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池脚下的岁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天上飘着细雪，我们坐着阜康林场来接我们的解放牌大卡车，带着行李卷，来到了座落在天池脚下的阜康林场。这是一个隶属自治区林业厅管辖的科级单位，当时只有四十多位职工，场部设在三工河畔，距下游的海台公社五公里。三工河来自天池小瀑布排水口处，沿着阜康县城去天池的公路蜿蜒而下。当时的场部只有一栋大庙式的办公室和两排家属房。
我们这次通过林业厅共分来十七个大中专院校学生，十五个高初中学生。从此，我们就要在这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将在这天山中部的林海中练就一颗红心。
四十八年的时光并不遥远。天池脚下的这段生活，,似在昨天。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当年的一切，带着那个年代独特的气息，扑面而来。十年中，在天池脚下的沟沟岔岔里，我们挥洒着青春的热情，接受着艰苦劳动的磨炼；经历了爱情的启蒙，坚守着对友情的忠贞。我们曾有过对前途的迷茫，也做过尽快融入现实的努力。我在这里结婚生子，练就了劳动和生活的能力，学会了做一个母亲。这段岁月，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印下了深深的、独特的印痕，如今回忆起来，生命的底板上，这一块的色彩分外艳丽。
一·艰苦的林业生产
在场部办公室临时将就了两天，办好了报到手续，领取了工作服，经过简单的安全知识教育，我们就下工班了。工班冬季的任务就是采伐，记得我们来的那年工班是在天池北边的白杨沟执行采伐任务。第一次进山，虽然晕车，但还是感到新奇、兴奋。延绵的群山，墨绿的松林，洁白的积雪、还有那蓝得干净得让人心里发空的天空。一切都是那样的诗情画意。可我们那时没有欣赏美景的闲情逸致。说实话，经过文革三年的打打杀杀，斗争的哲学主导着我们的意识，我们习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当时的我们，也不具备审美素质。我们心心念念想着的，是急于投入火热的劳动中，我们要用行动向祖国、向毛主席表忠心。
因为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八一农学院和新疆林校的，在专业学习中接触过更新、抚育、采伐等林业生产知识；高初中生则基本上都是林业系统的职工子女，对林业生产也不陌生，所以，一下工班，就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住的是地窝子和棉帐蓬，干的是伐树的活。林场老职工去掉几个留守场部的干部，护林员和休病号的，在工班的也就二十来个，干活的主力就是我们这帮学生。要砍伐的树是夏天技术员带着"林调班"早都做好记号的，主要是一些树顶枝桠盘在一起，不再生长的老树和一些死而未倒的树。
后来在有关新闻报道中看到我国森林植被被大规模的破坏，有些地方是剃光头式的采伐，致使森林覆盖面积锐减。八十年代几次上天池也发现天池四周的松树也不如我们在那时那么茂密了，好多地方都有裸露的地皮。我想，这应该是后来改革开放后被利益驱动，经济无序竞争所致吧！我们在那采伐时都是卫生伐，也叫间伐。这要根据一片森林的密度和生长情况而定，宗旨是既要生产木材，还要保护森林，有利于留下的树木的生长。林调队决定了伐那些树后，采伐时也要特别小心，倒下的树不能砸到周围不伐的树上，这样就提高了采伐的难度。要先看好树的长势、周围的地形、风向，再决定在哪里开锯口。工人凭经验，知识分子当时是臭老九，要夹着尾巴做人，技术员也不敢瞎得瑟什么力学原理。采伐最怕发生的事是树挂，就是伐倒的树没倒在地上，而是搭在了旁边的树上。这一是容易砸坏被搭的树；二是摘挂时既危险，难度也很大；当然也耽误时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能摘开树挂的人就很牛逼，说明他的经验和力气都够强。这也常常是工人们用来考验技术人员的机会，他们会用求救的姿态要求技术员帮忙。有些体力差，平时说得多，这会干不了的技术人员就会被工人调侃。
