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略论五行理论忆忘西周时代记录了长庚（金星），《诗经》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句；当时还将黄赤道带一周天星空分成四维，分别用龙、虎、朱雀、
玄武四象表示。《诗经》中有龙旗、旐（龟蛇即玄武）、商（朱雀及隼）等仪仗。此时并没有使用五行分类天象，而是四维四象。历史上一大悬案，
是金木水火土命名五星的确切时间，很多专家都语焉不详，而最早将金木水火土与五星拉上关系的是西汉刘歆?《三统历》，将五星与金木水火土联
系，但并没有明确以金木水火土命名五星。历代官方历书?都没有金木水火土来称呼五星的习惯?仍然是采用传统名称，直到明代末期，有一本书叫
远镜说，才明确的称呼金木水火土五星。在此之前?均为传统称呼?比如:岁星、荧惑星、长庚太白、镇星、辰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占卜书籍，
可见五行理论的来源与五星没有任何关系。反而，用五行给五颗星取名，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认为五行理论是以五星为依据的，显然是倒果为因。金
木水火土五行的命名，必然近取诸身，才可能用以命名其他。因此，来源于五材之说，较为可靠。???而先秦之时，五行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仰观
天象的结果。因为先秦五行理论并不代表天道，著名的?国语、周语：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不单国语是这样记载的，左传依
然如此，甚至前汉书、律历志?依然认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乃至十一而天地之道毕矣。?这就牵涉到好几个问题：第一。?五行在先秦并不代表
天道,而是地道、地五材。因为天道是以六来表示的。比如易经系传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这都是对天道六的明确表述，大明
,指的是太阳。第二个问题?：就是阴阳奇偶的问题从西汉开始,为了构建理论的统一，强行规定阳数奇/阴数偶，这是不同于天六地五的。先秦显
然不是阳数奇?反而是阳数偶.其实际例子见于中医的五藏六府，藏以象地，府以象天。再如：十一脉有六阳脉、五阴脉，再如：五腧穴，五藏是五
五二十五，而六府却是六六三十六。早期的五行学说，经春秋时期的“五行必有胜”、墨家学派的“五行毋常胜”(交相胜)到邹衍发展为“五德终
始”、循环相胜的观点。“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欧阳修）。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
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却并没完全消亡，留在了中医学的运气学说，子午流注，以及易学占卜堪舆之中。五行理论在晚周出现，而成熟
于两汉。从晚周文子“必有胜”、墨子“毋常胜”“交相胜”，再到邹衍之循环胜（五德终始），这个变化，说明五行理论起初并不成熟。而早期的
五行一词，与金木水火土并无关系，如《甘誓》之五行指行政制度，楚简之《五行》指五种德行，皆与后世之阴阳五行无实质性联系，但五行理论的
确可能从此处演化借鉴而来。而邹衍之五德并非楚简之五德，是显而易见的。其次，董仲舒，将阴阳和五行结合在一起，试图解释天道运转，将天之
十端（阴阳、五行、天、地、人）之间联系在一起。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
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其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便基于阴阳五行之大一统。而这是有其背景
的，其背景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人取于五行者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可以：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五行是没有死板的忌讳的，因为怎么样都
可以行得通。原文：《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
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董仲舒最大背景，便是基于此。为什
么五行理论会上升到天道与阴阳一统？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五行？那是汉武帝的功劳，当然你可以认为司马迁胡说，再次关于五行配数的问题，董仲
舒以及之前，一般皆曰：一曰木。也就是说1这个数字并不是配水。那为什么后来起了变化呢？那是因为刘歆这个经学大师推崇周礼，周礼就要按周
代的历法，建正是子月，冬至过年，现在东北某些地区仍然是这个习惯。那么夏历建正是寅月，为一年之开始，也就是一曰木的理论基础。那么?商
