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文一

第一章



第一节、我的故乡和我的童年



一、我的故乡——山西省广灵县



广灵县在山西省的东北部（雁北地区），今天属大同市管辖。



据《大同市志——广灵县概况》载：广灵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恒山东襟，东经113°51′～114°24′，北纬39°35′～39°56′之间。东与河北省蔚县毗邻，南同灵丘（邱）县接壤，西与浑源县相连，北接阳高县和河北省阳原县。全县面积1283平方公里。



广灵县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活动。战国时代，称平舒邑，属赵国；秦时属代郡。西汉置平舒县，属幽州代郡。北齐（公元550年），县废。辽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正月甲寅日，置广灵县，属西京道大同蔚州。金、元、明朝，属蔚州。清朝，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隶大同府。1911年10月中华民国建立，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广灵县隶属多有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属察哈尔省雁北专署。1952年12月13日，察哈尔省撤销，专署划归山西省，辖广灵县。1958年，并入浑源县，属山西省晋北专署。1959年，从浑源分出，恢复建制，仍属晋北专署。1961年7月，晋北专署分为忻县、雁北专署，广灵县属雁北行政公署。1993年7月，大同市和雁北地区合并，归属大同市管辖。



广灵县地势由西向东倾斜，最高六棱山海拔2375米，最底处壶流河出境地海拔930米。山岭纵横，自然形成城关、南村、望狐、一斗泉4块盆地。山有24座，峰有39个，岭5道，峡谷和较大沟涧19道。石梯岭纵卧九泉山南端，分为岭东、岭西。壶流河纵贯西东，岭东又有河南、河北之分。



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己丑刊刻的《广灵县志·疆域》载：广灵（县），虽墨（应为黑子，说其似黑痣，太小）子僻邑（偏僻小城）。然北枕桑乾，南控太白，连上谷而接云中，背负手足之势备焉。且守望狐之要害，而饷道无虞；近蔚萝之辅车（关系密且），而犄角可恃。一成（城也，方十里）一旅（五百人）之间，可漫尝视之与？



这段话说的是：山西广灵县虽属于人体上的一颗小黑痣或一个小县城。它却北枕桑乾河；南控山西灵丘县城内的太白驿站；它上连今天河北东南部的怀来县（战国时燕国置上谷郡），与山西大同相接；然它手足具备；只要守住望狐（望狐乡政府所在地）这个孔道，就可以让往来于此的官家给养和买卖商路解除后顾之忧，再扼住蔚县（旧时又称萝川，所以有“蔚萝”之称）这条与广灵县紧密相邻、通往河北之道，倚仗犄角之势，哪怕十里之间、五百人之内，就算势微力弱仍能光复旧业，在漫长的历史流徙中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广灵县志·形胜》又载：广灵（县）连上谷而接云中，万山环拱，北枕桑乾，南控太白，西接乱岭，东距洪涛，中带壶流，地居恒代之冲，壤连赵燕之界，畿辅之肩背，云镇之襟喉也。旧誌谓守望狐之要害，而饷道无虞。近蔚蘿之辅车而犄角可恃居。然西北屏翰之奥区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山西广灵县处在万山拱卫的小盆地之中。它上连今天河北东南部的怀来县（战国时燕国置上谷郡），与山西大同相接；北枕桑乾河，南控山西灵丘县城内的太白驿站，向西连接浑源县以东的乱岭关，东与桑干河发源地洪涛山相距，中段有壶流河流经广灵县；广灵地处浑源县境内恒山与东北方之代县（实指雁门关）一线山区的冲积小平原上。它与河北、燕京两地接壤，嵌在国都（畿辅：顺天府、京师、北京）所在地之肩背处，是左云、天镇两县的衣襟下摆和咽喉之地。广灵县旧志上说，望狐和蔚县犹如颊骨（拟指嘴唇）与牙齿，唇齿相依、唇寒齿亡，只要守住望狐（望狐乡政府所在地）这个孔道，就可以让往来于此的官家给养和买卖商路解除后顾之忧，再扼住蔚县这条通往河北之道，倚仗犄角之势，傲居于此，广灵县实在是燕赵之地西北角通往外界的天然屏障。



二、我的出生地——广灵县东蕉山村



我1922年12月24日出生在广灵县东蕉山村。我们村最早叫蕉山村，清代称作“蕉山寨”；之后，人口增多，村庄不断扩大，又被分为东、西蕉山村。上世纪50年代均属蕉山公社领导。



“蕉山”村名源于一则传说：古时候这里的北山自然起火，造成山焦草稀，住在山上的人家只好搬到北山脚下，重又建起村落，起名焦山村。冬去春来，山上原烧焦的草木春风吹又生，村民因“焦”字不吉利，就加上一个“艹”，改成“蕉”，称为蕉山村，寓意草木繁盛、人丁兴旺；蕉山一地，以方位分：有东蕉山、西蕉山、中蕉山和南蕉山，一直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原蕉山公社改为蕉山乡。“许氏”一姓在广灵县排在第26位，共有1412人，东蕉山东堡有许姓481人，西蕉山西堡有许姓445人，剩下的许姓则分散在县里其他乡镇。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家祖居——东蕉山村——我的出生地。在东蕉山，90％以上姓许，是大姓。1972年5月，我夫人曾带着志绮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转到我的老家继续插队（因蕉山公社没有知青，志绮只能到本县有知青的作疃公社张庄大队）。由此，我这一辈人中，我夫人是有幸第一个踏进许家祖居的人。在这座院子里，只有我父母的五间半房产。其他归我的亲属所有。



自我们一家人随父亲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过祖居。这座院落一直由我家的亲戚们居住和看护，已经非常破败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我的父母不可能回乡居住了，遂将这五间半房折价300元钱让与他们。



三、我的童年和学习生活



从我记事起，家里共五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我。家里没有土地，生计全靠爷爷在县城为别人做店员之微薄收入糊口。我出生后，父亲曾随广灵县县长到山西崞县（今天的浑源县）公署干过两年“文牍”事由。1926年，爷爷病故，父亲辞去差事，在家守孝，全家失去经济来源。这会儿，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已经在铁路上找到工作，我们全家四口人的生活就靠他接济。至1929年，我7岁以前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



1930年，我8岁，乡下的孩子成熟晚，为解决家中困难，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被叔叔带到他工作的太原近郊的榆次县正太铁路北合流车站（叔叔任站长、月薪100块银元），在那居住并读私塾一年（1931年），从这次离家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就再未回到过我的出生地。



爷爷去世后，父亲对做生意的事不感兴趣，甚至持鄙视态度，更喜欢自己熟悉的、抄抄写写的“文牍”工作。1932年至1933年，他靠亲戚、朋友的介绍在旧山西军政部门做“文牍”。他认为，只要自己不做害人的事，老老实实做事，就很满足了。家里生活安定有了收入后，父亲把我从叔叔那里接出来，全家随着他所在工作部门的变换而变换，我也先后在山西晋南的曲沃和垣曲等地读书至小学三年级。



1934年至1936年，父亲携全家落脚太原。他在同蒲铁路局“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谋到工作，在改造阎锡山修筑的窄轨铁路的“包工组”里任“帮办”（帮主管人员办公务），月薪80块银元。我则在太原国民师范附属第二小学部继续学习至高小毕业。



我未离休前，总是念叨着，应该抽空回老家看看，可又怕打扰当地县委和乡邻，就这样一拖再拖。现在想想，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心底最纯粹的家国情怀。历史赋予我们那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建设自己的新国家。当历史使命完成后，我们这一辈人也已经六十多岁了。几十年工作的劳累使身心受到的伤害，让我们来不及多想，甚至想再拼力做一些心中想做的事，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找上了门，回老家看看的念想从此在心中泯灭，再也没有可能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孩子从老家插队地回来时，我总是问东问西，似乎能唤起我年轻时的记忆。我虽然回不到出生地，但还一直抱着感恩家乡、回报家乡、建设家乡的心结，我曾多次写信给当年的县委书记马禄元同志（那时已经调到大同市当了计划委员会主任），向他推荐一些符合家乡自然环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项目。直到今天，这些事都未停止过。（见马禄元同志来信之一）



四、故乡的物产与历史文化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故乡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农作物品种丰富，主要有：玉米、谷子（明清两朝贡米“东方亮”小米的原产地）、马铃薯、葵花、苦荞、莜麦等，五香瓜子、五香豆腐干、黄花菜、食用菌等名优农副产品享誉海内外，是“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县”、“中国绿色名县”、“国家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全国食用菌行业优秀基地县”和“国家首批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县”。境内有品质好、易开采、储量较大的富镁白云岩和高钙石灰石，发展镁业和水泥建材业得天独厚，被国家科技部命名为“国家级镁及镁合金产业基地”。畜产品还有画眉驴和大尾羊。



广灵县旅游资源存量在大同市名列前茅，这里气候宜人，空气清新，素有“塞上江南”、“塞北小蓬莱”和“小乌克兰”之称。家乡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构成诸多风景名胜区，成为大同市特色旅游的“必选地”、环京津地区休闲观光的“后花园”。



我的家乡地处山西最北边，山西人都知道塞北（雁北地区）的广灵是苦寒之地，而知道广灵县剪纸在中国剪纸艺术上独树一帜的人却不多。（中国剪纸艺术博物馆所在地）广灵县的剪纸（包括与其紧邻的河北蔚县剪纸），是我从小的艺术启蒙。我上世纪50年代曾收藏有几出京剧戏曲艺术剪纸（都是一出戏一出戏中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物，中间用一段纸捻连接，使其不会与其他戏曲人物混淆）非常珍贵，这些京剧戏曲艺术剪纸，如今已成为剪纸艺术博物馆的招牌藏品。每当看到它们就会让我想起我的家乡。



广灵县的剪纸，已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国际剪纸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被誉为“中华一绝”，



现在的剪纸艺术博物馆每年都接待众多的中外民俗艺术专家到此进行研讨，成为广灵人民的骄傲，它与水神堂古建筑群构成广灵县历史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双翼。另外，在蕉山乡的蕉山中学还设置了剪纸专业课，成为传承地方文化艺术的特色教育。这是广灵县政府有眼光的教育创举。



广灵县除了民间传统艺术剪纸之外，还有内画壶（鼻烟壶。起源于清乾隆时期）和广灵秧歌（中国地方剧种之一）均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广灵大号（本地独有的一种乐器，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被列入《大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另外皮影、木偶、背阁和“晃”等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也在申请“非遗”的路上。广灵县独特的民俗文化使其成为闻名遐迩的“晋北民俗艺术宝库”，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第二节、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许承宣生于1903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十、清光绪二十九年），山西省广灵县东蕉山村人。解放后定成分为职员。幼年就读家乡私塾，后改初小，学习努力，一次全县会考，名列第一，升入高小半工半读。全家生活惟靠身体多病的爷爷在县里做店员养家糊口。



下面这张照片是1949年下半年太原解放后，我和我的父亲许承宣和我的叔叔许承贤两家人，及亲戚们在山西太原后小河家中的丁香树前合影。



据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傅山的《九仙（间）桥记》记载，因后小河和东后小河原为宋代太原城北面的护城壕遗址而得名。清代称小河。民国以后称东后小河、西后小河。东后小河处原有无线电讯局。



1949年5月24日太原解放，1950年，父亲先到北京工作，单位分了房子安顿下来后，1951年，母亲带着家人来到北京居住。



1966年，父亲退休，老两口住在西直门内大街的马相胡同内的前桃园11号、一处坐北朝南、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院里。不远处7号院原是一座关帝庙，留有院墙和庙宇，解放前后破败，有居民在此居住。如果不是上世纪60年代拆除西直门城楼和城墙，这里应该是一处很好的老北京文化保护区。



马相胡同，明时称御马监官房胡同，是明朝内廷掌管皇家用马和举办廷内朝仪“牙母像”等宗教事务的一个机构。7号院的关帝庙，建于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庙内供有关老爷等神像三十九尊。清时为庆贺康熙六十寿辰，西四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以下诸臣又出资将其重新修整，上香供奉，为庆祝“经坛”重修，将胡同改为马香胡同。民国以后，把“香”改作“相”。马香胡同遂变成今天的马相胡同，一直沿用至今，因城市改造，只是有地名而无原街道了。



父亲退休后，好景不长，“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我因为执行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遭到批斗、关押，还要写成“交代材料——大字报”张贴出去。我白天参加劳动改造，晚上回到家，哪有力气再写大字报，只好让孩子把我写好的大字报底稿送给父亲，让他帮我誊抄，待抄好后再由孩子从父亲处取回。那段时间，全家人都受到牵连并为我操心。



1982年以后，父亲体生顽疾。1983年9月14日病逝，享年80岁。



母亲张得灵生于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清光绪三十年），山西省广灵县人，出身贫苦，年轻时是广灵县女校的高材生，留校做教师。婚后，在家相夫教子。抗战前，随我父亲远离家乡，辗转迁徙于山西晋中、晋南等地，抗战爆发后，逃难安邑县（今属山西夏县）。解放后随我父亲落户北京，1971年12月16日去世，终年67岁。



父母养育我们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第三节、弱冠负笈在铭贤——我的初中生活



1936年7月31日夏季末，我高小毕业不到14岁，8月1日考进山西的太谷铭贤中学（也称铭贤学校。2013年12月12日，铭贤学校被列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者注），离开家人，住校学习、生活。太谷县是山西省晋中地区一个比较富足的县份，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中“财神爷”孔祥熙的家乡，过去曾有“金太谷，银祁县”的俗谚。县城商业繁盛，票号（钱庄）林立，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



铭贤中学1907年由美国欧柏林大学基金会出资创办，停办于1951年，存在了44年。学校从教员资质、教学质量到教学设备在山西全省都拔头筹，是一所出名的教会学校，所以，投考的学生很多，而录取的学生则是全省各校会考的前几名，还有就是各地公理会（教会）学校选送的学生，所以，学校不用担心招不到学生。我们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孔祥熙。一年的学费需要100块大洋，属于当时的“贵族”学校。我的学费靠父亲在同蒲铁路局“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改造窄轨铁路的“包工组”里任“帮办”（帮主管人员办公务），月薪80块银元的劳动收入支持，有些学生家里没钱，考上也无济于事。我的铭贤校友、黄镇的夫人朱霖就曾回忆说：当年“在太原和太谷两地报考该校的就有800人，而录取名额只有初、高中各50名。因为她（朱霖）的三叔在铭贤当教师，所以她有幸成为该校学生。”



早在1964年3月，我们学校的校务主任、后来的铭贤学院院长吴克明先生曾在中央《文史资料》第43期上发表《我所知道的铭贤学校》一文中说：“由于铭贤经费比较充裕，故不惜以高薪从省内外聘请较好的师资，除英语照例由美国教师担任外，其他各课亦多由适当的教师担任。铭贤为了与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北京的师大附中相竞赛，乃在高中内使用大学课本，或演做大一水平的习题，甚至选用英文原版教科书等……天资较好的同学，则以奖金、贷金等等方式掖诱之……对基础较差的同学是抱关门政策的。”



开学那天，代理校长梅贻宝向大家介绍了铭贤中学之“铭贤”校名的由来。他说：美国人认为，义和团杀洋人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文化，所以应该到中国来办教育。大家可以看到，校园内有被杀传教士的公墓，“铭贤”就由此而得名。学校老师多数是清华、燕京的毕业生，也有留洋生，欧柏林大学还派本校毕业生来校教大家英文，他们也同时学中文。校训是“学以事人”，校歌是“高山仰止，太行东延，成仁取义，铭我前贤；……乐居天下后，忧在人先，学以事人，永矢弗谖（矢：shǐ，音使，意为发誓；弗：fú，音服，意为不；谖：xuān，音宣，意为忘；）。”这句话的意思是“发誓永不忘记”学校的校训。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全民抗战尚未开始，我们的校园相当优美：树木参天，假山活水，楼房别墅，绿草如茵，到处是榆叶梅和黄刺梅，与校外的农田简舍相比，别有洞天。吴克明先生说：铭贤的校址原系因“教案”而被征用的孟氏花园，其中有楼台亭阁、假山水池、花木石桥等等景物。学校又于其中建筑了中式的和西式的楼房，安装了发电机和自来水。校园中建有花亭，植有草坪；墙壁上施以绘画，书有格言。园门走廊，曲径通幽。办公室内有电灯电话，应时盆景。宿舍内有暖气设备、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纱窗布帘，并有工科制作的铁床。图书馆是雕梁画栋，吊灯台灯，有工科自制的钢铁书架，四足配有胶皮垫的新式座椅。教室中有玻璃黑板、石棉黑板和无尘黑板擦。实验室中有完备的进口仪器和药品。同学们的制服，夏天是哔叽，冬天是毛呢。上山旅行，也有三组乐队（军乐队、中国民乐队和西洋铜管乐队）做前导。教职员经常轮流请客，家中有的备有制造西洋糕点的烤箱和铁灶（工科出品）等。每届铭贤招生之际，省内文武官员函电交驰，保送学生，学校亦只有破格录取，故每届开学或放假之时，送接学生的小轿车络绎不绝。



1936年9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我进入铭贤中学不到两年。日本人入侵中国，在学生中引起巨大震动。大家群情激奋、纷纷停课，开声讨会，写板报，刷标语。在课下串联，时刻准备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校方则认为学生就要好好读书学习，打仗是军人的事。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现出来的是麻木、甚至对学生们提出的参加抗战的要求也是阻挠和反对。我们那时年轻，离开父母，进入中学，刚刚学到一些新知识，思想比较活跃，在校期间经进步教师和王大任等高中学长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便不顾校方三令五申不许我们参加校外抗日救亡活动的禁令，课后依然和进步学长和同班同学偷偷溜出校园，到乡村宣传抗日，到战地医院慰问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等进步活动。抗战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校方对我们这些所谓“扰乱”正常学习秩序的学生看管得也越来越紧。



后来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高中学长。他“十年动乱”中受到冲击、被关押，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先进带动中间，拖着落后分子，到处宣传抗日，出壁报、讲演、唱歌……在党的领导下，是起着先锋的桥梁作用的……那时，除了一伙同学外，别无任何亲故。大家为了抗日，为了革命，真是亲密无间啊！就在这样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进一步靠拢了党，找到了党，临上山（当时指吕梁山）时有人介绍我入党，上山后办了手续，我就从1937年11月初起，在党由秘密转入公开的过渡中，开始了新的生命。



“当时我们这些‘革命小将’，几乎人人都天天在唱，使我弃学从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誓死不做亡国奴’。国际的巨变，民族的危亡，党和毛主席武装斗争理论的感召，使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逐步走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行列。没有那样的时代，没有党和毛主席政策的指引，就没有我的前半生啊！跟着共产党抗日，是旧中国、旧社会一切处于‘十字路口’的人们抉择的路标！中学时代，毅然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到1937年春，在太谷铭贤临高中毕业，我加入了‘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此后，由于全面抗战迫近，原来想当水利工程专家，进而治理黄河、实业救国的梦想就自动破灭了，决意以‘热血为后盾，头颅打先锋，成功与失败，此心实未萌’作为自己的初衷，毅然投笔从戎了。”（见王大任著《长书远寄·追述战争年代》第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我的铭贤同班同学、后在外交部工作的柴金如也回忆说：“当时我们都只有十四、五岁，整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1937年夏，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我们低年级的同学就在民先、牺盟会的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带领下到农村去进行宣传，还到伤兵站去进行慰问。”（见《铭贤校友录》）



把我从学校招进山西新军“决死队”的穆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外文出版局副局长）说：“铭贤中学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时期‘四大家族’中的‘财神爷’、孔祥熙发迹前在自己家乡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有这位财神爷和美国人这两个有来头的后台，学校当局当然仗势欺人，从来不把山西的统治者，如阎锡山等放在眼里，平素对师生们的蛮横无理，更是不在话下。他们对学校师生思想的控制非常严，一直禁止师生们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曾有相当长的时间，虽然学校围墙外边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而学校围墙里边却依旧是冷冷清清，抗日救亡的春风很难吹进它的校门。”（见穆欣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漫记·二·一场严峻的考验》（内部资料）第15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二〇师战史编写办公室，1996年4月版）



我在铭贤中学学习生活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留给我的印象至深，可以说，虽然短暂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在这所学校里，我不仅遇到了像王大任、许志奋、郭达凯等这样的高年级学长，还有与我朝夕相处、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包括像我一样走上抗日前线的许多同窗，如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张树德等。吴克明先生回忆说：是时有男女同学多人，并未随校后撤，上山参加了游击队，其后均成了革命队伍里的骨干。学校迁至河南陕县后，鉴于流亡之不易，孔祥熙又不愿意支持，故对学校前途不抱乐观，除解聘一部分教职员外，并动员同学们有办法的各奔前程。是时有一部分同学由陕县东去开封，投奔了榷运局局长蒋守一（铭贤毕业生）参加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也有一部分同学西去西安转往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其后也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前前后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铭贤同学，为数甚多。



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思想上受伟大的爱国者邹韬奋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真理、寻求光明，摆脱资产阶级影响，坚决地、不断地转到工人阶级队伍里面的一面旗帜。韬奋先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良师益友。在铭贤，许多青年学生都受到韬奋先生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的深刻影响，是我们那一代人学习和崇拜的偶像。我就是韬奋先生《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的热心读者，我那时参加“民先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就是受韬奋先生为救国，不畏强暴和艰险的精神所影响，让我相信中国不会亡，日本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今天社会现实看，韬奋先生的崇高品质、优良思想、作风和事业的成就，以及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业绩，更应该是当代青年人的楷模。



我最初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能掌握一门技术的工程师，建设自己的家乡，为国出力。就像我的革命引路人、王大任同志那样，他原本是想做一名水利工程专家，去治理黄河，实业救国。由于日本人入侵，抗战爆发，使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理想都破灭了。对我影响大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范长江，一个是美国记者斯诺。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后来的《西行漫记》。现在很容易买到）两本书，我都认真读过，让我大开眼界。它们书打破了当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传播开来，影响巨大，也是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了全中国和全世界。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震撼世界的大新闻。这两部书还在学校进步同学间秘密传看，我受这两本书的影响，还专门在学校初高中年级主办的黑板报上积极投稿，虽然不长，也还稚嫩，但却挡不住我发表一些富有革命内容的言论，我用“微弱”的声音，鼓动同学们走出校园，积极参加校外的抗日救亡活动，用实际行动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当然，这些公开的、“微弱”的“言论”还是受到校方的注意。所以，解放后，铭贤同学聚在一起还总是夸赞我当年是如何地活泼、勇敢，如何地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进步活动……



