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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西医学的发展方略对医学后现代化的影响
2020-05-30 | 阅:  转:  |  分享 
  
试论当代中西医学的发展方略对医学后现代化的影响

——“中西医并重”与后现代医学的生长点与“现代化”、“结合”及其它漫谈

张海鹏

涿鹿县医院神经外科,河北涿鹿075600

信箱:heapprenzcomhard@163.com



勿庸讳言,纵观中医现代化运动近廿年的实践即可看出,中西医学发展中的部分误区与中医现代化不无关系。二濒极端的呼声,便是中医的“全盘西化”和“纯中医”的“复辟”化。十分庆幸的是,“中西医并重”作为医疗卫生工作重要方针及时确立!该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既有利于避免中、西医争执的胶着,又进而将积极性转向中西医药的研发。可以说,这是能动地促进医哲学上的中、西矛盾对立的统一。

1、关于中医现代化

应该说,中医现代化曾被视作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也并非基于偶然;其思潮直可追溯之洋务运动郭焘嵩乃至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等几代仁人志士的“中国近代化”梦想;而其后,最极端者——仅对中医近代化而言——则无疑当推北洋政府的拟欲取缔中医的举措,这种已被历史判决为反动的政策,事实上,有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深层背景;传统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的中医学(——从轩辕黄帝《内经》、神农炎帝《百草经》首开中医、中药经典之先河即可看出),遂成为“革命”的对象之一……尽管可悲,却庶难避免……

东、西文化的冲突既有深刻的一面,又有其微妙的一面,这,作为人文学科的主题之一,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广泛的反映。

而当实现现代化成为历史使命、成为国人共识时,在高挚的现代化之旗帜下,属于科学或技术——四个现代化之一——范畴的中医学,其现代化运动也就难免多了几分政治热忱……

2、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

中医的现代化或曰中医“革命”之针对,首要涉及了“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长期争执。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以“西医(指近、现代西医)是科学”作为前提的。然而,事实上,西医果真是科学吗?

不妨先看西医临床中作为其最典型的代表药之一的Asprin(阿斯匹林):早在102年前(1902)即由德国拜耳公司研制应用于临床并迄今仍作为解热止痛的非甾体类消炎剂代表药使用,且于1990s初,以其“老药新用”的形式用至血栓的预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锡纯,近代中医学者,不仅应用,且将其录入《医学衷中参西录》名著。然而殊为广知的却是,真正搞清Asprin抑制PG(前列腺素)生成的药理机制——却是其应用了长达70年之后(1971年)才由TohuVane发现[1],后者因此与Bergstrom,Samuellsson共享1982年生理学/医学Nobel(诺贝尔)奖金。这里,我们不禁要问,1971年之前的西医是科学吗——按照抨击中医时所苛求的诸多“标准”——?

因此“中医是不是科学”本是勿须设问的!医科——无论中医、西医——本是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应用技术(或曰工程)之层面[2]。许多学科——甚至学科的绝大多数,其发展途径都经历了应用→机理(→进一步应用)[3],这正是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轨迹的体现;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应用——远远早于热力学的三个定律/方程,这亦涉及技术发明与科学发现的时序之先-后或后-先的关系。当然这里决无意否定:基于机理的应用技术的深度高于其基于机理之前。

面对人及其疾病的广义主体(——包括客体)的复杂性、开发性[4],毫无疑问,只有多层次、多视角(包括内省)才能最大程度地克服东方“庐山中人”、西方“摸象盲人”的认识主体的局限性,从而逼近其真相。

3、中医学的亘古生命力之所在——药证论

中医学,在东汉由张机(字仲景)完成了其由自然哲学甚至玄学向临床技术的最终蜕变和空前飞跃,世界人类史上第一个成熟的医学体系,从此保持世界领先——至少到近代之前整个古代;中医——包括汉医和藏医——迄今仍是世界“传统医学”中唯一的体系完整、长盛不衰的医学体系……张机的“医圣”之称足可谓名堪孚实。作为张机医学临床之核心的药证,以所谓“经典”方剂实现了临床证候诊断与干预之统合的二位一体,临床诊断史上最早的功能诊断(即病理生理学诊断)从此走向系统化、实用化,同时掀开了中医学史上有规范可循的超大宗样本、超多中心的证-据医学(即循证医学)研究的序幕。

(这里须指出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功能诊断、临床规范、病理生理学是西医的专利性用语;这里也并不存在:以西医研究中医的色彩)

药证是以中药的自然生态,作用于人体脏腑生态。此生态医学模式决非是此前的自然哲学乃至巫玄模式。至少,后者在东汉以来即结束了原先的主导地位。而这种医学临床生态之方法论的超前性,正是医学后现代化的走向和要求。横观现代医学以激素、抗生素为主体的西药,不过是自然生态之中的分子生态层面上的生态因子而已;激素本就来自生物体,而抗生素以及疫苗亦自属提取自微生物的生态因子以及其基础上人工衍生物甚至本就是中间代谢产物类的生态因子。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独揽时跨千年、超大样本的药证病案资料的中医学,却正是由于药证被质疑为“非科学”、“伪科学”……这怎不令人大呼“哀哉!”!