我们干活时男生拉大锯，个别体壮的用油锯。大锯每人每天五立方米的定额，油锯每人每天二十三立方米的定额。他们把树伐倒后，要砍去枝桠，为方便从滑道滑下去，枝桠根部只能呈猫眼状，不能呈猫耳朵状，然后锯成四米长的件子，定额以件子计算。女生则负责用撬杠把锯好的木头件子集中到滑道旁。我们当时的劳动热情之高，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带着文革中被调动起来的热情、抱着在广阔天地里练红心的信念，操锯的男生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女生虽然没有定额，但沒有一个偷懒的。寒冬腊月，一个个臉上淌着汗，头上冒着蒸汽，内衣被汗打湿，湿漉漉地粘在身上。中间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一会儿就会冰凉刺骨。至于放滑道和归楞，就更是又危险、劳动强度又大的活，我们全都干过。
春天来了，我们的工作都被做了重新的调正。一部分女生被派去了天池南边的苗圃育苗；八农和林校的三个男生被派去跟着两个老技术员搞林区勘察；其它的人则到山上更新、就是种小树苗；或抚育以前种的小树苗，也就是给它们锄草，在周围挖个直径三十厘米的小坑，以便储存雨水，促进成活。
抚育这项工作流动性大，所以人住在场部，每天乘大卡车来去，早出晚归。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的足迹遍布天池周围的白杨沟、毛毛沟、锅底坑、黑沟······。这些劳动也不轻松，都是在山坡上操作，干活时脚要十趾用力，紧紧地巴住地面，身子才能站稳。
更新主要集中在石峡北面的黑沟，这里有一大片被当年吾斯曼匪徒放火烧林子后留下的火烧迹地。我们在林场的那几年，每年夏天都分配一些工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挖坑栽种小树苗。算来这些小树已生长了四十几年，不知成活率是多少？不过，我们近几年两次上天池，路过这里时都让孩子把车开慢些，远远望去，那里已黑森森的一片，树木长势很好。每次，我们都不厌其烦地向她们述说当年我们在这里劳动的情景，推测着这些树的胸径有二十公分还是三十公分，关切之中难抑自豪之情。
等这几项项工作做完后，夏天也结束了。一入秋，就要赶快进入冬季采伐的准备工作。此时“林调班”已确定好了将进行采伐的林号，材料已上报林业厅，走完了程序并获得了批准。林场就马上组织工人在即将进行开采的林号旁的山谷里平整出一大块地做堆木头的楞场，再平整出生活区，以便搭帐篷。当时帐篷不够，还要事先挖一些地窝子，盖好顶。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按照林调班给出的图纸，顺着山势修好滑道，以备冬天浇上水从山上往下运木头；有些地方还需要修通往作业区的简易公路，以便以后运木头、送给养之用。这些工作都要在大地上冻前完成。
在这些劳动中，我们的福利就是得以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季节观赏天池及周围的美景，在天山深处，尽情地亲近着大自然。现在想起来，我们是天天都在旅游、野餐啊！在山上劳动，午饭都是在工地上吃的。冬天，一到劳动地点，就先捡来树枝生一堆火，火堆上支一个三脚架，烧一壶开水，大部分时候都是以雪化水。等水烧开了，火也着败了，我们带来的馒头也冻得硬邦邦的了，拿出来埋在灰烬里，等到吃饭的时候，水温刚好，馒头外焦里软，一掰开热气腾腾，就着带来的咸菜就是一顿美餐。夏天就更简单了，人人都有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自带水，饭也是自带，大家凑到一起吃，恰如现在的野餐。其实，不管啥时候，啥地方，人以群分，不是靠身份，知识之类来分的，而是靠缘分，眼缘、心缘。用现在的新说法就是气场，气场合适的人，互补、相吸，在一起既舒服，又愉悦。我那时在抚育劳动中就有一个工人朋友，长我几岁，那时真没少吃她带的饭。吃过饭，就是午休，我们坐在大松树下，自由活动。有凑到一起打牌的；有围在一起谝闲傳的；也有一个人找个合适的地方平地而卧睡大觉的。我则和这位工人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边织毛衣边聊天，就在这些劳动的间隙，一件件毛活在我手中完成，我的家人每人的第一件毛衣都是我给织的。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日游，没人每天交二百元，恐怕报名的人都不会少。这样的劳动冬夏交替，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大中专院校学生再分配。
