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的人文传统与思维模式

汉字中的人文传统与思维模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曹胜高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而基本未被分化的语言，汉字是世界上仅存的一种古老文字系统。



汉字，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基因，也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并为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基石。



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在大脑之外得以记录更为复杂的内容，并由此进入文明社会。数千年前，中国文字的形成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纪录符号，标志着中华民族较早进入到了文明时期。



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都是一种文化漫长的积淀，体现着这种文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保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观察方式、思考逻辑和认知途径。对早期人类来说，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冷暖的变化，获取猎物的多少，部落之间的交换，都需要他们去认识、去理解、去描述。日积月累的观察中，他们不断丰富着表达方式、总结着表述经验，久而久之，便有了语言；再久而久之，便有了文字。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掌握，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理性的，这要用概念和推理来分析、来表述。另一是感性的，要靠直觉、想象和夸张来描述直接感受。尚处于童年时期的早期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外在事物的表达，往往是朦胧的、混沌的，多采用象形的思维模式来记录对客观事物的印象。象形思维是采用立体的、带有描摹性质的方式来刻画对象的形态,来表达对外在世界的认识。



早期人类首先是用图画，而不是用文字来表现客观事物，是通过形象而不是概念来描述外部世界。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刻画，除了装饰之外，可以看作原始人对外部世界的朦胧记忆。在这些图画中，原始人更多采用象形的方法来思维。他们开始用一些最具有代表性、能被普遍接受的刻画作为记录符号，这些符号逐渐成为交流的工具。唐兰先生曾言：“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字总是用图画方式来表达意符的文字。”



汉字的形成，正是史前刻画、绘图具象化的结果，其所采用的直观绘图方式来造字，延续了原始思维的图画意识，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更抽象、更理性的表达，最终通过增形孳乳形成了大量的汉字。



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符号刻画，是1960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尊上的符号。文字学家对这个图案的解释各有不同，于省吾先生说是“旦”字，认为上面的圆形是太阳，中间的是云气，下面是山，表示太阳初起，是象形字。唐兰先生说是用阳光照耀着山火表示“热”，认为这是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无论这个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其通过组合一系列物象来表达复杂的意思，比绘制单一物象所表现的内容丰富得多。



在图画表意向文字表意的过渡时期，这类符号应该很多，只不过大多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汉字正是通过这类符号刻画的不断累积，所表达的意义逐渐凝固，通过特定的组合，形成了系统的文字。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六书，概括了汉字形成的六种基本方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前四种汉字结构中，既有直觉感知的图画意味，也有不断抽象而形成的理性建构。



象形是最具有图画意味的造字方法。许慎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种造字方法是用线条、笔画，把所要表现事物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如“月”字就画成一弯明月的形状，“马”字就写成一匹有鬃、有腿的马，“门”字就画成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这种造字方法、书写方法，实际是绘画线条的抽象和简化，一看就很容易猜到所表达的意思。



指事是用图案表示较为抽象的内容，如“刃”字就在“刀”的锋利处加一点，指出那个部位就是刀刃；“上”、“下”二字分别在事物平面的上方或下方画上符号，用来指出其位置所在。“本”是用“一”画在“木”的根部来表示，点明“本”便是树木的根。这类字容易表达更为抽象的内容，却很容易理解，许慎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会意是用普遍通用的象形符号来表达更为复杂的内容。许慎概括为：“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这些字往往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它们合并起来，就是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类字体现着对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可以看成一幅幅抽象的画。如“吠”表示犬叫；“咩”表示羊叫；“鸣”表示“鸟叫”。田中劳作的人为“佃”，靠树休息的人为“休”，拿武器的人为“戎”。“日”和“月”组成“明”，“不”和“正”组成“歪”，“小”与“土”组成“尘”等。这种造字方法把握住了事物的基本联系，能够形成一批有意味的字。



形声是上述造字法的发展，其形符采用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形成的符号，用来表示字的大致意谓，加上接近读音的声符，就形成了既有绘画意味又能表示读音的造字方法。相对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兼顾了语音；相对于其他单纯记录语音的文字，象形字又兼顾了表意。单纯的表意文字是空间性的，单纯的表音文字是时间性的，形声字则兼顾时间和空间，既便于口头表达，又便于快速阅读，具有强大的表现力。



形声字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是汉字得以大量增生的关键。可以说，形声字的形成，标志着汉字摆脱了单纯依靠绘图达意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抽象理性，兼顾语音而形成书写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描绘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给中华民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流手段。



在四种造字方式之外，许慎还提到转注和假借两种用字方式。转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转注是在原有字符的基础上，通过形转、义转、音转的方式，形成大量的同义字或者近义字，用以表达更为细腻、复杂的内容。例如“夋”，与长、大等义项相关，便以之作为声旁，增加形旁来表达更多类似的意思：以骏表现马之大，以峻表达山之长，以浚形容水之长，以俊表现人之帅等；再如建立一个形旁，如“木”“火”“土”“金”“水”等，表示事物的属性。然后用声旁来描述相关义项，采用“一义数文”的方式，建类滋生，形成大量的汉字，可以更为精确地描述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种种微妙之处。



假借是汉字使用时出现捉襟见肘时，临时采用的“借字”，也可以视为汉字的一种生成机制。一是临时借用，两个字写法不同，但在特定语境下异字同义，如《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通“新”，临时写作“新”，现在可以说是错别字，在古籍上出现我们通常理解为通假字。二是借了不还，早期造字是有些抽象的意义不好表达，就用一个读音相似的字来表达，如“莫”的本义是“暮”，但交流的语音要书写，就用“莫”标识“不要”的意思，再造一个“暮”来表达“日落”之义，新字便如此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转注更接近于造字方式，假借更接近于用字方式。但二者都是汉字生成机制，许慎将其归入“六书”，成为对汉字形成方式的基础性结论。



通过绘图意识形成的象形字、指事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感性直觉；通过抽象而形成的会意字、形声字，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通过组合分化而形成的转注字、假借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通变整合。可以说，汉字承载着中华文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思维进程和历史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大篆到小篆，从繁体字到简体字，汉字的书写在不断简化。关键原因在于，我们抽象的能力越来越高，理性思维越来越深刻，可以从更简单的符号中，理解更为复杂的内容。在简化的历史趋势中，保持汉字结构、笔画和字体的基本稳定，是三千年汉字书写史的基本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识繁，来继承汉字的传统形态；通过用简，来面对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