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体大备的汉代文学（文学的演变0402）
汉代文学的物质、文化基础
秦末乱世结束，汉王朝在公元前202建立。汉初统治者以秦为鉴，有意“于民生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无疑为生产的恢复与国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汉朝也汲取了秦朝的教训，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废除了秦的“挟[jiā]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
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儒家思想统治体系，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经书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从而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但是“独尊儒术”毕竟不是秦代那样严酷的文化专制，政治上罢黜百家，并不妨碍文化上吸纳百家，所以汉代文化建设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的，这也为汉代文学的发展保存了丰沃的土壤。
《史记·平准书》记述，到汉武帝时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lǐnyǔ]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有了这样的经济力量，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汉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汉代文学的胸怀气度也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实力的基础上的。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著述历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并曾漫游全国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的《史记》）的创作。但是，事有意外，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战败被俘，降了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陈词为李陵辩护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阉割），身心皆遭巨创。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史书，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观，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其中的艰难苦楚与坚毅不舍，可见之于司马迁写给朋友的书信《报任安书》：
……故祸莫憯[cǎn]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gòu]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所以，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更丑恶，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受过宫刑的人，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现在如此，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却比鸿毛还轻，因为他们用死所追求的目的不同啊！）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tìtǎng]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越非凡的人才在世上传名。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遭受困窘而创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出《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了《国语》；孙子被剔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zhé]到蜀地，世间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也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创作的。）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我因为言语而遭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嘲笑，又污辱了先人，还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前去呢？即使到了百代之后，这耻辱只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每一天愁肠百结，坐在家中，精神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走出家门则不知道往哪儿去。每每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
所以说“司马腐刑，命系《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后世将之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
东汉班固等人所著的《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赵晔的《吴越春秋》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的过程中加入想像之辞，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发端。
辞赋：张扬之美
汉代文人们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多数楚辞体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意摹拟屈原，这种刻意地模仿是没什么可称道的。但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扩大了文人的胸怀、视野，加之当时的统治者也推崇文化之士，文人们自然渐渐将《诗经》《楚辞》中的传统文学样式加以扩充。楚辞演变为汉赋这种追求恢宏壮丽之美的文体，就顺理成章了。
赋才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亦称汉赋。形式上，汉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语言上，既有《诗经》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是杂言文体。所以汉赋可以说是诗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诗歌。
汉赋在楚辞的基础上着意发扬，更醉心于铺陈夸饰，有纵横家的张扬风格。汉赋一般以讽劝为创作目的，但作品中劝谏君王的内容常常只是最后的“点睛”一笔；主体内容以张扬夸饰为能，总体上表现出对美与文采的明确追求，似乎讽谏的部分只是点缀，所以又有“劝百讽一”之说。
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和淮南王等皇族，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大批专门作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辞赋创作的情况。这在先秦是无法想象的。
新体汉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是枚乘的《七发》，而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汉赋的最高成就，所以后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汉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正统汉赋的以吹牛为能事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总体而言，汉赋是一种讲究铺陈夸饰，追求炫目悦耳，娱人心目的文体。今天读来，还会让人觉得十分张扬，仿佛就是为炫耀而吹牛：）
如司马相如著名的《子虚赋》，这里只选其中炫耀完楚国地大物博、物产丰饶之后继续铺陈楚王狩猎场景的一小段，供大家简单了解典型汉赋的张扬夸饰：
……于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ráozhān]，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cù]蛩[qióng]蛩，辚距虚，轶野马，轊[wèi]陶駼[tú]，乘遗风，射游骐[qí]。倏[shū]眒[shēn]倩浰[qiànliàn]，雷动猋[biāo]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zì]，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yǎn]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俳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jiǎo]郄[xì]受诎[qū]，殚[dān]睹众物之变态……