二·收获爱情和友情
冬天人员集中，是催生爱情的季节。收工回来后，十几个人住一间帐蓬，生两个铁火炉，非常拥挤。用的是雪水，但也挡不住年轻人爱美爱干净的心。早晨走时撮一盆雪化着，收工后，大家轮流着，把已化好的雪水放在火炉上烧热，洗臉、擦身子，隔几天洗一次头发。雪水洗的头发特别光亮，柔滑。洗涮过后，脸更红了，发更亮了，到做饭的帐逢去打饭时，彼此碰上便打招呼、便闲聊、便开玩笑。惭惭的，便有了约会。男女间的爱情是古往今来，从帝王将相到草根百姓都绕不开的、最长盛不衰的事件，也是文学作品中永远鲜活的题材。只不过随时空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况味而已。
一群二十上下的少男少女，正值懵懂的爱情骚动期，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没有书读，没有任何可供消闲的项目和地方，几首苏联歌曲被哼唱得更加忧伤。于是，男女间眼光相触时的会意和理解，一句双关语引起的心动和揣摩，互相试探时的躲躲闪闪和小心翼翼，这一切刺激引起的兴奋和荷尔蒙分泌不亚于现在的小年轻在夜店里消费的效果。
那是怎样的约会啊！周围是重重叠叠的崇山，黑黝黝的松林墨染似的，深黑高远的天空上，星星神秘地眨着眼睛，林间的积雪映着月光，幽幽地白着，清冽的冷空气洗涮着肺叶。棉大衣，围巾、帽子，把自己裹严实了才敢出门。先到的肯定是男生，因为女生一个人在黑幽幽的帐篷外等人是会害怕的。当然也有例外，那些容易成功的女追男模式，女主角也有爱深人胆大的。但也值，那个年代，但凡女追男的，基本都成功了。要不咋说男人的动物性更强一些呢？匆匆的约会，从最初的借故借东西借书式的试探，到表白心迹明确关系后的务实性交流，再到互相交流探讨招生招工等事关前途的大事。每次都不会超过一小时，因为冻得受不了。十八九岁的我们都很务实，交往的目的性很强，冲着男婚女嫁来的。山中松下的约会，以独特的浪漫和效率，促成了好几对佳偶。现在想想，都惊异于我们那时的勇气，一无所有，却敢谈婚论嫁。时代不同，观念不同。我们那时谈恋爱比现在影视剧中的小青年谦让得多。不管多么心仪的人，只要被别人先约了，绝无针锋相对、明争暗斗的事。有些把一段暗恋永埋心中；有些两心相仪，但因了谁都不好意思先开口，过度谨慎而被另一胆大的占了先，结果错失良缘的，也只有抱憾终身。这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可能不可思议，我有时也在想，我们那时在恋爱中是谦谦君子、还是不懂爱情？
在这三年中，有学生与工人的摩擦，学生反过来教育工人的；有学生内部因爱情或友情而起的矛盾；加上后来在再分配、推荐工农兵学员、招工等事关前途大事上的一些冲突，我们不得不接受爱情的淬炼、友情的选择和对人性的考验。我们再也不是刚来时的一棵棵青葱了。生活教会了我们思考，让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应该坚守的底线。
林业生产是一项高危工作，工伤时有发生。我们这些知青本能地互相帮着，护着，在艰苦的劳动中，结下了忠贞的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我的朋友、同学玲在给海南苗圃运砖时，驾车的马在天池海子的冰面上突然惊了，她掉下了马车，摔断了胳膊。在家休养的日子里，我们轮流着请假回乌市，每月都给她把工资送去。还有一个林子校的男孩子胳膊被木头碾成了三节，在医疗费和养伤时间的问题上，年长的知青为他据理力争，使他得到了比较好的治疗。
在所有的活计中，归楞是最重最苦的活。就是把从滑道上滑下来的木头摞成整齐的一大堆，以便汽车来运走。这就要求工人用挂钩卡着木头，通过绳索杠子等工具把木头件子抬起来一根根地码好。湿木头很重，一根直径五十二公分的件子就有一吨重。碰到粗一些的木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四人抬一个件子，个个腰腿绷得硬硬的，喊着号子一步一颤地顺着斜斜的木板往木头堆上爬，越往上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杠子稍微给对方让长一些，就意味着自己肩上要增加几十公斤的重量。可是每次抬木头时，都有两个林校的男生和一个八农的男生给另一个八农的男生让一些杠子，因为他比较瘦弱。