当年，我的铭贤同学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文化训练。解放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不尽人意，使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受到歧视，甚至打击。但这些都没能让他们消沉，而是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比如山西工学院的张志僖，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潘续祖、中国外文局所属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著名英文翻译、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中方英文翻译之一的向立（孙金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薄冰（他的去世被国人用“五亿中国人的英语老师走了”这样无限惋惜、怀念的语词称颂他）等，只要说起来，都会让人刮目相看。



我1937年9、10月间参加“决死队”离开学校后的1938年春节后，学校也开始向西安迁移，这时我已经到了西安。没想到的是，当年西安“八办”的处长伍云甫（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还为在西安的“铭贤中学”的同学们做过《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形势报告。我觉得，在铭贤读书时受到的传统教育和文化熏陶，让我一生受用不尽，是师生们的师德、师道、师谊影响了我做人的一生。



铭贤是一个文化荟萃的熔炉。师生们虽然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度，却能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师生们享有信仰自由。校内既有基督教的团契（基督教新教的名词，译自英文fellowship。涵义是教徒之间的团结契合。有些教会用作教徒组织的名称，如妇女团契、青年团契等），也有国民党三青团的小组，甚至还有信仰共产主义的读书会。在学校壁报栏里，除了这些社团出的壁报，还有个别班级出的、面向农村社会的《民众周刊》。它们的版面一个比一个美观，内容也各具特色，吸引着同学们。遇有校内重大问题，常在壁报上掀起讨论，既自由地各抒己见，又绝不强加于人；在课堂上，我们既学习孔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也学习美国总统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sburgAddress）③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同学们的课外阅读亦丰富多彩，既有《易卜生童话集》，也有《三毛流浪记》；既有《茶花女》，也有《红楼梦》；既有《圣经》，也有《共产党宣言》。



当年我们这些铭贤少年学子在母校推行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的全方位高质量“素质教育”措施中，得到了全面发展，让我们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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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春霖：（生于1872年正月初三日——卒于1942年1月18日、腊月初二日）字润琴，直隶省（今河北省）肃宁县付佐乡北石宝村人；毕业于莲池书院，师古文学家吴汝纶；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成为中国清末最后一位甲辰科状元；曾留学日本习法政；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监督；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民国以后任袁世凯内史、徐世昌秘书；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后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自治筹办处处长等；一生淡泊，有民族气节，工书法，尤精小楷，于小学有独到见解；后因心脏病猝发，卒于北平智義伯大院8号，享年71岁，归葬在保定西郊清苑鲁岗村。



②榷运局：销盐区域办理盐务行政的机关。除河南叫督销局、新疆叫运销局、口北叫蒙盐局外，其他区域均叫榷运局。其设置地点、管辖区域、分等及经费由财政部决定。



③葛底斯堡演说：这篇举世闻名的演说，是林肯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1863．11．19）上发表的。葛底斯堡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场决定性的战役（1863．7．1，葛底斯堡战役）的战场。林肯的简短演说得到广泛的传诵，被公认为不朽的范文和杰出的散文诗。全文如下：



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建立了新的国家，它在争取自由中诞生，奉行人人生来平等这一信念。目前，我们正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国内战争，战争考验着我国或任何一个在自由中诞生并奉行上述信念的国家能否永存。今天我们在这场战争的一个大战场聚会，来把战争的一角奉献给为我们的国家的生存而捐躯的人们，作为他们的安息之地，这是应该做的事。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权将这块土地奉献给他们，我们不能使它增加光彩，成为圣地。正是那些活着的或牺牲的，曾经在此战斗的英雄们才使这块土地成为神圣之地，而我们则无力使之增减一分。我们在这里说过什么，世人不会注意，也不会长期记住，但英雄们的行动却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这更要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继承英雄们为之战斗并使之前进的未竟事业。我们要继续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事业献身，要更忠诚于先烈们为之献出了生命的事业。我们绝不能让先烈们的鲜血白流，要使我们这个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第四节、抗战烽火遍中华——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前后



我所生活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和山西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5年11月28日起，自毛泽东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至1937年6月25日《给何香凝的信》止，在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共发表、发出致国民党中央、中央政府、军队高级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御辱、共同抗日的宣言、文章、命令、通电、函件、公告、信件等共38件；在各种场合发表“关于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抗战”的讲话上百次，形成文字近15万字（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1～6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团结全体中国人民，以不怕牺牲、共赴国难、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至始至终站在抗击日寇斗争的最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抗战在即，人心惶惶，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危机一波又一波地不断冲击着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心，尤其是血气方刚、正义在身、不愿做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的青年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各种小道消息风传至社会各个角落，我们学校里的年轻人是得到和传播这种消息最快的地方。



在此之前，有关朱德、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挫败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也不断传到学校。毛泽东等许多红军高级将领号召全国人民抗战的只言片语，在学校进步同学中口耳相传的情景似在昨天。即使领袖们的讲话不完整，但基本精神仍然给予我们这些被深锁在校园里的进步青年以极大鼓舞，成为我们走出教室、冲出校门、步入社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武器。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是日，又致电北平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天津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保定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13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以上三条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页。出处见前）



14日，朱德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题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①，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648～649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8月1日，山西第一支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后经扩编改为纵队）即在太原成立，喜讯迅速传遍山西各地。新军初建时只有一个团，原来起名叫“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最后把它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



20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表《抗日人民红军留别西北同胞书》：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父老兄弟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的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乐日子。同时，（两位老总）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还发布《告抗日友军将士书》，指出：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地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659页。出处见前）



当时，有确切消息说，延安成立了红军大学（抗大和陕公），并刊登招生广告，急切地要求国统区和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去投考，同时保证免费入学，还承诺毕业后分配工作等优厚待遇等利好条件，无疑对我们向往到延安、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有着特别大的鼓动性和强烈的诱惑性。今天翻看、学习、对照已出版的领袖著作，对当年流传在我们中间的那些似有非有的、关于全国抗战的许多说法看得就更加清楚了。



朱老总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在延安说：红军正在积极准备抗战，这方面应在部队中继续动员。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要加紧培训干部，也要准备培训一些会打游击战的干部。中国军队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些讲话均编入《朱德年谱》新编本）



刘少奇在延安说：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限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末，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见《刘少奇选集·争取全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上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属于阎锡山领导的晋绥旧军在日寇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而由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盟会则在山西建起了“新军”。



9月13日，山西大同失陷。不久，八路军进入山西，使整个山西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15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总队在祁县宣告成立。



这时的山西全省，城乡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地救亡运动也得到广泛开展。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对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正好顺水推舟，以扩充自己的军队。当时全国的抗日形势异常严峻，武装斗争已成为全民族抗日的主要形式。



9月下旬，朱老总在山西五台县的台怀镇与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从五台去盂县的薄一波相遇。薄一波说：“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相当于一个团。我们准备在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朱老总说：“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681页。出处见前）



28日，决死队第二总队刚组建近半个月，就接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从太原发出的紧急命令，要求决死队第一、第二、第三总队赴太原设防，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保卫太原。其时，太原已经守不住了。后经薄一波和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与阎锡山商量，作出决定，先让决死队各部分力量开赴太行山和吕梁山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阎同意后，第二总队在赶往太原途中接到命令，并未进入太原城，只在城郊大南门外七府坟地区露宿了一个晚上，就由原路返回祁县驻地。



30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现应争取山西战局相当持久，使我军在山西创造根据地非常有利。并告：阎锡山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组织之新军，其中主要干部系同志。决死队有政治委员制度，政委权力很大。政纲为减租减息、减税减价。现已开始撤换旧县长，实现民主。（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681页。出处见前）



11月8日冬初夜9时许，太原失守。



13日，周恩来从山西临汾给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上说：太原既失，敌正长驱南进，晋局亦危。阎（锡山）留石口镇，隰县，集结其教导团、决死队、少先队，坚持吕梁山脉，不来临汾，胜则发展游击战争，败则退河西。（见《周恩来选集·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上卷，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决死队第二总队返回祁县没几天，其中的一大队继续向晋南的赵城和洪洞两县进发，路过太谷县的时候，就发生了铭贤中学校方不让我参加“决死队”一事。



我是1937年9月底10月初离开学校、参加决死队的，在决死队政治保卫队当队员，穆欣同志是我参加决死队的联系人和在决死队入党的介绍人（当时党员在秘密状态下没有预备期）。穆欣1937年5月在太谷军士一团政治部任政治干事，后到决死队第二总队四总队一大队任政治主任。他在后来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漫记》（内部军事史料）和《西线漫忆》（湖北人民出版社）（见上两书影）等几部书里都提到：经过当地党组织、牺盟会和我们军士一团里的政治工作人员、进步学员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加上敌机狂炸、敌人入侵的影响、广大师生（指铭贤中学。编者注）的抗日热情最终还是点燃起来，逐渐冒出熊熊火焰，有的师生自动参加了八路军或决死队。有一个年方16岁（应为15岁）的同学许善述报名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却被学校当局阻拦不让出校。总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同志知道了，行经太谷便到学校交涉。对方派出应付我们的是这个学校的军事教官。对方态度傲慢，继续阻挠学生参军，而且出言不逊，口口声声说：“我是军事委员会派来的！”逼得韩钧气愤地回答：“我是阎司令长官委派的！”别的同志见此情况，马上调一个小分队到校门口，对他采取包围的态势，对方本来就是“无理搅三分”，如今见此光景，只好低头认输，让那位同学随军南下……当地群众得知此事，好比吐出一口闷气，无不拍手称快。（1997年，《铭贤学校校史》中也载：“许善述、王国栋等学生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二纵（总）队’，奔赴抗日前线”。编者注）



当时，我随决死队二总队一大队从太谷出发，向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赵城、洪洞进发，徒步走了六七天，是一次相当艰苦的远征，腿都走肿了。“决死队”中许多队员都是年轻人，像我就更小，中学没有毕业，只有15岁，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吃过这么大的苦头。这次行军锻炼也为我以后到延安和在敌后长途跋涉、奔袭打仗奠定了基础。



战争年代，行军打仗、腿上打着绑腿（布带）到处奔袭都靠两条腿。我走路快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一般人论脚力走不过我。年轻时不觉得，我的腿伤也是那个时候落下的。解放后，单位组织运动会时的竞走比赛，我都是第一名。到晚年腿肿，一按一个坑儿，这个病痛一直困扰了我几十年。



二总队队部和一大队驻扎在同蒲铁路沿线的赵城和洪洞。部队到达驻地之后，我参加了二总队在赵城成立的学生队并接受一些军政训练，主要是军事课程：如《内务条例》、《步兵操练》、《射击教范》和《游击战争》等；政治课程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日寇侵华史》和时事政策等。空闲时大家就到县城和乡村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讲演，阐明“抗日救国，拥护统一战线，铲除汉奸，改善民生，实现民主”的政治纲领，积极协同当地牺盟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劣绅、反奸商的斗争，推行民主运动，改选村长，反对“主张公道团”的阻碍和破坏，维护抗日秩序，清除匪特，收容蒋军溃兵，组织地方武装，扩大决死队，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政府，搞得轰轰烈烈，很快摧垮了反动的“主张公道团”，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发动了群众，组织了武装，部队也得到迅猛发展。



当时担任决死队各级军事指挥员的基本上还是阎锡山以前旧晋绥军留下的。许多人身上依然保留着旧军阀吃喝嫖赌的恶习。因为决死二总队成立不久，处在秘密状态下的党组织还无暇顾及、处理这些事情，以至后来发展得更为严重。如：吃“空名字”（造假名字多领军饷）问题；原来留下的反共分子；有的甚至在部队里组织秘密团体，商谈对付新参加进部队的党政工作人员的办法；以致还发生了假传命令，带战士投降日伪部队的；更有阎那边潜伏下来的特务，利用当时部队人员的复杂性，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等等。记得有一次，我在政训之余，随穆欣同志到他的“办公室”去玩，见到窗台上有些书籍和宣传品，就顺手翻看起来，这时恰好有一个人进来，看见我在翻看这些东西，就开始大声训斥我，让我很吃惊，也极度反感。穆欣告诉我说，这是原阎部里的旧军官，都是这德行。我没想到决死队里居然还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军人，军阀作风让我非常不适应。



穆欣后来说：阎军队中的恶劣作风“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给部队的改造工作造成严重的困难。为了排除这种困难和阻碍，就得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反动旧军官的斗争。在当时的新旧斗争中，旧派的顽固反共分子竭力想控制和破坏新军，企图改变新军的性质，甚至吞并新军；而我们党则全力地巩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抵制和反对旧派的各种破坏活动，首先是逐步地清除和改造内部的旧军官，这在当时是有极重要意义的。”（见穆欣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漫记》，第158～15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20师战史》编写办公室，1996年4月版。内部资料）



1937年10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若干问题》讲话。其中提到：“一（实为第二）、必须改善对士兵的待遇，禁止打骂虐待士兵，废除肉刑，实现长官与士兵平等。因为游击战争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士兵已不是为了找饭吃、赚几元钱，而是为了抗日救国来当兵。他们是光荣的。因此，士兵就不能再受打骂与虐待，让别人把他们不当作人看待。一个抗日部队如果继续保留过去军阀主义的一切恶习，这个部队逃亡的必然很多，没有人愿意到这个部队当兵，这个部队也不能高度发扬士兵的英勇精神与敌人作战。这样的部队终究是不能胜利甚至不能生存的。二（实为第三）、必须实行部队的经济公开，并有士兵举人管理监督经济。这样，士兵才能在给养困难的条件下不生怨恨，才能剔除坏人中饱。”（见《刘少奇选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若干问题》第87页。出处见前）



那段时间，因为战乱和离开学校，有规律的生活和温馨的学习环境被打乱，再回学校已经不可能了。决死队里的卫生条件极差，我得了疥疮，心里既苦闷，又不知所措。



我随“决死队”南下后，思想斗争激烈，心里很矛盾。我不到15岁，远离父母，就这么跟着决死队进山打鬼子心里没底，这是其一；其二，我下决心离开决死队，不是对革命失去信心。除了上面那些原因外，还是想到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人歧视人的延安抗大去，既能上学读书，又能到真正打鬼子的地方，也算实现了自己参加抗战的决心和愿望。



我在那样的环境里，可以说一天也待不下去。我除了厌恶旧军队中的军阀作风等诸多不平等现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决死队里的党组织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开始举行各种活动，引起了阎锡山的警觉和不满，由此影响到我党此前与阎达成的共同抗日的统战协议。为了与阎搞好统战工作，决死队里的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只好把原来公开的党组织临时解散，许多公开身份的党的负责干部被调离，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这一举动让我们许多不知就里的年轻党员感到茫然，无法适应，许多人纷纷离开决死队，甚至不辞而别，有的重新出去寻找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参加抗战。我也是那时离开决死队的。



薄一波当年“在决死队一纵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决死队生存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时，也提到：一、临汾失陷后，反动军官阴谋企图把决死队完全牺牲了，想指挥当时的学员打硬仗。二、决死队曾经一度解散党的组织，革命分子大批逃到八路军去。这一时期因其他纵队有的党的组织被阎锡山发现，为了更加慎重避免意外发生，决定临时停止党的活动，争取阎锡山对我信任，这时有的同志与热情青年不了解其意义，痛哭流涕，而逃亡者络绎不绝，直至提出三大任务与苦口解释，这一危机方算结束。（见《牺盟会和决死队》第29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恰巧，11月以后，我父亲承包的改造（北）同蒲铁路的工作完成，路过太谷打听到我随决死队到了赵成，就赶到赵城来找我。我向穆欣和决死队领导说明情况并请了假，理由是回家治病，就离开决死队。



结果，日本人占领太原后继续南侵，我的一家人也随之逃难至晋南的安邑（今天的夏县，离陕西不远），听说决死队二总队也离开赵城，开赴晋西北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山西，乃至华北的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我想回决死队已成为不可能。



据此，我离开决死队到最后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四月间）到陕公学习，大概有半年时间。也就是说，我与决死队失去联系。在我随家人逃难和治病这段时间，抗战的形势把全中国人民都紧急动员起来，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到普通百姓，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绝不再袖手旁观，束手就擒。大街上不断有一些青年人手举标语旗，喊口号，号召人们参加八路军，投身到抗日最前线去，与日寇做最后的、殊死的战斗。



1938年春节前后，朱老总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文章说：“抗日游击战争，这已经是传遍全国的一个新名词。有不少的人在议论它、研究它。书局里出版了许多书籍论述这个问题。许多爱国人士、民族英雄，已经把它付之实践。人民不愿做亡国奴，抗日游击队就在这中间形成起来。它包含着各种抗日的社会成分，得到全体同胞的拥护。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敌人……抗日游击队的本身，就是民族英雄、爱国志士的集团，也是他们训练自己的场所。”（见《朱德选集·论抗日游击战争》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特别是朱老总说“参加抗战的人就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这句话，让我下决心春节过后一定到延安去，不能再待在家里了。只有参加抗战，我们这些年轻人才有出路，我们民族才有出路。我病愈之后，天气开始转暖，在父亲的帮助下，我重又踏上抗战的征途，汇入到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抗战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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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外蒙：指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原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②穆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第五节、抗战期间知青奔赴延安知多少



旧社会的年轻人要想上大学，谈何容易，光是学费一项就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担的。特别是住在偏远省市、山区的青年人，假如被燕京、清华大学录取了，光是路费就让困难家庭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应该说，抗战期间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战，主要集中在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这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到底有多少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的学校？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这些当年到延安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直至老年后都在讨论的问题。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和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如负责这类档案的同志因工作调动和组织机构调整、合并等，都会对这类档案的缺失造成致命的损毁和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现有的历史档案很难说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但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是在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里到延安是可以肯定的。而到底去了多少人，除了西安“八办”统计的近万余人之外，从各个路径进入延安的，也不在少数。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些人相继参加、组织了各种协会、联谊会。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一定有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做一个粗浅的解释，算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因为有史料可以证明，所以，说起来有点根据，也算是我们当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那一代人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当年延安各学校招生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真心实意地招收全国革命青年到根据地的各类“革命大学”学习知识、并成为抗战队伍中的一员，上前线打鬼子，这是最得人心的地方。所以“抗大”等大学贴出的入学条件能让全中国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向往她、奔赴她。这只是个中一个小小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不做亡国奴，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个总司令部就设在延安。



据《张闻天年谱》载：大约1937年12月底，张闻天就联络毛泽东、康生、陈云联合署名，致电罗炳辉、董必武、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说：“南方学生来此甚少，望改变方法，不必举行考试，亦不必要介绍信。通知武汉、南昌、安庆、广州、福州、贵阳、昆明、河南（四川不在内。因中央就在陕西，所以没提西安）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部、左翼团体、左翼同情者向外放出空气，凡纯洁、坚决、吃苦劳动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自动北来入学。并告以如陇海路断，由西汉公路步行来。如西安不守，绕道陕南、陕甘边、正宁、宁县到庆阳（找八路军）。如武汉不守，走四川来。如路上有人拦阻则绕过之步行。又说：此种自由来学办法，当然会混入一些坏分子，但抗大第三大队七百学生中（均自由来此）仅三十个坏分子，不足二十分之一，故不足虑。并告以保障入学，来此不拒，一律收容。学习时间三个月至六个月。毕业后工作可自由选择。愿回家者，路费由学校发给。”（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年》上册，第53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



早在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曾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谈话时，就“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话题，说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在千方百计地拉拢和改变着部分青年人参加抗战的热潮，希望北方的青年人应该提高警惕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提醒青年人要站稳立场、认清资产阶级（时指敌对方）的本质。毛泽东说：“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503～5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事实是，有志青年最终要到达延安，必须由当地党组织介绍，或有名望的个人担保，再由八路军驻武汉、桂林、重庆、西安等地办事处，负责组织文化考试和政治审查，这些招生机构形成一个基本上能够覆盖全国各地，并通过西安“八办”的物色、调配、组织、招揽、吸收、输送人才的交通网络。应该说，奔赴延安的人都是经过这个网络初审合格的，否则很难进入延安。其实，对去延安的人员进行文化考试在次，政治审查是主要的，关键是防止敌特分子乘机混进延安，造成无法想象的损失。由于这个原因，当年的政审查工作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同样给招生工作带来一些损失。



陈云当年著文强调：“有些同志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不加分析，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见《陈云文选·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第114～11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



抗战期间到底有多少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战？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记录了1943年12月22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和周恩来两同志对这一问题比较可信的看法。胡乔木说：“弼时同志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止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三万人，主要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三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因此，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他们是为了革命到延安的。”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胡乔木同志回忆任弼时和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至少说明四个问题：一是澄清、肯定了革命青年到延安的基本人数；二是绝大部分革命青年到延安的时间段。三是充分肯定了绝大多数革命青年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才齐聚延安参加抗战的历史史实；四是批评了有人利用延安整风搞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以上四点毋庸质疑。



可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世界，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的反独裁、反妥协、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历史潮流，是革命的时代，是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不愿做亡国奴的愿望和心声。爱国青年，进步人士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的决心和勇气是发自内心的。他们像一颗颗晶莹的水珠，汇集到延安，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就是这股浪潮，冲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幻梦。就是这股浪潮，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迎接着即将到来的红彤彤的新世界。当年那些晶莹的“水珠”，有的早已血染疆场，未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而我们这些幸存者，如今也都进入暮年、垂垂老矣。我们这些过来人和后辈晚生只有继承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把它们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才是我们活着的人应尽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所以说，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应该是40000余人。



第二章



第一节、父亲送我到西安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开始，毛泽东在延安一再告诉设在全国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不论地域、民族、文化、性别和年龄，只要“‘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一年以后的1938年7月8日，抗战形势更加严峻，（日本侵略者7月初已占领太湖、望江和鄱阳湖以东长江沿岸地区，开始进攻武汉）招收年轻人、知识青年加入抗战队伍也迫在眉睫。抗大政治委员毛泽东与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解放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又联合电告：“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六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抗战以来，南北运输大动脉、平汉铁路既要运送兵员到前方，又要把前方的伤病员运送下来，遇上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火车必须停下，车上的人也都要下车，就地隐蔽，等敌机过后，再上车。如果铁轨、路基被毁，火车只能停开，什么时候故障排除了，什么时候火车才能启动。从东三省、华北各地向南去的难民把一列列火车上的各个角落挤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简直无立锥之地，连车头、车顶、车门处都扒满了人。到后方去的所有车辆、道路被逃难的人和从前方送下来的伤员拥塞着，战争阴影笼罩着混乱的人群。远离战火、拼死逃命的恐怖气氛凝固在人们心里、弥漫在空气中。