代建正是丑月，那就成了一曰土了，所以，所谓的什么天一生水这一套，西汉之前是没有的，这是东汉郑玄的发明。易经原文仅仅是说：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系传的原本，并没有生成之说。仅仅是分了天地，而这种分法，已经背离先秦天六地五的规则，显然系传这部分内容绝不早
于西汉，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天六地五也仅仅是一种习惯，换一种习惯未尝不可，刘歆重新构建了天文历法与易学理论。并且将周易拔高到“群经之首
”，这是由他开始的说法，而在此之前易经并非群经之首，历来经学传承讲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以诗经、书经为群经之首。刘歆因此被弹劾，理由
是乱经，这都是史书上说的。因此周易并非群经的来源，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伏羲画卦的传说。作阴阳爻，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先秦出土的易学资
料更多的是楚易，并不用阴阳爻表示，而是以数字表示，最初用的一、五、六、七、八，等几个数字，后来简化为一、六，最后变成了现在看到的阴
阳爻，实质是阴阳已经被颠倒，因为先秦六是阳数。但是这并不影响计算结果，这个过程是很清楚的。五行理论的五个基础定义来看，水火在易经中
早已存在，并且明显是相对的概念。而金木的概念，在易象中并不相对，反倒是把金与玉相提并论。因此，八卦的五行属性分类，一定会存在问题，
无论是从生克来看，还是从卦象来看，金木土三者的关系，与易理并不吻合。比如水火互为错卦，而金木却不然。艮土坤土与乾金兑金的分派，从土
生金来看，是没有道理的，难道艮坤生乾兑。就算水火金木，表示两两相对的属性，而土却无对。《尚书大传》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
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显然，这种理念，并不是五行动力学，五行是人之所用，而非以用人。如果，土是万
物之所资生，金木水火都成了土之后的定义。因此，董仲舒的那一套，把五行上升到天道的理念，完全两样。而刘歆的阴阳五行观念，受此影响，大
到足以把《易经》提到六经之首的地位。并且用五行理论使星占系统化。更进一步，郑玄将生成之数配上五行，易学到底怎么跟五行紧密联系起来的
，还得仔细。由此涉及到中医学中几种五行配例的问题以天六地五为数之常，埋下了五行的神秘化和术数化的种子。使得这种理论，脱离了现实而抽
象，成为仅仅以五之数位为中心的降格配例法。并且循环相生相胜的规定，不仅否定了土的特殊地位，最终必然脱离阴阳理论的框架，成为可以独立
的体系和机械论、神秘论。到了经脉理论出现心包脉，与三焦相对之外，其余十条经脉皆是脏腑阴阳表里相对，于是问题来了：心包如果属于脏，它
的背腧穴、在体、其华、在液、在志、开窍，是否可以认为有六脏六腑等，都成了问题。脱离阴阳总纲而独立的五行学说，具有进一步发展时陷入神
秘主义的可能性：五行配列范畴的扩大，超出最显著的事实而成为臆测，也可能离开实物的中心而使五行更加抽象化，五行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臆测
或主观规定，典型的例子，就是运气学说和子午流注。《尚书洪范》篇的内容自相矛盾，既然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
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土就是第一位的，则不可能“一曰水”。显然，《洪范五行传》及《论》，绝不是伏生所传，也不是董仲
舒的顺序，那就只能是刘向、刘歆等人，甚至更后面的人杜撰。黄帝内经虽然引用了先秦时期的医著，从吕氏春秋来看，先秦的五行理论并不完善。
可以确定的是，《黄帝内经》成书主要时期，是在司马迁《史记》至刘歆《七略》之间，并且在之后又有加入，《素问脉解》篇是根据郑玄十二消息
卦来解释《灵枢经脉》篇的内容，通篇皆以“卦气说”注释，并没有用经络学说。因此五行大的两类配例可以分为：土枢五行即四象五行，这个配例
是与阴阳相统一的。其二是循环五行，土跑到圆圈上这是独立的五行理论，可以单独运行，可以认为这种循环五位分类的方法是与所谓五时的提法同
时并进的。而所谓五时的长夏一词并不见于两汉，另有专文论述，这里略过。五行具体运用的配例在于五味的应用。由于内经提出了：五苦、五欲，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出现了两种配例，比如说：在讲基础理论的时候，肝的味是酸，在讲药物应用的时候就变成肝欲散。而用辛，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应该用酸还是辛去补肝？有人说这是颠倒五行，那为何土仍然是甘呢？显然即便是有颠倒，也不是完全颠倒。既然是第三套，就不能停在前
两套。?小结一下：1，由于五味准确说是四味的重新定义，其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其中要注意的是，收散、坚软，互为阴阳对待，完全可能“毋常
胜”。2，阴阳应象大论说的“辛甘发散为阳”，严重怀疑是“辛咸发散为阳”之误，咸有散结的作用，而甘味，补益和中缓急，怎么看也看不出有
发散作用。如果是这样，倒也符合木火皆升，金水皆降的轮转。3，在第三套五行里面，讲生理功能的不及，并没有用五行相生的办法，而是以本味
