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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的传奇人生
2019-02-10 | 阅:  转:  |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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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的传奇人生

张兴(笔名:西唐愚叟)

尊敬的领导、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

我喜爱研究叶县的地方文化。每当我打开叶县的文史,浏览她那厚重、文明、灿烂的底蕴时,脑际间总会闪现出一个高大的形象——叶公。就是他从封食叶邑,到仙逝,在这里经营了六十七年之久,奠定了叶县、叶氏、沈氏发展的强劲根基,拓展了叶县的辉煌史册。两千多年来,他那强境拓疆、睦邻兴邦、忠君爱国、法德兼治,执政为民、纯理民风、淡泊明志,激流勇退、崇尚龙文化为中枢的理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叶公文化精神。它对叶县社会走向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我退休以后,由于热爱故土,对叶公的仰慕,遂潜心于叶公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下面就我的几点愚昧体会,向各位同仁作以汇报。

一出身贵族将门受任戍疆守叶

叶公,芈姓,祖代熊氏,父代沈氏,名诸梁,字子高。据台湾叶姓祖庙大会董事,叶经华先生的《叶公后裔怀祖心,根深叶茂故里情》一文所述,他生于公元前528年,逝世于公元前439年,享年八十九岁,官至令尹兼司马,春秋末期楚国人。

为什么他的姓氏多易,出身于贵族将门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中国姓氏的起源。周代以前,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产生于我国母系社会,人们以氏族村落、部落名称为姓,所以,“姓”字由女、生组成。如姬、姒、姚、姜等。至于氏,出现于父系社会,尤其是到了夏、商、周的分封制时代,不仅有姓,而且又产生了氏。姓,是先远氏族传承下来的。氏,是贵族、官宦的后裔以侯国、采邑名称而传承的。相应而言,平民就没有氏的称谓。所以,那时候,姓氏并不多。到了汉代以后,就通称为“姓”或“姓氏”,没有区别了。同时,姓氏的来源和姓氏也多元化了。有的以先辈名字为姓,有的以地名为姓,有的以技艺为姓,有的以官职为姓,有的以自然状况为姓,有的以物体名称为姓……因此,不管世族、庶民都有了名正言顺的姓氏,故有百家姓之词语。

叶公家族的姓氏,也循着这一规律几经更改,又因史书记载差异,而说法不一。宋代欧阳修和宋祁在《新唐书》中称:叶氏并非楚胄,说其祖是文王第十子聃叔季,采食于沈(今天河南平舆),后世多难,其曾孙沈逞在楚国帮助下恢复沈国,遂臣服于楚,故有姬姓沈氏之说。宋代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记述是:“沈尹戌,庄王之孙,沈诸梁叶公子高之父也。”这种说法与诸梁父子从政的贵族身份是一致的。因此,有关叶姓之源多以后者为是。依此溯源,沈诸梁因其先祖熊泽,是楚武王芈熊通之玄孙,故有姓芈之说;自熊通后,其子又取楚武王名字中的“熊”而易熊氏,故有芈姓熊氏之说;又因其祖父曾封于沈鹿,其父便以父业封地“沈”为氏,故,叶公为沈氏名诸梁。沈诸梁之后裔,自然也依他的封地“叶”为氏,形成了族群,尊称他为叶氏鼻祖。当然,其后人亦可延姓沈氏,所以,有“沈骨叶皮”之说。至于尤氏为其后裔,也却为事实。五代时,因王审知在福建称王,当地沈人为避“审”与“沈”谐音,故,去水字旁易为尤姓,至今闽地的沈、尤二姓仍不通婚。

那么,他何谓叶公呢?海内外的叶氏为何又以“南阳堂”为堂号呢?有两种说法,一是,“公”是对德高望重男士的尊称。他采邑于叶,高风亮节,功绩卓著,故,民尊呼为叶公。二是,“公”是对王公大臣的封号。公元前475年,楚惠王以南阳之区封赏诸梁,致仕归叶,赐为公爵,故史称叶公。既然南阳封赐给叶公,当然,南阳就和叶邑一样成为他的故乡,因此,叶公去世后,其子孙,便按照周代姓氏之旧例,于封地设祠,易氏为叶,所以“南阳堂”为叶姓氏堂号。另外,因为“叶”古音通“涉”,又因他家住澧水之阳沈湾诸梁寨,他每日骑驴涉水去叶邑公办,故,又称为叶阳子、涉公。

由于他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之玄孙,他的父亲沈尹戌官居楚国左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沈诸梁自幼又屡屡随父驰骋沙场,所以说他出身于楚国贵族、将门虎子。

那么,他为什么被楚昭王封尹、采食于叶,委以戍守楚塞之重任呢?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沈诸梁是楚国贵族阶层中久经政治、军事砺练的后起之秀。