可就是这个瘦弱的男生，在一次放滑道时，紧急关头竟推了我一把。那一推，既使我脱离了危险，反作用力也成就了我们后来的姻缘。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顺着山势挖的土槽子里被浇上了水，冻成了明晃晃的冰滑道。我们把堆在滑道两边的木头撬到滑道里拨正，让木头顺着滑道滑到山下去。这也是一项比较危险的活，大家的注意力都要高度集中，要协调一致听指挥。因为一根木头一旦在滑道里被摆好拨动，就会携着风声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下。一旦上面有木头放下来，提前就有人吆喝，让下面的人都离开滑道。
那天已临近中午了，我正在撬滑道旁一根比较细的木头，木头被滑道旁一根突出地面的树桩子卡住了，一头搭在滑道上，另一头怎么都撬不进去。此时快收工了，大家有点懈怠了，上面一根木头放下来了，喊声懒懒的，不大。我正和那根木头较劲，没听见。在这危急时刻，那位男生正好在我身边，看到此情景奋力地推了了我一把，就在我被推开的一刹那，我正在撬的那根木头被冲下来的木头一撞，绕着树桩子旋转了一百多度，落入了滑道，和撞它的树碰撞着一起滑了下去。在旋转的过程中，木头的尾部扫上了尚未完全躲开的那位男同学的屁股，并从腰上划了过去。就这一扫一划，致使他躺了三个月。我在实践中真正刻骨铭心地理解了重力加速度的力量。那天要不是他那一推，我被那旋转的木头一撞，再在滑道里被两根木头一挤一碾，别说活命，恐怕连具整尸都留不下了。后怕吓得我瘫在了地上。
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就在他刚被马驮下去三个小时后，下午一上班，还没放几根木头，林子校的一个男同学就因地太滑掉进了滑道里。只是被正在滑行的一根细木头亲近了一下，一只胳膊就断成了三节。林业生产是一项多么凶险的工作啊！
一棵这样的天山云杉树，且不说在苗圃育苗三四年；再到栽到山坡上后接下来四五年的抚育管理，直到它能自生自长，不再怕它会被野草欺死或因缺水旱死；在之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缓慢生长中，它不停地吸收吐纳，储存着天地间的精华，这成材的全过程是一件多么耗时费力的事。单就这把它锯倒变成材料堆起来，就要林业工人付出这么艰辛危险的劳动，木材来之不易啊！所以我有时看到有些人频繁地装修房子，好好的木板就被拆下来扔在垃圾堆上，连被烧了发挥下预热的机会都没有，心里是深深的悲哀和惋惜，真替它们不值！
在那位推我的同学养伤期间，出于感谢、也出于愧疚，我去探望过他几次。
来年夏天，天池边上，风景如画。在等车时，他把一棒米粒大的浅蓝色小花送到了我的手上，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这花叫“勿忘我”。这就是我和先生当年的“花前”。做为当年千百万下乡知青中的一员，在别人眼中我们真是微不足道的。就像这小小的、不起眼的、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小花一样，但我们也希望被特定的人记住，勿忘我······我们那个年代的谈情就是这样，没有玫瑰，没有礼品，没有物质成本；没有门第观念，功利的考虑也比较少。感情的基础就是在相互接触中对彼此人品的了解。所以当年林场成就的几桩知青的婚姻，除林子校的有两对离婚的，其他的都很稳定。
三·分居五年盼团圆
到林场的第四年，在十八平方米的小土屋里，我们迎来了长女的诞生。十一月的一天，是那年的初雪天。长达十二个小时的产程中，雪一直细细碎碎地下着，场医和婆婆守着我，先生在屋外急得团团转，别无它法，只有硬捱。