补之助之。讲太过用的是克制。4，讲五藏病变，各有其特殊性，对治法应不完全是克制。尤其是肺气上逆的治法，用辛散，显然是因势利导，而非
克制。在治法里面，除了克制的对待，还有非克制的对待方法。因此，内经经文的错误，并不完全是错简，而有可能是只考虑了坚软、散收的对待，
而与辅行诀完全按照克制法，有所不同。5，由于五数的不对称，我们可以看见这两种五味，在木火金水刚好以克制颠倒，而土无对维持原味。五味
的这一套藏象对应分类，涉及到用药，但奇怪的是，没有涉及相生，而毒药攻邪，减重或杨轻，或发散或泻下，越之竭之，寒之热之，和之补之，虽
有五味之功，然毕竟不可尽以五型分类，正如天道不可以五星尽言，地道不可以木火土金水尽称，律之以阴阳，才是想要说的话。?如果五味，酸苦
甘辛咸对应收、坚、缓、散、软，五种功效或功能属性，就会有问题：我们究竟是用酸还是辛去补助肝藏的功能？这是两种五味配例出现的冲突。是
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眼畅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五脏生成篇第十》。?很明显《五脏生成篇第十》与《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讲的五欲，完全不同。再来看《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帝曰：善，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
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帝曰：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气相得者
逆之，不相得者从之，余己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写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写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写以
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写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写以咸，其补以苦。?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写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客，以咸
补之，以甘写之，以咸收之。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写之，以甘缓之。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写之，以咸软之。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
写之，以苦泄之。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写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明显是引用了
《藏气法时论篇》的内容，连错误都错得一致。并且这篇基于五运六气的理论内容，出自东汉晚期郑玄以后乃至魏晋时期。其次，将五味配以“六经
”，其实内经里面也讲了淡味，五配六的后果就是出现重复，少阴和少阳之味，居然一模一样。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篇的内容，诸如病机、治法，
毕竟还是有所继承。比如，除了正治，还有反治。也不是完全不可取。?于是，我们又看到了第四种五行配例：客气配例。这是五行过度类比的后果
。?需要提出的是，任何一种功能分类的提出，在系统中，都不可能是单独完成的。比如，肺主气、司呼吸，呼吸，也就是开合升降，有出有入。说
肝欲散用辛味，为何又是酸味？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二者兼备的。我们甚至可以推导得出，这根本不是在说“肝”，而只是系统某一类可以二分的功
能。?五行藏腑辨证，看来也需要思考。当我们在上古天真论篇看到，五脏精气盛，才能有肾气盛乃能泻的时候，就会联想起《灵兰秘典论》说的“
凡此十二官，不得相失也”。丢了系统观，就陷入机械还原论。?这样，五行就只能从属于阴阳，是阴阳之下的子概念。并且，五行真的成了“模型
理论”而脱离了大部分现实，自说自话的给予一套解释。比如，这一套，除了跟周围气候相关，这倒可以理解，还居然可以牵扯到五星。五星只不过
是肉眼可见，并没有其他突出之处。那些不可见的行星，难道竟没有作用？太阳和月亮，竟然要排到五星之后？实际上我们的治疗，与太阳月亮五星
，没啥关系。而只与当下的环境气候寒热、疾病之具体表现有关。?“雷公……复问：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帝曰：若问此者，无益于治也。
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素问·解精微论》。可见，病理病机的解释，是要服务于治疗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人如此评价中医，