他的父辈与伍子胥的父亲伍屠极为友好,伍屠是太子健之师,是楚之文职重臣。所以,他少年时与伍子胥、太子建,结为学友,文从师于伍父,武从师于沈父,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同时,处于春秋战国之交的楚国,代有攻伐好战之君。他多次随父出征,接受实战锻炼。尤其是楚平王晚年,听信费无极谗言,荒淫滥杀,夺子妻,诛伍屠等,致使伍子胥、伯嚭出逃投吴,借兵反楚,酿成了众叛亲离、楚材吴用、朝野震怒、内忧外患的战乱时局。身为楚国贵族、掌控军事要职的沈尹戌,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面对大是大非、孰轻孰重怎样作出决择?无论楚平王怎样昏庸无道,他也只有选择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道路,肩负起抗吴卫国的重任。沈尹戍对佞臣费无极疾恶如仇,他一面力谏锄奸,杀费无极谢罪天下,换回民心。一面断然拒绝其子诸梁与费无极之女的婚姻,为沈诸梁聘下了忠臣薳射之女薳羽灵为妻。这时,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沈诸梁,为救国也毅然投笔从戎,出生入死,与父亲并肩作战。公元前516年,楚平王死后,齐庄王后秦孟赢所生之子芈轸嗣位,即楚昭王。沈尹戌向新君提出:“扶百姓,除佞臣,睦邻邦”的富国强兵主张。后在吴楚十二年的战争中,沈氏父子虽屡立战功,顽强拼搏,但,终因楚政失去民心,仍挽回不了节节败退的局面。公元前506年,吴兵在孙武、伍子胥的率领下,越过大别山,大举伐楚。楚令尹囊瓦与沈尹戌、薳射等,只好动用屯驻叶邑的精锐之师与吴战于汉水。囊瓦好大喜功,不纳沈尹戌之策,中了孙武诱兵之计,败失重镇柏举(今湖北麻城东)而逃奔郑国,致使楚军全线崩溃。沈尹戌率余部从新息退至雍澨,与吴兵遭遇,大杀一阵,斩敌千余,与吴列营对峙。当晚,他唤家臣吴句嘱咐道:“令尹贪功,使吾计不遂,天也!今敌患已深,明日吾当决一死战,幸而胜,兵不及郢,楚国之福,万一战败,以首托汝,勿为吴人所得。”翌日,两军开战,终因敌众我寡,大将薳射、薳延父子阵亡。沈尹戌杀出重围,身中数箭,僵卧车中,不能复战。遂命吴句取其首,将其身掩葬疆场,速赴郢都,以首谏楚王,传语子西,早谋弃郢求援保楚之策。才使郢都官民在吴军到达之前,有了备战、撤退、求援的时机。昭王一面命沈诸梁领回父首厚葬,一面封沈诸梁采食叶邑,以慰忠魂。从此以后,二十三岁的沈诸梁走上了仕途。他不负王命,秉承父志,在后期的抗吴救亡事业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后来,申保胥哭秦庭借兵相助,加之,吴国发生内乱,迫使吴国退兵。这时候,楚昭王面临医治战乱创伤,开创未来的严峻局面。所以说,他选用沈诸梁戍边叶邑是形势所需。

二是,叶邑历为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

从叶县地域看,它雄居中原腹地,西依伏牛大山,东控江淮平原,北有摩天平顶怀抱,南有逶迤莽岭环绕,境有沙河、灰河、澧河、甘江河、湛河、汝河,六溪汇淮,泽被沃野千里,实可为形胜险要、藏兵用武之地。从交通讲,有南通云贵,北达京冀之隘道,古称夏路西道之咽喉。因此,是楚与中原割据立疆的要塞。所以,楚国自庄王始,在此筑长城,为军事屏障,使叶邑成为“南望方城,北瞻长垄,西临鲁山之险,东距讲武之台”的军事重镇。叶县虽仅仅1373.3平方千米之区,却有县以上置所的古城遗址二十余座。有屯兵、防御工事的古寨达一百多座。可以说是烽火连寨。故,有史以来,叶县一直是兵家逐鹿中原、决定胜负的必争之地。

寻觅叶县的古战场遗迹,可以说,涵盖古今,比比皆是。叶邑早在商代为应国,而且接受了周侯国的礼教,已率先步入了中原文明社会。周文王、召公、伯公曾先后化行于叶。所以,叶县有甘棠村、遵化镇的古村落,县衙现存有“文王化行南国”的石碑。到了西周,叶地已经是南疆重镇,至于《叶县志》载,周成王桐叶封弟始为应国(因应通叶),到春秋初,楚灭应而复叶邑之说,因中国史册记载不一,我不必多赘。据西周铭器录伯卣和艺卣载,叶县时称叶垖,周王命白宰父统成周八师屯驻叶垖,以伐东南淮夷。公元前627年,楚因救蔡,与晋曾陈兵叶县沙河对峙。公元前561年,晋楚于叶地湛河洼展开湛版之战。公元前576年,郑侵楚取叶邑新石(今叶县廉村境),公元前557年,晋伐许战于叶境函氏(今叶县城关乡韩奉)等地。公元前479年,叶公率叶邑之师平白公之乱。公元前301年,楚于齐、魏、韩三国于叶方城山交战,楚败,魏据叶邑,韩窃昆阳。战国末年,秦白起伐楚,先取叶,凭方城之险,而亡楚。继而又与赵国战于叶,赵败。进而灭韩,建颖川郡。公元前207年,刘邦与秦南阳太守吕齮战于叶县西犨河,乘胜取武关、入咸阳。公元前204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取洛阳,窥南阳,与项羽在叶县甘江河筑城对峙。公元23年,刘秀与莽军展开昆阳大战,创下了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第一个战例,立下了汉室复兴的定鼎之功。202年,刘备于叶县南山隘道伏击曹将夏侯惇。756、757年,唐军两度在叶对安禄山展开平叛战争。1641年农民义军李自成与明将杨涟战于叶县,攻克县城,声威大震。1857年至1869年,清政府与捻军在叶县展开拉锯战多达24次,其中大战六次。1930年3月至10月,以杨虎成部与冯钦哉部决斗的蒋冯大战在叶境胶着。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在叶县望夫石山誓师成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北上过叶,在保安七里冈与蒋军展开激战,在孤石滩打响抢渡澧水之役,摆脱围剿,挺进伏牛山区。1940年抗日战争的中原战役爆发,国民军第一战区司令部移驻叶县,在城西大林头建立了三总一部的庞大军事指挥机构。使叶县成为中原抗战的大本营。1945年七月,新四军黄霖旅长和陈先瑞支队长,在叶县成立中原军区第三军分区独立团和叶舞支队,开展敌后抗日斗争。1947年6月,刘邓大军攻占叶县,重建中原军区。1948年4——5月,刘、邓先后在叶县的谷店、阎庄、岗马和县城驻扎,长达月余,成立了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进行了整军。为夺取中原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叶县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军事活动达五十余例。从这些深深的历史辙印,可以窥视出叶县军事地位之重要。