1937年，我父亲34岁，正值盛年，一直在同蒲铁路总指挥部包工组干活（改造从大同至灵石段之北同蒲铁路窄轨）。我离开“决死队”，是这年的11月份。我随父亲回到家中养病一直到第二年（1938年）的四月底，天气已经转暖，我一直坚持要到陕西延安去读“抗大”、参加抗战的决心没有变。家人怕我太小，一人走这么远的路、又是战乱的环境，不放心，父亲因为有在同蒲铁路（因战乱，同蒲铁路总指挥部已迁至西安）上的关系，决定由他陪我到西安去。



从安邑（今属夏县）到西安有千八百里地，我与父亲从夏县出发，自己背着行李，父亲帮我提着小皮箱，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其他的东西只有一个小相机和一本世界语课本。一路上出运城、过解州、进永济，乘火车、坐汽车，特别是从解州、永济、风陵渡的公路和铁路均遭日本人的飞机炸毁，火车无法前行，我们只能下车改道步行。实在走不了，就找一家大车店住下，第二天再走。



抗战爆发以后，山西大部地区相继沦陷。1938年2月，侵略山西的日军一路（第二十师团），为了配合其他路敌寇沿津浦、平汉铁路南进，于2月17日沿同蒲铁路及其西侧向南进犯；同时，沿平汉路南进的日军一路（第十四、第一〇八师团）西进侵占山西长治后又迂回临汾。结果，两路敌军于2月底攻陷晋南重镇临汾后，遂即沿同蒲路南下。聚集在晋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纷纷退到黄河对岸陕西的潼关。致使日军席卷晋南各地，迅速占领军事要地风陵渡。从此以后，潼关即处在日军炮火的威逼之下，不时遭到敌人的炮击和敌机的轰炸。



我和父亲到达黄河渡口风陵渡时，渡口已有日本人和治安军把守，盘查来往人员。渡口周边人满为患，到处是或躺或卧或挤来挤去的难逃的人们。所有要到西安，或经西安到南方去的，都必须过黄河，而风陵渡就是人们从山西过黄河进陕西（西安）的最佳路线。父亲带着我穿过人群，挤到渡口，拿出自己在同蒲铁路工作时的证件，交了钱，多少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我和父亲在渡口没等多少时间，就上了船。不一会儿，渡船就到了黄河对岸，船老大呼喊着让大家快点下船，船上的人群都蜂拥着，踏着颤悠悠的搭船板下了船，之后各奔东西。



我和父亲渡过黄河，上岸便是陕西境内的潼关。



潼关是我国历史上一座著名的雄关。“潼”之本意同“冲”，是“冲激”之意。《水经注·河水》条载：“河（指黄河）在关内（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也称关中），南流潼激关山（关隘山川，指险地），因谓之潼关。”潼关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水的合流处。它北临黄河，南依秦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向被人们称作是“三省之门户”。它与河南省灵宝县境内的函谷关（传说是老子当年出关的地方），同为形势险固和战略地位重要的雄关，为历代兵家争夺之地。据史书载，历史上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著名大战有20多次。如秦末的刘邦与秦军、三国时代的曹操与马超、唐朝的哥舒翰与安禄山，以及明末的李自成等，都曾经在潼关打过仗。因此，潼关屡遭战祸，潼关的城关（即潼关城中心）一再毁于战火，在这里居住的老百姓受尽兵连祸结的痛苦。



唐朝大将哥舒翰与安禄山在潼关进行大战之后不久，大诗人杜甫，途经这里，看到被战争毁坏的凄惨景象，写下了《潼关吏》这首著名的诗篇：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

哀哉桃木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这首诗写的是：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进犯潼关，唐玄宗命哥舒翰领兵平叛。而哥舒翰则主张闭关坚守，郭子仪、李光弼等亦以为然。玄宗听信杨国忠之言，再三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杀敌。哥舒翰不得已出兵接战，结果大败，士卒死于黄河者数万人。此后，安禄山的军队攻破潼关，直取长安。玄宗仓皇出逃，避难入蜀。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的军队，步骑六十万，为安庆绪、史思明败于相州（安阳）。郭子仪率残余军队退保洛阳。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洛阳形势紧张，杜甫就西行回华州（当时杜甫已降官为华州司功参军）。他路经潼关，看到兵士正在修复潼关城，以防备安、史军队的进攻。杜甫就写了这首著名的《潼关吏》，希望守关军将，不要再犯哥舒翰的错误，还是以闭关坚守，保卫西京（长安）为上策。此诗与《新安吏》、《石壕吏》合称为杜甫著名的“三吏”诗篇。



我和父亲进入潼关城时，车站已经没有火车能按时进出。我们只好在潼关城里住下。这时候，我们见到的潼关城楼已变得千疮百孔、歪歪斜斜，看着随时都有坍塌下来的危险。几乎所有建筑物都变成一堆瓦砾。城里因怕敌人打炮，白天是不许人们随意进出潼关城的，只有到夜里才能从城里的废墟处通过。我和父亲在破败的城里找了一处小旅店住下，只等有到西安的火车时再走。



天黑下来后，我闷在小旅店里实在难受，就同许多等火车的人一起，走出旅店，穿过城中废墟，快速跑到潼关城背后的小山坡上，在月光的照耀下，影影绰绰能看见潼关全城的大概“轮廓”（几乎没有灯光，也没有一处完整像样的建筑，就像1976年大地震后的唐山城），不远处的火车站有几豆闪烁的光亮，而它周围的房屋则没有一处是完整的。



潼关在华山脚下，是进入西安的必经之路，也是南北气候的分水岭，早晚温差很大。有火车来往时，不是运送兵员，就是运送物资，就是不拉人。即使有人在车上，也多是扒在车厢外面或车顶上。父亲提前找到车站站长说明情况，也无济于事。总之，我和父亲一路乘车、等车七绕八拐，过华山，进滑县，到渭南，再到临潼（今天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院所在地），已经是十几天以后的事了，火车快到西安古城时，大家心里看到了希望，人也开始躁动起来，人们脸上一路上的愁容变成了笑容，最后火车缓慢地进入西安古城车站。出了站台，不大、脏乱的火车站广场上站满了拉人的各种车辆，有人力手推车、三轮车和大马车，最普通、最便宜的就是人力手推车。经打问，我和父亲雇了一辆手推车，农村人摸样的脚力推着我、父亲和行李，不一会儿就来到离西安火车站不远的北新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这时已是5月中下旬了。我们从山西来到陕西西安古城，路虽不远，一走竟也近一个月。



第二节、西安“八办”



一、革命青年的领航灯



西安“八办”是引领我进入陕甘宁边区、走进延安、走上抗日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所在地，名叫“七贤庄”，始建于1934年冬，1936年春落成。它由10座建筑风格大致相同的庭院、由西向东排列组成，借中国古时晋朝“竹林七贤”美传，由西安知名人士成柏仁先生题书“七贤庄”雅名，镶嵌于庄首门楼之上。



七贤庄占地13600平方米。当年办事处只占一、三、四、七号院，面积为5068平方米。1956年党和政府在此开始筹建纪念馆，1959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1979年4月，叶剑英元帅为“七贤庄”题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馆名。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纪念馆现存三级以上文物80件，一般文物379件，珍贵资料525件，回忆录623篇，照片3000余张。



在其“525件珍贵资料”中，有一份登记在册、途经“八办”、前往延安的过往人员名单，名单中记载了我和几位延安抗大老战友的名字，如诗人李季、农业问题专家吴象、广东体委主任陈远高、文迅等。说明他们是与我相隔时间不长来到西安“八办”的。



1936年初，党中央为了解决陕北红军奇缺的卫生器材和药品供应，指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地设法购买。为了将分散、零星购买到的卫生器材和药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收货人和接收地点。从地理位置上讲，西安是最适当的接受点。但收货人呢？依靠任何公开的朋友都不妥当。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自己的秘密机关——开设一家医院进行掩护。几经磋商，最后选定了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介绍的德国朋友海伯特。海伯特是德共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希特勒驱逐出境，受德国党组织委派来到我国上海帮助我党工作。海伯特同志听说让他为陕北苏区运送卫生器材和药品进行掩护，满口答应了。于是，1936年春夏之交，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医院”在西安市内的七贤庄一号“开张营业了”。



“西安事变”之前“海伯特牙科医院”为我陕北苏区转运了大量的卫生器材和药品，还转送了我党一批干部去陕北和全国各地，并在七贤庄院里的地下室安置了一个大功率无线电台，专门转播新华社新闻，对全国各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七贤庄一号即由秘密状态的地下转运站变成半公开状态的“红军联络处”，在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起工作。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和不断斗争、协商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建立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这时，设在七贤庄一号的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也由一个临时性的联络机构正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的常设办事机构。尽管我党在西安的常设办事机构没有被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但却得到了东北军、西北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他们把办事处看成是红军的象征，看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象征。



为了表示我党团结抗战的诚意，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主席团根据协定于1937年7月18日发布命令，命令红军和游击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序列，统一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于是，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设立了办事处，在七贤庄一号院门外挂起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也于同时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8月25日，在朱德、彭德怀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门口又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由于这个办事处设在西安，人们也都习惯地称它为“西办”，（后称“八办”）。常驻这里的中共中央代表先后为林伯渠和董必武同志。



“八办”的成立，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初步胜利的一个显著标志。由于西安处在延安（我党中央所在地）和重庆（国民党中央所在地）中端的特殊位置，“八办”所担负的任务就显得异常繁重而艰巨。“八办”不仅是我党我军在国统区创建最早的办事机构，也是为时最长的办事机构。从1936年至1946年间的漫长岁月中，“八办”在开展民族统一战线、输送爱国进步青年去延安，领取、采购、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以及掩护和接转党的干部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只要熟知历史情况的人们一提到“七贤庄”这个名字，都会感到亲切和崇敬，在他们心目中，“七贤庄”就是革命的象征，就是革命的同义语。



由于国共合作的形势较好，到西安“八办”要求去延安的人特别多。



二、周恩来的讲话亲切而富有感召力



1937年12月31日，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周恩来就日本侵略者向中国腹地进攻的严峻形势，在武汉大学面对广大师生发表了鼓舞全校师生和民众的演讲。演讲中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日青年运动的性质”。周恩来说：



“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



“如今我们青年在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然而我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样的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我们青年不仅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



“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



第二个问题是：“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周恩来说：



“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



“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组织。我们得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动，去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必经的交通线，至少也得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活动不易。



“第三，到乡村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城乡。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什么一回事……



“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不能让华东、华南像东北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省1955年撤销，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二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



“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地展开。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我们要各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地方，去发扬我们自己的长处，去学习，去工作。



“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抛弃以往的学习，而是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去发扬光大，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去把知识活用。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着最光荣的传统。今天，我们青年面对着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



“我们去工作，我们要克服任何的困难，我们要解除任何的疑团，我们是勇敢的，沉毅的，艰苦的，深刻的……我们是抗战的支柱。



“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远大的。



“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这篇演讲最早刊登在武汉《战地青年》第一期上（几十年后，这篇演讲中的第二、第三两部分，发表在《周恩来选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上卷，第88～9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演讲刊出后，给予大战在即的武汉国统区各界和抗战大后方的青年人以极大的鼓舞，且引起巨大反响，为国统区和大后方的青年人指明了今后要努力去做、努力奋斗的方向，以及未来青年人所能看到的自己和国家的光明前途。



三、党中央为我们参加抗战敞开大门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做亡国奴”、“到延安去！”曾是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革命理想和心灵诉求。为了使进步青年能够有序地奔赴延安，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供了诸多方便。



毛泽东于1938年3月14日指示，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说，不要害怕混入坏人，要求全国各地多招收些青年人。加之不久党中央又放宽了对到延安参加抗战求学的年轻人的审查尺度，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西安“八办”的接待工作变得更加繁忙和紧迫，甚至办事处处长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大门口做接待工作。当时从全国各地到西安“八办”要求去延安的所有各类人员几乎踏破了“八办”的门坎。



四、“八办”接待革命青年应接不暇



据“八办”史料载：大约有两万多人经此处进出延安。过往人员中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二是八路军、新四军调防的指战员、“抗大”等校毕业到敌后去工作的同志；三是国内知名人士和外国友人；四是爱国的、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



在这期间，“八办”接待最多的就是爱国青年。他们为报效中华、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排除千阻万难，从海外、从沦陷区、从大后方来到西安，要求“八办”介绍他们前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了保证这些青年人能顺利去延安，“八办”秘书科于1937年初设立了学生股，熊天荆、布凤友、罗成君、王邦屏等负责接待工作。投考延安学校的青年学生来源主要有以下七种情况：



一是由南京、武汉、重庆、洛阳等地八路军或新四军办事处介绍来的；



二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由陕、川、豫等地地下党组织选派来的；



三是由各地党的主要负责人介绍来的；



四是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李公朴、邹韬奋等）引荐的；



五是当地救亡组织、群众团体推荐的；



六是一些地方友军选送的；



七是什么介绍信都没有，自发投考，自己跑来要去延安的。



在这些投考延安学校的学生中有放弃事业而去的，也有老师带着学生集体前往的；有泪别新婚妻子、父母的，也有带着妻子、孩子一同前来的；更有兄弟姐妹共同前往的；有穷学生图翻身解放的，也有富学生背叛家庭寻求真理的。这些人当中不包括从其他路径进入延安的。需要说明的是：凡是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而又想通过“八办”自行投考延安学校的人，都先暂时安排到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学习（校址在距西安90华里处的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此地离延安还有700余里），待鉴别真实身份后再决定分配去向。



1937年11月24日，“八办”处长伍云甫在致中共中央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关于西安办事处工作情况”的信上说：



“截至今天止我在西安办事处工作已经两个月零十几天了。……现在还有离不开的琐碎事缠在身上，我想长此下去，有抓住小的失了大的危险，事实上我是在做了秘书工作，自己不做又无人做……



“最近投考陕北公学和训练班的非常之多，每天总有十数起来打探消息，并且问题非常之多，也有要求车送的，也有从很远的地方跑到此地，连旅费和吃饭的问题也要求替他解决的，从天亮起一直缠到夜深止，连我自己一共有3个会客的还是应接不暇（在中午时候）。如果抗大或训练班继续招考的话请派一得力干部来主持，不然会妨害我们其它（他）的工作。一个党务秘书和文牍实在需要，不然我实在支持不住，我不是故作危词。”（见《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第37～3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版）





党中央采纳了伍云甫的建议，同意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招生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成立后，到延安学习的青年人就有了正式的通行证。当年朱德总司令在“八办”亲切会见前往延安的青年时，就曾勉励他们“学好本领，上前方来”，成为这批去延安参加学习的年轻人一生的荣耀。



1938年4月，“抗大”派来了柏克、鲁明；“陕公”派来了张涛；安吴堡青训班也派了人来，一起协助“八办”共同办理招生各项事宜。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西青救宣传部长胡乔木等常住平民巷5号院，亲自指导招生工作；1938年“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1955年被授予大将衔）也亲自到西安招生，迎走了200多人去延安学习。在“八办”，每周都要召开“迎接新学员，欢送毕业生”的晚会，“再见吧，相会在前线”的歌声天天都能听到。



革命青年经西安去延安形成了一股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据1938年前4个月统计，经“八办”而去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而这年的5月至8月，3个月里又向延安输送了801人。1938年下半年“八办”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延安学生总数将近万余，差不多完全经过西安。”



五、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先决条件



西安是从外面到延安的必经之地，凡是外界来的，都要经过西安“八办”的介绍，才能到陕北去。到“八办”要求去延安的人员非常多，有政界、新闻记者、教授、学生群众等。据“八办”史料载：这些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抱着很大的热诚，对八路军表示十分的同情和爱戴，这些人跋涉长途，要到延安去参观学习，这不仅限于青年学生，就是中外记者也是这样。



第二类人是带着侦察的目的而来，他们虽未必存在着恶意，但我们却不能不对他们提高警觉性。



第三类人是有破坏作用的，他们受汉奸、托匪①的利用，专以破坏离间为目的，但这种人的数目，只占了少数……



“八办”的工作人员对以上三种人采取的方式是：对那些诚心跟我们合作，对我们表示同情的人，自然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对那些不十分顽固、又能认识错误的人，还是要用说服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而对汉奸、托匪则要采取严肃的手段，揭破他们的阴谋，防止危害事情的发生。关于青年学生到延安投考学校的“资格守则“上规定：



1、思想纯洁，自愿为抗日事业奋斗的人；



2、体格健康，无肺病、花柳病等传染病者；



3、能过艰苦生活；



4、来历清楚有救亡团体或负责者的介绍信。



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者则不能投考：



1、过去参加革命或曾加入共产党而继后叛变；



2、因在行政机关或抗日军队中服务未得所属负责人之准许而自己来要求入学者，为了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误会不准投考。



六、去抗大还是去陕公取决于个人的主客观条件



至于如何分配要求去抗大、陕公两校的学生，“八办”的做法是：一方面从双方谈话里听取学生的意见，另一方面根据学生的体格、意志决定他入哪个学校合适些，一般入抗大的条件比较严格。另外在艺术上，如对音乐、歌咏、话剧、图画、木刻等，有特殊才能或创造性的，则介绍到鲁迅艺术学院。有资料显示：



自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近10个月的招生工作中，“八办”是根据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紧张的工作中，严格办理，并完成了招生的任务。比如，大家每次接到通知招生的指示，一定按照规定的数额和时间，迅速完成。在停止招生期间，则耐心说服投考的人可以先到安吴堡的青训班去学习。



七、露宿“革命公园”



在招生期间，“八办”的工作人员尽量替投考的学生们考虑，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很多青年流亡到西安或中途因战争耽搁、旅费告罄，一到西安，食宿路费，全成问题。经工作人员详细考查，的确是困难的时候，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形下，不仅扩充了一处招待所，解决了他们的生活，还补助他们必要的路费，有的女同志或身体羸（léi，音雷，意为瘦）弱的，还予以乘车的便利，送他们前往目的地。



自国民党政府同意与共产党合作以来，虽然表面上合作，背地里却一直以“限共”，甚至“反共”为基本对策。比如，当时不足50万人口的西安城，国民党特务就有4500多人，特务据点在西安城内有40多处，安置在“八办”周围的竟有20多处。国民党在西安的党、政、军、宪、警、特、路（陇海铁路）等机关的特务头子每周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而讨论最多、提出最需要严加防范的就是“八办”。



用当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中统特务头子郭紫峻和西安行营调查科科长、军统特务头子张毅夫（又名张严佛）等人的话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中共在西安进行活动的公开掩护机关，也是情报机关和指挥机关，我们必须严密监视。”“只要你们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所有来往的人，严密地监视住，就一定可以从这些人中发现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组织”。



我和父亲到达西安“八办”时，已是5月中下旬。而全国各地到“八办”的各类人员也迅速增多，“八办”大有应接不暇之虞。我到达“八办”后，首先在会客室进行登记，再约定时间个别谈话。然后，工作人员领着我和同时到达的年轻人到附近的饭馆吃饭，父亲则另外自己吃。



七贤庄是一组青砖结构的四合院，有月亮门将几座四合院横相贯通，出入在一个统一的大门，周围的墙壁上写着几条坚决拥护抗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标语，充满着战时的气息。大门口出入的人川流不息，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办事处里没有让大家住下的地方。临别时，工作人员叮嘱说：“你们刚来乍到，先不要随便上街，‘八办’门口和街上很不安全，你们别看那些擦皮鞋的，摆烟摊、卖水果的，拉车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的特务暗探，专门干绑架和逮捕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事，阻止你们去延安。所以大家的行动要格外小心。”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西安人生地不熟，听了办事处同志的忠告，就更不敢离“八办”太远，怕出事。也不敢住旅店，因为那里有国民党特务、便衣破坏捣乱。幸好办事处的同志在附近的革命公园内设立了临时住宿点，解决了我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人的住宿问题。当我们到了公园里，见到的却是，能遮风避雨的住宿点内的走道上和公园里的露天小亭子里早就住满了人，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城里人住的地震棚一样，拥挤而脏乱。



我让父亲在街上住小旅店，我住公园，约好第二天在“八办”门前见。我与父亲分开住，第一表示我长大了，出门在外，可以不依靠家人，独立生活；第二，我有不怕吃苦的精神，可以到延安去参加打鬼子，为国效力。父亲找了附近一家小旅店住下，我和一些远道来的年轻人住在革命公园里的临时宿舍和亭子周边，包括砖铺的小道上。我与几个年轻人在一处僻静处就地打开铺盖卷，开始休息、过夜。



夏季的西安，夜里睡觉并无多少暖意。当时等待到延安的青年人很多，大家基本上都住在距办事处不远处的革命公园内。也有青年人住在“八办”附近的小旅馆里。在等待审查的日子里，虽然公园里的条件艰苦、环境脏乱，但我毕竟来到了西安。离自己报考“抗大”、用实际行动参加抗战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我躺在公园内的石板路上，望着蓝蓝的天，我忽然觉得，我虽然还不到16岁，可到了“八办”后，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胳膊腿有了力气，浑身充满了阳刚之气。真实地感到自己好像已经融进了延安抗大充满同志、战友情的氛围里，心里暖暖的、甜甜的。想着想着，精神放松下来了，才真的感觉累了，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到处都不舒服，辗转反侧，哪儿都不想去，就想这么躺着，连吃饭都觉得是负担，这一晚，睡觉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心里特别踏实。



革命公园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冯玉祥将军率国民联军击退军阀刘镇华，结束“围城”后，以“满城”废墟遗址建造的。园内建筑两座大冢，掩埋刘镇华“围城”时死难的军民尸骸2743具（有文字说是3043具）。公园内除广植松柏杨槐等树木外，以地势凿建池沼，并将相传为唐代兴庆宫遗物之太湖石移入。拆迁华阴庙里的清贡院明远楼复建在园中，命名为“革命亭”。又建忠烈祠以纪念北伐革命先烈。“革命”一词古义为：“变革天命”。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中国所有公园以“革命”二字命名的仅此一座。“革命公园”内有两座万人冢：一座男冢，在左、在西；一座女冢，在右、在东。



1926年，河南匪首刘镇华为给北京军阀吴佩孚、东北军阀张作霖、山西军阀阎锡山扩大地盘，在三股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阎锡山放血、每天支援百车军火），纠集、率领10万武装土匪镇嵩军杀向西安。



西安城内只有李云龙和李虎臣的四个团、卫定一的两个团和杨虎城的三个旅，人称“二虎守城”，总计军人不过万余，守城八个月。后得于右任奔走，找到冯玉祥。冯遂率众军五原誓师，为西安军民解除了围城之困。西安军民被围八个多月，共计240多天。刘镇华派人放火烧掉城外10万亩麦田，强征民夫在城外周围挖掘了一条3公里宽的断绝沟，使城中军民与外界无法联系，企图迫使城中军民投降。当时被围的西安城内军民百姓将所有能吃的、不能吃的，如老鼠、麻雀、糠麸、树皮、油渣、酒糟、野菜，药铺里的药材，甚至纸张、军人的皮带、皮枪套，连同鞋底也都被煮吃殆尽，人们在饥饿、病患、寒冻、战斗中共死亡5万余人，占西安人口的四分之一。有后人说：“若再晚上一个星期解围，西安人将会死绝。”