4、中西医并重方针的能动性

正如历史巨人毛泽东所说的,中医药确是一个大宝库,但中药曼陀罗中提取出的山莨若碱(俗称“654-2”)确是西药,青嵩中提取(屠呦呦[5])的青嵩素及其衍物——双氢青嵩素是西药,砒霜中提取(陈竺[6])的As2O5(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特效药)是西药,张宝琳对经络的电磁驻波的发现是西医成果;而安宫牛黄的现代制剂——清开灵确仍是中药,王今达研制的具有拮抗内毒素功能的中药之现代制剂——神农33号[7]是中药……应该说,中药现代化的提法远比中医现代化合理;但仅仅现代化的中药自不可能解决对证应用中辨别证候的功能诊断问题。而中西医并重,则利于:使对医、药学中的姓“中”、姓“西”问题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病理生理学、临床疗效的提高和对国际医药市场竞争上。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地带[8],中医、西医均是世界文化、技术、科学中的人类共有财产,这正是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的依据,谁开发得高、谁研发得深,谁即执明日医学之牛耳。

4.1中西医并重之于中医

4.1.1扬中医之长

中西医并重,保护了“纯中医”工作者临床研发的积极性——促进其在发扬证候生态之辨析的临床思维素养上厉精图湛,特别是,致力于危重症临床中的细胞保护[9]、组织、脏器功能的保护暨脏腑生态的旋衡[10],和“扁(鹊)—蔡(桓公)”原理下的并发症的早期防治;致力于亚健康之干预、公共卫生之非特异预防、心身疾病之防治等包涵人文生态[11]的甚深生态医学模式[10]]的实践,并促使对病理生理学机制之进一步揭示所需的工具药的药证“唯象”[2]资料的大量积累。

4.1.2避中医之短

中西医并重,利于避免“八卦二进制‘发明’了计算机”、避免“阴阳就是cAMP/AMP”((事实上,这相当于说“矛盾论中的‘矛’就是铁矛”;而阴阳论不仅是矛盾论,而且辨析了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但却未成为唯物的辩证法))、避免“双氢青嵩素就是中医的贡献”这类实际上阻碍医学发展的狭隘民族主义偏颇情绪。

4.2中西医并重之于现代医学

中西医并重,对现代医学工作者,促进常见证候特别是危重病、亚健康状态中常见证候所对应经典方的现代剂型的开发,特别是其中的重要生态因子的量化产业标准,使国药跻身国际市场;促进千年老山参的基因组、蛋白组研究暨其特异因子的发现,进而开发新一代的强心剂、抗休克剂,使珍品走出宫廷进入大众;促进对“湿润烧伤膏”可能存在的激活干细胞分化等机理的研究,进而开发干细胞激活剂现代剂型[12];探寻人类基因组在进化中退化或流失的抗病基因;从八卦、五行论中进一步发掘其对研制模拟<非数字>性计算机思路的启示;促进针灸文献中的量子电动力学临床的唯象资料,并将其升华为量子生物物理学模型,进而开发新一代量子医疗器械……从医学教育上,增进临床医学中的中医辩证、药证课程,改变中医教育、中医临床的双重“选修”——二者互为因果之弱势地位,使得甚深生态医学模式中,现代药剂之特异因子与中药之中的不同特异程度的生态因子的协同共济,从而极大地提高临床疗效。

4.3结语:关于后现代医学

上述的“知识创新工程”范畴的有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不仅正是西医、中医各自的局限,而且也正是中西医仅仅“接”、“和”而未能“结合”的原因所在;将“接和”牵强地理解为“浅层的结合”毫无益处;过早地介导中西医结合、统一反易陷入误区或困惑。而中西医的真正联“结”与融“合”则意味着无中西之分的后现代医学即综合集成[4]医学的肇始!应该说,目前创新性知识的不足,远较之于整体、局部各有倚重的思维方法隔阂(事实上,中医也有局部——如骨伤科,西医也有整体——如抢救休克)更为突出。

“中西医并重”方略,正利于中西医学并存、齐驱,“此不消而彼却长”,利于中西医生的协作研究,即利于少谈些属“姓”(中、西),“多研究些问题”(胡适之)。事实上,上述领域已经取得不少影响深远的——至少是局部上的——突破;其中“中西医并重”的能动影响,功不可没。

医学的目的是健康,即医疗卫生产业所生产的,是生产力之中的人的质量;因而,医疗卫生产业在产业结构居于第四产业的战略地位[10][13];医患关系则是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体现[10][13](医学与教育的不同仅在于对身体和心理的侧重上)。而内涵不断深化的健康[14][15],则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中医合理内核上的后现代生态网络旋衡模式[10]的理性、观念、方略,对包涵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的可循环、可持续的发展观及其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施行,也有着文化精神层面的纵深和长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顾芝萍.前列腺素.见邹冈,主编.基础神经药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315.

2.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胡修周,主编.医学科研方法与知识产权.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1~4.

4.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综合集成方法论——复杂的开发的巨系统的研究.自然杂志,1991,14(1):1~4.

5.杨光华,饶淑华.青嵩素发明发现的方法与研究.医学与哲学,1997,18(12):641-644.

6.王振义,陈竺,主编.肿瘤的诱导分化和凋亡疗法.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8.252-267.

7.王今达,王正国.通用危重病急救医学.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2001.499.

8.本一戴维,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科学精神和变化中的科学观.科学文化评论,2004,1(4):70.

9.王志均,朱文玉.主编.细胞保护.北京:北京医大出版社,1995.

10.张海鹏.关于医药卫生在产业结构中的战略地位之浅见.社会各界专业人才五一座谈会优秀论文选.全国新闻文化促进会,2004.

11.牛实为.人文生态学.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12.张海鹏.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通信(2003年4月).

13.张海鹏.“通用医学”导论.诊断学理论与实践.待发表

14.张海鹏.健康格言.健康报,1997-5-26:4.

15.陶定功.大生态医学—21世纪医学发展的战略走向.医学与哲学,1998,19(2):78-80.

通讯地址:075600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医院创伤外科ICU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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