三是,确保叶邑事关楚国安危兴亡的大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叶县,它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出来了,叶邑是地处宛、洛和陈、宛的交界重镇,不仅是楚国拓展疆土、抵御外侵的军事要塞,更是与中原各侯国邦交往来的经济互市。当然,也是中原诸侯向南扩张的必经要道。在诸侯争霸中,楚与晋、韩、赵、秦等国曾六次在叶县境内交锋。所以,楚国在叶地筑方城、唐城以防御北方诸国之侵扰。故称,“楚塞叶邑关”,号称春秋战国天下九塞之一。公元前575年,楚左尹王子胜曾向楚平王进谏:“叶在楚国,方城之外蔽也。土不可易,国不可小,许不可俘,仇不可启,君其图之。”是年,楚公子申迁附属国许于叶为都,这足以说明叶邑对楚国的重要性。

吴楚大战结束以后,楚国国力消耗已尽,不仅失去了南方的一部分国土,而且郢都曾一度被吴军占领,文物、国宝洗劫一空,不少朝臣被虏为奴,子民死难逃亡,田野荒芜,经济崩溃,国家破落得不堪收拾。吴楚硝烟未散,晋国又乘楚危,联合十八个诸侯小国,跃跃欲试,图谋进犯楚之北境。面临内忧外患、举步维艰的楚昭王,为挽救危局,深感重整叶邑雄关,是强境兴楚的第一要务。必须物色一位文武双全、德才兼备、政治可靠的楚室贵族子弟,方可作为镇守叶邑的封疆大吏。

鉴于以上三点,沈诸梁是楚昭王封尹采叶的最佳人选。他受命于国危之际,耳闻目睹了父亲那种忠贞不渝,以身殉国的高尚气质,亲身经历了国破山河碎的复国艰辛历程。他在这种背景下,怀着家仇国恨,励精图治的一腔热血和远大理想,从此走上了治理叶邑,静境安邦,中兴楚国的政治舞台。他用智慧和毅力,不仅铸造了辉煌的人生,也开创了叶公文化。

二执政为民富民强兵

沈诸梁自公元前505年至前490年的十六年间,一直主政叶邑,戍守北疆。实践了他父亲倡导的“扶民”、“睦邻”的执政理念。开创了近者悦,远者来的叶邑历史新篇章。他治叶的主要业绩反映在五个方面。

1、携族迁叶,义无反顾

他初封叶邑时,正处于吴楚战火胶卷时期,他继承先父遗志,积极投身于抗吴战斗,为复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吴军撤退后,他不仅立即到叶邑赴任,履行职责。还不顾边塞环境之恶劣,义无反顾地携沈氏全族移居叶邑,择澧水之阳,筑寨建村,视叶地为家园,融入民间生活。通览古今青史,有几个异地为官者像叶公这样,舍弃豪华富贵的京都环境,而扎根于偏僻的边塞之地呢?又有谁像他那样亲民、爱民,视客地为故土,与民同呼吸共命运呢?这就是叶公执政理念的高屋建瓴之处。

2、廉洁自律,端正政风

沈诸梁虽出身于楚之贵族,在那“楚国偷奢,君臣无别”的腐败环境里,他却像藕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以修德养廉而著称。

据《庄子·人世说》载,孔子过叶,叶公曾对孔子说:“吾朝受命而夕饮水,我其内热?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由此可见,叶公宰叶,他不以居官为荣而趾高气扬,却时刻把肩负的重任放在心上,每举步如临深渊,履薄冰;每行事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慎独其身。他始终坚持依法行政,依德化民。处处以身作则,克己奉公。叶公在生活上极为俭朴,他说“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他时时处处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清廉形象感染同僚和部下,他曾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则色亦变。”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叶邑政坛出现了官无贪腐,政无懈怠的廉政、勤政新风尚。

3、法德兼治,淳理民风

他在治邑理民上,行使崇礼尚德,依法治邑。他一上任,就大力推进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不仅用儒家的忠、孝、廉、耻、仁,义、礼、智、信教化百姓,而且向民众普及法度知识,做到了依法治邑、执法必严,酿成人人讲道德、事事守法度的良好社会氛围。尤其是,他那早已传闻天下的孝顺父母、与人友善、知书达礼,忠君爱国的美德,随着他在叶邑的身体力行,使叶邑人民更加钦佩、景仰之至,渐渐成为全民的日常行为规范。因此,叶邑社会呈现出了民无邪念,路不拾遗的安宁环境。

公元前489年,孔子由陈游楚,过境叶邑,因仰慕沈诸梁治叶的贤名,主动登门拜访。而沈诸梁素有见贤思齐、谦恭求知的襟怀。他热情地接待孔子师徒,诚恳地向孔子问政求教多达五次。他非常赞同孔子的“政在来远附迩”的政见。这说明叶公是奉行尊儒重德的为政之道。但是,当沈诸梁以法制观念,谈及“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的时候,而孔子则以孝德观论之。夫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二者在率直观上大相径庭,这是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叶公的率直观,反映了他身为地方长官,不仅要重视以德化民、以德惠民,而且还必须坚持依法治邑,以法安民。所以,他认为在忠孝发生矛盾时,就得以法度为准绳,大义灭亲为率直。透过《论语》所载的叶孔论政史实,可见,沈诸梁治叶已见成效,形成了尚德、守法的淳朴民风,出现了官清民心安,民朴社会宁的和谐景象。