碑碣词中云：“1926年4月15日，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困西安，时间长达八月余。于11月28日解围；城内病、饿、战死的军民达数万人；1927年末，于右任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并主持陕政时，为了纪念西安城被围困时死难军民，修建了革命公园，并集骨安置死难军民。在当时公园北段，由西安各界负土修起了两个大冢，俗称‘万人冢’。所埋遗骨按男左女右各分葬，西是男冢，东为女冢。两冢前原竖有《陕西革命殉难军民和冢铭》等碑碣多座。”于右任有诗曰：“名城高挂残碑，燕子犹寻故垒；兵民负土坟前泪，争祭当年饿鬼。”



刘镇华为胁迫西安城中军民投降，从飞机上向城内抛洒传单。传单上写着：“凡投降者，见官升级，是兵重赏；枪杀杨虎城、李虎臣者，各赏五万大洋；献此二者首级者，各赏十万大洋；若不投降，破城之日，要放抢七天、鸡犬不留。”



1927年3月12日，西安军民为了纪念死难同胞，收集城中尸骸，大部分死者被家人认领，埋于他处。无人认领者，则以死者服饰、发辫为辨认物，修建“万人冢”两座，全市公祭，取名“革命公园”。



当天，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红城北门外（即革命公园内）举行规模隆重、盛大的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西安城内10多万军民纷纷赶到现场，冯玉祥、刘伯坚、于右任均出席哀悼大祭。人们挖土壕15条，每条土壕南北长10丈，东西宽1丈4，深1丈，然后将尸骸用席子舒展包好，放入土壕内。之后，每人都自觉来到西安的北郊草滩，装满一袋袋黄土，再背负到大祭现场，将黄土倾倒于坟上。两座坟冢越堆越高，终成两座大冢。



在“西安负土坟阵亡将士碑哀祠”前伫立着于右任先生撰写的哀辞：“长安之民为革命守，长安之城为革命有；以牺牲而求解放兮，将脱人群于锁钮；世方同此饥荒兮，御长围之既久；伫白日兮青天，慰幽冢兮不朽。“90几年过去了，今人读之仍感振聋发聩，直锥胸腹。



八、通过政治审查、考试合格



没过几天，“八办”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和其他年轻人到办事处谈话并接受文化考试。



在办公室里，我先介绍了自己来西安前在铭贤学校的学习情况、表现和参加决死队前后的经历，以及家庭现状。工作人员在记事本上很认真地记下了我说的话，并作了记号。工作人员询问、了解了我要到延安学习的愿望之后，向我介绍了抗大和陕公的学习、生活基本情况。工作人员特别介绍说，抗大以学军事为主，陕公以学政治为主，课程都差不多。上课是露天课堂、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等等，尽量将困难说的很大很多，意在看我有没有过艰苦生活的勇气和决心。接着，工作人员让我填写了一份考生报名表（见上图），最后又发了一张政治考试卷，试题内容主要是：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展望，以及如何动员民众坚持抗战等等。这类问题我早在学校参加“民先队”时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很快就交了卷。交卷之后，主考的同志告诉我，过两天再来听候录取通知。





（图40）这是两张印在最粗糙宣纸上、当年青年人在西安“八办”要填写的原始报名表和由工作人员填写的原始登记表，至今已有80年了。《报名表》上一行小字写着：报名编号（请勿自填）。《报名表》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一栏印着：民国某年某月在何学校毕业、附原证件；报考志愿一栏印着：特长与兴趣；还有参加革命的目的、何时何地何人介绍、附原证件；长久通讯处、随时通讯处共五项内容。《登记表》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何人介绍和备注共六项内容。



我考完试一两天后，我到“八办”打听消息，没想到已被录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设在关中地区栒邑县看花宫的“陕北公学分校”去学习，而且很快就办好手续。我初到社会上，心里犯嘀咕，要上大学，可能会有许多门槛等着我，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录取。我当时没多想“八办”没让我到延安抗大去学习的原因，只是想能到革命根据地去上学、参加抗战就行了。



现在我根据手里的史料，认真想了想，我当时没有什么硬件材料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比如学校开具的在校学习证明、决死队党组织的介绍信、我的入党介绍人的证明材料等。只是觉得工作人员见我年纪小，又是父亲带着来的，身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把我安排到陕公学习，否则就一定是先进安吴堡的青训班。



另外，八办的汽车主要是为延安运送弹药给养和生活物资的，其他地方是不去的，所以我们到栒邑根本就没有坐汽车的可能。再者，根据我的身体状况，在年轻人当中算是好的，即使有汽车去栒邑，也不会轮到我坐。



九、徒步进入陕甘宁边区



第三天清晨，我们早早地带着行李来到七贤庄，院子里里里外外已经站满了男女青年。办事处的同志让我们排成三排，又把我们带回到革命公园的空旷地上重新集合、排队、点名，宣布出发学员名单、路线和目的地。我和二三十位年轻人被分到栒邑县的陕公分校、编成一个队，指定一人负责，告诉我们必须先到三原县陕公分校接待站，再由他们安排我们到栒邑的事。同时，工作人员还为我们开具了进入边区的两联单式的通行证（也是入学报到的介绍信），其中一联留办事处备案，另外还包括一张通过国民党关卡的所谓“护照”。并再三嘱咐我们，防止大家在路上出事和出事后办事处又能及时得到消息，要求大家在路上拉开距离走，前后照应，以防不测。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后，我们一行正式向栒邑出发。



当时西安向西的火车只通到咸阳，是终点站，到咸阳后大家只能徒步走到学校了。父亲因家中还有家人，又是逃难期间，不可能长时间逗留在外，他只能把我送到火车站，嘱咐了我一些注意身体和安全的话，就离开了。至此，我与家人一别就是十几年，再没有联系过。



我们乘坐火车几个小时后到了咸阳。从西安出发时，天刚刚下过雨，咸阳也是泥泞满地。我和大家结伴一直沿着又泥又滑的黄土路、向三原县走。北方的黄土公路土质疏松，下过雨后更是难行，到处坑坑洼洼、泥泞不堪，一双鞋走成了一个泥疙瘩，真是狼狈，有的地方泥坑很深，一脚踩下去，连鞋都陷在里面拔不出来。走了不一会儿，大家便感到很累了，领队负责人让大家稍事休息后，天黑前必须到达前面的接待站。地是湿的，没地方休息，我们只能原地站一会儿，喘口气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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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匪：指托陈取消派，是中国托派组织的一个重要派别。托：原指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它以托洛茨基杜撰的“不断革命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否认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张跳跃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陈：指中国的陈独秀（1880—194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以他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路线。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但仍坚持错误。其后，对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成为取消主义者。并和受托洛茨基指令的托派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纠集彭述之等81人发表《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



第三节、进入第一所革命大学——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学习



一、陕北公学的创立



1937年9月9日党中央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创办陕北公学（大家简称“陕公”）的消息。消息中说“前方战争正在进行，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均需人才。”凡是十八岁以上“有志参加抗战”的青年，身体健康，不拘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出身、职业、信仰和党派，均可报考，学习三个月后，即上前线参加抗战。招生广告上还列明学习的课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运工作”，“抗日游击战争”等。我1938年6月正式进陕公栒邑分校上学。我们这些学员中大的二十五六岁，小的十四五岁，我属于年龄小的，十五岁多一点，不到十六岁。



陕公的招生简章上除了免收学费以外，还写明衣服用具自理，膳费每月收六元。后来经中央批准，学生一律免交膳费，还发统一的土布灰军装。生活津贴：校长五元，科长二元，科员一元五角，勤务、炊事员、学员均为一元。



自平津失陷，京沪被摧残以后，全国的文化界中心，已经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坏，失业失学的成群的优秀分子，流离失所，无所依归，最近逐渐大批集中到全国的政治、军事和不久将成为文化中心的延安，就学于这个以训练大批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为目的的陕北公学。它的诞生，不仅吻合革命时代的需求，而且适应革命地区的发展，它应实施抗战的教育，培养特殊的抗战人才，从全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领导中心——延安——散布最坚强而能牺牲到底的革命干部到各个抗战区域，为发动并推进全面的民族的抗日战争而奋斗，为争取民族自由、独立、解放最后胜利而坚持到底！



陕公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的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



陕公自1937年8月创办，到1939年夏天与延安其他几个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先后是一年零十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为抗日战争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毛主席当年说，陕公是用跑步的速度开展抗战教育。（图43）



陕公创办时，机构很简单，学校的最高领导是党组，直属党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部长为李富春）领导。成仿吾同志任党组书记兼校长。陕公的教务长是邵式平，主管教学工作，也兼教员，受过高等教育，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是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陕公的政治部主任是周纯全，主管政治工作。他原是武汉的工人，参加过黄（安）麻（田）起义，后做过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局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同志也曾做过陕公的组织工作。



党中央的招生方针虽然是“来者不拒”，尽量招收从国统区来的青年。但是由于陕公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要求新生应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这样有利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理解。所以招生简章上虽然说“不拘文化程度”，但在招收学生时，也是要考虑学生文化水平的。



1937年11月1日，陕公正式成立并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作重要报告。特别是陕公开学典礼前一周，即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公成立与开学题写了一份重要的题词。这个题词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心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见成仿吾著《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另见《毛泽东文集·论鲁迅》第二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关于“陕公”的成立，曾任我们陕公分校校长的李维汉（别名罗迈。陕公总校创办初期的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同志撰文说：



“本来我们想把陕公取名为‘陕北大学’。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边区要办一所大学，不能不先通报国民党当局。国民党以边区地域小，已有了抗大等为由，不同意再办‘陕大’。这样，我们便改称陕北公学。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上海办过上海中国公学。陕公的名称，一方面是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并非是中学生进入大学，实际上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叫公学，更符合实际，学生们也都满意。



“1937年8月，开始筹建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委派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任命成仿吾（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为陕公校长。成仿吾带来十几个干部负责筹建工作，他们是陕公的开拓者。



“9月9日，《新中华报》刊载了筹办陕公的消息。《新中华报》载明，陕公的发起人为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创办陕公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设有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5个系；准备招收学员1000人，每系200名；校址在延安东门外（清凉山南麓）。随即，我们在三原、西安、延安等地设立了报名处。共产党设在国统区的八路军办事处，是介绍、接收陕公学员的重要阵地。



“9月14日，《新中华报》又刊载了陕公的招生简章。简章对陕公的办学宗旨，各系的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考试日期、地点、学员生活待遇、毕业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简要介绍。关于报考资格，我们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机械的规定，强调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18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



“中共中央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为抗战培训人才，输送干部。因此，陕公的学员，随到随编班，一面招生，一面办学。最初的学员，从抗大转来的大约有200名，延安的一些部门、白区党的一些单位、爱国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沈钧儒等）也送来一批学员。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到校学员有300多名。9月1日，正式编班上课。



“陕公最初开设了3门课程：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授课教员，除了学校的行政领导，如邵式平、周纯全等兼课外，专职教员有周起应（周扬）、李初黎，聘请的有吴亮平、凯丰，约请的有毛泽东、洛甫（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协助和学校的努力下，教师的阵营很快得到加强、充实。一些名学者、名教授，如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吕骥、李凡夫等从白区调到陕北，在陕公任教、约请的教员也大大增加，如张如心、李培之、宋侃夫、林俚夫、邓止戈、何定华、李唯一、贾克、陈昌浩、陈伯达、徐冰、陈唯实、王观澜、毛齐华、杨松、任白戈、王思华、贾侃、李舜初等，都先后在陕公讲过课。



“1937年10月，陕公学员已编了5个队，第一到第四队是男生队，第五队是女生队，共约600人。11月1日，陕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宣告陕北公学的诞生。”（见《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李维汉·培养抗战人才的摇篮——抗大陕公》第221—22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版。又及）



我们的总校校长成仿吾同志对陕公的创立也撰文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势比较好，到延安来求学的知识青年日益增多。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办培训大队已经不能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党要向全国发展，八路军要迅速扩大，以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就必须培养大批抗战干部。于是，1937年7月底，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解放后授大将衔）等几位热心教育事业的老同志和我一起负责筹备创建陕北公学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学校纷纷关门、迁校、逃散的时候，我们却在延安迎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大办抗战教育，创建陕北公学，挽救中国教育的危机。我们陕北公学的成立，是抗战的教育，也是教育上的抗战。”

（见成仿吾著《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8—9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



陕公的校风，或者说校训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几十年后，我们许多学员说起在陕公的学习生活，虽然短暂、艰苦，但精神上是愉快饱满的，从未萎靡过。



校风中的“忠诚”，就是忠于人民，忠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团结”，就是团结互助、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作风；“紧张”，就是纪律严明、行动迅速，雷厉风行；“活泼”，就是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团结一致的基础，民主自由的作风是真诚团结的条件。我们自奔赴抗战前线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坚持和发扬陕北公学的革命作风。这个作风一直影响了我几十年。



1937年11月，日本人攻陷太原后，继续向南入侵。1938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闹反共摩擦、阻拦革命青年到延安来学习，手段极其卑劣，例如用扣行李、扣路费，甚至用逮捕的方法截留到陕公来的青年。



因此，从三原、云阳等地进入延安的困难增加了，这一年，从各地四面八方大批地涌入延安城的青年人已有20000人之众，延安人口剧增，粮食供应紧张。小小的延安城原住民一共不超过一万人（大概7000余人），方圆不过数十里，无论如何容不下这么多人。



为了满足抗战前方不断向延安要干部的请求。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陕北公学的办学规模，让陕公到500里地以外、陕甘宁边区地界内的陕西栒邑县去办分校。



栒邑县属陕西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偏西，咸阳辖境的北端，地处关中平原北界，陕北高原南限。东界黄陵、铜川、耀县，西邻彬县（邠县），南连淳化，北接甘肃正宁。那里接近陇海铁路和西安，青年学生进入边区比较方便，同时关中是个米粮仓，地多人少，比较富庶，可以解决扩大招生后，众多学生的吃粮问题。



1938年3月，我还没到陕公分校去学习，陕公在财政、物资方面就遇到极大的困难。陕公曾发起向国内外要求支援时，毛主席在陕公总校出版的《援助陕公》的小册子上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也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3月3日，毛主席为陕公毕业生做“临别赠言”，说陕公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的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见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陕北公学》（上）第306—3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实践证明，我们陕北公学，包括分校的学员是经得住严峻考验的，没有辜负毛主席当年的信任和期望。作为陕北公学的一员，我感到光荣和骄傲！



1938年5月30日，罗迈（李维汉）同志被党中央任命为陕公分校校长、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工作人员向栒邑出发。陕公分校就算正式开始筹备了。



二、陕公办学的政治任务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陕公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讲话。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讲陕公的任务，他说：“陕北公学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一生，号召陕公学员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要像鲁迅一样：“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要像鲁迅一样，“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还表扬了陕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勤恳学习革命理论的精神。他说：“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见《毛泽东文集·论鲁迅》第二卷，第42—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李富春同志在《对陕北公学同学们的希望》一文中说：“全国性的抗战发动后，平津京沪及全国的许多抱着满腔民族革命热血的青年，纷纷不远数千里，尽跋涉之苦而来延安求学。他们的目的是为着武装自己的头脑和身体，他们的志愿，是願献身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这种崇高伟大的志愿，这种中华民族优秀青年儿女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的源泉！”（见《陕北公学募基金启示·李富春·对陕北公学同学们的希望》第5页）



王若飞同志曾在陕公作报告说：“青年学生们，不仅可以从学校中得到抗战知识，整个的社会环境，处处都供给你们以抗战工作的实例。这里不能有长期的学习，只能有短期（几个月）的训练，因为抗战工作之紧急，必须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获取一切必要的抗战知识，就迅速到民众中去，到前线上去。这里的物质生活，在衣、食、住任何方面，都是急贫苦的，但这应该是每个革命青年能够忍受的。陕北公学，在今日培养抗战干部上，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来此学习。并希望全国同胞，对于这抗战干部的养成所——陕北公学，在物质上与精神上，都能给予极大的支持，使她能充分完成她的任务。”（见《陕北公学募基金启示·王若飞·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第25页）



三、徒步走进陕北公学——栒邑分校



1938年5月中下旬，我们这批被“八办”批准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的年轻人共有20多人。我们按照“八办”指定的路线，从西安乘火车出发到咸阳。下车后，先向西顺着山势绕道躲过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咸阳城的第一道关卡；向东过长陵，渡泾河，躲过国民党设在草滩的第二道关卡；来到泾河对岸的马家湾，再向北穿过永乐店，从高陵城外，避开国民党设立在三原县要道上的第三道关卡，在领队的带领下乘夜来到三原县陕公分校接待站。领队出示“八办”开据的通行证（介绍信），接待站的同志清点完人数，便让领队把我们带进指定的地方休息。



第二天天色稍晚些，按照接待站同志的指示折向西，迅速进入陕甘宁边区界内。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们暂时住在接待站里，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第三天一大早，大家起床洗漱、喝了一点小米糊糊，跟着领队又上路了。大家经过一两天的徒步行走，已经是腰酸背痛，都是一瘸一拐的，行进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但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谁都没有怨言，也没有喊累叫苦的，大家都咬紧牙关，跟着领队继续向西走。我们一行过云阳县、镇口、石桥、大店，进淳化县，一路再向西，过车坞、润镇，折道马家，过官庄，到胡家庙、土桥、排厦。直到天又黑下来，住进接待站，吃饭洗脚，这时才有人哼呀嗨呀地叫起苦累来。经过三天的跋涉，大家似乎已经比较熟悉了，相互不仅安慰，还主动为体弱的同伴揉腰捶腿，显出革命大家庭里的团结精神，大家很快都沉寂下来，有的已经打起呼噜，沉沉睡去。



又经过一天的步行，我们最后进入栒邑县。在接待站，由那里的同志带我们又走了很长一段黄土高坡，最终来到陕公分校驻地看花宫（职田镇附近）。这一路前前后后走了近一个星期，特别是在从咸阳到三原这段路，大家相互不熟悉，也互相不多问，只是低头走，没有任何言语嬉笑。一路上走的都是山路，不仅荒凉，又都背着行李，非常疲惫，一不小心就会滑到几十丈或几百丈深的山沟里，心都提在嗓子眼，只是听领队人的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路上见不到有人家。路好走时一天最多行进五六十里，不好走时一天只能行进40里，或者更少。



陕公分校校部设在栒邑县的看花宫，这里过去牡丹花很多，是名胜区，有许多古迹，据说是杨贵妃看花的地方。分校以看花宫为中心，各区队分住在附近的平坊、门家、赵庄等好几个大村子里，也是我们学员的住地，一般离校部都有四五里地。



看花宫名不虚传，它地处一望无边的丘陵和高原的夹缝之中。早熟的红色荞麦（5—7月）和蓝天白云相映，显得格外漂亮。每个村子里都有树、有花、有果，梨、枣、柿、杏，开花结果时的香气，从老乡家的院子里弥散出来，让我们这些在城市里极少见到果树的年轻人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心情也格外敞亮起来。分校到关中后，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老百姓为我们腾出房屋当宿舍，送来桌椅板凳等生活用品。分校很快就筹备就绪，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的时候，陕北公学分校正式开学。



由于分校靠近西安大约350里，交通方便，学生来得更多了。陕公总校和分校采取的是军事化编制。分校建校时，只有四个区队（相当营），每个区队下设四五个学员队（相当连），每个学员队约一百二十多人，分成十个班，每班最少八至十二人。每人每月有当年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的一元辅币券（正式发行陕甘宁边币是1941年）的津贴。每个区队学员按年龄搭配，我算是年龄小的，不到十六岁，被分在第四区队，第42队，因为是按序号分区队和学员队，每个学员队再分班，所以我在第几班（有时会有调整）也记不清了。班长、副班长由学员中选举产生。我们住在赵庄，离校部有五里多地。区队长是孙力余同志，他原在白区做教师，是地下党员，来陕公分校前，曾在延安抗大学习。协理员叫万波，指导员叫潘清平。



我所在的学员队队长（支部委员）是李冬鳞、胡其谦，是我到陕公分校后的入党介绍人。自我从陕公分校毕业后去了延安抗大，再也没与李冬鳞和胡其谦两位战友联系过，也不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到什么地方工作，其他事情我没敢想。总之，五十多年都未有过联系，我心里一直有愧疚感，不知他们知道后会原谅我吗？区队长孙力余同志看了我的简历，知道我年龄小（陕公招生简章中规定：年满18岁，我不到16岁）、在山西有名的铭贤中学读过初中，又参加过“民先队”和“决死队“，所以把我要过去。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革”前我还去“人民大学”看过他。



我们初到陕公分校不仅学习任务重（只有三个月），业余时间也排得满满的，因为我在班里积极参加各项工作，不计得失（主要是牺牲学习时间），例如，帮助老乡干活；开荒种地；晚上站岗放哨、白天军事训练、拉练演习；上山砍柴等，都需要挤掉学习时间去做。即使这样，在学习成绩评比中，我还排在班里前几名，所以孙力余同志和班长等几个比我年龄大的战友都对我关注、关照、关怀有加。



我在陕公分校上学期间还听说在上海的邹韬奋先生当年也想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革命理论，特给“陕公”去函询问投考学校的有关事宜。“陕公”不但给韬奋先生回信，还委托设在陕西云阳“陕北公学”的招生委员会再给韬奋先生回信，具体回答先生提出的问题。当时我就想，我心中崇拜的韬奋先生如果能到陕公来学习，那我们以后就可以成为校友了。因为统战上的考虑，韬奋先生留在国统区的作用比到解放区更大，所以，韬奋先生最终还是留在国统区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虽然韬奋先生最终没能成为我的校友，可他的精神一直激励、影响着我，我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份韬奋先生当年创办的《生活》周刊杂志，这些杂志虽然已经发黄变脆，又经过战乱和迁徙，我一直保存着，不曾舍弃。因为韬奋先生和他创办的杂志不仅是我的精神导师，还是我参加革命的又一位引路人。所以，他那深邃的双眼、清癯的面容和革命知识分子坚毅果敢、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精神，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一直活在我心里。



四、陕公的学制、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



陕公有两种学制，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因为我年龄小，文化程度不高，就分在普通班里的学员班，一般学习三个月；另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学员队），学习一年，主要是培养师资。高级班里有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廖盖龙、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和党史专家胡华等。