这大概是对的，多数情况是这样，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所以然的解释。“知其所以然”，对于疾病，是不能完全办到的，包括现代生物科学的西医。因
此这种批评，意义不是很大。?一直无法理解为何咸味为阴，而甘为阳，五味的阴阳不对待啊，今天终于看到有人说了，王老师的研究对学人很有帮
助啊其实五味各有阴阳。举个例子：辛甘发散为阳，而辛甘各有其细分。比如?辛温、辛凉，甘滋甘淡，甘温、甘寒。这样简单的配例，是不是任何
辛甘都可以发散呢？显然是不行的，起码你不能用甘淡，甘淡怎么发散呢？那是向里向下走的。所以这个总结并不是一个完全分类的提法很不可靠，
因为辛甘的配伍?起码有好几种情况，用辛凉与甘淡配，还能发散么，这是个问题。?这是五行理论过度推演的结果，由于其总纲并未能完全分类，
因此是不可以作为一般规律的，仍然需要细化，其次，是五行配数与升降的问题，前面提到过五行配数存在着三种形式，所谓的一曰水或者说天一生
水，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由此而有的所谓三升四降也不符合事实，实际是没有这个道理的。?《辅行诀》二十五味药部分。药理研究的风尚，大约
是因为唐、宋朝廷医学考试解题极重究“理”的影响而兴起，《药性论》、《日华子本草》已有所反映，北宋末?1118年《圣济经》中专门有“
药理篇”，为最早的专论，《本草衍义》又将《内经》理论用于解释药理，对金元影响很大。金元时代这种药理研究的风尚最盛，但药物以金木水火
土来分，似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才开始见。王好古《汤液本草》中，[东垣先生药类法象五方之正气味，制方用药附]中也有所涉及；《
汤液本草?五脏苦欲补泻药味》中提到的五味药物，多数也在《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出现。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也将药物的五行属性放在首要
位置，但他的一种药物并非?单一对应某五行之一，如半夏，属金属土。?《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也不是单一对应某五行之一的。朱丹溪也没有说为
什么这么定性。《本草衍义补遗》中只有153?味药，只有开始一部分的药物划分了五行属性。似乎他的这种理论当时还不成熟。可见金元时代，
很可能医家有用五行属性分类药物的研究风尚，明代《药品化义》?也是部分药物划分了五行属性。?而所谓的先后天、体用论，均源于宋代理学、
易学，并非经方原有理论。?《汉书艺文志》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
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说明经方用药，本于草石寒温（病性寒热），疾病浅深（病位表里），借助药味的滋补（阴），凭气感之特异性（阳），五
苦六辛，实际也是五六之数的再现，也即是天六地五，六为阳、五为阴，辛为阳苦为阴，并不是说苦辛各分五六，最后致（制）水火（阴阳）之剂，
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整句话，并没有用五行一统的意思在内。?经方和医经是两个系统，班固写得明白。《http://baike.baid
u.com/view/229339.htm汉书·艺文志》，云：“汉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有《方技略》：《
黄帝内经》十八卷……右医经七家。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
所宜。”?箴石即针石、针刺和砭石，汤即汤熨，系一种外治法。用热汤装在容器内熨按身体局部的治法。与现代之热敷相似。有疏通腠理，改善循
环的作用。尤对局部病症有效。《素问·玉机真脏论》：“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而火，包括火疗的各种运用，火灸
、火针、烧针、燔针、温针等不同方法，均属于依据解剖结构的外治法。?《尚书、洪范篇》关于?“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这段存在很大问题。先秦的经书，实际极少提到金木水火土五个名字，有的话，也是木开头，包括吕氏春秋这部杂书。邹衍首先提出五德流
转的理论，也并未与阴阳相结合，也就是说五德是自成系统的。五行与阴阳的结合，是董仲舒完成的，但之后，仍然忽即忽离，并没有定论。如果尚
书在先秦便已写为一曰水，那么吕氏春秋和春秋繁露，怎敢擅自改为一曰木？在尚书大传里面，也没有所谓一曰水的提法，仍然是以木为先。所以，
洪范篇被西汉人改动的痕迹极为明显。一曰水的提法，见于汉书律历志保存的三统历谱，也就是刘歆所创作的内容。自刘歆开始，极为推重左传。而
刘歆之父刘向，并没有看重左传的记载，五行志记载的是，刘向治谷梁。虽然在刘歆之前，便有人引用左传，但并不能说明我们看见的左传就完全是
原本，这就与黄帝内经一样，掺假注水的成分，有迹可循。历来对今古文学之争，有些评语，实际很靠不住，诸如说古文学派是排斥谶纬神学的。比
