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在当时，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650~676）、杨炯（650~693）、
卢照邻（634？~689）和骆宾王（619~687？）。“四杰”大都生于唐贞观年间，卢、骆生年较早，约比王、杨长十馀岁。四人的创作
个性是不同的，所长亦异，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但他们都属于一般士人中确有文才而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
，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四杰”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当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
文坛而崭露头角时，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以出生最早的骆宾王为例，他出身寒门
，号称“神童”。很可能是今天传播最广，被吟咏最多的唐诗——《咏鹅》据说就是他七岁时所作。然后，富才华，有盛名的他踏入社会之后却长期
陷于功名难遂，青云无期的困境，一生沉沦下僚。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满怀激情地为
造反事业写了《讨武檄[xí]文》（又称《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这篇充满了战斗激情的檄文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极富感染力。据《新唐书
》记载，武则天观此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感叹：“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可见这篇
檄文煽动力之强。三个月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或说被乱军所杀，或说遁入了空门。骆宾王作诗，尤擅七言歌行，也是气骨刚健，
视野宏大，格调沉郁伟岸，神采飞扬而透着不平之气。他的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便已被认为绝唱。《帝京篇》中，诗人从当年
帝京长安的壮观与豪华写起，首叙形势之恢弘、宫阙之壮伟；次述王侯、贵戚、游侠、倡家之奢侈无度；但很快就进入议论抒情，评说古今而抒发感
慨：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相顾百
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
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借长沙傅，独负洛阳才！大量运有典故，深化诗歌内涵，并以浓烈的
感情贯注于对历史人生的思索之中，使诗的抒情深化，带有更强的思想力量，形成壮大的气势。在诗中，作者还直接抒发了自己沉沦下僚而“十年
不调”的强烈不满，这种愤愤不平，使诗的气势更加激越昂扬。同样擅长歌行体的卢照邻也有《行路难》和《长安古意》可与《帝京篇》比美。如《
行路难》：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昔日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春景春风花似雪，香车玉舆恒阗咽。若个游人不竞攀，
若个娼家不来折！娼家宝袜蛟龙帔，公子银鞍千万骑。黄莺一一向花娇，青鸟双双将子戏。千尺长条百尺枝，月桂星榆相蔽亏。珊瑚叶上鸳鸯鸟，凤
凰巢里雏鹓儿。巢倾枝折凤归去，条枯叶落任风吹。一朝憔悴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诗人从渭桥边枯木横槎所引发的联想写起，备言世事艰
辛和离别伤悲，蕴含着强烈的历史兴亡之叹。其眼光已不局限于宫廷而转向市井，其情怀已不局限于个人生活而进入沧海桑田的感慨，进而思索人生
的哲理。所以此诗的后半部以“人生贵贱无始终，倏忽须臾难久持”的议论为转折，跨越古今，思索历史和人生，夹以强烈的个体情感。将世事无
常和人生有限的伤悲，抒写得淋漓尽致，胸怀开阔，气势壮大。卢照邻、骆宾王的创作个性，不仅歌行体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小诗亦不落俗套
，激昂壮烈。如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本是送别之作，却借古抒怀，悲壮苍凉，失意之悲变
得浑厚激越。歌行体是以五、七言为主而夹杂少量三言的体式，句式灵活，易于产生跌宕起伏的动态美；连绵的排句可以使诗句的气势层层高涨，气
势惊人。而相对于歌行体而言，当时渐趋于成熟的五言律，因为讲求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谐调，束缚就比较多。但是，“四杰”所写的五言律，尤其
是王勃和杨炯的五律，也透露出一种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四杰”的送别诗，于伤别之外
，尚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是“四杰”送别诗中最有名的一首。与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一样越过了儿女惜别的离愁
别恨。诗人面对羁旅的艰辛和离别的孤独，但没有伤感，没有惆怅，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
概。五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唱和和咏物，而到了王、杨时代，创作视野也更加阔大，已从台阁移至国家的壮丽山河。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边塞是当时士人幻想建功立业的用武之
地，尽管“四杰”中的王、杨、卢都从未到过边塞，然而他们在诗中表现的立功边塞的志向和慷慨情怀溢于言表。“四杰”作诗，重视抒一己真情，
不平则鸣，因此作诗常常气势雄浑，有慷慨悲凉之气，动人心魂。如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所说：“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
鼓怒风云之气。”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
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都强调作诗要有刚健骨气，不甘于上官体纤巧婉转的流弊，这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
“四杰”对唐代诗风的振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四杰”成名到盛唐时代，诗歌艺术实现了飞跃之后，一直有宫体诗人笑话初唐四杰的诗文粗
糙不精。他们以追求词藻、对仗、典故、音韵等技巧为能事，讲究的就精致纤美，代表了长期以来上层文人的审美取向。他们自然看不惯这些寒士不
合规矩的高歌壮吟，所以对“四杰”诗的批评嘲笑在他们死后依然不绝。然而，时代潮流滚滚，诗风的转变中“四杰”的贡献是掩盖不了的。杜甫《
戏为六绝句·其二》中直言不讳地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不过，“四杰”之诗毕竟还属于“当
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也并非不讲究对偶词采、声律韵调的雕饰，但这种追求有了激昂情志的支撑，就不易流于轻浮柔靡。尤其以五律见长的杨炯，他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唐代近体诗的粘式律，对韵律之美的追求显而易见。也正是这种追求，使他在有意无意之间，与杜审言以及沈、宋等台阁诗人一起推动了五律诗体制、格律的定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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