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因此陕公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当年抗大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军事干部，教学计划的原则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陕公的教育计划是要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把青年培养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初步军事知识、有独立进行群众工作、政治工作能力的抗战建国干部。因此，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目前时局的认识等。



我们普通班开设四门课：第一门课是“社会科学概论”，或叫政治常识，还有“社会发展史”等，由我们的区队长孙力余同志讲授。我和许多年轻的学员还是第一次听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因为我在铭贤上的是教会学校，学校资本方是美国人，他们是不会向我们讲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我们听完课在宿舍进行深入讨论时，才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道理，认识到中国革命青年的使命不仅要求得民族解放，而且要求得全社会、全民族的解放，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



陕公提倡紧张，口号是“战斗地学习”和“战斗地生活”。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非常严峻，前方需要政治、军事干部，后方需要干部去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党中央决定招揽全国人才进行学习，提高对抗战紧迫性的认识。所以，要求我们这些到根据地学习的人，也要紧张快速、战斗化、雷厉风行，而不是松松懈懈、疲疲沓沓。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我们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是相当难得和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陕公短短的三个月里，我们上课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每天大概只有三个小时，最多时是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交给同学们集体讨论。当时学校发给我们班里十二个人，一人一本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还有几部《马恩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在教员指导下，我们选读了若干篇、若干章节。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我们粗粗学完了马列的几本经典著作和所有能找到的毛主席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哲学选集、耶鲁斯拉夫斯基的旧本联共（布）党史等书。读书的速度和钻研的劲头，现在想想实在是惊人。虽然对许多理论词汇和哲学概念并不理解，方法上未必对头，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凡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和不对的说法时，脑海里总会想起教员们当年告诫我们辨别是非曲直的标准：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等方法，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二门课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总校由何干之主讲。分校由邵式平主讲。主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主讲老师从1935年的“八一宣言”讲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结合中央前不久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分析统一战线中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和党对各阶级、各阶层的政策。当时这些主讲内容既是历史，也有现实的政策问题。



陕公以团结、民主的统一战线作风最为突出。我们除去学习理论外，学校还组织我们学员参加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每星期三规定为抗日救亡日，进行有计划的各种救亡活动。走出学校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组织中帮助他们做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此一方法打破了旧学校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老传统，使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当时陕公分校和国统区只隔一条山沟，双方经常有接触，分校曾安排第二区区队长朱改同志等数人到栒邑县土桥镇去和国民党当局交涉，订立了互不打扰、互通物资、团结抗日的协定。朱改回校后，向我们全校干部和学员作报告，具体介绍了这次统一战线工作的全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统战工作，不仅配合了地方工作，也是我们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民众运动演习”和“统一战线演习”。



陕公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汉、藏、蒙、回、彝等许多民族，有的来自东北、四川的西康和云南等地，还有从朝鲜，从南洋泰国等地回国的华侨；有共产党员，有无党派人士，也有少数国民党员，除极少数坏人外，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优秀青年，是为了抗战救国而诚心诚意地投奔边区的。



第三门课是“游击战争”。由总校、后为分校的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同志和政治部的副部长张然和同志主讲。周纯全同志也是后来我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的副校长，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周纯全同志内战时期长期领导过游击战争，又在毛主席主持的老干部学习班中研究过党的历史经验，他讲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很有鼓动性，非常受学员们的欢迎。每次讲三四个小时，全场活跃，使我们身临其境，效果非常好。



“游击战争”这门课内容非常丰富。教员从历史经验到现实斗争都做生动的介绍。如十年内战时期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游击战术的形成和运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经历；分析抗日战争初期的几次重大战例等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实战战例，阐明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互配合、相互转易的辩证关系，宣传了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光辉思想。



上海、太原失守后，中央及时提出转入以游击战为主的新时期，开辟敌后战场。学校就着重讲授和学习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当时朱德、刘少奇、彭雪枫、王若飞等同志都专门撰文总结抗战以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的教学课程也吸纳了这些内容。游击战从小到大发展的规律讲得很形象化，从针尖刺、剪刀剪走向大刀杀、阔斧砍，从敌人后方走向游击区，走向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出发地，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等。在讲到这些作战方法时，还指出，在游击战争中必须注意反对“流寇主义”和“保守主义”。充分地将毛主席的敌后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融合在教学中。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进行游击战争的许多知识，到敌人后方后很快就验证了这些知识的实用与珍贵。



在陕公，学校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采取的是军事编制，每个区队配备有军事副区队长，分队由军事干部协助进行军事课的教学活动。军事训练着重突出具体的班、排、连的作战训练，通过这种真实的、具体的训练，能使每一个学员今后走上战场，都可以指挥一个连的战斗。训练内容包括站岗放哨、射击投弹、夜行军、夜袭击、防毒气战（防毒面罩基本上由女学员完成）、爬山涉水、观察地形、辨别方向，以及各种战斗演习，如遭遇战、埋伏战、夜摸营等。这些军事训练和演习，大大提高了我们进行游击战的实战本领。



此外，军事教员还根据他们曾经实战过的亲身经历讲一些行军作战中的具体军事知识。如长途行军，告诉我们们要吃饱饭、喝足水；在干旱地方急行军需要带一块浸透水的毛巾放在缸子里，必要时吸湿毛巾，以免干渴走不动路；长途行军要甩开双臂，有节奏地大步稳步前进，以减轻疲劳；教导我们如何辨别枪弹打来的方向，如何躲避子弹；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等。这些知识对后来我们过黄河、挺进晋东南、穿越封锁线、长途行军都起到极好的示范作用。



第四门课是“民众运动”。这是一门抗日民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课程，由原总校和后来分校的教务长邵式平同志主讲。内容是如何动员、组织、训练、领导广大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人民政权、掌握党在民众运动中对各阶层的政策，如经济上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妇女解放、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等等。



另外，是讲如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理论和政策，教育我们了解根据地实际民主制度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领导和帮助根据地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1938年编写过一本《今天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作为教材学习过。那时候，陕北许多地方的群众是听到了日本人飞机的轰鸣声和炮声才知道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这件事。所以，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宣传、强调片面抗战而导致战场失利，就是没有发动民众参加抗战。而我们的党中央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要发动全体中国民众参加抗战，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也是我们学习课程中最重要的一门主课。



在学校上课内容还有一项就是“政府工作”教育。课堂上，教员不仅介绍十年内战时期，我们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还讲苏区转变为国民政府的特区，从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苏维埃）转到普选的民主共和国制度，即新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和主要特点。



在陕公学习，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总校建设初期，正值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进行民主改选、开展轰轰烈烈民主改选运动的时候。1938年中期，我们到陕公分校时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们那时一边上课，校领导还一边组织我们参加边区的民众运动、选举活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在实践中亲身感受到做好这项工作的实际操作过程，包括政策的掌握、动员大会的召开，选举阶层票数分配、被选举人的比例分配、做好基层统战工作等等许多工作事项。这个教育在我印象里极深刻。原因是抗战中后期，我曾在敌后的晋冀鲁豫边区职工总会帮助当地政府选举、成立边区“参议会”，进行过民主选举等边区政权建设工作。当时我就想到，原来我们在陕公学习的“政府工作”课程，多年后在边区工作中还真用上了。看来我在陕公没有白学。



陕公非常重视集体讨论这种教学民主的好形式、好传统。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首先要通过教员的讲授，但要使我们深入理解，并且能指导大家未来的工作，就必须经过我们自己的思考和集体讨论研究，各抒己见，才能发挥大家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与创新，让理解的更理解，不理解的加深理解，帮助我们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达到应用与发挥。在大家智慧充分表达的同时，达到锻炼大家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在陕公“战斗地学习”



因为来陕公上学的学员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在这里学的又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知识。特别是抗战初期，党中央根据新形势研究制定出的许多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即使大家听课非常认真，其中仍有许多新概念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上课的条件虽然艰苦，有一个好现象却非常普遍，就是大家在下面给教员递条子的很多，提出自己不理解、听不懂的名词，让教员再仔细地给予讲解说明。有时学员提出的问题是教员后面要讲的，就放下条子暂时不回答，有时学员提出的问题刚好是下面要讲的，教员就说，刚刚收到学员的条子，让我讲一下某某问题，现在就回答给你们。其实有许多条子上的问题也是其他同学听不懂或是正要问的问题，所以，教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都能一一给予解答。有时教员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自己也不能回答得很准确，就非常谦虚地说，我也没把这个问题搞得特别清楚，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再交给同学们，下课后我和你们一起讨论，看行不行，同学们在下面一齐回答：“行！”我在陕公学到并记住了这种教学方法，使我日后在根据地做教员时受益匪浅。



我们白天上课、开荒，晚上回到宿舍就一起畅谈感受，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就是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为此大家写出自己的劳动感受、刊登在队里办的墙报上，还有创作诗歌、写通讯的。劳动虽然辛苦，可大家并不觉得累，反而尽情地发挥出各自的特长，遨游、享受在学习和消化知识的海洋里。



那时，毛主席经常到陕公总校去讲课。每次讲完课，我们分校也会迅速得到传达。比如，学校为我们传达过毛主席为学员们讲解的哲学问题。传达一开头就说：毛主席为我们讲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我们大家都竖着耳朵听后面的“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是什么。停了瞬间，校领导告诉大家：毛主席要讲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就是哲学问题。校领导接着说，毛主席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被整理出来，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毛主席当年曾说，中国要有一百个到二百个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就可以大大加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的讲话，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入浅出地讲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大家听后耳目一新，对参加过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新老干部们，思想触动更大，大家多年来心中的疑团，豁然冰释，对党内斗争的种种问题，找到了思想根源，也找到了哲学的答案。这两篇文章为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我们还听过学校为我们传达周恩来同志讲过的“大后方的抗日形势”和“平江惨案情况”、朱老总讲过的“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和“根据地经济”、董必武同志讲过的“正统观和六法全书的批判（六法，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宪法、刑法、商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主要是讲中国的法治问题、张闻天同志讲过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陈云、李富春作过的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等。此外，任弼时、王若飞等同志的演讲，学校也都为我们传达过。



陕北是个山峦起伏的地方，我们的窑洞大都建在坐北朝南的地方，可有大山遮挡，总感觉太阳升起没多久，很快就躲到另一座山峁后面了。所以在我们印象里太阳升起的慢，落下的速度却相当快，显得夜间非常漫长。学校没钱给大家买足够的灯油，我们在宿舍里就黑灯瞎火地利用晚上尽量多讨论问题，把白天教员上课时听不懂或者记不全的问题，充分拿到这段时间里来讨论。每个班里都有像现在学校班级里选出的学习委员，他们带头围绕问题先发言，然后让大家再展开自由发言和讨论。有时对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时，就先从班里成立的互助小组讨论起，如果仍然没有结果，就把这个问题提到全队设立的“点将台”（墙报）上去。



这个“点将台”刊登的内容都是大家经过争论没有结果的内容。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资料性的，大家都可以在“点将台”上指名或不指名请知道的同志来做书面解答。这种解答问题的方法，往往会再次引起我们的又一场大辩论，十分热闹。最多的时候，是班长把大家发言中提出的问题汇总后，第二天交给教员在课上给予解答。这种讨论加辩论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短暂的学习时间里，快速学习，快速记忆，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



陕公初建时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教员少，有些校领导还要兼职作教员。没有大教室，教员也不可能一个窑洞一个班的教，所以，开始讲授各门功课时都采取上大课的方法，五六百人一个大课堂，这个大课堂就是在天底下。我们除了晚上睡在窑洞里，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学习时，每人都有自己的背包，晚上当被子，白天捆起来就是凳子，席地而坐。后来在“课堂”用石头和泥块砌成固定的小石凳，用背包的时候就少了。我们一个学期只发一支铅笔，钢笔水是用蓝靛颜料泡成的，两大张油光纸订成的小本子，正面写完用反面，一点都不能浪费。这是革命根据地大学的一大特色。



我们上课没有教材，也没有讲义，教员讲得很快，大家在下面鸦雀无声，全都认真做笔记，不敢丝毫走神，生怕漏掉讲授内容，秩序非常好。学校发给每个人的纸笔都是有限的，根本不够用，我们又没有多余的钱去买纸笔，有的学员文化水平太低根本记不下多少内容，这些人只能靠认真听讲来弥补这个缺陷。不知谁弄到了一本陈昌浩写的《中国近代革命史》，学员们都纷纷传阅，尤其是那些没有笔记本的人如获至宝。



几个小时的课都安排在上午。在午后的自习时间里，大家就抓紧核对笔记。实践中，大家逐渐摸索出一个好办法，即由文化高和记得快的同学轮番宣读自己的笔记，大家边听、边改、边补充。这样，大家等于上了第二遍课，印象比上课时更深，效果更好。



我们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也有考试、考察制度。主要是给我们大家一个对已学知识的温习、整理、综合与提高认识是否得当的机会，同时也检查一下学校教学计划的进度是否适合学员文化水平的接受能力，教员的教学水平也在考察之中。考试、考查方法，除了笔试以外，课堂讨论、辩论会、问答晚会、学习笔记、学科展览会、学科集体创作、实习通讯，都是考查学生成绩的途径和方式。在以上学习评比中，因为我字写得工整、字面干净、内容完整，学习笔记还被贴在壁报栏上，供学员们参考学习。



我们这一干学员在陕公分校学习了三个月以后，因为有其他学员不断入学，我们必须毕业离开学校，大部分同学都走上抗日战场，我还是因为年龄小，被孙力余区队长推荐到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继续学习。我们陕公分校是从1938年6月第28队开始往后编队（延安总校是从第1队开始，一直编到第27队），一直编到1939年的第54队，共有3000多人。



六、在陕公“战斗地生活”



我初到“陕公”时，对这里的生活和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宛如到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由民主的空气很浓，待人说话都很和气，上下级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都充满着平等、团结、友爱的气氛，与我在决死队时的情景判若两个世界。



刚到陕公时，吃的是热腾腾的大馍馍和黄澄澄的小米饭，每人每天保证三钱盐、三钱油。菜基本上是萝卜条、白菜、土豆。每两周改善生活会餐一次，是大块的猪肉炖海带或炖胡羊肉。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由于精神上的解放、生活愉快，许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变胖了，尤其是女学员，变得圆圆胖胖的，健壮而结实。每个窑洞住八至十个人，一个饭盆，每次打回饭，大家就围在一起吃。遇上风沙天，依然只能在露天里吃饭，饭里免不了会掺进些沙土和草芥。除了每两周的会餐，偶尔吃上一次小米面馒头、豆腐或豆芽，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我们还常常参加各种勤务和劳动。比如，炊事员中有许多都是红军时期的伤残人员，非常辛苦，早起晚睡，大家星期日就轮流到伙房去帮厨，帮助炊事员挑水、洗菜、淘米。



在陕公，每天早上六点钟吹起床号，20分钟内必须穿好衣服、把被子叠整齐出窑洞，然后集合，跑步半小时，回来后洗脸刷牙。说是刷牙，根本没有牙膏，连流行的牙粉也没有，大家就是用少量的盐水漱漱口。然后排队吃饭，饭前还要唱歌。早饭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



大家每天出操回来，都争着打水、打饭。生活用水要到一里多地以外、很深的沟底去挑，挑回两小桶水，要供一个班八九或十几个人洗脸刷牙，每人只能分到一点点水。每个班每天都排有值日生，这是一个苦差事，尤其下雨天，地上湿滑泥泞，摔倒是常事，可水撒了还得返回去再打。每逢遇到天气恶劣，就多派一个人，路上可以互相帮助。



大家睡的窑洞内外整洁干净，毛巾挂成一条线，被里子是白的，所以一律被里朝外，叠成豆腐块样，摆成一条线。炕上铺着茅草，褥子薄，硌得睡不踏实，一个炕上挤八九个人，翻身都困难。大家上课学习用的书本也在窑洞宿舍里摆放得整齐有序。



队长基本上每天到各班宿舍检查一遍。如遇刮风天，大家就躲到山背荫里上课。下雨时，满地泥泞，为了省鞋袜，我们和教员都光着脚上课。后来鬼子的飞机常来轰炸，我们白天就躲到山沟里上课。晚上灯油有限，大家就围在一起借着小油灯看书对笔记。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借着皎洁的月光在窑洞外对笔记，直到看不见了，再回到宿舍，在宿舍里继续摸黑讨论问题，气氛同样热烈。那时争论问题是我们各抒己见、最开心，也是最有收获的时候，如果不是实在太睏、第二天还要出操上课，有些问题会一直争论到天明。



在陕公分校，过第一个“八一”节，当时称“八一”为和平节，大约是纪念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这个大会是我们陕公分校与关中地区联合召开的，由邵式平同志（当时还是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宣传部长）主持，王若飞同志讲话。这一天，全校组织过一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规模很大，也比较全面。各区分队全体动员起来，在各驻地做实战准备，组织警戒网，校部干部也轮流持枪站岗放哨，组织夜行军和模拟夜袭击等军事活动。这种军事演习为后来的战备工作打下了基础。



此外，我们分校的学习生活并不平静，国民党顽固派经常搞些摩擦，加上日本人的飞机也来侦察和轰炸，时常能听到敌人的炮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驻守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也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的回击。我们分校总动员，领导也要求我们配合当地军民做好准备，随时反击胆敢来犯之敌。我们白天坚持学习，晚上派出流动哨，男女生一样执勤，彻夜武装巡逻。开始时，女生都很胆小，到后来胆子也逐渐大起来，都抢着要求与男同学一样站岗放哨。这一段实战生活对我以后在敌后参加抗战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践证明，当时校领导对我们实施坚决、艰苦的生活锻炼是正确的，及至我们被分配到抗日战场上，既能文，又能武，被群众称作“文八路”。



七、在陕公的劳动生活



我们陕公的学员，大部分来自国统区，缺乏劳动锻炼，更缺乏劳动人民的质朴感情。因此，劳动教育课也是我们学习中一门必不可少的功课。陕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为抗战服务的，大部分学员毕业后，都被分到敌后和抗战前线，到国统区去的学员很少。在那些艰苦的农村或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不论你和农民一起劳动，还是和战士们一起挖战壕，都要学会使用手里的工具，也就是说，你必须学会干活，才能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与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



（一）挖窑洞



我初到陕公分校时，住在老乡为我们腾出来的窑洞和土坯房里。刚开始，学员少，暂时还能住下，可瞬间人就多起来，大家只能挤住在一起。之后校领导就让我们跟边区的老乡学习脱土坯、盖房子、打窑洞。我们各自所在村落山上，七八个人一组，三个人一把头，轮流使，你刨土，另两个人就推车或抬筐，一个星期打一孔，之后就住进去，晚上躺在土炕上，闻着沁人心脾的黄土味，感觉像现在搬进新居一样惬意，洞壁平整光滑，洞券（顶）弧度匀称，一会就都进入梦乡。现在想想，人与大地相融合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打窑洞成为我们新学员入学的第一课。除此而外，我们还要挖厕所、修操场、平整出行道路、打柴、开荒、种菜等活计。



我们这些学员分住在几个地方，几个月内，相继打窑洞100多孔。在门家的学员还盖起五间大房子，供学校召开大会时使用。从夏到秋，虽然大家在一起学习、生活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体力活儿没少干，可许多战友还都没认清、认全就匆匆分手、告别，走上抗日的战场。可就是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大家以此为家，亲如兄弟、互相关心，彼此尊重，以此为课堂，切磋知识，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和战斗的友谊。



虽然新打的窑洞里短时间潮气重、凉爽，黄土味清新，可过不了多久，陕北高原空气干燥，太阳照射时间长，潮湿的窑洞很快就变得干燥起来。随之而来的是虱子跳蚤对人体的侵蚀。有的学员生虱子长疥疮，痛苦不堪。女学员生活上更困难，身小体弱，因缺水，到沟底打一趟水很困难，每天学习劳动又紧张。出汗、雨淋，长时间无法得到清洗，头发里也生虱子，奇痒无比。男同学知道后，就主动帮助女同学挑水。男同学不会做针线活，衣服裤子破了，女同学就主动帮助我们缝补。学校的学生会还派负责保健的学员，组组织大家利用星期天，轮流烧开水烫洗内衣内裤。另外，把每个人的衣物被褥都拿到窑洞外面的太阳底下暴晒，在窑洞内堆上柴草进行烟熏火燎，这两种办法非常管用。我在陕公或是在以后的延安抗大，大家都是用这种办法，基本上解决了因虱子跳蚤吸血传染而引起的斑疹、伤寒和疥疮等皮肤病。



（二）开荒种地



开荒种地，解决吃粮问题也是我们学员学习以外的重中之重。陕西汉中是陕西的米粮仓，是全省最富庶的地方。过去由于国民党西北军和东北军常年在此打仗，老百姓都跑掉了，土地也荒芜起来，变为长年无人管理的“荒山”、“荒地”，寂无人烟、满目荒凉。陕公分校到达后，离我们分校约70里地（陕甘分界处），有个地方叫何家山，校领导提出全校师生到那里去开荒种粮，而且要打破原来的田埂，废除以前的旧地界，把荒地连成一片。全校师生积极响应、热烈拥护。大家开荒时，干劲十足，漫山遍野红旗飘扬，还组织起青年突击队，展开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我们在那里一共开荒两千一百多亩，建起了“陕公新村”。之后，全校师生轮流到那里去劳动、搞生产。因为农民长年耕种的土地都是平整好的熟地，而我们到那里耕种的是长年没人种的荒地，所以土质伤耗小，地力反倒肥沃。经过我们的精耕细作，庄稼长势比老乡的还要好。老乡都非常羡慕我们，说：“连老天都照顾你们这些娃子。”



据说，陕公总校当年在延安也这样做，开荒上千亩，基本解决了粮食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的好成绩，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表扬。几年后，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主席说：“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见《毛选四卷·青年运动的方向》第532页）



劳动使我们与老百姓的关系变得亲密融洽。我们平时除了学习、开荒种地，还抽空闲帮助老百姓做一点事情，比如打扫院子，送粪、平整土地、担水等。所以当地老百姓对我们也特别照顾，每次帮他们干完活、做完事，老乡都把家里仅能拿出来的大枣、核桃给我们吃，把我们看成他们自己的孩子。当知道我还不到16岁时，眼里充满了怜惜的眼神，还特意给我口袋里多装一些。这些往事我至今还记着。艰苦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纯朴无私，虽然只是几颗大枣、几枚核桃，可在当时我的心里，就有着对父母养育之恩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对他们的恩情自然也就如同父母。要是集体活动，大家就到村子里整治周围的环境，即使是黄土路也都修理得平坦整齐，把院落的墙壁粉刷一新，在他们房前屋后的墙上写上整齐美观的抗战标语，让他们认识了几辈人都认识不到的字，学到几辈人都学不到的知识，包括卫生习惯等，让他们这些受苦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每天可以挺直腰杆在充满蓬勃朝气的氛围里生活、劳作。



