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小说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读《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研究论集》
一可爱的开端
单纯形式、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类似物比较……当这些名词出现在研究唐代小说的论著中时，茫然的黑人问号脸，显然表明我有舞刀弄剑的冲动了。如果此时作者在我跟前，他可能会一笑置之，说一句“你不懂我，我不怪你”的豪言壮语。
传记、神怪、传奇、碑志文、述而不作……这些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概念，让我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本来以为会脸红羞愧地读下去，但是这些概念竟然被作者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当我们谈论小说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它“街谈巷语”的出身？是它那“魏晋六朝”的嬗变过程？是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复杂关系？不一而足。而本书，以传记为资料背景，广泛利用西方文学理论，通篇贯穿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文本解读为特色，展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有将中国小说起源归于“制作”的论调、女性性事及其双重标准的解读、传记与唐传奇及古文运动的讨论、李白的传记就是一篇“使徒行传”等观点。
倪君豪士，美国著名汉学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常号为赏心乐事。往往，当我们谈论小说时，总是在讨论小说的源流、背景、评价等方面，我们不遗余力地征引文献来证明它们之间神秘的关联。展开此书，一篇篇文章，都是在引导读者自己去阅读，我惊讶于他笔端流动的虔诚的圣洁，这种感觉，就像你自己耕耘而收获的果实，吃起来总要比买的甜一些。这实在让人获益良多，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当我们在谈论小说时，他也在谈论小说。解读文本本身，是研究小说的基础及必经之途。尽管我常常被作者蕴含在字里行间的谦逊所感动，但我确实不知道倪君写作时的心境。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总是很用心地去体悟、去描述，看似平淡无奇却常激涟漪，若梦回大唐，那个笑得最开心的，准是他。
二一点热情、一点理性
梁启超先生曾在《屈原研究》中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元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我觉得用来形容倪君也是可以的，但这矛盾却是可以排解的。一点热情、一点理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足以让他乐而不疲。而这样的效果，正如梁先生最后总结的那样：“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
首先，来看看那些传统文学中老生常谈的命题，本书是如何饱含热情而保持理智上不冲动的。所谓热情，自然是作者的振奋心情，这种兴趣上的推动往往充满力量；而理性或者理智，通观全书，则是作者所运用的角度和方法，它们一方面使文章的观点具有可论证的理论、同时具有启发性。
以《中国小说的起源》一文为例，文章着眼于讨论“小说的本质”，利用比较文学的“单纯形式”方式来研究。全文分为“引言”、“定义”、“三”（第三部分）、“结语”及“附录”，这是本书文章的外在特点，可以归纳出其运用文献资料的方式。“引言”部分，一般是进行学术回顾（简要叙述近来的研究观点，作者主要来自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及少量中国内地）；“定义”（或问题的提出）部分是作者论证的基调；接下来的部分，是对文本的全面分析，占据着主要的部分；“结语”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很多文章只有通过结束部分才能基本或更进一步地了解；另外，作者往往将文中提及的完整的文献以“附录”形式附在文末，这有利于我们核对原始文献。因此，这种典型的西方研究特点，基本以研究角度及方法为逻辑划分部分，将中国传统文学的本体置于清晰明白的层次当中，具有化繁为简的优势。
由结构主义中的“单纯形式”理论出发（所谓单纯形式，概而言之，就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组成形式可以归类为传说、神话、谜语等），引入“制作”的概念（早期的典籍中主要包括历史散文如《国语》及诸子散文《孟子》中的片段），指出它们“利用修辞技巧，把平凡的故事点铁成金般地点化成含义深远的道德教训的制作方式”，最后得出结论：在形式上讲求“制作”的功夫，的确是中国小说的起源。类似地，《略论九世纪末中国古典小说与社会》一文谈论小说与当时社会结合的关系，是通过量化分析四篇文章中的“小说”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得来的结论。
本来《<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和《中国诗、美国诗及其读者》两文研究内容并不同，倒可以从闻一多《唐诗杂论》中“类书与诗”得到启发。类书中的驳杂，正成为作者从《文苑英华》中离析出的“传记”的切入点，本文运用结构主义的方式来结构这些“传”；第二篇文章强调“读者”对文本解读的主体性的地位，主要采用比较的方式，有关其得失，下文将作结。
对西方文学研究手法的娴熟运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分别采用西方女性批评主义、类似物研究的手法，除此之外的其他文章，在不同基调或不同层面的比较研究，也是贯穿全书的。