如有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所以说古文学排斥神学站不住脚。刘歆作《三统历》说：(夏商周)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
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
则三统五星可知也。……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
，斗合于人统。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
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阴阳比类，交错相成。这里的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出自左传。左传固然本身在文学和史学
的地位和价值极高。但在刘歆，恐怕更高的价值在于他所引用和看重的这些内容。刘歆是历史上第一位把金木水火土和五星拉上关系的人。但在他之
后的一千多年，官方的历法书，称呼五星，都没有使用过金木水火土的名字，这是极为诡异的一件事。从刘歆的思想系统来看，古文学的核心的确在
今文注重天道观的基础进步，进一步细化了五行观念，似乎有了唯物的意义，实际是换汤不换药的行为。天道观从单纯的阴阳观念，增加了五行流转
，这两套系统，一直在打架。很显然，刘歆不认同董仲舒的说法。而当时今文学占据官方主流，这样学术和权势之争，推动了所谓古文学的产生。而
古文学又以左传打头阵，以洪范五行传论、三统历为基础，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刘歆认为，与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倍受尊崇的《公羊春秋》相
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执笔记录下来的孔子与左丘明一起研究鲁国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当然这个说法连司马迁都不知道
，只是刘歆一家之言。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据，今文注重义理致用，但在西汉都双双背离了子不语“怪力乱神”，都与谶纬阴阳灾变结合，尤其古文
经学里面，有个极为重要的主线内容，就是从刘向开始的五行理论发挥，已经与董仲舒大有区别，更不同于淮南子以及更早先秦的吕氏春秋，刘向掩
人耳目混淆视听，不敢说是古文的经里面来的，就说是什么梨杖神仙秘传，以神话其创造。古人认为周天360约数，一年这么多天，用三阴三阳去
分，用六分法，比较整齐吧，屈原楚辞也说阴阳三合，用五去分就有奇、余数尾数。天道就是日月相推，而表现推论出阴阳寰周的道理，进而四象推
演四季，四季怎能用五去均分呢？那是办不到的，起码中间有一个季节就被割裂了，这个事不好处理，所以长夏出现的很晚。所以管子里面的五行分
一年，素问的作者没见过，否则直接抄过去岂不省事，何须搞出长夏或脾不主时？这也说明，素问成书之时，管子里面没有这一段，那是后人加上去
的。董仲舒认为“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
土则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也就是说?董仲舒认为土不可以名一时之事，等同于土不主时，然而《春秋繁露·五行对》：“天有五行，
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四时中增加了季夏而成为五时。但实际这是很可疑的。董仲舒不可能一会说土不主时?一会又说土为季夏，这岂非自打耳光？所以，这必定有人混淆视听，乱为篡改。从刘歆的父亲刘向开始伪造《洪范五行传论》，包括左传里面的五行观念，以及周礼等，有一个明显的线索，就在于哲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观念结合形成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五行理论，是秦汉之间经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历来未被重视。五行理论在西汉并不成熟，互有争论，有着好几种说法，这在现存的伪《黄帝内经》中得以展现，而这部伪黄帝内经，成书时间从东汉早期，直到两晋，有着至少四套关于五行理论自相矛盾的内容。古人制定藏象理论，显然依据的不是阴阳奇偶，而是“天六地五”。或者说当时根本没有阴阳奇偶的概念，否则五藏六府就不成立了。所以类比是有限度的。所谓的医易同源，无非是要把这个数理拉进中医，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奇偶问题，跨不过去。其次是五行配数的问题，本身是强行规定。天地之数，为何到了藏象就配不上了，这必然有着先后出现的问题。用后出的理论来解释前因,倒果为因还谈不上，叫搅浆糊。皓首穷经二十年，明堂莫非三生缘。?未央宫前兵马怒，天禄阁楼裂火椽。?医经内外托黄帝，经方烬灰十家残。?涪水余生遣避祸，汉苑新简忆旧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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