老百姓知道我们都是些年纪尚轻就远离父母到这苦寒之地、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鬼子、为他们谋幸福、让他们不再受地主恶霸欺辱的红小鬼（小八路），打心里爱怜、心疼我们。只要见到我们就亲得不得了。平时在路上碰到我们，一定要停下脚步，对我们嘘寒问暖，摸摸衣服，看看鞋子，嘱咐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到家里去找他们。



我们劳动中挥舞的头惊醒了沉睡的土地和寂寞的山林。在劳动的田野上，革命歌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这也是革命军队的传统。最流行的歌曲就是《我们在太行山上》和《生产大合唱》，还有校长成仿吾同志创作、吕骥同志谱曲的《陕公校歌》，它是我们陕公人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校歌的内容是：



“这儿是我们的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的学习。

努力！努力！

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昂头看那边，

胜利就在前面！”



劳动中，许多老红军也同我们一起挥锹抡镐，一起流大汗、出大力，丝毫不落我们年轻人之后。我们开荒到那里，那里很快就变了样，杂树荒草丛生之地，半天就被翻成沃土，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我们刚到陕公时，学校都是军事化管理，配发的鞋帽有限，为了战时需要，我们都剃成光头。干活时，大家一水儿的光头、光着膀子。陕北的阳光格外明媚，晒的黄土暖暖的，我们光着脚踩在新翻出来的泥土上，松软、湿润，暄腾腾的，让人感到暖意融融、无比温馨。



通过劳动锻炼，使我们认识了什么是小麦、荞麦、小米、玉米等。因为我在铭贤中学时就有农业课，所以这点农业知识还是有的。而有的学员还真不认识什么是草，什么是作物苗。通过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使大家不仅认识了种庄稼不容易，粮食是劳动人民顶烈日滴汗水才获得的，知道了粮食的宝贵，知道了节约。后来走上抗战前线，到抗战中后期，根据地粮食紧张时，别说节约，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让你浪费。



另外，我们通过与边区百姓在一起劳动，把我们城里人那点看不起农村吃苦人的轻狂劲和怕苦怕累的小资产阶级的酸腐毛病都统统去掉了，拉近了我们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皮肤晒黑了，手上磨出血泡、裂着口子、缠着布条，挽着裤腿，一幅农民模样，彻底改掉了我们身上的学生腔。我们与老百姓在一起，竟分不出谁是学员，谁是农民。劳动锻炼，让我们甚至比老百姓干农活还好、还漂亮。边区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到他们地里干活，因为我们都是一等一的壮劳力，又有纪律约束，比他们吃苦耐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的校长李维汉同志后来说起我们这些年轻人时，曾夸赞：“初到陕公（指分校）时，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窄袖，‘少爷’、‘小姐’的气息，不能一下去掉。但到毕业时，都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吃苦耐劳，养成了集体生活习惯，工作说干就干。陕公就是这样熏陶、锤炼了祖国千万个优秀儿女。”（见李维汉《回忆与思考·回忆陕北公学》第314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只可惜，我们当时种下的庄稼还未收获时，就都走上了抗日战场，丰收后的景象只能在我们的想象里了。



八、陕公的社会实践与公益活动



我们在分校时，除了上课学习，还举办各种动员当地群众参加抗战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反侵略活动周、庆祝台儿庄胜利宣传周、“八一三“献金运动周，之外还有慰劳前线运动、募集寒衣运动等等。每次运动都有一个中心，之前就开始广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以此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自觉地投身于各种抗战活动之中。这些活动是通过当地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是一种动员群众积极抗战的好方法，也是教育群众的好形式。



另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就是提出适当的口号，并采取实现口号的正确方法。如当时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最好口号，简单明了，出钱出力多少不限，只要参加就是积极抗战的行为，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捐献多的还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予以表扬。我们学校也积极响应这个口号，为陕公募集建校的资金、为八路军献金献物等活动。



当然，实现这个口号还要有正确的具体方法，主要是舆论宣传，说服解释和竟赛鼓励等，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这种献金活动属于自觉行为，不是强迫命令和摊派。同时还注意把动员参战和改善人民生活正确结合起来，如限制剥削、协调阶级矛盾、铲除贪官污吏等，合理保护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口号的宣传和解释起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最佳效果。这样的活动，在我们陕公分校，共产党员都积极带头捐钱捐物，不仅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还为口号内容的落实做了充分的解释工作。



再有，我们陕公分校还成立了学生总会，每个队有分会，分会里的干部是大家民主选举出来的。建校初期，一切从零开始，经费困难，学生会就号召我们募捐。当时提出的口号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外，还有一条叫“有知识出知识”。我们当中的一些华侨子弟写信到南洋各埠，向侨胞募集资金；有的家里经济困难，就自愿在学校做义工，上山开荒、种菜，帮助学生会刻蜡板、印制宣传品等工作。每期学员毕业时，学生会都会发给学员一本募捐册作为毕业礼物，让大家带到各地去一面募捐，一面宣传，为巩固和发展陕公出一点力。



九、陕公的师生情



陕公的教员和我们的关系非常融洽。教员们认为，他们今天教授的学员，是将来中国命运的寄托者，是抗战的将士，是未来新中国的创造者。因为共同的革命目标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大家既是师生又是战友。他们是为抗战教书，学员们是为抗战学习。



我们也非常尊重、爱戴干部和教员。有的尊敬如父母，有的友善如兄姐。我们刚来时，干完一天活儿，晚上还未休息，干部、领导会到我们驻地问问我们吃的习惯不习惯，窑洞门窗是否遮挡得严实，晚上冷不冷？干部和队长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到我们的窑洞里查铺，一来看我们是否在宿舍休息，二来给我们盖盖被蹬开的被子，免得受凉、生病。别看这点小事，对于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年轻孩子来说，能在这么偏远的荒凉之地，受到老红军、老同志的关心，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从心里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想到当初长途跋涉走进革命队伍的选择没有错。



上课时，只要教员走到课桌前，我们就立刻鼓掌表示欢迎。大家非常尊重教员，认为教员是我们的导师。教员们非常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尽职尽责。我在陕公分校这三个月里，教员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生病而请假、脱课，更没有因故迟到或缩短讲课时间。那时，我们没有大教室，集中上大课的时候不多。我们住的分散，教员就必须一天要跑几个地方，不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准时出现在我们面前，每逢这时，我们见到教员的掌声一定比平时更响亮、更热烈、更长久。这时，教员的眼睛也格外明亮，久久地注视着我们，鞠躬回谢大家。



在陕公，干部和学员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的干部像爱护战士一样爱护我们。教员生了病，学员们会带着慰问品到驻地去看望。学员病了，干部、教员、学员们也会主动送药、送病号饭到床头。因此，陕公的生活虽然艰苦，可大家的心情去却十分舒畅、愉快。



我们在分校总是听说成仿吾校长在总校被学员们称作“妈妈校长”，就是因为他对待学员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我们那时虽然没有见过成仿吾校长，但他对待学员的慈母、慈爱之心却在我们心里生根开花。李维汉校长主政分校时，事无巨细，许多事都是亲力亲为，非常有亲和力，我们就都叫他“婆婆校长”。当年，在延安还有一位为被学员们称作是“外婆校长”的人，这个人就是“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因为徐老在湖南长沙女子中学教书时，就被同学们尊称为“外婆校长”。后来长沙女子中学有女孩子来到延安，遂把徐老的这一称谓传到延安，带到我们中间。



十、陕公的生活检讨制度



在陕公学习订有生活检讨制度，每星期以班为单位召开一次，主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员之间互相帮助，也可以给教员、干部提建议、提批评，以便改进工作。那时教员、干部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友好，都把听到别人的批评意见看作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当然，我们刚入学时，还不习惯这种民主生活，有时听到尖锐的批评，也会脸红耳热，但慢慢就习惯了。



李富春同志为我们《陕北公学募基金册》上题词说：“要成为一个民族革命中的青年先锋战士是不容易的，我们的青年学生——我过去也是其中的一个，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培养出来的。他们一方面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迫挣扎中长成，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意识，与坦白真诚的热情，一方面从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养成，都多半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先天的弱点，比如富于空想、富于感情、容易偏于意气，受不住挫折与困难，容易自满自大而瞧不起人家，等等，前者是使我们优秀青年能锻炼成为青年先锋战士的优越条件，后者却是阻碍我们青年成为先锋战士的暗礁。发扬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克服中国青年易有的毛病，这是中华民族的男女优秀青年，在革命的烘炉中锻炼时应当时刻警惕的。”这些话似乎就是对我们说的一样。（见《陕北公学募基金启示·李富春·对陕北公学同学们的希望》第5—6页）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太行山的“整风运动”至1943年才开始）我在我的《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反思了自己来陕公上学之前参加“民先”和“决死队”时，自身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对党的先锋队性质认识上的不足。我说：“一九三六、三七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使自己接触了一些革命同志，并且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参加了民先、民抗等进步群众团体，主要动机是为了表示比别人强，其次是一种民族义愤感的驱使。三七年九月由穆欣同志介绍入党，无候补期，入党动机是感到入党比入群团更进步，显得比别人高，基本上还不是革命的觉悟。”加上其他原因，所以我决定离开决死队，党的关系也丢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革命失去信心，我最终还是要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到延安参加真正的抗日斗争）并和革命连接起来，走上革命的道路。”今天重新审视、品咂这些话仍有夸大小资思想的成分，如果当初不如此，就显不出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积极性和坚定性。其实质，依然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在作祟。总之，在那样的大环境里，大家都深刻地解剖自身不足的时候，作为一个积极要求重新加入党组织的青年人，大家，包括支部领导还是实事求是地、辩证地看待我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心里清楚：不看你今天怎么说，而是看你选择到根据地参加抗战后的一贯表现和怎么做。通过这段学习，为我以后在根据地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实事求是地掌握政策对待同志，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十一、我在陕公加入党组织



陕公是共产党办的大学，共产党员在我们中间起着无形中的有形的骨干作用。意思是说，在陕公，除了校长、校党委，各区队总支，各班支部有共产党员外，其他党员都是不公开的。学员队中的党支部活动，处在秘密状态。在学员中只开党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开党小组会都是趁大家午休时躲到山背阴里开。虽然他们不公开身份，却在平时一言一行中表现出极好的素质和号召力，是我们学员里的主心骨。我们学员中只有一两个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是他们到陕公分校时就随身携带有当地党组织的介绍信。当时许多学员都提出，我们都是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来陕北参加抗战的，我们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可到了陕北根据地却找不到党员，大家为此十分着急，要求入党的学员很多，呼声很高。



因为陕公对外宣称是一所民族统一战线学校，所以无法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鉴于学员的呼声，各区队的总支书记只得利用晚上，开始宣传党的宗旨，告诉大家入党的条件和办法，于是，各班的支部书记就忙开了。首先学校号召学员们各自详细写一份自传，以便学校对每个人进行全面了解。总支的负责人还专门为我们作了专题报告，告诉大家撰写自传的意义、内容、重点和注意事项。会后大家通过认真思考，都纷纷交上自己的自传，我也写了一份，递上去。至此以后，不论普通班还是高级班，学校一直坚持为我们进行有计划地上党课，还编写了一本《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油印教材，对要求入党的我们年轻人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因为我来校之前，已经向“八办”工作人员讲清楚了我在山西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也在材料上特别注明了，所以当我递上自传和提出入党要求后，校党委会通过地下交通站迅速了解了我在山西参加过“民先队”、“决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证明我说的是真实可靠的，不久，即正式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三个月）。所以我在陕公分校时又重新加入了党组织，等我在校三个月毕业时，党支部（主要是支委会）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正式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这一特殊经历，在当年其他参加抗战的年轻人身上是很少有的。正因为这一特殊经历，使我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及其珍惜“共产党员”这一称号。这一称号来之不易。这一称号不是我以后“当官发财”的阶梯，而是我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实现了我入党时的誓言：为民族为国家的彻底解放奉献我的一生。



李维汉校长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公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都是以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使用为出发点，任人唯贤，量才使用，大胆提拔。学员一进陕公，两三个月就入党，三五个月就提干。党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让他们肩负重任，在炮火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延安培养了中国一个时代的革命骨干，陕公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见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



“为了使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斗争传统，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抓紧思想教育，强调党员在学习中必须比非党同志学得更刻苦，在职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同志承担更多的工作，并积极完成在职干部的学习任务。



“陕公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树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必须模范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坚持民主、团结等原则，必须在任何环境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作一个先锋战士。”（见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



据统计：在陕公创办的近两年时间里，包括分校，共招生6000多名学生，其中300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也是其中一员。



十二、毕业上前线



1938年8月底，我们这批陕公分校的第一届学员毕业要上前线去了，我还是因为年纪小被转到延安抗大继续学习，准备做军事干部。教员对我们说：“毕业上前线的同学们，你们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人肉搏血战，我们在这里就用笔和口来与敌人斗争，你们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要用一切武器和力量，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



陕公和抗大的学员每期毕业，学校都会给大家开一个盛大的欢送会，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是战斗的动员会，更是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大家都以争着上前线工作为荣，纷纷上台表决心：“陕公是我们的第二家庭，陕北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为了不让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受到敌人的蹂躏，我要求上前线，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大家的口号是：“毕业上前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一切服从革命的利益！”欢送会结束时，大家就一起高唱由成校长作词、吕骥作曲的《毕业歌》，踏上抗日的征程：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纵或有点儿留恋。

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

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国难已经逼到了眉睫，

谁有心意长期钻研！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已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欢送的同学们伫立在田垄间的大道两旁，高呼着欢送的口号，每队毕业同学经过的时候都热烈地鼓掌，互相紧紧地握手告别，并唱起《再会吧，在前线上》的歌曲，作为回答：



“再会吧！

在前线上！

民族已到最后关头，

抗战已到紧要时候。

说什么流血，怕什么牺牲。

…………

中华民族儿女们，

慷慨悲歌上战场，

不除日寇暂不还乡。

你们先去吧，

我们就赶上！

再会吧，

在前线上！”



这些战斗的歌曲，激励着战友们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挺进敌后、战斗在民族解放的第一线。当时那种慷慨悲壮，决心把自己的热血献给危难的祖国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永不能忘。大家唱着这支歌，既有惜别的情感，更像是战斗的号角，鼓舞着我们奔赴抗日的战场。我有许多战友在前线壮烈牺牲了，他们实现了歌声中的誓言，却没有见到新中国的建立。现在，我虽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年轻时与我在一起学习、生活、战斗、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般的面庞和身影时常在我脑海里出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他们永远活在我心里。



十三、在陕公的收获



我在陕公分校只学习了三个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所学校与我在山西铭贤中学按部就班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同。学校教学不仅有教学大纲，还有根据形势发展制定的临时教学计划。例如全面抗战、保卫武汉、论持久战、六届六中全会等重大问题，并在全校组织讨论，同时也要求理论教学增加实际的内容，使理论教育和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当时学校的教员和大家都十分热心研究实际问题，尤其是大家下课后到宿舍里还为某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这种朝气蓬勃的学习生活，让我感到这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只有在革命根据地里才有这样的学校，才能看到这样热烈民主的场景。



我在陕公分校学习的这些课程在上中学时是没有听过、更没有学过，都是全新的课程，也是全新的内容。当年我们在陕公分校上课时的教材基本上没有现成的，都是由教员总结自己在过去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党的文件和政策，结合抗日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进行备课和组织教材。这些教材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密切结合，通过学习，我们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而且学会了做抗日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今天印在我脑子里的那一点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我年轻时在陕公学到的。



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学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懂得了为什么没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抗战最后胜利的道理；学会了领导民众运动，以及开辟根据地的本领；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和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根本不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的群众观点和民主精神，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我们在陕公学习的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都有共同的收获。李维汉校长为我们总结出了五条：“第一，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抗战意志与必胜信念，获得了抗战的理论与知识；第二，领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以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第三，培养了民主精神与习惯，树立了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第四，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懂得了改造旧社会旧中国的必要；第五，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见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



1938年年底，华北敌后各根据地需要大批干部，中央为了更大规模地发展干部教育，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决定陕公总校和分校合并，总校从延安迁至分校的栒邑县，从此分校并入总校结束办学，总校校长仍由成仿吾同志担任。原分校校长李维汉（罗迈）调任延安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



1939年，由于抗战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又作出决定：陕公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在延安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全部开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办学。6月下旬，合并后的陕公总校又从关中栒邑出发，7月初到延安集中，中旬从延安出发、开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创办抗大第二分校，只留下四五百名高级班学员在延安继续学习。



第四节、从栒邑到延安



从西安到延安有800里地，火车只通到咸阳，不过几十里地。其他均为黄土路，不通火车，一般情况大家都只有步行，但仍要走十几天。



在去延安的人员中，有一部分人是全国各地著名爱国人士，如邹韬奋、李公朴等著名人士推荐到延安的部下、同事、朋友们的子女、亲属、朋友等，他们经“八办”认定后，则优先安排乘坐西安向延安运送物资的汽车，除此之外，还要优先照顾那些年龄大的、带小孩的和体弱的女同志，如果车上还有空余地方，其他人也可乘坐，剩下年轻力壮的人只能徒步前往。



我的老友文迅说：“头一天，我们除了走着泥泞的公路之外，还赤着脚走过渭水等几条河汊，河水含大量的泥沙，异常浑浊，水势又急，从上面直冲下来。有的地方水深浸到了胸脯以上，大家便手拉着手，互相搀着过河，身体高大强壮的，还背着个子小、体弱的过去。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现在都变成很亲热的同志了。头两三天，因为大家没有经过什么锻炼，不少人的脚板都磨出了血泡，大腿和小腿的肌肉都痛得难受，走起来一瘸一拐的，成为跛子了，每天只能走三四十华里便停下来，到老百姓家里找地方休息、投宿。走三天后，才把每天的行程逐渐增加到六七十华里。我们广东人初到陕北，感到最不习惯的是用水太困难，每天走了很长的路，流出了大量的汗，总找不到洗澡（的）地方。”



人们要想从西安到延安并非一片坦途，甚至从各地进入西安古城都险象环生，以至陷入绝境。



回眸历史，我当年虽然历经艰辛到达西安“八办”，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现实环境并不乐观。单从西安到延安的路途就有800里之遥，如果按今天的交通看并不算远。可当年要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用脚步丈量着徒步去走，体力、耐力、毅力三者都完全具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边区实行封锁禁运，重兵包围。国民党特务机构沿途所设关卡、集中营、监狱就达10处之多，只要遇到北上延安投身抗日队伍的青年人，他们就一定会百般威逼利诱，给予迫害，甚至遭到杀害。国民党特务机构仅在第一道封锁线上（共设五道封锁线）就筑有6300多个碉堡，致使不少革命青年身陷囹圄，惨遭杀害。但是，伟大的理想召唤着千百万有志的男女青年，是任何力量也阻挠不了的。他们说：“你（指国民党特务）打断我的骨头还有肉，割了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去延安。”



有位李姓青年，到延安前在郭沫若同志处工作，郭老称他是诗人。抗战后期由郭老介绍到延安来找成仿吾同志。当他进入陕甘宁边区，问明脚下就是解放区的土地时，他激动万分，热情地俯下身子，面朝北边跪在地上，双手捧起一把黄土，紧紧地贴在脸上说：“可爱的土地呀！全中国就只剩下这一片了！”



还有两位十六七岁的女青年从家乡四川和安徽徒步来到延安后，曾向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直吐心声，说：“一路上怎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几个月，又累又怕，可是一想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父母亲，想到去延安就能找到共产党、毛泽东，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让柯棣华十分感动，他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岁月里生活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终于从共产党人身上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可见，在去延安的路上，环境多么险恶。稍有不慎，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延安的理想顷刻间就会化为泡影。为此，党中央在安排青年人去延安的路上特别设立了一些兵站、接待站，甚至商店，保护过往人员的安全。而“八办”的同志们还是煞费苦心地对奔赴延安的青年们千叮咛万嘱咐，给予真诚的保护。刚开始，奔赴延安的青年人不多，工作人员就让他们乘坐办事处的汽车前往延安，后来投考延安学校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只能让大家分批、分路、徒步前往延安，这样才能最终通过或绕过国民党所设重重关卡，到达目的地——延安。



我是1938年9月从陕公分校（栒邑）毕业后转到延安抗大的。在去延安的路上，除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咸阳、草滩、三原、耀县、同官几处关卡之外，在通往延安的中部和洛川两县路上还设有两道关卡，几处监狱，企图阻止人们进入延安，做最后一拼。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检查刁难，我们一干年纪小的同学在负责人带领下，先路过职田镇分校所在地，然后翻过几座断裂的黄土高坡，在马兰镇休息了一天。镇旁有一条清澈的河流，我们年轻人在河里尽情地洗澡、游泳，洗去浑身的汗臭和疲劳。这段长途跋涉全是在陕甘边区（解放区）内行走，一路上非常安全。自马兰继续赶路后，出栒邑县的关门子，进入黄陵县，过柳芽

站、石羊、石窑、瓦窑湾、双龙镇、店头镇、仓村、隆坊，进入富县的现头、寺仙、榆树、新庄河、下河湾，到达直罗镇，最后进入富县（鄜县）、甘泉县而至延安。大家遇河趟水，遇坎爬坡，绕道跋涉，晓行夜宿，大概走了近10天。这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进入延安，见到宝塔山，触摸到延河水，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在从栒邑到延安的路上，依然可以看见穿着各式服装、背着简单行李的的年轻人，络绎于途，源源不绝，大家见到后都会相互打招呼、询问：“到哪儿去呀？”“去延安！”我们听到这句话，就像听到《国际歌》一样，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唱着歌，结伴而行，兴奋地北进。在去延安的路上，凡是山崖上、石头上、屋墙上，到处都有用粉笔和石灰水刷写的路标和鼓舞大家前进的宣传鼓动口号，如“前进啊，到延安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到了富县以后，又出现“到延安去还有一百里”、“三十里铺”、“快到延安了”、“加油啊！同志们！”这些标语让我们的精神异常亢奋，脚下轻快了，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想起来，当初的那些标语、口号，与我们在学校闹学潮、在墙报上写出的宣传鼓动口号似曾相识，是革命运动中的一种舆论形式，在以后我们经历的种种运动中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路上，我们虽然没经过洛川，可还是听说，从西安到延安的人在最后经过洛川县的时候，县城还被国民党军占领着。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军队还是不容许去延安的人进入县城。大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好沿着城墙上山绕道继续往前走，进入延安。我们大家为此心里还都愤愤不平。



