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今年70岁，他得的不是白血病，是艾滋病。在下午安静的走廊里，我扶着他去办公室。知道结果的时候，他张大嘴巴，脸上似哭似笑，轻轻叹了句：「咋是这个病？」
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艾滋病是年轻人的病，甚至外国人的病，不可能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然而，在艾滋病患者中，老年患者（年龄≥50岁）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IAIDS）的统计数据表明，2014年全球艾滋病患者约为3530万，其中近420万是老年患者。
2012年我国老年艾滋病患者总人数，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5倍多。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的老年男性艾滋病患者1.3万例，是2010年的3.6倍。
2017年初，国务院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首次将老年人列入重点宣教人群。
令人感到意外的并不止这一点。研究表明，老年艾滋病患者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是性行为传播，而大多数人心中，却默认在老年群体中并不存在这一行为。
2005～2012年间，我国老年艾滋病患者中，性行为传播在感染途径中的占比逐年增加，到2012年，这一数值接近90%。
艾滋病和性行为，这两个我们习惯性从老年群体中剔除的词，正在气势汹汹而不容分说地闯入我们的视野。不谈论老年人性生活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然而事实与观念恰恰相反，一份有关老年性生活的调查报告显示，95%的老年人依然存在性冲动。欲望不会随性器官的老去而萎缩.
北京市一位61岁的先生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结识性伴侣，在发现自己患有艾滋病之前，他已经与50多名女性发生过关系，其中有十几个已经查出艾滋病。
义乌发现一例91岁老年女性HIV感染者，自1985年至今，这是义乌市发现的年龄最大的HIV感染者。老人平时一个人住，有时会收留一些捡破烂之类的流浪汉，既可以作伴，又能收取一些住宿费补贴家用。这类的新闻还有很多，我们不再逐个列举。
有人说广场舞就是老年人的陌陌，这句话是以偏概全，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与社会其他人群相比，老年人拥有的需求出口少之又少。于是，有一部分老年人，由于自身与环境带来的限制与压力，不得不选择商业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嫖娼」——我国老年男性艾滋病患者中近八成承认嫖娼史。
公园是老年人常去的场所，这是最容易接触到的一种商业性行为方式。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人更倾向于价钱便宜的服务，或许是受经济能力限制的原因：超过90%的工作者表示不会坚持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他们需要钱，为了钱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这一特征也进一步增加了老年群体感染HIV的风险。实际上，「避孕套」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安全套」，厚度不到0.1毫米，却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感染。研究表明，使用医用级的龟壳安全套能使HIV传播风险降低约99.9999%，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也许有人会质疑剩下那0.0001%的风险。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身患重疾时，此时医生表示有一种手术或许有效，但成功率极低，只有0.0001%。很多人依然愿意尽力一试，愿意与命运赌博那0.0001%的幸运。而艾滋病作为一种目前尚无明确治愈方法的疾病，只需要让他们记住使用安全套，就能为我们的长辈守护那0.0001%的安妥。
整个社会都在避免谈论老年人的，它是带有强烈羞耻感的，不得不遮遮掩掩的事。
比起性伴侣、性活跃等我们或许难以干涉的环节，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做法，是从根源上防止艾滋病的传播——引导老年群体的「安全性行为」。而最大的难点也在于此。
许多老年人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使女性受孕的能力，或失去了怀孕的能力。无需避孕，就不需要使用「避孕套」，因此，无保护措施的高危性行为，在老年群体的发生比率极高。
无论哪种性行为形式，老年群体的安全套使用率均不到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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