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东林游记深秋十月末，忙中偷闲，与三五知己赴无锡小憩数日，期间，第二次入东林书院一游，随性而走，移步赏景，怡然之中，难免再发
思古之幽情了。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为程颐弟子杨时讲学之所在，因为周遭环境酷似庐山东林寺而得名。北宋之后该书院逐渐荒废，至万历三十二
年（1604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及同乡高攀龙，赵南星等士大夫学者，重修东林书院，聚集弟子，讲学议政，使书院再度辉煌，并超越往
昔，以致名满天下。东林学问以程朱理学为主，调和了阳明心学，并应科举要求，兼习八股，很快书院成为江南谈论国事的舆论中心，学人士子无不
心向往之，加上不少人在中央身居枢要，“东林党”成为朝野内外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天启年间。东林学派被阉党打压，损失惨重，学院也遭毁
坏，好在没过几年，崇祯帝即位，阉党被灭，东林名誉恢复，部分东林士子再度受重用，学院得以重建，直至清代和民国，东林书院一直作为民间学
府的样式，绵延至今。东林书院的大门，隐于无锡闹市解放路附近一处幽僻的小巷中，尽管我们在周末到来，依然游人无多，原址的大门久已废弃
，现在的大门为当代新建，正面“东林书院”四个大字为无锡籍中央领导人陆定一所书。两侧门联曰：“此日今还再，当年道果南”，浅显的对联
却包涵了两个有关书院创始人宋儒杨时的典故。因为杨时曾撰有《此日不再得示同学》长诗，勉励学人珍惜时间，刻苦攻读，否则时光一去不返，难
以再得。明代书院修复，重开讲学，因此上联说：此日今还在。还因杨时长期赴南方讲学，其师程颢（在洛阳）送行时，赞叹说：“吾道南矣”，意
思是我的学问传播到南方了。所以，下联称：当年道果南。原联久已散失，现联由无锡籍著名学者钱伟长重新题写。进门的甬道直通高大的石牌坊
，这是清乾隆年间重修的，原万历年间的牌坊，于天启六年阉党取缔东林，毁坏书院之时被拆。坊额上题字为“东林旧迹”、“后学津梁”字样。让
人一看即知其重建之意。此石坊为三间四柱五楼构架，通高7.24米。石坊上雕饰有二龙戏珠、丹凤朝阳、鲤鱼跳龙门等精美图案。设计合理，结
构严谨，堪称结构建筑的珍品。我们几个穿过“东林旧迹”的石牌坊，又走过一个泮池上象征书院意义的石桥，就到了悬着“东林精舍”的书院内大
门，又称为“仪门”。万历三十二年（1604）建。明崇祯二年（1629），吴桂森重建，并题匾曰：“东林精舍”，精舍即指学舍。吴桂森是
明代东林书院被毁后应旨修复书院第一人，也是东林书院山长，东林学派知名学者。离开东林精舍后门，穿出写着“洛闽中枢”的砖雕门额，不出几
步，就站到了丽泽堂的门口。“丽泽堂”，是顾宪成亲自拟取的名字，“丽”指连接之意，“泽”指溪水，隐喻为朋友之间切磋学问，相得益彰。丽
泽堂是东林学子聚众讲学，议论时政，相互讨论的主要场所。中间的对联平实而大气：“百年旧德读书尚友，四海名贤气节文章”，两侧为顾宪成，
高攀龙的语录，右侧一副对联曰“一堂聚四海名贤气节文章俱匀身心着力，多士食百年旧德读书尚友须从伦物立根”；左侧一副曰“为道为法为则守
先待后，不淫不移不屈知命达天”都是清人不偏不倚的应景之作。四百年前，东林士子就在这里，开讲程朱理学和经邦济世之学，于讲学之余“讽议
朝政，裁量人物。”并提出一些国家改革时政的建议，声势益大，江南学林儒林，无不以入东林参与讲学大会为荣，一时间影响巨大，成为全国的舆
论中心，朝廷的诸多人事任免，政令颁布大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因此，魏忠贤的阉党包括其他政治集团和学派称东林书院一派文人及范围更大的拥
戴者为东林党人，意即东林之朋党也，所以，“东林党人”，只是反对派的贬称，并不是东林人士自封的。穿过丽泽堂，就进入了东林书院的中央主
体厅堂–“依庸堂”，取儒家，依乎中庸的意味。依庸堂是东林学术领地的象征，东林讲学大会的礼仪之所。后代学人皆称，“脚迹得入依庸堂
，为人生一大幸事。“在这里，存着东林书院那副举世闻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传为东林领袖
顾宪成尚未出仕之前所作，彰显其年轻时的志向高远。原联早已不在，现在的对联是几经蹉跎之后，由当代文学大家廖沫沙于1982年所书，廖