生下女儿的第二天，雪过天晴，阳光透过一米见方的窗户直接照在床上，屋里特别明亮。一张单人床拼两块木板，那就是我们的婚床。小婴儿就放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粉嘟嘟的小脸花儿一般，沉沉的睡着。一切都那么静谧、祥和。此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十月怀胎的辛苦和昨天撕肉裂骨的疼痛都不值一提了。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我这辈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早早的做了母亲。我静静地看着女儿，看不够，也不敢动，生怕惊扰了她。二十三岁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做母亲。我只是惊异于生命的神奇，这个小生命竟然是在我身体中孕育出来的，是从我的身上剥离出来的，从此，我便与她血肉相连，我便对她负有了全部的养育之责。此时此刻的我，心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柔软，除了眼前的小婴儿，别无它想。生活的琐事、未来的前途，一切都不屑于去想。我甜甜的、美美的，在婆婆的指导下，尽职尽责地履行着哺育孩子的职责。胎盘埋在了门前的老榆树下，三十年后旧地重游，屋已成残桓，树却繁茂。女儿已长大，漂亮聪明，事业有成。当年同睡一个帐蓬的好友玲说，这是沾了天池的仙气。
从七一年大中专院校学生再分配开始，当年的三十二个知青陆续离开林场。为了孩子以后能有好的受教育的条件，先生也在女儿半岁时，借乌市缺中学教师的机会，调回乌市教学。当时仅从林业系统，就有十四个大学本科生调到乌市教育系统。我因学历不够，暂时调不成，就想让先生先走，以后再找机会凋我。最后阜康林场只剩下了我和另一个林校女同学及她毕业于东北林学院的丈夫，还有一个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的医生。我们四个人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全部离开阜康林场。
两年后，我又生下了儿子。无比困难中，我的父母对我们伸出了援手，接走了儿子。我们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我带着女儿在林场孤独的守候。
忘不了，每天天一亮，悄悄离开熟睡中的幼女，就开始料理开门的七件事。
记忆中林场的冬天特别长，要不然怎么每次的回忆都首先想起生炉子掏灰这件事？其实是那里一年四季都要靠炉火做饭。好在先生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劈好足够用的引火柴禾，减少了我生炉子的难度。当然也有先生无法替我分担的难题，那就是冬天挑水。要经过一条干河沟才能走到前面的河里取水，干河沟上并排架着两根原木，一到冬天，挑水的人洒下的水在上面结成冰，别说挑水，就是空着手我都不敢走。因为我在家是长女，下面紧挨着三个弟弟，父母对我是娇养的。砸煤掏灰、挑水扫雪、倒脏水垃圾这些粗活三个弟弟都有分工，我几乎没怎么干过。现在我要在一个人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工作的情况下，把这些家务活一揽子全包，这便是生活摆在我面前的一道考题，我不能无解。开始也有邻居帮忙给挑两担子，但人家也是带着孩子留守在场部的家属，年龄也和我相仿，丈夫一个月才下山一次。让人家帮我挑，情何以堪？要昭示我的不同？我的娇气？我的优越？我下决心用行动解题。
在床边堵好椅子被子，以防在我挑水的过程中孩子掉床。然后挑着空水桶和舀水的勺，再掏一大堆炉灰提着，先边走边在两根原木上撒上灰，再在另一条河的冰窟窿里一勺勺的舀水装到水桶里，开始不敢装满。因为不会挑担，难度可想而知，走在冰柱子上一步一抖。一步一颤，为难的真想扔了挑子坐在地上哭。但哭给谁呢？咬牙坚持往前走，我走过来了。
忘不了，孩子两次生大病，我受到的惊吓和所作的难。
女儿出麻疹，我日日守着，焦虑万分。主要是一个人，没人可以依靠，可以商量。场医出于负责，叮嘱了很多注意事项；老一些的邻居又告诉我一些比较神秘的禁忌；加上我当时太年轻，毫无经验。深深的爱女之心和深深的恐惧让我夜夜抱着女儿不敢睡觉，看着她粗重的呼吸和烧得通红的脸，不时的听听她的心跳，不断地给她物理降温，生怕我一不小心睡着了她就会死掉。按着吩咐，我小心地观察着孩子发疹子的状况。第三天晚上，刚刚出来的疹子突然都没有了，孩子发出嘶嘶的犬吠似的咳嗽。小脸憋得青紫，这正是医生所说的能导致孩子死亡的并发症肺炎的症状。我的惊吓可想而知，叫醒邻居给我看着孩子，冒着冬夜的寒风，我敲响了林场唯一的一辆解放车的驾驶员的房门。至今我都万分感谢淳朴善良的李师傅，听了我的求救，二话没说，就去发动车，甚至都没跟我提动车需场长批准的规定。直到来到县医院，我才停止了哭泣，稍稍安心。