4、肃军固防,秣马厉兵

沈诸梁深知任叶尹戍边,决不只是一邑之行政长官,而是身系国家安危的边陲统帅。叶邑,由于是楚国北疆重镇,就长期屯驻着大量军力,自然而然地会给地方造成重赋和扰民的现象。尤其是处于百废待举的楚国形势,依靠国力养兵是毫无指望的,而仅凭一邑之民力,岂能保证庞大的军需供求?因此,他上任后,把创建一支民心拥戴,勇往无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精锐之师;构筑一个坚不可摧、易守难攻的军事防御工程,作为戍边的战略中心。他采取了四项举措。一是实行屯田,以兵养战。努力减轻国家、人民的军需负担。这一点,虽无正史可考,但在叶县流传久远,也符合兵家治军用兵之道。在叶公屯田养兵的影响下,历代戍叶者,多有屯田之举措。因此,屯田遗址遍布叶县。二是严明军纪,强化训练。他用铁的纪律严禁扰民,他用精忠报国思想武装士气,他以过硬武功提高战士能量。经过十多年的军队素质建设,他终于造就了一支所向无敌的劲旅。故,他率叶一邑之师赴京,便一举平定了白公之乱。三是倡导支农爱民,密切军民关系。在修筑东西二陂的水利工程时,他不仅动员一邑的民力,还组织戍边将士,全力投入水利建设。使军民产生了鱼水之情,拥军爱民蔚然成风。这与抗战时,汤恩伯驻叶扰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四是筑城固防,强境备战。他在发展叶县农业富民的基础上,着手加固叶邑的军事防御工程建设。他首先带领军民加固了叶邑城墙,接着修筑陪城昆阳。究竟昆阳何时建筑,无史可考,民间一向传说为叶公所筑。从史册查阅,沈诸梁食叶以前,昆阳没有见于史籍。而是在他采叶的一百多年后的公元前301年,韩国、魏国联合攻楚,战于叶邑方城山,楚败割让宛、叶,韩占据叶邑,魏占据昆阳。这是叶县、昆阳分治的最早史例,也是昆阳见于史册的最早记载。据此推论,民间传说的叶公筑昆阳,又称叶阳、阳关是有可能性的。因为,沈诸梁别名有叶阳子之雅称。并且,昆阳位于叶邑之北部,作为当时楚国防御战略地位看,筑昆阳作叶邑的关隘,是无可异议的。另外,传说他在楚方城的基础上,还扩建了楚唐城。我少年时,常听孤石滩的老学究吴金亭、还有我的外祖父李长仁,讲述叶公陪同楚昭王游西唐山的故事,他们在那里勘察了南接歪头山方城,北达鲁山东南绕角城的唐城走向。叶县文史资料第十一期《春秋楚长城》述:“史书记载,它以鲁关(春秋时关名,今南召北,鲁山西南)入平顶山境,与绕角城(春秋时小邑,今鲁山南偏东)相对而东去,折而南下,走唐城(沿叶县西唐山而筑,传说孤石滩镇古称唐城关,街东端有烽火台),过卷城(春秋小邑,今叶县西南),沿方城山而东到方城(春秋小邑,今叶县南35公里,跨今方城境),顺于来山又东,越柏国(周朝小邦国,楚的冶铁重镇,今舞钢市尹集附近),南涉南汝河上游而去,跨平顶山辖区近200公里。”另据《叶县地名志》在阐述澧河一节时,引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水经注》称:“澧河东流历唐山﹙老青山﹚下,经唐城北南(即孤石滩水库大坝横卧的南山与北山,自古以来,人们称之为楚唐城的黑石关)而西出,东经叶县故城北。”这两段文字都涉及唐城史实,可见,楚唐城的确是存在的。

5、筑陂灌田,固农富民

他自幼得家父和伍屠太傅之教诲,深知治国以人为本,民则以食为天的从政之道。他效仿先贤管仲的牧民思想所讲的:“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者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的政见。他莅临叶任后,一则深入民间,查访民瘼,劝民农桑。二则为提高农民的抗灾能力,确保农业发展,决计兴修水利。他曾跋山涉水到方城山中,造访精通水利、善造舟车、桀骜不驯、世称楚狂的叶邑名隐陆通(即接舆)。他这种不耻下问,礼贤纳仕,为国为民,不辞辛劳之举,使这位狂人为之叹服,主动出山相助。二人遍足山水,实地勘察,利用黄城山(今花山,又名苦菜)东谷北流之泉溪和澧河的迂回曲折之势,用龙作线条、标示,精心设计了陂(塘)、渠、溪、河相串联的大型水利工程——东陂、西陂。二陂动工,沈诸梁督率官兵、沈氏族人、和全邑人民一起,全力投入开渠、筑堤、浚河、引水。经过数年艰苦奋斗,二陂竣工,不仅灌溉良田,而且还起到了拦山洪、减水患的作用。继而,他沿渠、陂之堤,广植桑麻,使叶邑的农业、纺织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丰衣足食的繁荣景象,实现了叶邑戍边军需的自给自足。

有关东西二陂工程,《叶县志》是这样记述的:“东西二陂:方城山有涌泉,蓄之以为陂,方二里,即西陂也。陂水散流,经叶县(今叶镇)东南而北注澧水;澧水又东注叶陂,即东陂也。东陂最大,东西十里,南北七里,引水灌民田。二陂亦诸梁所筑,今遗址尚存,名水城。”另外,《水经注》对叶陂也有记载。足可佐证。“陂”,即蓄水的大型池塘,也就是当代的水库。二陂因诸梁所筑,亦称叶陂。西陂主要用于拦洪,东陂主要用于蓄水灌溉,效益达十余万亩。此工程,比西门豹治邺渠早100多年,比我国古代著名的都江堰和郑国渠早200多年。二陂至今坝基及遗迹亦显而易见,也是叶县遗存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在那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里,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沈诸梁初宰叶的十六年里,就是这样呕心沥血,脚踏实地,营造了境强、民富、兵精、政通人和的坚实北疆。使楚成为唯一能于秦抗衡的“万乘强国”。如楚昭王时,秦欲攻楚,先遣使入楚,以观楚宝为名,实探楚之虚实。楚大夫昭溪恤对秦使说:“秦以物为宝,楚以人才为宝,‘理百姓,实仓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也;奉珪璧,使诸侯,解忿悁之难、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主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秦遂罢掠楚之念。可见,沈诸梁戍叶之绩,声震列国。