第三章



第一节、初到延安——一座年轻、欢乐、学习的城



陕西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800—1200米。泾河、洛河、延河、无定河把高原切割得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塬、梁、峁、川地共占70％—80％。北部的府谷、榆林、定边沿长城一带绵延1200里，多风沙。11月份，陕北的风沙正是大的时候，而且冷彻肌肤。风沙刮起来，遮天蔽日，男人们出门要将口鼻缩在衣服里，妇女们则要捂上纱巾，只要从外面回来，满头满脸、浑身上下都沾满灰土。延安在延河中游两岸的平坦处，是陕北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高原风沙的必经之地。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初到延安时，延安城里人口很少，自1937年1月（19日）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之后又创办、成立了陕公和其他学校，延安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说：“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9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延安城内到处是抗大、陕公、鲁艺等院校的学生，包括党政机关的干部，朝气蓬勃的男男女女们歌声、笑语不断，大家都称延安城是一座“青年城”。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学校以上的在校生是42922人，截止到1940年则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000余名学生流失，其中主要原因是奔赴到了延安。



延安之光照耀着全中国，也照亮了奔赴延安圣地、杀敌报国的年轻人们的心。毛泽东当年曾说：“陕甘宁边区是全中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见《毛选四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缩印本，第677页）



抗战初期，延安城已经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成一片瓦砾。只有延安城南门外、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十几里地之内被开辟成了中央机关和学校驻地。北门外杨家岭一带是党中央毛主席住的地方，靠城边是最早一批抗大学生挖的窑洞，以后成为中央和军委系统的驻地，离城最远的是陕北公学和中央医院。中央医院拥有一行行成百的窑洞作为病房，夜间从纸糊的窗户中透出的灯光，远远望去像一座庞大的高层楼房，十分壮观，震撼着延安人的心。



初到延安，街头的行人与“公家人”很容易分辨。“公家人”就是延安政府机关的人，一律是灰色的“八路”装，区别只是有人着装整洁，有人随便，不系纽扣、歪戴帽子。全城到处洋溢着自由活泼的气氛，是一个人人平等、和衷共济的崭新世界。这里没有失学、失业的现象，令人感动。所以才吸引了成千上万爱国青年们心驰神往、冒险投奔革命圣地的景况。



我从陕公分校毕业转到延安抗大是1938年9月，白天日照时间较长，每天还是吃三顿饭，可以吃到白菜、萝卜、豆腐，还有大米饭。过一段时间，食堂就改善生活，可以吃到肉，每人每月能领到边币辅币券二元的零用钱，比在陕公多了一元。大家领到钱后，就搭伙到新市场去买些日用品，再剩点钱，还可以在街上的小饭馆里吃一碟扬州炒饭或一碗拉面，心情非常愉快。可是到了10月份，武汉失守之后，大米运不进来，我们的主食就全部改吃小米饭。在改吃小米饭的当天下午，又是头一次全天改吃两顿饭，许多人早就嚷嚷着肚子饿了，盼着早点儿开饭。可是，当真正盼到开饭的时候，小米饭却做得又干又硬，像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人，吃起来也像嚼沙子似的，很难下咽。自此之后，我们便经常挨饿，有时饿的急了，就跑到厨房向炊事员同志要点儿小米锅巴吃。除了吃饭问题，在延安用水与在陕公一样也很困难，我们喝水必须跑到十多里外的小河沟去挑。特别到了秋冬季节，小水沟里的水变少且结了冰，洗澡、洗衣服就更困难了，因此，大家身上开始生起了虱子。



11月（16日夜里）的一天，鲁艺的教员、著名诗人何其芳先生（1912年—1977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我歌唱延安》（这篇散文1939年在延安的《文艺战线》创刊号上发表），从鲁艺里传出来。文中描述了延安的过去和当时人们的生活，包括延安城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都跃然纸上，让我们这些已在延安的人感到十分的骄傲和幸福，大家竞相传说、传看和议论着。文中写道：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唱歌，过着紧张的快乐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装，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像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两年以前，‘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每月每家要出几元或者几十元。现在，商业繁荣起来，有了三万以上的资本的商号。



“一年以前，‘红军’已经改成了‘八路军’的时候，人口还只有四五千；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大礼堂没有凳子，舞台上只有一盏煤气灯，十几支洋腊做成的‘脚灯’，简单的舞蹈和‘活报’。现在，人口增加成一万多；街上充满了饭铺，饭铺里有了叫‘蜜汁咕噜’或者‘三不粘’（鸡蛋加白糖搅匀用猪油炒熟。黄黄的、软软的、甜甜的、香香的，不沾嘴、不占筷子、不沾碗。到延安的外国人管它叫“三个没有关系”）的延安特色菜；所有的商店都换上了蓝底白字的招牌，浅蓝色的饭铺，像换上了新的整齐的衣冠；大礼堂演着三幕戏，放映着有声电影《夏伯阳》或者《十月革命中的列宁》，而且观众要按门票上的号数入座……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改变着它的面貌。”（见《何其芳散文·我歌唱延安》第80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





延安地处深厚的黄土层地带。你若登高一望，就能看见山山相连而形成的高

塬。人们在山腰上挖好的窑洞，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在窑顶与山坡上种着谷子（小

米）、糜子（黄米）、洋芋（马铃薯）和包谷（玉米）。收成多少和收成好坏，往往要靠雨水多少和霜冻早晚，一半靠天，一半靠人。而种在山下平川一带的粮食就大不一样了，山下有河水灌溉，收成有把握，老百姓管它叫“米粮川”。



大家都说陕北苦，其实陕北的土质和气候是很好的，五月至九月间山谷里到处盛开着陕北民歌里唱的山丹丹花，红艳艳的，个别地方也有粉的、紫的、黄的，一簇簇，惹人喜爱。山丹丹花属于百合科，别名红百合，多年生草本。花形比今天花店里卖的百合花花瓣略细一些，与我们今天吃的黄花菜都属百合科。



延安王家坪的果树林里结下的梨，色香味十足。可是千百年来，这里的老百姓劳而又苦，把劳动叫做“受苦”，管自己叫“受苦人”。只有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受苦人才得以翻身，做了这里的主人。



延安无人不学习。从干部到勤务人员，有的学理论，有的学文化知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等都是必学的。有一个时期，干部们还时兴自学哲学，定期举行讨论会。甚至有一个时期，大家都业余学习俄语，按时上课，並交作业，学习热潮一个高过一个，为一个新名词、新理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大家到延安就是来学习革命理论的，文化低的人更是你追我赶，不甘人后。那会儿来延安有初中文化的人居多，谁都不愿落在别人后面。谁要是把一个问题讲的头头是道，不管全面片面，在人们眼里是最时髦的。尤其会受到年轻女性的另眼相看。吴象说：争论多是抠名词，联系实际谈不上，而且多有自以为是的毛病，谁也不肯让谁。



延安城里有一家新华书店，每到周日，书店里挤满了年轻人。看到这么多的书真是高兴。老师讲授的马列课程的书，在这里基本都能买到。我把从家里带来的钱，加上学校发的，除了买点生活用品之外，基本上都买了书。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怎么办？》等理论书。从我在陕公掌握的一点点理论基础知识看，书中的某些说法依然似懂非懂，加上那时候的译者，尤其是俄国的历史和理论名词，翻译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翻出来的意思也有差别，再加上理解上的差异，没有老师的教学，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所以，我们许多学员在陕公、抗大读书，虽然只有几个月，就是凭着千辛万苦到延安参加抗战和求学的精神，将这些大部头的书，一页一页、囫囵吞枣地读完了。现在想想，要真正认真地读书，还得到学堂里。可惜，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入侵，国难当头，哪有机会和时间让你安安静静地学习？比如在铭贤中学。后来东渡黄河、挺进敌后，我在延安买的许多书都留在了抗大。主要原因：一是背着上前线不方便，二是学校提倡大家尽量将书留下来，充实学校的图书馆，给后面的学员使用。



延安无人不劳动。延安城周边地广人稀，各机关学校都分配有一些属于自己单位开荒出来的土地，大家抽工作和学习之余都要上山下地参加田间劳动，如，一年四季的翻地、播种、锄草、浇水、秋收等农活。而且还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几十斤的割马草任务。有时也动员全体干部、学员去修补飞机场跑道，连中央委员和老将军们也要去干挑石子、推土车、拉碾子等重体力劳动。



日常生活中，干部和学员都自己洗衣服。奇怪的是，当年在延安办的各类学校都不放寒暑假（今天的概念）。相反却规定：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都从一号开始，机关放假五天、学校放假十天，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拆洗被褥，缝制棉服，不会缝洗的男学员就向女学员学习，或者与女学员“换工”，即男学员帮助女学员干点儿担水、侍弄庄稼活儿等体力活。每逢年节放假，干部和学员还要轮流到厨房“帮厨”，接替炊事员炒菜做饭，对炊事员平时为大家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和慰劳，让他们能有时间出席年节举办的晚会，坐在好的位置上看节目或看电影（其实看电影的机会非常少）。



后来有从延安到晋东南根据地的同志对我们说，1939年年底到1941年年初，蒋介石阎锡山国民党政府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也称“晋西事变”；第二次是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后，在武装进攻根据地的同时，还用经济封锁的手段围困陕甘宁边区。这期间，延安的生活比抗战初期更加困难，常常不发津贴，冬季也没有棉衣和棉被的补充，一天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其中还掺杂了不少南瓜、洋芋和胡萝卜。吃的菜只有咸盐汤煮少量的白菜和干豆角，很少有油花，更少见肉。



抗战初期来延安的大龄青年男女，这时已有不少结婚生子的，他们也开始自己种菜养鸡，拾柴生火给孩子烧饭，试着做从未做过的家务活儿。



1942年以后，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后来又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全边区从农民、学生到机关干部，都积极响应，掀起大生产运动。政府机关开始养猪种菜，干部种地纺线。只一两年的时间，延安的生产、生活就大有改善。各机关的炊事员们开始互相参观取经，比赛谁的饭菜做的香，哪家的伙食改善的好。中央党校还将泔水里浮上来的剩油捞出来，拿去做肥皂，可见菜里的油水多了。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住在延安的大批干部不断离开延安，被派往全国各地，参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可他们年初种下的粮食、蔬菜却再也没人收割了。在地里、道边和窑洞前种下的西红柿、辣椒、谷子、玉米等蔬菜、粮食都自由地生长着、成熟着……延安古城又逐渐寂静下来。



住在延安的中央各机关单位，主要散居在延安北郊清凉山周围的山沟里，（“陕公总校”也在其中）。一般人很少到那里去，即使走到中央驻地附近，也很难进到核心区，就像今天的中南海一样，途中会有许多岗哨。新中国成立后，我和战友们聚在一起常常说起延安那段生活，都对延安南门外新建的市场记忆犹新，主要是各种商店、饭馆、铁匠铺之类的店家。其中以饭铺最多，但没有高档饭店。开饭铺的除了当地一些居民、农民，就是隶属中央机关的一些单位，他们把开饭铺作为机关开源、增收的主要生产项目。



从外地来延安的，以青年男女居多。延安的生活十分清苦，大多数人有了空闲，也都愿意把仅有的几个零用钱送到饭铺里解馋。尽管没有外间城市常见的山珍海味，但是，这里独有的、令人难忘的甜食“三不沾”，红军战士从四川传过来的“回锅肉”，从山西传过来的“过油肉”之类的肉食等，则深受人们的欢迎。



那时候，一块边币（陕甘宁区辅币劵）可以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我和我的战友们会在课余时间和训练间隙拿着生活中剩下的、仅有的一点津贴到延安新建的市场吃一顿“美味”，解解“胃素”。所以，解放后我对味重的“炖肉”（包括炖羊肉、炖牛肉）非常向往，即使在家做我们山西的“臊子面”，卤里的“肉丁”也是越肥越好。只是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吃肉要凭肉票。我的太行老友、诗人李季如有诗集出版，会特地打电话邀上我和夫人到饭店吃一顿，比如到晋阳饭庄等有特色的老字号。吴象、文迅到北京开会、出差都会像在晋东南、太行山上一样，大家相邀在外面吃一顿品种不多、却很像样的佳肴。抗战时的生活，在我们眼里既艰苦又幸福，远比今天的生活有意义得多。



第二节、进入第二所革命大学——延安“抗大”



1936年12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随着全国群众运动的开展，我们活动的范围应更大”……“应办几个大的学校……应办我们自己的报纸”。依着张闻天这个办学提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进一步提出“办高级学校”的倡议，并提出，这个高级学校就叫“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由此而得名。（见《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937年年初，延安抗大在《新中华报》等报纸和刊物上刊登招生消息，以优厚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招生。抗大在张贴的招生广告中说：（图84）





一、宗旨：本校直属于抗日人民红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



二、资格：凡有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



三、年龄：十八岁以上廿八岁以下；



四、报名日期：一月廿五日至二月廿五日止；



五、报名地址：凡欲投考者须亲至三原城内南街民业运输指导委员会内本校招生处报名；



六、考试日期：随到随考；



七、考试科目：（一）政治测验（二）作文（三）口试（四）体格检查；



八、录取人数：一千名录取后由招生处负责送往延安本校；



九、待遇：被服、膳食、书籍、文具均由本校供给；



十、教育科目：（一）政治常识（二）中国革命问题（三）世界现状（四）抗日统一战线（五）群众工作（六）军事常识；



十一、毕业期限：六个月毕业；



十二、校址：延安城。（以上文字有几处标点符号为编者所加）



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



1938年6月—8月，我进陕公分校学习3个月后，即1938年8月底，按照陕公的学制规定，3个月就可以毕业了。3个月内，我不满16岁重新加入了党组织。与我同时进校、年龄稍大的学员毕业后都走上抗日战场或分配了其他工作。我因为年龄小，本来在分校还可以继续学习，因为招收的新学员陆续进校，学员增多，组织上为照顾我们这些年龄小的，遂与一些同龄战友被转到延安抗大总校继续学习。因此，我成为抗战初期“陕北公学”和“延安抗大”两个学校中的一名小学员。比一个学校三个月的学期又多学了三个月，一共学习了六个月。像我这样能在陕北根据地两个“大学”上学的小学员并不多见。可惜，我的两张毕业证书都在1942年反扫荡中丢掉了。



1938年9月，我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延安抗大，投入进抗大的怀抱。毛主席当年曾对来到延安的青年人说：你们能来延安学习，“入学考试”已经合格。延安各个学校的大门对你们都是敞开的。延安人民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



我当年从决死队出来，最终目的就是到延安上抗大。可到了西安“八办”，由于我去延安的手续不全，只好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去了陕公分校。我当时就想，即使在陕公也不妨碍我学习革命理论、参加抗战的初心。但我要到抗大学习的想法始终没有泯灭。而这一天又来得飞快，仅仅三个月，我就如愿以偿——来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实现了我进抗大学习的夙愿。



我初到抗大的那些日子，几个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许多时候是在睡梦中被高兴醒的。在黑暗中，我睁着眼望着窑洞的穹顶，想起我从家乡逃难在外、中途辍学、参加决死队、回家养病……父亲带我从山西到陕西西安、独自一人走上抗战、求学之路……一切的一切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暗自落泪，远离家人，他们都好吗？我不敢去想一家人在战乱动荡的日子里怎样过活。



年轻人不知愁滋味，随想随忘，一觉醒来又是新一天紧张的学习和训练。激情四射的氛围笼罩着延安城内外。课堂上，学员之间谈论交流时的兴奋情绪等等，都裹挟着你，让你无暇去想学习以外的事情。军事化管理，包括军事课程中讲授的那些野战、游击战内容，把你完全融化在战场上的拼杀之中，甚至为国捐躯。现实中的一切把一个人精神上、体力上的高度紧张和疲惫，完全遮掩住了……



初到延安的人，或者说所有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的人，不仅有四五十岁的年长者，也有十三四五岁的年轻人，不仅有知识青年，也有文化程度高的知识分子，有生活优裕者，也有海外归侨。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乡村的。甚至有国民党内的进步军官，真正是天下归心。何长工将军说：“抗大，党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开学那天，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开学不久，学校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政治部、训练部也先后建立起来。特别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为抗大的建设和后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从此，抗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开始有计划、有目的、有成效地培养造就着一代抗日人才。”（见何长工著《难忘的岁月》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我是抗大第四期（1938年4月至12月）学员，被编在抗大第三大队（知识青年大队）新编第6队。抗大四期学员的主要成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知识青年、华侨青年、国外留学生等，共培养抗日军政干部5562人。抗大第四期先后编为8个大队43个区队。抗大第一、二、六大队于1938年8月毕业，其余学员于当年12月前后陆续毕业。抗大第四期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将4000多名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抗日军政干部。在抗大，我因为学习努力、训练不怕吃苦，考核成绩优秀，班里各项工作积极肯干，还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这一荣誉的取得，与我先前在栒邑陕公分校学习生活了三个月有直接关系，也是与我离开父母，在革命大熔炉里努力锻炼紧密相连的。



我在抗大上的第一课就是教员为我们宣讲的1938年4月9号，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毛泽东说：“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也可以说又都认识，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从政治上说，从精神上说，我们是彼此相通的，是相识的。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多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毛泽东为鼓励青年人在延安各大学校安心学习，1938年8月22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给学员们讲课，进一步阐述了学员们毕业后是到社会上继续当学生、还是当先生、甚或到军队里当战争的领导者，对于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强调说：“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来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88～8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这个讲话对我们初到延安的小学员来说极具吸引力，让我从精神、意志上坚定了在延安完成学业后，一定要回到社会实践中去的信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即使今后战争结束了，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当学生，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奋斗终身，进步到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生都践行着毛泽东当年为我们指明的学习实践之路，受益终身。



后来成为我在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①将军在延安，曾与毛泽东谈话时说：“抗大，是革命熔炉。抗大的学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在抗大这座革命熔炉里脱胎换骨，百炼成钢，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抗日先锋战士。”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说：“当投身到抗大之中，开始新的斗争生活之后，感到这座熔炉名不虚传，用熔炉火旺来形容它是再合适也没有的。”（见何长工著《何长工回忆录》第3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何校长的讲话代表了我们抗大人的心声。



我转到延安抗大，离延安飞机场不远，那会儿飞机起落不多，机场就是我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延安到处是山，不愁没有进行军事训练的地方，夜里也搞点紧急集合，晚上还要出勤站岗放哨，这些军事生活，我在陕公分校时已经习惯了，所以在抗大并不害怕军事训练。军训的内容还包括夜里摸黑进行山地打游击之类的军事演习，比如到离延安一百多里地的瓦窑堡去演练。为了解决冬天烧柴，我们还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南泥湾去砍柴。这些生活内容对我们抗大人来说都是一种体能、耐力、意志力和思想上的锤炼。



在抗大和在陕公上课、生活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都是军事化管理。我们每个人都过着紧张而有秩序的生活。每天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便能听到清脆、响亮的起床哨音，划破天空，从这个班传到那个班，打破了还在酣睡中的我们。大家听到哨音，仿佛是战场上向敌人冲锋的号角，纷纷越出温暖的被窝，叠被子，整理内务，以最快的速度跑出窑洞集合，之后便是跑步、齐步走、正步走，在新的一天里，大家以整齐、雄壮的步伐，精神饱满地迎接陕北高原初晨暖暖的阳光。



大家白天上课用的黑板是向老乡借来的门板。一个小桌，一条板凳供老师使用；学员们上大课没有桌子，没有凳子，都是席地而坐，双膝做桌子，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边听边记。每天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同志们都自动走出窑洞，到院子里集合，练习唱“抗大”的校歌和抗战的革命歌曲。这是抗大学习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抗战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当我们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就心情激动，爱国情怀也随着歌声油然而生。嘹亮的歌声，伴随着阵阵秋风，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在各个班级的房前屋后回荡着。



我9月份到延安抗大，天气已开始转凉，到11月份入冬以后就更凉了，特别是早上出早操，站在操场上，耳朵、手指、脚趾，被冻得像针扎似的痛，有时还要握着一根冰冷的枪杆卧倒在地上学瞄准、进行匍匐前进、练对空射击等科目就更难受了。



冬天天气寒冷，钢笔不下水，用嘴里的热气哈一哈，出水后再写。因此，笔记常常记不全。只有下课后，利用晚上休息，抓紧互相对笔记。自习课都在屋里，天冷屋里没有火，人多尚有一点暖和气，但依然抵不住冷空气的侵袭。那时候，大家都一样，只想多学点知识，虽然条件艰苦，却没有半点怨言。



过了几天，是1938年9月18日、是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七周年的日子，我们上午上完课，稍事休息，下午，全队同志都到飞机场上集合，其他班级的同学们也都汇集在此召开纪念会。我们大家轮留着、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唱起了《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大家越唱声调越宏亮、越激愤，东北的同志想起自己的家乡沦陷后的悲惨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哭泣声与歌声混在一齐，响彻在机场上空，让在场的全体学员激动万分。



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延安之前，说实在的，你家里再有钱、再有地位，你本人再有个性、再有思想，在根据地这座大熔炉里，不怕你不改变。单就体力上的磨练，意志上的锤炼，世界观的改造，就能让你去掉身上所有的坏毛病，甚至你的脾气、个性也会来个大换血，性格也变得坚强刚硬起来。这种脱胎换骨的熔炼，让年轻人身上最本质的东西逐渐形成。好处是，不论你以后处在何种生存状况下，遇到怎样的险恶环境，甚至包括再难适应的恶劣天气，再难度过的生活境遇，你都能坦然面对、应付自如，决不会有半点气馁，所以，当地老乡见到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八路，都说：“真苦了你们这些娃了。”



我们在延安学习期间的一切开销：吃、穿、用都由公家供给，称为公家人。

每人每月还可以领到二元津贴（边区辅币劵），最少的是一元五角，一般的是二元，或二元五角，最多的是五元。穿的制服质量差异不过是细布与粗布的区别。



吃饭按标准分三种灶，大灶是一般学员，每星期以粗粮为主，也吃几次细粮（白面馍馍），中灶是一般干部、属于中层领导，每天一餐细粮两餐粗粮，小灶是高级教员和中央领导，以细粮为主。



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开始对延安实行经济、军事封锁，而到延安的人则越来越多，各种物资供应严重匮乏，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艰难。大家几乎都吃大灶和小米饭，这已经算是最好的了。