另一次是林场的孩子突然流行起了甲型肝炎，，几天之内，被感染的孩子拉白屎、肚子疼、出黄疸。我的女儿也没能幸免。这病虽没生命危险，但病程长，且一旦不能根治，就容易转成慢性肝炎。当时，林场的医务所条件很简陋，也就是治个感冒发烧、磕磕碰碰之类的外伤。当时肝炎流行起来后，医务所进了一些应急药，控制住了孩子们的病情，但后继治疗的药就没什么了。工人们带孩子也比较粗，一般看症状消失了也就不管了。可我在《农村医生手册》上看过，这病还需要用中药继续进行养肝护肝，否则很容易留下隐患。为此我带孩子去县上看中医。中医一次只给抓三服药，林场到县上又没有班车，只抓三付，根本无法保证孩子的连续治疗。如果来个穿越，回到一九七五年的阜康县街头，就会看到一个瘦高个的年轻少妇，每隔一个星期，就会背着一个乖巧的小女孩，提着用麻绳绑成一串的三包中草药，行走在中医院通往兽医站的路上，这就是当年的我。我要到兽站再去抓三付，这样就可以维持一周的治疗了。这种行走我坚持近半年。
后来遇到林场的同事，闲谈起来，知道当时一起患肝炎的一个孩子患了肝硬化。据医生说是因为小时候肝炎没治好，后来虽没甚么症状，但病毒一直在损伤着孩子的肝脏。我把这件事告诉女儿后，她笑着说：“妈你当年太英明了。”嘴上开着玩笑，眼里是绵绵的情意。我想，女儿的健康就是对我当年辛苦作难的最好回报。
那段日子虽然苦，但当时心里不觉得苦。因为一直充满了期盼和希望。觉得我调回乌市全家团圆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有希望的等待是很甜蜜的，在守望着希望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带着外来者的心态欣赏着这里的山山水水，心想以后离开这里了，再看这些美景就没这么方便啦1受惠于热情、淳朴的工人师傅们帮助，我带着女儿的日子宁静、安详。期间我教过书、做过出纳、还在林科院的实验基地里干过活。我的女儿不仅受到林场小朋友的喜爱，与他们一起在三公河畔用细沙洗手，戴着野花和树枝做的头饰玩过家家，提着小篮子到高高的山坡上捡豆子；也得到了大人们的疼爱和呵护，春天全场所有的职工都要去山上抚育树苗的时候，孩子放在邻居家，得到了悉心的照料；林科院的伯伯们用猎枪打下来两只斑鸠，也送给我让做了给孩子吃。由于女儿乖巧，平时逗她玩的人还真不少。在这富有人情味的环境中，我的孩子健康成长，形成了善良、阳光、大方的个性。在一个个没有电的长夜里，伴着三工河哗哗的流水声，我搜肠刮肚地给女儿讲故事，使她三岁就敢在办公室里给一群大人讲《红楼梦》。
始料未及，这一等，就是五年。后来连我四岁的小儿子都知道妈妈的调令上已经盖了十二个章子了，再盖三个我们全家就可以都回乌鲁木齐了。由此可见我们全家对这份调令的殷殷期盼之情。所以我最近在听石钟山的小说《天下姐妹》时，听到男女主人公因为地域阻隔，没有一点办法，竟被活生生的拆开，深深的感动、同情之外，就是对他们的困境和无奈感同身受、且曾经身受！是啊，在那个年代，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唯一途径就是调动。谁也没有勇气扔掉组织关系，盲流到某地，因为那时维持生计的路很窄。可是通过组织调动，对没有关系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可真是关山万里啊！
我终于在一九七八年秋，在调令上盖上第十五个公章后，调到了乌鲁木齐。至此，全家团圆。
四·老友相聚忆当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我们这批当年的知青年长的已年过古稀，年幼的也六十拐弯了，有三个已经作古。去年，八农的一个男生去世，远处的同学赶来送葬。我们当年分到阜康林场的知青又聚齐了十六个。有的几十年没见了，咋见之下，竟有些不敢相认了。当年给我先生让杠子的金同学，除瘦小、白发之外，牙也掉光了，嘴巴向里瘪着。看着他，谁能相信这就是当年抬着一吨重的木头爬板子，还要给别人让一些杠子的人呢？感叹岁月无情的同时，想到其实同龄人是互为镜子的，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变化又何尝不大呢？