参考译文：于是就派专诸之类的勇士，徒手搏杀这些野兽。楚王就驾御起被驯服的杂毛之马，乘坐着美玉雕饰的车。挥动着用鱼须作旒穗的曲柄旌旗，摇动缀着明月珍珠的旗帜。高举锋利的三刃戟，左手拿着雕有花纹的乌嗥名弓，右手拿着夏箙中的强劲之箭。伯乐做骖乘，纤阿当御者。车马缓慢行驶，尚未尽情驰骋时，就已踏倒了强健的猛兽。车轮辗压蛩蛩、践踏距虚，突击野马，轴头撞死騊駼，乘着千里马，箭射游荡之骐。楚王的车骑迅疾异常，有如惊雷滚动，好似狂飙袭来，像流星飞坠，若雷霆撞击。弓不虚发，箭箭都射裂禽兽的眼眶，或贯穿胸膛，直达腋下，使连着心脏的血管断裂。猎获的野兽，像雨点飞降般纷纷而落，覆盖了野草，遮蔽了大地。于是，楚王就停鞭徘徊，自由自在地缓步而行，浏览山北的森林，观赏壮士的暴怒，以及野兽的恐惧。拦截那疲倦的野兽，捕捉那精疲力竭的野兽，遍观群兽各种不同的姿态。
东汉时，文人们对新体汉赋这种一味追求视听效果以耸动心目的“文艺暴力”也有所反省，便有了真情贯注，灵秀可爱的抒情小赋，如上面提到的张衡的《归田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sì]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xí]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xiéháng]，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liú]。
于时曜[yào]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pán]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qú]。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参考译文：游寓京都作官已经很久，没有高明的谋略去辅佐君王。只是在河空想鱼儿，要等黄河水清还不知何年。感叹蔡泽的壮志不能如愿，要找唐举去相面以解我心中疑难。知道天道幽微难明，就跟随渔夫去同乐于山川。超脱尘俗远远离开，与世间杂务永远分离。
正是仲春二月，和暖的时节，天清气朗。高原低地，树木茂密，百草滋长。鱼鹰振翅飞，黄莺婉转唱。鸟儿们交颈嬉戏，翩翩飞翔。它们关关嘤嘤地鸣唱。在这原野的春光之中逍遥，令我心情欢畅。
于是我就在大湖旁如龙一般长吟，在山丘上如虎一般高啸。抬头向云间射出箭矢，俯身往河里抛下鱼钩；飞鸟被射中毙命，鱼儿因贪吃吞钩。我便射落云天中高翔的鸿雁，钓起水中深游的鱼儿。
不多时夕阳西下，皓月升空。悠游已是极乐，虽然夜来还不知疲疲倦。想到老子的告诫，就要驾车回草庐。弹奏五弦琴指法美妙，读圣贤书滋味无穷。提笔作文，挥洒文采，述说那古代圣王的规范。只要我置身于俗物之外，哪管它荣耀与耻辱的所在？
在两汉文学发展中，新体汉赋与楚辞类作品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汉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楚辞类作品亦称为骚体赋，也逐渐与新体汉赋合流，二者总称为辞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这种事例的实例。不过，最能代表汉代文学风貌的还是汉赋（新体汉赋）。
以今天的眼光看，汉赋铺张扬厉，气度恢宏，却又正因其堆砌辞藻、铺张夸饰的习惯而加深了文字的隔阂，令今天的读者难以欣赏，自然淡出了大众的阅读视野。
不过，汉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绝不能忽视。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就是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整齐的句式，严谨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语言在这里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乐中的声音、旋律一样，本身是艺术的直接表现。
在汉赋中，文学艺术渐渐有意追求自身的美。
诗歌：五言诗时代
两汉诗歌的发展，是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的过程。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就是搜集各地的民谣乐曲，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文章西汉两司马”之一）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四字一句），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兴起了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出现了《孔雀东南飞》这样的优秀长篇，《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在一些作品中，七言也开始出现。
汉乐府中的叙事诗，莫过于《孔雀东南飞》，毕竟这是和后来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的佳篇，只可惜太长了，只能请有心的同学自寻一观。汉代乐府诗中的抒情诗如《江南》、《上邪》、《长歌行》等等，都是传世名篇，附下供大家欣赏。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纯真自然，清丽甜美）
《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真挚强烈、动人心魄）
《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由物及人，感慨深沉）
乐府古诗有了文人们的加盟，诗歌的文学性显著提高，文人也吸收了民间歌谣中的艺术养分。《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之作。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如爱情、亲情与迁逝之悲，人人可感，所以能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刘勰的《文心雕龙》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
下录两首供大家品读：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参考译文：
踏过江水去采莲花，兰草生长的沼泽有很多芳草。
采了花要送给谁呢？我想的人啊在遥远的地方。
回望那远方的故乡，漫漫长路迢迢无际。
两心相连却两地分离，唯余愁苦忧伤以至终老。
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参考译文：
那西北方有一座高楼，堂皇高耸与浮云齐高。
高楼镂著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丽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
楼上飘下了弦歌之声，那声音多么悲凉。
谁能弹此曲？莫不是那因为丈夫杞梁战死而痛哭不已，竟使城墙为之倾颓的女子。
商声清切而悲伤，随风飘扬，这悲弦奏到“中曲”，渐渐舒缓徐徐回荡。
弹奏一曲却伴随着声声叹息，回荡的乐声已渐渐停息而哀伤却难以消解。
不必叹惜铮铮琴声中流露的痛苦，更令人悲伤的是知音人那么稀少。
愿我们化作心心相印的鸿鹄，从此结伴振翅高飞。
小结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两汉，除了辞赋、史传与诗歌之外，还留下了很多出色的政论散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王符的《潜夫论》等，限于篇幅，不作展开，诸君有意可自寻一观。
有汉一代，强大的中央帝国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雄壮的作品，这也是汉代文学值得注意的特点。尤其是西汉，强大的国家给文人带来宏大的胸怀气魄，像司马迁的《史记》，我们今天就作为一部古代的历史书来看，但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实际是一部人类史、世界史、文化史。司马迁所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汉赋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也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气魄，大概只有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盛世王朝时，才能滋生这种首次征服世界时的新鲜感与纳天地历史于笔下的渴望。没有这样的朝代，便不会有这样的文学。
所以，到了汉时衰落时，文人们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便是典型。
在辞赋等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等，在后代大都被延用，产生过大量的作品，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刘师培先生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从辞赋这样讲求辞采铺陈的文体成为汉文学的主流，就可以看出文学本身的美，或者说文学本身的价值已经开始觉醒，受到重视。
总而言之，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不过，对文学价值进一步发现，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这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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