默沙不是无锡人，在东林书院留下墨宝的缘故，大约跟当年“三家村”中的邓拓曾经就着东林的对联写过《事事关心》这篇杂文有关，文革中，“三
家村”被诬为反党集团，所有的杂文全部成了大毒草，吴晗邓拓惨死，他是劫后余生的唯一，想必题写这副对联也是对老朋友的一点纪念吧，廖先生
遥想东林党人的境遇比及自身，一定是感同身受的。依庸堂上还有红学大师冯其庸的题匾，“斯文在兹”，含义实在而普通，大约因他是无锡老乡，
应邀而作的吧。坐落在依庸堂正后方的是“燕居庙”，里面有供桌和祭台，为至圣先师孔子的专祠，燕居取自《论语》“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意
即闲居之意，因为是私家学院，有别于府县的官家学宫，不能称“大成至圣先师孔庙”，故取“燕居”之名。中间的匾额上书“中正”，意思与正厅
的“依庸”含义相似，都是指儒家推崇的持正，适当，不偏不倚的态度。碰巧，在出燕居庙后门，看到一副明代著名书画文人董其昌的小联：“得
其门而入，不可阶而升“，颇值得玩味，我怎么觉得对于东林人士，他有隐隐有别样的观感。董其昌作为与东林学派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走的，却
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董其昌三十五岁出仕，至八十岁告老还乡，四十五年间，为官十八载，贵为帝师，期间却归隐二十七年，往往在敏感时刻，
置身党争之外，退避三舍，他一世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但躲进小楼自成一统，胸中自有山江日月，董其昌的书画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以后更是成
为传世杰作。明后期士大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之道，孰优孰劣，各人自有分较……走出丽泽堂，依庸堂和燕居庙，我难免思绪徜徉，始终觉得，
东林士子并未秉承儒家“中正”与“依庸”的训示，他们在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的党争之中，表现得也是激进和偏颇的，很多繁文缛节的所谓国体仪
礼的争论并无实际意义，争执的结果，损兵折将，反而降低了在国家治理方针上的话语权，其次，东林党人，一朝掌权也是任人唯“党”，“非我东
林，其心必异”。而且实践中表面，大部分东林士子的为官执政能力并不与他们针砭时弊的批评能力成正比。在与阉党的权力斗争之中，因为过于偏
激，引起大部分齐，楚，浙党文人士大夫的反感，不少人因此倒向阉党。其实阉党（其名难听，实际是士大夫集团党附魏忠贤了）之中也有能人，只
不过因东林党的苛刻和政治形势所迫，做出了不堪的选择。而东林党人之中，品格卓异，道德高尚的固然不少，但奸佞小人见利忘义也不是个别。出
燕居庙后门，隔花园右转，便是三公祠，这是为纪念明代常州知府、潜江欧阳东凤；常州继任知府、漳浦曾樱；以及无锡知县、峡江林宰这三人而建
。他们在明万历至天启间书院的修复，保护及东林学者及后裔受阉党迫害时据理力争，主持公道，深得地方人民爱戴。同时，他们也不免遭阉党诋毁
，皆被列入《东林党人榜》而受到打击迫害。因此，人民建祠纪念他们，以后该祠毁建数次，留存至今实属不易。丽泽堂的西侧还有一处“来复斋”
，建于崇祯二年（1629），距东林党锢，书院被毁只隔了一年，当时的无锡文人吴桂森奉旨重修东林书院，来复斋是他个人的学习居住的地方，
吴桂森后来成为东林书院恢复讲学之后的山长。“来复”一名取自《周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暗指东林党很快得到平反起复之事。来复斋开
门面向花园和池塘，侧面临东西长廊，房间不大，但四通八达，方便快捷。我们从“来复斋”径自走入连接各个堂室斋舍的长廊，盘桓在书院的东西
长廊之中，流连于明清历代文人的书画碑刻之间，感叹古人的文笔优美和书法的精妙，中国古代文人流芳后世的境界是立德，立行，立言，如有文章
书法拓于碑刻，传于后世，就都不是凡人了，在这些碑刻中，我们找到了唐寅，文征明，祝允明，高攀龙，顾宪成，董其昌……，当然还少不了喜爱
到处写字的乾隆……西侧长廊在依庸堂的北面还有一处“心鉴斋”，也是书院重要书斋之一，这是高攀龙弟子丹阳周彦文在东林书院就学的专门起居