感叹唏嘘之后，大家又庆幸，老虽老矣，我们毕竟还活着。聚餐时，又有了老友相聚时的喜悦。话题一回到当年的阜康林场，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几个男生说起他们当年以物易物向附近的哈萨克牧民换东西的事，一双旧皮鞋竟能换来十五公斤奶子，一天喝一公斤，连喝半个月。一块茯茶可以换一百个鸡蛋。一块茶叶还可以换一只羊，把头蹄杂碎和一只后腿给他们，再写一个证明，证明这只羊是在哪里摔死的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农牧业集体化经济要搞好有多难吧！趋利，是人的共性，无关乎民族、种族。没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怎么能堵住这些漏洞呢？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大家又聊起了当年一位新大中文系的同学曾用组织上配的枪打死了一只黑瞎子的旧事。
那位同学文文弱弱的，一副文艺青年的范儿。他平时很胆小，可偏偏被组织上分配去做了护林员。护林站都设在各个山口、出山的必经之路处，一般周围都没有人家。那位同学白天以山水为伴，吟诗作赋，倒也清闲：只是一到了晚上，屋内是摇曳的烛光，屋外满山都是黑森森的古树，屋后就是哗哗的溪流，更兼下雨天的风声、雨声、雷声，这一切都敲打着他的神经，吓得他夜不能寐、度日如年。几次请调，都被领导驳回。说要全方位的接受锻炼，包括胆量。看人家老护林员，在山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抓住了多少偷木头的贼，给国家减少了多少损失！请调未果，就只有硬捱。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天晚上，他所在的护林站来了一只黑瞎子。那只黑熊先是趴在护林站的窗户上，几掌就拍碎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因窗格小，黑瞎子进不去；后来又去拍门，门一旦被拍开，那位同学就有生命之忧了。此刻，他吓到什么程度，表情、心理、动作，我们无从知道，只知道求生的本能，让他在无奈之下开了枪，打死了黑熊，自己也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幸亏第二天有人路过，把他送回了场部。不久以后，他调回了南疆，在父亲任师长的兵团中学当了老师。有夸张的说法，说他吓病了，几个月后才恢复健康。据后来和他在同一个学校任教的金同学说：那张黑熊皮做的褥子以后就成了他勇斗黑瞎子的旗帜和奖章。那里的学生都把他崇拜得不行。我们都说这真是逼出来的英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学现在得了鼻炎癌，正在和病魔作的斗争。
突然，金同学兀自笑了起来，问我家先生：“王，还记得咱们那年偷喝老严的鹿血酒的事吗？”
原来，他们当年搞森林勘察，偷喝了一个老工人的鹿血酒。也不知喝了多少，结果热得嗓子直冒烟，只得不停地喝凉水，后来鼻子都流血了······，说起这件事，他们都邪魅地笑了起来。我早从先生处得知，他们当时不光流鼻血，还一个个金枪不倒，路都走不成了。在三公河边躺了一天，靠着三公河清冽甘甜的河水来熄火。老了，看一切都稀松平常。很同情少年孟浪的他们，无知者无畏。试想，那么热的天，又是雄性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年龄，敢这样招惹，不是自作自受吗？不过，不亲身体验，哪里会知道对世上的一切都要心怀敬畏之心呢？
谈话又转到了当年的一本书上。