三救危平乱肩挑大梁

沈诸梁率叶邑之师,回京平定白公的宫廷政变,既是他平生的卓著功绩,也是他入朝辅政,施展才华,肩负起重振楚国大任的机遇。

那么,楚国为什么又发生了白公之乱,使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不堪的困境呢?这是由楚王室的旧有矛盾引发的,也是楚昭王不纳诸梁谏言所至。

白公,名芈胜,是楚平王长孙,太子健之子。他因平王夺父妻,父又被费无极诬叛而死于郑,他母子又遭追杀,后被伍子胥救入了吴国。所以,他累积了复仇篡位的心态。公元前505年,吴兵议和撤退时,伍子胥向楚将申保胥提出让芈胜归楚的条件。时主政的令尹子西欣然同意。而沈诸梁闻言上谏道:“吾闻芈胜喜纳死士,好斗耍诈成性,况太子(芈胜之父,即太子健)已废,基于国情之安全,怎能让敌国生长之人归来害本国之安定呢?”但子西坚称:“芈胜是一个武夫,何惧之?”拒纳诸梁的建议,遂以楚昭王之命召芈胜回国,并封赐镇守白城,故称谓白公。他归国以后,果然暗结党羽,伺机政变。公元前489年,昭王死,芈章即位称惠王。公元前479年,白公篡位野心萌动,便与私党石乞、熊宜僚设计,乘令尹救郑得胜回朝之机,让二人率千人,以押解伪装的百名俘虏向惠王献功报捷。惠王和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果然中计,齐聚于殿爱捷。白公便发动宫廷叛乱,亲缚惠王囚禁于高府,子期战死,子西悔恨地说:“悔不听当初叶公沈诸梁之谏,始有今日之祸。”芈胜遂斩子西,陈尸于朝,自立为王。时有楚臣围公阳,乘芈胜不备,着人掘高府墙洞,救走惠王,藏于深宫,并密报于正在蔡邦巡视的沈诸梁。叶公闻知芈胜叛变,立即回叶,顾不得穿盔甲,连夜率兵赴京救驾平乱。路上民众闻之,箪食壶浆相迎,感叹地说:“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叶公见民心所向,便树起了“叶”字大旗,名正言顺地征讨。被白公召回京城担任护卫的箴尹固,见沈诸梁兵到,便倒戈开城门,使叶公不战入城,还向叶公提供情报。叶公便兵分两路,一路营救惠王,一路擒拿叛军。双方战于太庙前,白公败奔山野,绝望自杀,石乞跳油鼎而烹。沈诸梁为缓和楚王室的矛盾,仍建议楚惠王安葬了石乞等,不再株连他人,恢复了楚王室的秩序。因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死于内乱,其子尚未政治成熟。他只得留守京都,辅佐惠王复位,接受封赐的令尹兼司马爵位,肩负起楚国的政治、军事大权。

时年49岁的沈诸梁,就是这样在国难当头时刻,奋不顾身地率一邑之卒,力挽狂澜,平息了白公之乱,使楚国社稷得到了稳定。继而,楚国在他的主导下,走上了中兴的新时期。荀子在《荀子·非相》中高度评价了这一史实:“白公之乱也,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皆殆焉。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于后事。”

四整饬内政恤民扶民

在楚国,令尹,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宰相、总理的职权;司马,是国家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即三军主帅,相当于当代的国防部长。这两个职务按照楚国官制,非王室嫡系子、孙可任,而且必须分治。而沈诸梁呢,虽系贵族,却已经不是国王的直系了。可是,楚惠王为什么要把他推向政治舞台的极位,还集全权于一身呢?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伟人,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伟人。”这就说明沈诸梁是在楚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决定未来之伟大人物。

他根据楚国的国情,在内政治理方面着重做了三件事。

一是整顿王室。他面对王室的奢侈堕落,伤风误国现象,加强了王公贵族子弟的教育,培养他们的德能、才智、武功。同时,建立常规的政绩考核制度,有计划地派出去接受实践、锻炼,让他们成长为有能力,有德行,有担当,有作为的经世之才。例如,他让已故令尹子西之次子、王孙宁征讨巴人;还让子期之子、王孙宽出征迎击越军。从而,使他们在实战中增长了军事才能和治国本领。

二是,改革吏制。他针对子荫父功、无功受禄的腐朽吏制,推行了任人唯贤、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他在人事任用上,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据《左传》载,在吴楚战争中,沈诸梁的母亲和他的弟弟后臧被吴所虏作质。后来,其弟离开母亲逃回楚国求职。他认为弟弟弃母独回不行孝道为耻,不仅不举荐,还避而不见。久后才知其弟、其侄,从不仪仗他的职权,而是凭真才实学,自食其力的谋求职业。当他致仕让贤时,楚惠王想委任他的弟弟子良继承令尹、司马的职位。但沈诸梁认为,子良虽贵为君王亲弟,但德、才欠佳,功绩不丰,便毫不顾及君王颜面,予以拒绝。有一次,他路遇平叛有功之臣箴尹固,纵马闯荡街市伤及无辜,遂将其削职为民,罚俸没产,并斩杀其家卒替罪。从这些事例中,可窥视出沈诸梁从政的慎独政风。

三是节俭减负。他根据历代楚君,不顾国情,穷兵黩武,奢侈腐化,给人民造成沉重负担的弊病,坚持推行其父的“扶百姓”的执政方略。继续推动前任子西的“理百姓,实仓廪,使民各得其所”的治国方针。他一面睦邻息战,一面紧缩王室财政开支,努力减轻劳役、赋税,让人民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使楚国的政治为之一新,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改变了过去外强中干的局面。这些虽正史记载很少,但从沈诸梁主宰楚国大政的国力强盛看,如不实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可能有根本性转变的。

