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山西文化“富矿”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院长王晓毅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提升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影响力”，由此，实证五千年文明，弘扬黄河文化的号角已经吹响。通过深入开展相关考古工作，加大重点田野考证，能够深刻认识山西的历史文化方位、正确把握山西的历史发展规律、主动选择山西在新时代的自主地位，加强山西转型发展的自主动力。
表里山河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得山西在历史上成为控扼北方乃至全国局势的战略高地，在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进程中秉承华夏正统，催生最早中国，成就晋国霸业，形成独具特色的山西文化“富矿”，堪称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脊梁。
山西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500余处，总数居全国第一。芮城西侯度发现180万年前的人类用火遗存，芮城匼河发现距今80万年的人工石制品，襄汾丁村发现距今2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吉县柿子滩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的鸵鸟蛋壳装饰品及石磨盘、石磨棒。这些发现都足以证明，山西始终是东亚古人类进化的主战场。
距今约7000年的枣园文化以定居为特征，确立了以黍粟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模式，证实了山西是我国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区域之一。距今6000年左右，以玫瑰花瓣彩陶图案为特色的西阴文化在山西孕育发展，并辐射至江南漠北，掀起了史前艺术的第一次浪潮，开启了文明化步伐，初步架构了先秦中国的空间格局。这一时期的山西，从黄河岸畔到太行山麓，从雁北到晋南，聚落数量和人口规模空前增长，地处吕梁山区的离石德岗遗址发现山西史前规模最大的房址，面积达137平方米，其所蕴含的祭祀和山岳崇拜等信息，体现了先民自然崇拜的唤醒。距今5000年以来，文明形态初步形成。晋西高原出现了以防御为主要特点的长城雏形——北方石城，这些石城沿河分布，形成石城防御链，是史前黄河文化中最具特色、保存最好的一类文化资源。偏关天峰坪发现山西最早的一座石城，也是晋陕蒙黄河沿岸地区最先兴起且年代最为明确的石城聚落。兴县碧村发现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一组史前石砌排房，彰显社会的层级化。距今4500年前后，北方文化一路南下，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流，开启了龙山时代，陶寺文化应运而生，文明曙光照亮中原大地。襄汾陶寺遗址，被证实为尧都平阳之所在，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具备文明社会的所有要素，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夏商时期，晋南有大夏、夏墟之称，拥有盐、铜等丰富的战略资源。夏县东下冯应为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为控制晋南盐和铜矿而设置的一处政治军事据点，闻喜千金耙和绛县西吴壁揭示了夏商冶金工业的完整产业链，凭借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晋南成为夏商王朝实现天下正统的关键支撑。
西周时期，成王封叔虞于唐地，叔虞子燮父改唐为晋。晋与戎狄为邻，承袭华夏正脉，辅佐周王室建功立业，对推进华夏文明的进程起到了主导和引领作用。曲沃晋侯墓地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葬，是目前为止同时期保存最完整、排列最清楚、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西周封国墓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列王年代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春秋时期，晋国挺身于历史前台，尊王攘夷，号令诸侯，为其后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侯马盟书属于20世纪中国10项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大量晋国毛笔书写的完整篇章，是存世的春秋书法珍品；侯马铸铜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官营冶铸地点，展现了当时最高超的青铜冶铸水平。
通过探寻山西的文化基因，可以提炼山西的文化价值，厚植山西的文化沃土，重塑山西的文化辉煌，提升山西的文化自信，从而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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