那是到林场的第二年，大家都彼此熟悉了。那个年代资讯的贫乏是现在的人难以想像的。本来那个年代精神生活就单调，加上我们身处深山，除了有时组织学《毛选》，其他的报纸杂志都是稀罕物。于是就有书在私底下秘密传看，那不定是谁怎样千辛万苦从哪里淘弄来的，只在知青中间传。后来，上海二军医大毕业的余同学的一本书，，突然成了至宝。那是一本类似于老黄历的书，淡黄色宣纸印的。上面有一些转铜钱算命、掐指算运的方法。那本书到了我手里，我就废寝忘食地看，一遍遍地看，恨不能印在脑子里。说实话，文革中我们毁掉的类似于这样的书籍何至百本千本，但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没有来得及接触过这样的书。说句题外的话，早在青少年时代，论语中的一些句子就被我零零星星的收集起来，作为名言警句抄在笔记本上，但一直不知它们的出处。直到我退休后，社会上掀起国学热时，我才第一次看到《论语》这本书，才为我抄录的名言警句找到了出处。所以，当年咋一看到这本书，新奇、稀罕是可想而知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对前途的未知充满迷茫，很想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就把希望寄托在那本小册子上，照着那上面的方法操作，一心想做一个先知先觉的智者。
书传到我手上的时候，正好快过春节了。那年春节，这本书给我家的节日增加了别样的乐趣！为了隆重、准确，二弟特意拿出了他当年做毽子时剩下的铜钱。先是给家人算，每个人都转铜钱，六枚铜钱被一个个转起，按倒下时的字和背排列好，在册子上找到相应的一组，看下面的偈语和批示，好像一共有六十四组。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又招来了弟弟们的一些同学来玩。可是就在我要走的时候，那本书突然不见了。翻箱倒柜，犄角旮旯，找了个七荤八素，就是不见踪影。我发脾气，我哭，因为我觉得回去没法向余同学交代，何况后面还有排着队等着看这本书的人呢！弟妹们面面相觑，父母也没办法，只好好言相劝，让我给人家赔钱，可我知道，这那是钱的事啊！
后来，我回到林场后，拿出了我唯一的枕边书，找到余同学，诉说了事情的原委，并表示要用我的那本《世界知识辞典》作为赔偿。我的诚意和太煞有介事的态度惹得余同学笑了起来，他无奈地说：“算了，丢就丢了吧！你的书那么重，我可受不起！”是的，我的书是重。首先它自身的体积大，重量重。它的部头相当于四块红砖体积的总和，封面封底都是深蓝色麻布装裱的硬壳，书名是横排的中规中矩的烫金字。其次是它的内容厚重。世界各国的位置、气候、经济、交通、卫生、教育、科技，总之，全世界各国的天时、地理、人文无所不包，内容庞杂。最重要的是它在我心中的位置更重。那是我在文革前，在学校图书馆里借的。文革开始后，图书馆没人管了，我便把它珍藏在箱子里，使它勉遭了劫难。离开学校后，她就是我最好、最方便的老师，一遇到知识、常识方面的问题，我一翻阅它，它就会给我准确明白的答案。若不是为了道义，我哪里舍得了它呢？后面等着看老黄历的同学从余同学那里知道了这件事，于是，这件事就成了留在同学们中间的笑柄。
二十年后三弟才告诉我，那本书是他的一位同学偷偷拿走的，为的是要回家抄写，他原想抄完后就给送回来，可那上面有很多图，不好抄。在耽搁的时日中，又被不知什么人偷走了。这也是此人年事渐长后，觉得对不住我们，才告诉三弟的。如今，我告诉了大家故事的后半部分，大家又是一番感叹。一本小册子，竟引起如此的一番曲折，可见当时的精神生活荒芜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拉不完的家常话，叙不完的昔日情，盛宴终须散，不知当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大幕全都落下后，后人会怎样解读历史书上“知青”这个特定的词汇。
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又觉得很美好。大概正如白岩松所说：“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我感恩天池脚下的十年岁月，它赐予我爱情、友情，赐予我一双可爱的儿女；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料理家务的能力。
天池脚下的十年，是我生命中的华彩乐章。我飞扬的青春曾在这里绽放，在这里，我得到了成熟、成长。
乌鲁木齐南湖路西三巷34号一栋二单元聂秀峰
天池脚下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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