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文学（文学的演变0401）
一渠、一人、一文，一代文章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秦到汉末，中国古典文学逐渐觉醒，“文学家”们的创作不再只是历史、政治、学术等的附属品了。
秦代文学
六国统一后，秦帝国在统一文字、法令、衣冠的同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下令进行严苛的思想控制：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交公焚毁；有敢于谈论《诗》、《书》的，处以重刑。他还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造成“焚书坑儒”的历史惨剧，秦代的文学创作自然冷落，能传诸后世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再加上秦朝二世而亡，前后不过十四年，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吕氏春秋》与《谏逐客书》，还有一点碑刻铭文。
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吕览》）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这部著作体系完整，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被视为“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
吕不韦以此书为傲，在相当于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四方，也留下了“一字千金”的佳话。
不过，严格说来，吕不韦是商人，是政治家，却非文人，《吕氏春秋》也非他的创作。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议论纵横，逻辑性强，又极富有文采，成为秦代文学中唯一的传世名篇，代表了秦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谏逐客书》是李斯进谏秦王的奏书，与秦国一统天下也有直接关系，令人慨叹。事情的始末在《史记》中有简略地记载：
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文字虽短，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堪称一场波澜起伏，引人慨叹的政治大戏。这出戏可以分为四幕：令人无语的庙算，光明正大的间谍，传诵千古的文章，顺理成章的结果。
令人无语的庙算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交代了这出大戏的缘起：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jīng]水自中山西邸瓠[hù]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离秦国太近，离神明太远”的韩国实在是被秦国欺负怕了。冥思苦想之下，韩桓[huán]惠王出了一个“奇招”：派杰出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前往秦国做间谍，游说秦国修筑大型水利工程水渠。这样可以大量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使秦国无力东进。这大概是战国时期“国际”争霸中出现的最奇葩策略——只求能眼前能苟且偷生，不惜给敌人长期的助力，简直堪称“剜却心头肉，来医眼前疮”。
而秦国之前已经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经验，尝到了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的甜头。对郑国描述的这个能将关中平原也变成大粮仓的美妙前景实在难以拒绝，于是便准其提议，暂息兵戈，集中力量搞基建。
韩国施法，秦国“中计”，两国统治者目光短浅与长远的差距却由此尽显。
光明正大的间谍
然而，好事多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韩国的计划被秦国发觉了。原来郑国你这家伙帮助我们秦国修渠是包藏祸心的阴谋。秦王大怒，叫人抓了郑国，要杀掉他。
郑国的求生欲这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知道秦王不是好糊弄的，便说了大实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见《汉书·沟洫[xù]志》）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则是这样记载的：……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郑国说得实诚，这工程虽然需要秦国耗费国力并付出几年时间，但完工之后，秦国便能千秋万代地从中得益。以“囊括天下”为己任的秦王认可郑国的说法，便让郑国把工程继续进行下去，也算是遂了韩桓惠王的愿。
秦国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力，追求长远的利益，毅然接受了敌国别有用心的“外援”。
传诵千古的文章
韩国奸细的暴露，在秦国朝堂掀起了轩然大波。试想：以举国之力修建的工程竟然是敌国的“疲秦之计”，当时还有大量外国人才在为秦国效力，这里面又会有多少居心不轨的人呢？秦人群情汹汹，再加上觉得外国人侵害了自己利益的王室宗族趁机推波助澜，秦国国内掀起了驱逐外国人才的浪潮，秦王最终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早年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当时已经被秦王赢政任为客卿，正要显才施能，以求荣显。然而，他是楚国上蔡（今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觉得“诟[gòu]莫大于卑贱，而悲莫胜于穷困”的李斯如何甘心失去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机会，他在离开之前毅然决定再拼一拼，劝谏秦王收回成命。他的《谏逐客书》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史记》上全文收录了这篇《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róng]，东得百里奚[xī]于宛，迎蹇[jiǎn叔于宋，来邳[pī]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文章先叙述自秦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点明客对秦之强大做出的巨大贡献：秦国的历次大发展、大转机都有赖于外来人才的才智，“客何负于秦哉！”；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不能弃绝的事实作比，点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最后综合利弊，指出了“逐客”就是自损以资敌的事实，不容辩驳。
文章立意高深，始终围绕助秦王完成“大一统”伟业的目标，由此出发，正反对比，利害并举，突出了用各国人才以强国的重要性。
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谏逐客书》能流传千古，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有道理，而是理足且词胜，文采斐然。一篇议论性的奏书，词汇丰富而形象生动，句式谐整而流畅有力，手法多变而条理清晰，以理服人而充满了打动人心的美感。清代李兆洛在《骈体文超》中甚至尊之为“骈体之祖”。
这篇雄辩滔滔的奏书，打动了秦王嬴政，最终使秦王收回了已经发出的“逐客令”。李斯得以复官，留在秦国，助秦王赢政一统天下，使秦王成为秦始皇，自己也被加封为宰相，最终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他在秦始皇死后，辜负始皇的信任，与赵高一起篡改诏书，杀害始皇的长子扶苏，立胡亥为秦二世，最终自己却被赵高陷害，落得夷灭三族的下场，这些都是后话了。）
顺理成章的结果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渠经过约十年的修筑，终于完功了，为了纪念郑国的功绩。秦国又获得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产粮基地。数年后，秦国便粮草充盈，国力更盛从前。在韩国这不讲道理的“疲秦之计”“成功”后，秦国与韩国的差距就更不可以道理计了。
秦王赢政胸怀天下，继续重用李斯、尉缭等各国人才，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由此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
令人遗憾的是，天下一统之后，始皇帝和李斯一味地以严刑竣法治理天下，并推进极端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这不但造成了“天下苦秦”的局面，直接导致秦朝一统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四年便再次分崩离析，更使秦朝失去了发展文化艺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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