五睦邻外交守疆不侵

沈诸梁在对外的策略上,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深知楚国周边虽有几十个封国被灭征服,沦为楚之附属,但与楚貌合神离。再者,由于楚国历来奉行领土扩张,引起了中原大国的恐惧和忌恨,在外交上一直处于孤立的局面。他一上台,就全力推行与邻为善,固疆土,不称霸的外交策略,建树起不侵略、敢担当的大国新形象。他思想开放,通过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洞察,制定了:对大国远交近防,对近邻小国亲善安抚的方针。他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外交策略,洞察邻国国情,审时度势,相互沟通,增强互信。他亲自出访中原大国,注重弥合楚齐,楚秦、楚晋等国之间的关系,借鉴、融入北方思想文化。如:他出使齐国访问时,恰逢孔子游齐,就立即去拜访。通过孔子了解到了齐国内政情况,并向孔子请教与齐交往之策,他有的放矢地使两国关系得到了修缮。他在同晋国的交往中,通过与晋国政治家乐王鲋的交往,摸清晋执政者赵子文的内外政策,从而设法消除了晋楚矛盾。他积极吸收、借鉴孔子的儒家思想文化,推行仁政、德政。因此,在诸子百家的眼里,凡提及沈诸梁,多以“叶公问”的方式记述,称叶公为善。

从而,楚国与中原各侯国互不侵犯,友好相处,改变了荆楚南蛮,闭塞自封的国家形象。正如《战国策·楚策》所述:“叶公子高‘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乡。”

六出师正义重震国威

实行睦邻友好,和平发展是沈诸梁重树国家形象的外交方针。同时,他高度注重国力、国防的自强建设。奉行封疆不侵,强兵宁境,敌若犯我,我必制敌的重震国威之战略思想。

沈诸梁在主掌楚国大权后,也曾多次对外用兵。不过,都是出师有名,为卫国而战,为正义而战,有来犯者,坚决打击,御敌于外。但是,他攻伐不以占领、掠夺为目的,是以教训、安抚,恩威并施,征服民心为上策。主要战例有:公元前477年,楚西南的巴国侵犯楚境,诸梁派子西次子宁出征迎击,全胜而归,使之臣服。公元前476年,楚东南越国侵楚,诸梁又遣国王之子庆、王孙宽痛击,迫使越军遁至冥地(今浙江长兴西南)。公元前475年,陈国赳众犯楚,诸梁命楚王孙朝,帅师灭陈。公元前473年,越属东夷三地欲侵楚,已经致仕的叶公亲自率兵讨伐,大获全胜。而沈诸梁战后,主动撤兵,进行安抚。据《左传·哀公十九年》载:“三夷男女及楚师会盟于敖(今宁波、台州、温州之间)。”

透视上述战例,沈诸梁不仅睦结四邻,而且,有犯必战,战而必胜,有力地震慑了了胆敢来犯之敌,楚之国威为之大振,为未来楚国跻身于战国七雄铺平了道路。

七激流勇退筑台玩龙

沈诸梁经过十四年的艰辛经营,开创了中兴的大好局面。尤其是,在他的精心培育下,王室中一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这国情安定,后继有人,功成名就,水到渠成之时。沈诸梁在五十三岁那年,突然向楚惠王递交辞呈,自称“西北三里有我居(叶邑大陈庄,即叶邑城),东北五里有吾家(诸梁寨,即沈湾村),”决计离开郢都,告老还乡。楚惠王不得不体谅他的选择,便依照他的举荐,任命子西之子宁为令尹、子期之子宽为司马,取代其职,准予请辞。鉴于他淡泊名利,不恋权贵,荐能让贤,功成身退的高尚风范,加封食南阳之区。沈诸梁始称叶公,荣归故里。

《叶县志》盛赞叶公:“存国之劳,而不享存国之利”的美德。

叶公致仕回到南阳、叶邑以后,不但不自命清高,亦然老骥伏枥,壮志不已,奋蹄桑梓,发挥余热,投身于龙文化的研究,融合于民俗生活。

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高体现,就是龙文化。它是我民族象征的图腾,它是我民族精神的灵魂。换言之,我们就是龙的传人。宠龙、爱龙、玩龙已经是古老而丰富多彩的民俗了。龙,是否存在,至今还没有真正的研究成果。普遍的传说是,千百万年前,有一个爬虫时代,体大凶猛,能呼风唤雨、水陆两栖,主宰世界生灵。在一次地壳大变动时,它灭迹了。随之又出现了恐龙时代,成为世间的侥侥者,经过漫长岁月的物种进化,恐龙也退化消失了,才产生了生灵万物和人类。故,处于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认为自己是龙种,要图生存,要有勇气和智力,就虚构了一种十分怪异的龙体,实际是典型的四不像。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一书中说龙形是九似:“角似鹿,头似驼,脚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目似牛”。而宋代擅长画龙的画家董羽对罗氏的“九似”看法则不同。他认为龙是:“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似蛇,足似凤”。不过《周记·夏官·廋人》则称:“马八尺以上为龙”,也就是龙马精神之说。总之,古代人,把龙刻画成了无所不能、万物之种、最具权威、勇武、吉祥的象征。因此历代帝王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老百姓也把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视为权威至高无上的“龙”。由于龙是多元素物种的合成,因此,画龙最难,没有一定的功底是画不成功的。

那么,素以爱龙著称的叶公,退休后,自然而然地就会融入中原民俗龙文化之中。当然,画龙也就成了他的一种爱好。叶公传承龙文化的事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叶公自幼热爱龙文化。据有关资料讲,楚国王宫陈设有九龙铜钟。青少年时代的沈诸梁时常走动于王宫,就爱上了这口铜钟上的龙图。他就趁习文、练武的闲暇时间,写龙、画龙、穷究龙的精神所在,树立起报效祖国的凌云壮志。可见,龙文化对沈诸梁的成长起着巨大地内在驱动力。

2、《叶谱牒·始祖诸梁公传略》,也撰写有一则颇有新意的《叶公好龙》故事。它是这样记述的:

叶公为修筑东西二陂,曾绘制引澧河之水入东陂,注方城山之水入西陂的施工规划图于室。有客见之,误认为是群龙飞舞图,乃讥讽道:“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今公所绘龙从风,非真龙也。闻君好假龙,畏真龙,果如此也。”

叶公辨道:“君知其一,不知其二。龙虽从云,其所主者水也。吾亦引龙出水,何需云尔?”