我在陕北吃小米饭不陌生，山西、陕西两地的粮食主产就是小米。我是山西人，小米是主食，但没什么菜，对从南方来的年轻人来说，任谁都是痛苦的，肉更是难得吃上一回，几乎顿顿盐水煮土豆片，连个油星也看不见。我们吃饭没有食堂，无论刮风下雪，把饭从伙房打回来，都在院子里吃。一班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一人端一个碗，当中放一个菜盆，大家就你夹一筷子、他舀一勺子地那么吃。天冷时，饭菜吃到一半，基本上就都凉了，所以，打回饭菜，大家必须迅速吃完。应该说，每次吃饭基本上没有剩下的，也不会持续很久，尤其是冬天，一切都处在粮荒年月，伙食天天如此基本没有变过。但对我的抗战老友文迅、陈远高、梁耀等从香港、广东来的那拨同学来说，要先吃惯小米饭才是度过抗战第一关的开始。



大家在延安住的是窑洞，一盘土炕上睡八至十个人。公家没发下被子的时候，就两个人和盖一条，褥子薄得很，底下铺上麦秆、茅草，白天全部搬到窑洞外边晒太阳，内务很整洁，晚上拿回来再铺在炕上，暖暖的一股热气烘透全身。每个学员都被茅草里的虱子、跳蚤所袭扰，奇痒难忍，晚上睡熟了，不知轻重，拼命挠，结果除了血就是黄水。边区药品紧张，实在没办法就到卫生员那擦点碘酒。这还是在抗大学习初期才有的待遇。后来，到延安的人越来越多，而敌人对边区的封锁，也越来越紧，这点药水也变得金贵了。



穿的更不用说，按规定，学员要发军装，可开学很长时间了还发不下来，大家仍然穿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各色、各式、各样衣服，大部分是穿学生装，但也有的穿西装、军装、长袍，有的女同志还穿着旗袍。后来说夏天快过去了，干脆等到10月份发棉军装吧，可是到了寒气逼人的11月份，棉衣仍然没有发下来，我从家里带去的衣服，因学校需要服装整齐划一，无法再上身了，只能晚上搭在被子上取暖用。白天穿部队发下来的夏装，把从家里带去的所有能穿上的衣服都穿在夏装里，因为能穿的衣服有限，白天在宿舍里上课，还是被冻得上牙碰下牙，要不断用热气哈手取暖才能握住笔。直到要渡黄河到敌后去，上面才给每个人统一发下棉衣、棉帽，穿上后，又在腰间系上一条皮带，腿上打上绑腿，服装统一整齐起来，战士和学员们的面貌焕然一新，完全是一个“新八路军”了，大家脸上的笑容也变得灿烂了。



抗大的生活，既艰苦又紧张，但大家的情绪异常饱满，充满了朝气蓬勃和昂扬向上的精神，感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有意义的。我们队里的俱乐部，经常组织大家写墙报，周末举行娱乐晚会，定期开展体育比赛、演讲比赛，在支队部、大队部演戏等。各式各样的文艺、体育、政治宣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毛主席当年赠送给我们三句话：第一句是“做群众的学生”；第二句是“做群众的先生”：第三句是“做战争的指挥员”。毛主席还说：“你们今天学习的东西只是今后工作的基本知识，要想真正有学问有出息，必须到实践中去学习”主席当年讲话基本没有讲稿，是谈心式的，讲得很慢，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又很风趣。初听的时候，觉得容易懂，很开心，但下来仔细回想，特别是到了敌后做群众工作时，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当年讲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回顾我年轻时的初衷和愿望，到我离休，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结合我的革命实践，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感觉最深的就是：革命的理论来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集体智慧，革命的成功来自践行领袖们正确的理论。我头脑里的基本革命理论首先是从书本上得到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逐步积累下来的。想想当年毛主席对我们说的话，再看看今天的现实，实践证明，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了不起的人。



在抗大学习，主要还是学军事，学政治，为的是改变我们青年人从各地带来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方面内容，大多以全校上大课的形式进行，不少中央或延安各院校的领导都为我们讲过课。有李富春讲的《中国共产党》；杨松（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国际特派员，后为延安《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为报纸日夜操劳去世，埋在清凉山上）讲的《列宁主义》；李卓然讲的《中国革命》；艾思奇讲的《大众哲学》。许多进步青年都读过这本书。艾思奇把唯物辩证法讲得通俗化、大众化，很受大家欢迎。当年艾思奇总是用茶杯和茶壶比喻学习哲学的基本意义，（这是讲哲学知识的传统，今天的哲学老师上课仍然以茶杯和茶壶做比喻）说明两者的辩证关系。艾思奇写的书很生动，自己却不善言辞，像所有哲学家一样，说话声音很低，且少有节奏。特别是艾思奇讲辩证唯物论时说：“有人说电子可以演奏音乐，电子怎么可以演奏出音乐，我不相信。”（改革开放后，西方的电子音乐和日本的电子琴传到中国。实践证明，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人们无法预测的）



另外，上课内容还有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讲起，讲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辛亥革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游击战术、群众运动等，特别是社会进化史，从猴子怎样变成人讲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都是学习的主要内容。



这里要说明的是，我最初认识毛齐华同志就是在抗大的课堂上。他是边区抗敌后援会的主任。他讲授的是自己在白区参加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在上海秘密战线——特科——的特殊经历，引起学员们的极大兴趣。后来在抗战中后期（1942年）和解放战争全期，我在晋冀豫区职工总会做工人运动时就是在毛齐华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的。



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在晋冀豫区做工人运动的战友们相聚在已担任浙江省政协主席毛齐华同志家里商讨编写晋冀豫区工人运动史时，毛齐华见到我，提起在抗大讲课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甚至惊讶当年十几岁的青年，如今也满头白发了，不禁唏嘘。当我回到家讲起这些往事时就非常激动和自豪，年轻时的勃勃生气仿佛又回到我身上，让家人看着都高兴。



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还聆听过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作的报告：《抗大的过去与现在》。报告中先讲抗大的组建基础是长征时的老红军。讲到我们这些后来的新一批学员时，兴致非常高，简直就是赞不绝口。罗教育长面对着红军战士们说：“这些外来的学生，他们都是非常纯洁可爱的青年，我们民族中一些最优秀最有为的子弟，他们有着最崇高的理想，最远大的志向以及最坚毅的意志，他们为了献身于民族解放的事业，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希望，来到这儿学习抗日的理论与方法，学习革命的传统与作风。对于这些纯洁、热情、有为，我们民族的优秀子弟，我们学校应当拒绝他们吗？当然是不应当的。我们应当张开两手来竭诚地欢迎他们。”（见《罗瑞卿军事文选·抗大的过去与现在》第1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5月版）



讲完上面的话，罗教育长又面对着我们抗大新学员说：“将近五千个第四期的学生，正在这儿进行着战斗的学习。这是学校空前规模的一期。其中的极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间的籍贯包括了中国二十七个省份，除青海与西藏外，任何一省，都有学生在这儿学习。他们中间的成分，亦包括了中国现有的一切阶层，有工人农民的子弟，也有地主资本家的儿女。他们当中的职业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他们中间有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戏剧家、电影明星、歌舞明星、新闻记者、律师、医生、军官、教员、公务人员……自然，极大部分还是更纯洁的学生青年，他们中间有过去曾经是过着‘公子’、‘哥儿’、‘小姐’、‘太太’的生活的。他们中间有国民党员，有共产党员，也有其他抗日党派的分子。他们其中有许多是推开了自己温暖的家庭，抛弃了自己优美的生活，他们经过千山万水的跋涉，很辛苦地到达了这个很偏僻的延安来。这儿的生活很艰苦，但他们却感觉到无限的兴奋与愉快。他们在这儿很快乐地学习，战斗地学习。他们之间只看见无限的亲切与团结，却找不出丝毫的虚伪、欺骗和奸诈。这一幅抗大第四期的画图，正象征着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抗日救国惟一正确的政策，将是更进一步的巩固与团结的缩影。”（见《罗瑞卿军事文选·抗大的过去与现在》第20页。.出处见前）



罗教育长的讲话不断被我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让大家在抗大这所大学校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我的抗大老友、诗人李季用自己独特的诗歌形式（为节约篇幅，下面引诗不分行）描写了我们在延安的那段生活：“战斗歌曲如同鲜艳的红旗，在征途中同我们相依为伴……一曲《太行山上》，会使你回想起硝烟弥漫的一九三八年。唱起《南泥湾》来，它又使你记起了延安的大生产。过去年代的歌曲他有两个翅膀，一个使你回忆往昔，一个展望明天。往昔的经历激励今天的斗志，异曲同调——乐观向前。”



当年的抗大人敢于碰硬、敢于攻坚、不怕牺牲的精神给我们后人树立起一面足资比照的镜子。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抗大人的体内涌流着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热血，贯通着千千万万抗大人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博大胸怀。抗日救国的激情使许许多多人远离了温暖的家庭，成为抗大人。在背负着民族解放重任的抗大人心中，这种胸怀又是与家庭情感、故乡情感、夫妻情感丝丝相扣合的。正如抗大校歌中唱道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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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长工：（1900．12．8—1987．12．29）原名何坤，经毛泽东建议改名为何长工。1900年，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大乘区南山乡大山村的农民家庭；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这年冬与许德珩先生等乘法国游轮波尔列加号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9月，参加“少年共产党”（10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8月初，随警卫团开赴江西修水，准备秋收起义，并设计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任起义军第一团第六连党代表。1928年1月下旬，受组织委托，到湖南寻找湖南省委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4月12日，迎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1938年12月13日，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挺进晋东南；1939年7月，带领第一分校学员转移至太行山之巅的平顺、陵川、林县一带，兼太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1940年任抗大总校教育长；1942年任抗大总校副校长；1947年9月，任新成立的东北军工部部长；1949年10月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1952年任地质部副部长；自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不久，被错误地定为“走资派”、“三反分子”，遭到批斗，致使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重回部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生前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有《难忘的岁月》、《何长工回忆录》等，其他散著见《星火燎原》等书。



第三节、党中央决定创建敌后抗大“一分校”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央在陕北洛川县的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三个主要文件。其要点：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共产党军队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方针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移。其核心：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三个文件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重要的军事论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解放》杂志第四十期上发表，后收在《毛泽东选集》第2卷。



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决议案第三条“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中更明确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广泛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做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见《六大以来》（内部发行）上册，第100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之后，毛泽东在一次抗大干部会上说：全中国都要有个整个的布置，教育工作也要有整个的布置，我们决定有组织有系统地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为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敌后创办抗大分校问题上，征求远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领导人的意见。



1938年（9月至）11月，我在抗大总校已学习了三个月，准备毕业了。陕北高原进入冬季，朔风凛冽，延安的冬天异常寒冷。



12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吸收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使之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决定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成立第一、第二分校，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在延安的抗大总校改为培养八路军中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同一天，毛泽东出席了我所在的抗大第四期第三、第四两个大队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我们“要永远坚持革命，绝不中途妥协，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为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并与我们抗大同学相约，“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出现”。这次讲话成为我以后革命生涯中的指路明灯、座右铭。毛泽东为大家的毕业证书上题词：“努力而斗争”。可惜这张毕业证书，也在1942年5月那次敌人的大“扫荡”中丢掉了。



2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复电同意中央决定，认为将来陕甘宁辖区将更加困难，延安物资条件将更加艰苦，因此，抗大分出一部分到晋东南、晋察冀成立分校极好，这里物质条件相对好，给养也好解决，并可大规模招收华北各地之学生。



10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一分校由抗大第五大队（驻甘肃庆阳）、第六大队（前身为八路军随营学校、驻陕西洛川，吴象、文迅一干学员所在大队）全部、第三、第四大队各一部分（驻延安，我在第三大队）、陕北公学（驻栒邑县看花宫）分校大部分和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驻泾阳安吴堡）一部分组成。



中央军委要求上述单位和人员限定在1938年12月中下旬到离延安不远处的甘泉县一带集中，然后编队、动员，向晋东南（山西省屯留县故县镇）挺进。



12日，党中央、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在山西晋东南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校人数定为三千至四千人。



之后，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首先把培养大批干部上前线这一消息给予透露。他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随后，毛泽东宣布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抗大成立两个分校的决定。（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9页。出处见前）



13日，毛泽东在抗大召开的“关于学校改变建制”干部动员大会上再次强调了培养训练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广州、武汉失守后，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针是培养干部，去领导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因为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抗日武装。（见《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抗大分校的创办与发展》，第18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同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再次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等部队，说明中央决定成立两个分校的具体考虑。电报中说：中央决定抗大成立两个分校，是为了准备对付日军进攻西北，减少陕甘宁边区财政粮食的困难，扩大抗大学员人数和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开往晋东南分校人数五千左右，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在内，开往晋察冀分校人数二千左右。（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9页。出处见前）



随后，中央军委发出任命令。任命何长工、周纯全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和副校长。任命陈伯钧、邵式平为晋察冀分校正副校长。



抗大总校也发出任命令：任命韦国清为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黄欧东为第一分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成立第一分校党务委员会：书记黄欧东（解放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委员何长工（解放后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军政大学校长为肖克、政委为唐亮）、周纯全（解放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韦国清（解放后任总政治部主任）、刘浩天（解放后任东海舰队政委，1955年授中将衔）。



毛泽东这次讲话之后，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随即在抗大总校召开了干部动员大会，并进行动员，就组建分校的目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说，我们到敌后办学、开办分校，是为了迎接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是为了不因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影响国防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为了便利敌后广大青年来校学习；是为了便于学习前线丰富新鲜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好地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也是为了学员更便于分配工作。



在动员会上，何长工代表全校师生对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决心努力把学校办好，培养出合格的干部。



13日，动员大会过后，全校师生认真学习罗瑞卿的讲话，一致拥护到敌后办学，迎接抗战新形势、开展斗争新局面的重大决策，表示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服从组织分配，做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到敌人后方去，就是能够到战争环境中，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大家马上开始进行轻装，把原来带来的、多余的衣什物品进行清理，做长途行军的准备。



17日清晨，全延安的人一出窑洞，推开房门，发现下雪了，雪花飞舞，漫天皆白，延安到处白茫茫一片。房前屋后，窑顶上，窑洞前像被遮盖上一床厚厚的棉被，虽然雪天是冷的，看上去却倍觉温暖。



我到广东出差时，几个抗大战友在一起相聚，老友文迅，他当年来自温暖如春的南国，他说起到甘泉集结时的情景：自1938年9月中旬我们到陕西洛川后，11月份陕北第一次下大雪。这天清晨起来，忽然看见窑洞外面，有许多雪花纷纷在天空中飞舞，我和陈远高、陈宏、王仕强马上起床，跑到窑洞顶上，只见整个村子（他们六大队三支队第十一中队九班住在离洛川城十一华里的蒋村）地下和屋顶都盖上一层厚厚的银毯似的白雪。原来黄沙滚滚的黄土高原，忽然变成漫天遍野的白茫茫大千世界。村子里原来许多光秃秃的树木都变成了一颗一颗的璀璨耀眼的美丽白色珊瑚。过了一会儿，全班的同志个个都跑上来。从南方初到陕北的同志，目睹了北国这种壮丽的风光，无不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有的诵诗，有的唱歌。



我们大队接到校部通知后，全体学员都到校部大院集合，统一听上级的传达。队部领导说要从我们三大队中分出几个分队到晋东南，成立抗大一分校，继续学习，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到山西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好像鱼儿回到水里，应该说心里比较踏实，还有点得意。不像其他地方来的学员感觉有点不适应。但对于要离开延安圣地和抗大总校这个特殊环境，大家心里还是有些依恋，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大家朝夕相处在一起几个月，彼此都熟悉了，一旦离开，确有诸多的不习惯和舍不得。



应该说，在战争环境里，大家在延安上课学习和到山西敌后去上课学习，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肯定不一样。延安有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有那么多的部队保卫着，文化气氛、学习氛围，宽松活泼的生活环境，包括人身安全等，延安生活再艰苦，相比其他地方，还是要好得多。这是我们大家听完学校动员传达、回到宿舍后的议论和想法。



当天晚上各班召开班务会继续讨论如何落实东迁办分校的指示，大家谈了各自的想法，有人愿意，有人有其他想法，最后经过班长和年纪较大同学的分析和耐心解释，大家统一了思想，一致要求到敌后去，继续完成学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自学校召开动员会之后，开始有些学员不愿意去，看见许多与自己熟悉同学都走了，心里又有些动摇，就找到班里的教员，请求批准和大家一起到晋东南去学习。因为到晋东南办学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谁去谁留，都有部署、是不可更改的。所以学校批准去的留不下来，让留下来的去不了。既然是战斗单位，就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



出发的前一天早晨，我们各班各队都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为老乡打扫庭院、挑满水缸、归还之前向老乡借来的门板和各种用具，向大爷大妈们道谢道别，到天黑前吃完晚饭，大家就开始回宿舍整理行装，做第二天出发的各种准备。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共抽出一千余学生，于18日天刚亮时开始向甘泉一带集中。其他兄弟院校、部队，大约两千余人，也背着背包，经过三四天的长途行军，22日准时到达甘泉县的六十里铺。



我们大队出发那天，因为头一天（17号）刚下过雪，尚未开始融化，大家迎着凛冽的朔风，脚下踩着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寒风一阵阵不断夹着雪粉向我们身上扑来，人们呼出的热气，很快在两鬓结成霜团，像是长了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每个人穿着棉衣棉裤，身上背着背包、两肩左右挎着书包、水壶和干粮袋，足有二十多斤，队伍在雪地里像一条雪龙向目的地进发。



走到中午，太阳从山脊上升起来，照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长长的队伍在路上走出的脚印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变成一个个积着雪水的雪窝。我们的裤腿被浸湿，脚上的棉鞋里灌满了泥浆，发出嚓嚓和扑扑的声响。面颊、耳朵、手脚被冻得比平时更难受。不知不觉中，脚底板还是被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路磨起了血泡，背包勒的手和胳膊渐渐有些麻木，大家的行进速度明显慢下来。



队伍中途休息时，附近没有村庄，周围全是雪化后的泥泞路，根本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让大家坐下来歇歇脚。大家都累得没了声音，只好默默地站在原地，喝几口水壶里已经冻冷了的水，有的战士则就地找一处没有被扰动的白雪，捧起来吃上几口，算是休息了。



头一天早上出发，因为很多人没有长途行军的锻炼，又遇到刚下过的大雪，所以只走了三十多里路，到下午，便开始在路旁找村子宿营……经过三四天行军，路上积雪融化了，我们腿脚和肩膀也渐渐不痛了，从初时的每天几十里，增加到最多时的一百几十里，22日中午，所有要到敌后晋东南第一分校的教职学员都准时到达甘泉“六十里铺”。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解放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和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也同时到达。



抗大一分校东迁动员、誓师大会是在甘泉县洛河（冬天河水已干）河滩上进行的。学员们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听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抗大政委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以及其他领导，对抗大一分校的成立表示祝贺并送行，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向学员们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抗大校长先是林彪，后是徐向前）并作最后的动员报告。



罗瑞卿教育长个子挺拔，英姿勃勃，因在长征途中脸部受伤，嘴的开合受到影响，说话时总是咬着牙，给人印象深刻。即使这样，他讲起话来仍然铿锵有力、逻辑性很强，富有鼓动性、感染力，极具人格魅力。凡是听到他讲话的人，一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是老一代革命家在战争环境里锻炼出来和用生命换来的。因为部队每次要打大仗或是上级有重大举措时，首先是一线的干部们先要理解吃透上级讲话基本精神后，再加上自己特有的讲话风格给予阐释，必须要用激励人心的语言和胜利在前的伟大目标相鼓舞，才能唤起战士们走上战场、奋勇杀敌、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我在罗教育长东迁动员大会上就想：这次到华北敌后去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干、拼刺刀，绝不能退缩、绝不能害怕，也没有死的想法。



罗教育长在东迁动员大会上说：“你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是进步青年，是抗日先锋，是数千只燃烧着的火把，你们为了祖国，为了真理，历尽千辛万苦，跨过万水千山，冲破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来到延安……坚信同志们能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何长工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对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决心努力把学校办好，培养出合格的干部。



罗瑞卿的动员讲话给大家的鼓舞是巨大的，就像我的抗大老友吴象说的：“数千学员热血沸腾，几乎坐不住了，‘到前线去！’‘到敌后去！’的口号此起彼伏，振荡山谷。”



随即，学校东迁领导部门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首先组建训练部、政治部等领导机关。考虑到立即要行军东进，为了便于指挥，各建制单位不做大的调整，编成临时行军大队，明确负责人。原总校五大队编为一大队，由何长工校长负责；原六大队编为二大队，由韦国清负责；其余单位编为三大队，由周纯全负责。为隐蔽东进企图，适应军事行动需要，抗大一分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随营学校”。以“何纵队”为代号，何长工任司令员。抗大和陕公总校校部仍然留在延安继续办学。



同时，学校政治部召开政工会议，部署有关工作：一是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领会文件精神，认清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以及到敌后办学，培养干部的重大意义；二是抓紧进行部队中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遵守行军纪律，严守军事秘密，开展团结互助，对体弱的女同志和小同志，指定专人照顾。三是组织行军宣传鼓动小组，要求走一路，宣传一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书写抗日标语，并以说唱、快板等形式，表扬行军途中的好人好事，活跃行军途中的文化生活。



各单位抓紧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认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主要是补充行军中的干粮和鞋袜，领取购买必要的药品，成立行军收容组等。



学校为了加强工作指导，决定把原六大队（文迅、吴象所在大队）创办的《锻炼》改名为《火炬》，作为校刊继续办好。首期报道了学校成立大会的盛况，以新的版式展现在全校人员的面前。



抗大一分校干部学员在听完罗瑞卿教育长的动员报告后，在甘泉附近村庄就地休整、学习。各单位教员又向学员们作了鼓动动员，检查大家东迁上学的准备情况，包括身体状况，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来、及时解决等。



12月25日一大早，全体教职员、学员从甘泉出发，随着出征战士们的脚步，延安、宝塔山、清凉山……逐渐消失在身后，3000多人的队伍里，有近三分之二的抗大学员（知识青年们）还没有到过延安城和见到过宝塔山，就匆匆地与圣地擦肩而过，心里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他们最终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延安和宝塔山以及延安的一切都牢牢地定格在抗大战士们的心坎上。3000多人的大部队没有再从延安宝塔山前经过，而是一路向东北方向、径直来到延长县。在这里，校领导正式召开了抗大一分校成立暨东迁动员大会。



何长工校长后来说：“1938年冬天，两校（晋东南的一分校；晋察冀的二分校）分别由住地出发，奔向目的地。我所在的抗大一分校从庆阳、洛川出发，经甘泉、延长，渡过波涛滚滚的黄河，来到战云密布的太行山区。”



我与延安一别就是半个世纪，50年里也没与延安再续别情，只是50年后的1988年，延安大学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当年的一群年轻人应邀重又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时，聚集胸中的50年延安情，才被再次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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