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谐性’的推究（文学）
近日偶得一妙文，余光中之《谈新诗的语言》。之所以称其为妙，倒实不在其关于新诗的“通病”:语言不够‘纯净’这一点的精湛论述。而在其对于文言与白话能够给予诗歌艺术不同的达意效果这一点的评述上所给人带来的延伸思考。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既是从文学作品着眼，便必得从文学角度入手。对于不同体裁类别的文学作品，在写作素材的选用、语言文字的运用等方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在追寻着一种和恰的界地。譬如抒情类散文，在传达情感因素的内容把控上，如何做到抒情而不恣情、自然生动地将深情流露而不显的造作，或约是写作者都在力求达到的一个要点。在情感的抒发上无过无不及，除了需要写作者本人将真情融于笔端，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文章内容中语言文字的把握能够允执其中，使得读者感受到深切的触动。而文言与白话则是在新诗创作中需要调和的不同的语言因素。
其次，艺术应当追求和谐是不可置否的。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很多人对于理论性要素的辩证看待角度总太过单一、执拗。进而难以避免地陷入某种文艺理论主义之中，偏执且死板的认可或否定。这很容易造成视野的局限和个人的封步。懂得接纳与调和才能贯通并通达。只有积极的协调，才能从单调与浅显之中推究深奥与精妙。如果仅仅拘泥于某种狭隘的观点，则无异于束缚了思想，减损了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
追求和谐的另一个价值还在于，能够渐渐地将本非我所有的转变为我所有的。如果带着狭隘的观点，便不能够真正欣赏到不同派别的作品所描绘的社会实际与精神生活。尤其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显著。任何文学艺术创作者的思想都是不能够被强制统一的。且只能说是在宏观上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作为指引，以至于整个文学艺术创作群体都能够言顾其行，而不至于堕落到附庸功利的惨淡境地。在作品的切实创作与生成过程中都需要自我的表达与个性的展示。
接着，将此种‘和谐’进一步推究，便是研习学问的程度上要求广博。这主要是指在能够接受不同派别的文学作品基础之上，对于相关的艺术领域能有广博的兴趣。而实际上但凡涉及艺术创作的相关领域，总存在着潜在的互通性。将文学作品与绘画艺术相较而言，这样的一种‘互通性’就表现得甚为明显：人们惯常以艺术创造力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尺度。而艺术创造力，则主要集中体现于对于作品中意境的创造上。在诸多艺术价值极高的文学作品之中，作者往往能够富有艺术创造力的选取与拟定意象，并能够将意象叠加为意境，用美好的形象来反映作者的思想情趣及价值追求。同样的，绘画也是如此。追求逼真写实的风俗画，与情高意远的文人画共同构成了我国独有的绘画艺术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更具有精神价值、鉴赏价值、曲高和寡的文人画之所以历来为人所追崇，则在于其艺术表现形式更能够体现画家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这是与文学作品共通之处。当然，书法与乐曲亦是如此。常言道‘琴中有情韵，棋中有天地，书中有乾坤，画中有诗意’。虽说此乃文人雅士抒发性灵的独特方式，倘或对于文艺技能并无相应的兴趣爱好或不能够广泛涉猎，是不能够才情赋赡，见识广博的。而基于较为广泛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古代文学家往往兼而为书法家、画家，乃至史学家、哲学家，或约俱是由于揽控了不同种文化现象的‘互通性’。进而言之，‘文化是培育文学的丰腴精神沃土’也便不难理解了。
而单从文学这一角度，其内在组成成分的‘互通性’同样值得发掘。南帆的《文无定法》中，主要着重了散文的‘边界’可以撤除这一观点，其一家之论或许主要是针对某些批评家主张现代散文建章立制的观点，亦或是号召创作者打破旧的文体规范的束缚。然而，散文流水般的叙述话语松弛从容，直面琐碎卑微这一点与小说所具有的世俗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乎是相通的。同样再进一步延伸至文学作品与绘画的关联当中，文学虽然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反映客观现实及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而在过去和今天，最为人所熟知的多数的宏大叙事作品最主要还是用于展现一定时期、地域的社会生活，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而绘画艺术当中价值最高的古代绘画。与社会的联系则更是较为紧密的，以《清明上河图》为例，宋代之所以是绘画题材发展最全面的一个时代，很大因素是由包含着经济与政治的社会背景所造成的。其高度的写实性不能不说是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反应。
从广博性这一点而言，近乎所有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学作者，在一面专心研究学问，渊博学识、一面投身社会实际时，总能够横纵双向发展，并触类旁通，猎足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个人的格局也随之更加开阔。与古代文人雅士相联结，通过进学不断提升文化水平，经历俗世生活提高处世修养，孜孜不怠的追寻崇高的理想境界，则是文学作品背后文学创作者这一主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修道路。
崔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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