客曰:“有龙之来果有水乎?”

叶公答曰:“有,少则利,多则弊。引一龙需工千数,粮万斛,可不慎乎?”

客答:“善哉!此所谓公之好假龙,畏真龙也。

这则故事,利用叶公绘制二陂规划图用龙作标示的史实为题材,巧妙的攻破了刘向之好龙说,而且突出了叶公聪慧贤达,爱民惠民的美德。

3、汉代刘向《新序·杂事五·叶公好龙》,原文是: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译成现代文是:叶公子高非常喜欢龙,家里用的都画上龙,屋子内外也都刻着龙。天上的真龙听说了,就从天上下来,龙头从窗户探进来,龙尾拖在厅堂里。叶公一见,转身就跑,吓的魂不附体,脸色都变了。由此看来,叶公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是似龙非龙的东西。

当然这是一则以叶公好龙的史实为题材,经过加工而杜撰的‘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并不真爱好’的寓言文学。作为寓言文学,刘向之作是可以理解的。这篇寓言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正面作用,他有意无意地将叶公酷爱龙文化的精神写进了史籍,而且用夸张的笔法,反映了叶公刻苦治学、苦练画龙技艺,已达出神入化的高超境界。从而,佐实了叶县有关叶公玩龙的历史。他也为叶公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传播提供了媒体作用。二是负面作用,他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叶公的人物形象,还歪曲了叶公对传承龙文化所做的贡献。这当然是作者处于为文章主题服务而篡改了史实,历代的文学作品不乏其例。清初河南巡抚王仕正的《叶公祠》诗说得好:“萧条澧水暮封烟,古殿青台上废钟。地下子高应一笑,世间谁解好真龙?”

4、叶县有关叶公好龙的遗迹和传说。

主要遗迹是玩龙仙台。它被列为《叶县古八景》之一,流传久远,叶县最早的《嘉靖·叶县志》就有记载。历代游叶文人骚客,也多为游览叶公的玩龙仙台而泼墨吟唱。明代进士、大理寺卿牛凤在《玩龙仙台》一诗中写到:“神物由来叵易求,子高何事得同游。漫传窥牖惊千载,争似腾天润九州。漠漠荒台淹岁月,茫茫幻语播吟呕。水官失职无从问,安得司空却姓刘(指刘向)。

据《清·叶县志》载,玩龙台遗址在今叶邑镇古街东南,卷首附有玩龙仙台景图,台前筑有墨池,为叶公泚笔画龙所用。

叶县史志办干部辛振强,在解读玩龙仙台一文中写到:“台阔百米,建有楼阁,有乐手、舞妓,置备各样的彩龙,以备娱乐。更有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昂首摆尾,活灵活现卧于台上的大型彩龙,按动机关,那龙便摇头摆尾,在台上自由游动,口吐红芯,鳞光四射,张牙舞爪,呼风唤雨,是为奇景。叶公每逢佳节登台舞龙,与民同乐。”

依据以上资料推论,叶县玩龙仙台的确存在。究竟是叶公在世所筑?还是后人为怀叶公爱龙的所好而造?无从可考,但它的存在,毕竟千古不变的流传着。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

5、叶公的龙文化在叶县影响深远。历代人们为传承叶公的龙文化,大多乡镇、村庄都成立有舞龙的社团组织,每逢春节、龙头节和大型的庆典活动,多以舞龙形式活跃气氛。同时,以龙为内涵的山名、村名、寺庙名等等,遍及叶县各地。尤其是,叶县常村镇的龙王山,又名云梦山,传说就是叶公因亲赴那里为民祈雨而得名的。至今常村人还流传着《叶公龙缘传奇》的动听故事。那里的以王禅老祖殿、四海龙王殿为主体的龙王山云梦寺院,传说是在春秋时创建的,香烟亘古不断。

透过叶公龙文化,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造诣颇深的画龙巨匠。他不仅具有沉静果敢、威武刚毅的气质,而且还具有开朗豁达,平易近人的个性。尤其是他退归叶邑以后,入乡随俗,同民共忧乐的作风,更显示了他爱民、贤达的品德。

八醒世遗嘱执政惊钟

反映沈诸梁思想文化的另一瑰宝,就是《叶公遗嘱》。

公元前439年,叶公以八十九岁高龄仙逝于叶。他临终前还以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楚国王室之悲惨历史教训,向执政者和家人留下了警世遗言:

“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从字面分析:第一句应是,不要误从小人诡计而败坏大谋;第二句里面的庄后,是指楚平王夺子之妻纳为王后的齐庄,全句的意思是不要轻信像庄后那样的爱妾媚语而废弃正人。第三句里的御士是指佞臣费无极之流,庄士、大夫、卿士则指伍奢、伯却宛、阳令冬等一班忠臣,全句的意思是,不要偏听宠臣谗言而抛弃善良。

他为什么临终前发出如此的遗嘱呢?很明显,他的这番遗言是针对身系国家安危与前途命运的国王及令尹一级的执政公卿而嘱咐的。沈诸梁作为忠事三代君王的元老重臣。尤其是,他亲自辅佐、栽培的惠王和令尹宁、司马宽,在这弥留之际,一定会亲临叶邑,候守于病榻前,聆听其临终教诲。所以,一心为国,至死不泯的叶公,才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肺腑诤言,谆谆告诫他们:因小失大,攸关国家前途命运,要接受历史教训,勿蹈覆辙。

