无能力救治，心里如同刀割般痛苦。然而，母亲为使我们不难过，强忍病痛的折磨，心仪自若地对我说“这些年来，你哥嫂侄子们都很孝顺我，关心冷暖，有好吃的东西都要先送给我吃”。老人家说她这一辈子满足了，“能吃的东西你哥哥都买给我吃了，除了龙肉，我什么东西都吃了”（其实，母亲信佛教，不吃牛肉，不吃无鳞的东西，象牛肉、鳝鱼、龟蛇等都
不会吃的）。母亲要我勿难过，勿伤心，要把子女培养好，传承俺家的习俗，养成洁身自重的习惯，才会快乐平安。母亲这些遗训，是我终生不敢忘怀的。
母亲在世八十春秋，历经了人间所有的最痛苦，她少时丧父母，中年时丧失丈夫和女儿，进入古稀之年丧失长子，这是何等的悲苦和痛楚啊。她以脆弱的身躯支撑着家庭，养育着儿女，面对一次次的困境，从不呻吟言苦，默默承受着千斤重担，直至儿子们均自立家室而自慰，面对儿孙
们的快乐而高兴，心中只有念头，们，老人家希望后代比自己过得
好一些。母亲善良、纯朴、大度和坚毅的品格，给我等后辈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笔不竭的遗产。正是这种既平凡、又珍贵的品德，时刻鞭策着我们，凡事先要扪心自问：自己的言行是否太自私，是否合符公德。人生在世不能光是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他人做些有益的事情，知道帮助别人也是帮自己的道理；要善于谅解别人，用换位思维理解别人的难处，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才会享受到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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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母亲诞辰一百周年
丙戌年十一月初七日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杨侠泉
1959年8月全家合影
杨氏家族大团聚合影（一九七四年九月·汕头）
孙子辈合影(197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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