这些独特的研究视角，给我们的启发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我们进行研究时，是不能一条胡同走死的。“该书迥异于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角及其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成功运用，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由背景研究逐步转向文本研究，研究方法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诚如是，而关于倪君对文本研究的重视，下文将会进一步阐释。
三三十不惑
“时间飞逝如箭，现在我已经和中古文人一起闲游三十多年了”，倪君曾这样说到。我们常言三十而立，而我认为他已经具有睿智的沉淀了，不惑可矣。在我看来，尽管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以西方角度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保持非议，但也不得不肯定其价值，关于方法论的价值，上文已简述之，那么关于观点和结论呢？是否也有可取之处呢？
本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对原始文本的解读。这可以说是对学界长期研究思路的一种逆反，过分追求文本外的“言外之意”，恐怕只会陷入泥沼。本书中《<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及古文运动的关系》、《<南柯太守传>的语言、用典和外延意义》、《略论碑志文、史传文和杂史传记：以欧阳詹的传记为例》、《读范仲淹<唐狄梁公碑>》、《中国诗、美国诗及其读者》、《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唐传奇中的创造和故事讲述：沈亚之的传奇作品》、《对<旧唐书·李白传>的解读》等文章，就是以发挥解读基本文献的优势为特点的。
关于这种重视文本的观点，我国学者曾有论断。以钱钟书为例，他引用并批评伯吕纳吉埃尔的《文体演变论》中“法国十七、十八世纪说教文遁入十九世纪抒情诗”为“武断强词之例”；进一步地，他这样总结到：“‘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以《中国诗、美国诗及其读者》为例，文章比较了西方的爱伦坡和唐代王维的诗歌，以“读者是决定文本意义的重要角色”作为出发点，旨在教读者“学习如何去读诗”。经过文本本身的分析，作者认为两者的诗歌中并没有赋予太多的个人色彩及隐喻意义，“所有疑点须先回到诗的文本，而非寻求隐喻或与主题相关的参考资料”。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诗的研究来说，那种“对文献资料断章取义记忆的传统”是令人纠结的。
当然，这里有一条鸿沟仿佛是中西难以逾越的，那就是文本的翻译。闻一多曾在《唐诗杂论》的《英译李太白诗》一文中指出：“形式上的秾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确实指出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的特殊性。而关于此，倪君在访谈中，提出了“比较自由的文学性翻译”，实际上是延续了鲁迅的看法，即将读者按文化水平高低分为三类，主张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译本。
当《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一文摆在我面前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国古代小说中确实有很多关于女性的作品，而且具有很深的价值。在分析这篇“大尺度”的文章之前，我觉得实在需要用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来奠定基调。首先是陈寅恪对这类小说研究的关照。其“唐人小说之部”的《任氏传》、《霍小玉传》、《莺莺传》、《李娃传》、《冯燕传》、《游仙窟》等大都涉及女性小说。第二是以《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代表，有文章将其总结为是以倡导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陈先生不止一次地言这些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以下结合《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一文稍加分析。
作者以《河间传》、《李赤传》、《独异志》、《游仙窟》等为基础文献对女性性事进行分析，这些作品无疑都是“描写女性角色力量”的特例，尽管作者强调这些作品中人物的“独特”，但实际上这类作品还有很多（只是大多数避免直白的性事描写）。从这些打破“常模”的特例中，作者认为：女性及其情欲是充满着危险性的，这种潜藏的力量将给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教条带来威胁。因此，很自然地，这种观念决定了男、女在文学中的“双重标准”，这种性事的主导完全是男性独有的专利，而女性则是沦为贞洁与忠实为中心的“道德”而已。
这种解释和陈寅恪先生的看法相似，《论<再生缘>》中，一方面陈先生肯定女性的力量（“文词之优美”……“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瑞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同时指出了女性地位受到不同标准的对待，即“科举则为男性所专占之权利。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倪君之研究，实为确论。