书斋。他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春天起居住于此，长期就学高攀龙，并将高攀龙日常讲授微言奥旨，记录成帙。他的《东林景逸高夫子论学
语序》一文，就是在此写成。他编辑整理的高氏论学语被收入《高子遗书》中。高攀龙身后有如此的弟子也可含笑泉下了。离开心鉴斋，走到书院西
北角，发现一处僻静的所在“小辨斋”，房子不大，这是顾宪成胞弟顾允成在城中读书讲学的地方，在书院建成后第二年，由顾宪成仲兄顾自成督理
建造。与顾允成同年，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亲自撰写斋记，特别说明，用“小辨斋”命名，是“称名以小而取数大”之意。顾允成著述《小辨斋偶
存》一书亦由此斋得名。顾允成是东林八君子之一，他性格好静，衣食简朴无华。长相木讷，不善言辞。但是对于世道人心、王霸、义利、忠佞、儒
释等理学是非，皆斤斤计较，针芒辨析，从不含混。顾允成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下旬，即病逝于此斋内。享年五十四岁。“小辨斋”
日后成为一处童学开蒙的学堂。返回的路上，我们最后来到位于书院东部，大约东林精舍平行位置上的“道南祠”，道南祠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是祭祀书院创始人宋代杨时及其弟子门人的专祠。因程颢目送杨时南归时说过，“吾道南矣”，（意将道学传之南方）故取“道南”
名祠。天启年间阉党将书院尽毁，仅道南祠独存。道南祠内供奉有北宋杨时及明清东林学者文人八十余人，均经官府批准后入祠，这里成为地方政府
，标榜前贤、激励后学的重要场所，东林开讲之前，地方官员，学者均要入祠拜谒。清代的东林书院尚属兴旺，讲学依旧，但品评时政，议论朝廷
政府得失的风气自然无法继续了，整个清朝，东林书院包括无锡，科举中的的数不胜数，但是，再也没有如明代那样朝野闻名，流芳后世的人物出
现了，至清末民国，书院改为东林小学，终又出了一系列当代的名人，如秦邦宪，陈翰笙，薛暮桥，钱钟书，杨荫浏，季国标、侯芙生，钱天闻、王
寅生、孙克定、王世瑄等等。在我们离开东林书院之际，恰好看到几个背书包的小朋友，走入里面的“小辨斋”，参加“三字经”“弟子规”，“百
家姓”这些国学启蒙课程的学习，这大概也是东林书院贯通古今的一种传承吧！走出“东林书院”，我一直在思考：书生议政，品评国事，自然有利
于政府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但如果民间一边倒的舆论，一定程度上是否也会造次道德绑架？很不幸，中国历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各种思潮高度活跃的时代，都发生在乱世，而大乱之后的大治，必定也是思想文化被统一约束的时代，有人极端地认为东林党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这固然太武断了，但东林士子之中，并未出几个治世能臣，却是不争的事实，南明公认的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也属东林一脉（他是左光斗的学
生），但除了品德高洁，宁死不降的气节之外，在临危受命担当大任，维系明朝社稷的关键时刻，用人，调兵等方面，几度出现重大失误，终于导致在扬州的失败，政治军事上，值得称道的地方着实不多…有清一代，文化专制，君主独裁，“文字狱”使读书人噤若寒蝉，根本没有处江湖之远的书生，胆敢公开议论朝政。但依然有康雍乾的盛世，名臣辈出，就算同治光绪的清代末世，仍然出现挽狂澜于既倒的曾，左，李这些中流砥柱……究竟该不该畅行这种书生议政的风气呢？这是个两难的悖论，放眼西方，人家可是从希腊城邦时代就盛行了的，难道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具备自由民主的土壤？懵懵懂懂之间，我们已经走上了熙熙攘攘的解放路，忽然感觉饥肠辘辘，应该好好享受一顿无锡的美味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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