叶公的遗言,它不仅是叶氏传承的族魂——家教,而且是历代执政者时刻常鸣的惊钟——国教。当然,还是他执政之道的高度概括。他的遗言也被儒家视为经典,是符合齐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故收录在以汇集善、德格言为主体的《礼记·缁衣》里,永载史册,世代传诵之。

其全文是:

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也。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这段文字的记述,当然,是站在儒家的角度用孔夫子的话加以阐述的。所以,后人在见解上,有一些杂音。总之还是正面的认同了叶公遗言是执政者应铭记的善本。

九叶公文化影响深远

叶公因叶地而兴族,因叶地而名扬;而叶地也因叶公文化而文明、因叶公遗风而繁盛。他虽逝远去,却永远活在叶县人民的心里。他的文化遗产是叶县的宝贵财富,他的思想是叶县人民建设家园的灵魂。实可谓百代流芳,万世景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叶县人民、官吏景仰叶公,

1、他被叶县人民尊奉为名宦、乡贤之首。无论打开那个时代的叶县史志,都是把他列为第一个好县官、第一个叶地人杰。叶县人把他视为本土人,为有这样的英俊人物而引以为荣。所以,他被供奉在叶县文庙的乡贤祠堂里,世世代代的人们都顶礼烧香去朝拜他,学习他。在他的影响下,叶县像汉鸿儒高凤、刘宋龙骧将军宗越、明御史焦宏、明太常寺卿牛凤,当代的焦若愚、王泽民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俊杰辈出。

2、叶县为官者效仿叶公。查阅叶县史志,历代县令无不以叶公为表率严格要求自己,敬业慎行。像汉叶令王乔,宋叶县尉黄庭坚、金叶令刘从益、清叶令欧阳霖等,可以说代有贤宰,层出不穷。

3、叶邑镇政府为传承叶公文化,于1993年将叶县第三中学更名为“叶公中学”,还以爱国、爱乡、爱民的叶公精神为校训,勉励师生,励精修身。

4、保护、修葺和抢救的叶公文化遗迹。主要有:

叶公陵园。《汉书·皇览》载:“县(叶邑镇)西方北去城三里,有古叶公诸梁冢。”可见,叶陵,自古就列为国家的重要文物古迹。1994年,叶县县委、政府拨款三百多万元,将冢区扩建为叶公陵园。占地十二亩,周边砌有三百米长、两米高的青砖围墙。建设有门楼、配房、亭台、神台、墓碑、石狮等。并迁移原在刘秀庙前的古叶公祠堂于陵园内,改称为祭坛。园内古柏参天,鲜花匝地,肃穆壮观。另外,游人处于墓顶拍手,墓有回音,被称为叶陵一大奇观。

玩龙仙台。据《清·叶县志》载,遗址在叶邑镇街东。其台自古延续至清末,毁于战乱。正拟修建中。

问政门。即孔子过叶时,叶公在此问政于孔子。其遗址位于刘秀庙南门,现存有问政门石碑。

楚长城。遗址位于叶县南部的伏牛山余脉,有两段。一段东西走向,即楚方城,东起辛店乡望夫石山,西至常村乡歪头山麓。另一段是东南西北走向,即楚唐城,东南起歪头山顶,西北过西唐山直至鲁山境内。仍有残垣断壁可考。

叶邑关。即叶邑镇,是当时楚国的北疆边关。街南端有一座拱形古石桥保存完好,桥的北端左侧有块石碑,上面写着“叶邑关”。“叶邑关”已于1997年被中国长城学会、中华集邮联合会入选“万里长城百关纪念封”。

另外,还有叶邑古城墙、东水城、西水城、诸梁寨等文物遗址。都有待于抢救、开发和修复。

二是,叶公后裔,效贤敬祖,投报故园。

日月轮转,沧海桑田,历经两千四百年的叶公后裔,已经根深叶茂,繁衍成遍及五洲四海的庞大族群。而且在鼻祖家风的影响下,是中国姓氏中人才众多的望族之一。据我市历史学者张西庆著《读史拾遗》所述,自叶公以后,从春秋到清末任县令以上的叶氏、沈氏、尤氏官吏多达三百五十六人,其中叶姓一百二十四人。自唐以来及第进士的为一百六十八人,其中叶氏为七十三人。由此可知,叶公族群的智能、品德、素质是何等的优秀。特别是,当代的叶挺,他率领的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号称铁军。叶剑英元帅,十八岁就到马来西亚经商,成为华人领袖,还组建军队,领导了抗英反殖斗争,回国后,成为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物。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出,不减叶公当年的英勇气概。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自1985年以来,每逢清明节,海内外叶氏后裔,结社、组团,举着“南阳堂叶姓”的小旗,回到叶县寻根祭祖。台湾全台叶氏祖庙董事叶经华先生曾四渡海峡,率团回叶祭祖。1986年,叶剑英元帅在弥留之际,还派其子女叶选平兄妹,到叶公陵园扫墓,祭奠始祖叶公。1995年清明节,叶选平夫妇携子又临叶行祭叶陵,为叶县挥笔题词“叶公故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叶公后裔们还成立了世界叶氏联谊会,定期在叶县组织召开例会,发挥叶氏侨联优势,与家乡人民共谋叶县发展大计。

叶县,在叶公文化的影响下,两千多年来,已经累积了底蕴丰厚的辉煌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叶县人民弘扬叶公的自强不息,勇于开拓,淳朴诚信,广交天下的优良传统和拼搏精神,在叶氏后裔不忘祖根,投报故园的有力支持下,使叶县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经济、文化实力雄厚的中原明星之区。已经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名城——岩盐之都。特别是,以叶公文化为中轴的旅游产业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

以上是我在学习、探讨叶公文化中的粗略感知。由于知识浅陋,年老愚钝,谬误多多,诚请赐教。

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写于平顶山市静远书斋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平顶市博物馆第三期鹰城古事大讲坛上的演讲稿。此文并刊载于《叶县史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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