接下来对本书涉及史传、碑志文等文章进行综论（这些文章包括《<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及古文运动的关系》、《<南柯太守传>的语言、用典和外延意义》、《略论碑志文、史传文和杂史传记：以欧阳詹的传记为例》、《读范仲淹<唐狄梁公碑>》、《对<旧唐书·李白传>的解读》等）。
《略论碑志文、史传文和杂史传记：以欧阳詹的传记为例》、《读范仲淹<唐狄梁公碑>》两文，主要探讨史传与碑志文的关系。作者从前文了解到“以赞美为主”的碑志文文体和“定型的”史传文体各有其“特征”，还涉及到《新唐书》中用“碑文”当“列传”的问题，确实是有益的探索。第二篇文章作者认为碑文的传记资料并不完全来自史传，而且碑文表现了相当多的个人观点。综合两文，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史传与碑志文的一般关系论述，而深入到了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的演变及其机制。根据刘师培的观点：“（唐以后）作碑铭之序不从叙事入手，但发议论，……至于碑志序文以死者为主，不能以自己为主。”又说，“宋以后之史书，或偏于空写，或毫无神采，所据者非当时之官书，即当时之碑志。”以此来解释倪君的疑惑，概而全也。而倪君更在《读范仲淹<唐狄梁公碑>》文末关注到了范仲淹与狄仁杰的“类似之处不少”，可谓又较刘论更进也。
《对<旧唐书·李白传>的解读》一文，关注的是这实际不是一篇“传记”（史传），而是以李白为“谪仙”的基点的基础上，精巧构造的文章。考察有关中国文学的众矢之的，刘师培这样归纳：“一曰粉饰。古代文学于写实以外原有表象形容一格，然与后世之粉饰迥异。大抵后人既不能实写，又不善形容，乃以似是而非之旁衬名词来相涂附。”因此，在史传文学中，“论史但求翻新，议政惟骛高远，文变迂腐，意并空疏：其弊皆由评论与事实不相比附也。”倪君在“结论”中说：如果我们把这篇传记看成是对李白受欢迎的遗产和他作为从天上被贬谪的醉仙的角色的鉴赏——而不是一篇传记——那么这个文本可以被认为是符合逻辑的。参考本书中的相关文章，倪君还对传记文学中“述而不作”的传统进行了论断，并认为这种传统由唐至宋产生了变化，可以与此互相发明。这些判断真可谓有识见。
由此可见，倪君的研究，可以不惑吧。当然，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是绕不开鲁迅先生的，本书也不例外，作者在文中对文本本身的解读，实际上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鲁迅所提出的观点的准的，而且也能别出心裁。此从略。
尾声可爱的ING
倪君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园地已经耕耘几十年了，不管是一点热情、一点理性，他都坚守着，春种秋收，如此循环。只是他在播种时，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执拗和谦逊，这反映在他的研究上，就是从未停止虚心地思考，永远是进行时。
形成中的思想、如流动的圣洁，这是他个人学术的特点。我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总结而来。一是在他的文章中，即使尽力去理解，有时也有不尽可通之处（希望这是翻译的过错），我只能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是作者想给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即使如此，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真诚，绝没有削足适履和为赋新词强作愁之态。第二个方面则是作者文本形式上表现的谦逊，无论是文章的开头、还是末尾，他都会表达真诚的低姿态。有几篇文章，他更用一定的篇幅虚心地提出问题，以俟答复。他这种向前的姿态，简直可爱，借助激情和理智，必将会越走越远。
当我们谈论小说时，我希望谈论小说本身，多一点理智、多一点情感。
（美）倪豪士著.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该书有台北南天书局1995年版，2007年中华书局版“并增二文”，为“新版”，“收入了作者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撰写的十几篇学术论文，专论包括唐代小说在内的唐代文学”。收入文章《唐传奇中的创造和故事讲述：沈亚之的传奇作品》等12篇
作者倪豪士美国汉学家笔者还注意到，本书在文献的利用上很简洁而且准确，根据《一生一世的赏心乐事——美国学者倪豪士教授专访》（《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他提到“本人希望所谓的‘电子文本’会让东西方学者有机会从互文文本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些有名的诗文。”可见其对运用电子文本的重视。
刘师培《类书与诗》中说：“当时的著作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
徐宝锋.北美汉学中国诗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方法措用.中国文学研究，2015：倪豪士熟练而自信地运用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明确地将唐代的传奇文学看作对于结构主义理论的证明和补充。
周燕，王海凤，刘真.关于倪豪士<传记与小说>的学术反思.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6）。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9“文体递变”节。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31“文如其人”节。
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唐人小说之部”。
刘师培刘师培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较多，尤其对“唐传奇”的研究论述更为详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