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附录——我所著文章实录
【附录一】
《山东省职工运动的片断介绍》（原文为繁体字竖排，今作简体字横排，以下同）
山东省除过工厂、农村的工人和工会外，还有邮务工会、手工业工会。因为东面靠临大海，有不少码头、晒盐、捕鱼工人。所以还有码头工会和鱼盐业工会。
一、以企业工人为主的工运方针
今年山东职工运动方针是以企业工人为主。发动各业工人进入今年大生产运动。迎接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成立。企业工会工作收到显著成绩。
二、工人觉悟大大提高
华祥织布厂工人基本上转变了雇佣观点，大家一致认为“工厂是自己的，工厂要办好，大家都要负责任，要多生产，好好节约，多开会，多商量。”“工厂是共产党领导的，是工人自己的家，干活是为自己，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穿衣困难，不是为了私人发财。”
三、热情提高，生产提高
滨海军工厂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磨撞针从二百个提高到七百个。每一批成品着手装置时，都反复试验确定，在工作房里时时都能听到工人们在互相勉
力的语句：“咱装一个一定得管用，不然不光白费，还会在前方起坏作用。”五十三岁老工人李龙溪同志一上工就一口气干到底，星期、例假不休息。利用工外时间整理工具，不耽误生产时间。因此她的生产提高了一倍。不少工人天不亮就起床，脸也不洗就去上工，自动的打夜工、加点。带病上工也很普遍。这种奋不顾身的劳动影响了刚从胶县、莒城解放出来的新工友，张敬坤腿上生疮站不住，躺着干，不吃饭也要上工。华祥染织工厂毛巾产量三月份是一百八十三打四条，下旬即增到二百四十四打四条。练习生曹济乾三月中旬织二十一打四条，下旬织到二十五打四条。
四、技术也有很大改进
去年十二月织毛巾的洋线称子完全换成土线，粗细不匀肯断头，生产突然下降，熟练工人由每日织三打八条降到两打，练习生由二打八条降到一打四条。三月中旬在工会技术委员会不断研究下，产量恢复到和洋线底（的）称子一样的记录，有的还超过。刚由敌占区来的工友于光明同志创造了织两条毛巾的大机，提高产量三分之一。过去染各种色布都是旧式染法，颜色不光彩，不耐久，染上之后还须碾上几次，线的本质受伤。工人庞鸿奋同志创造了机械染法，仍用人力，染锅是方的，内置机械，每疋布较前省用颜料一两，每日增加三分之一的产量，成本也减低三分之一，染出的布，不仅颜色光彩不退（褪）色，而且不用碾，布面较前更平展也结实。
五、公私兼顾，发扬民主
以上成绩，是他们“由固定工资分红制改为计件工资分红制度，大家对生产过程中各种制度，减低成本与节约原料上都有了积极的讨论。”所有工友“在工会领导下都定了自己的生产计划。”结果“都超过了规定标准。”新升为三等工人的曹济乾，原标准量是每日织两打，他的计划是织两打八条。漂整工人韦云芳过去每日漂十五打，现在他计划漂三十打。华祥织布工会过去行政上规定的标准量：轮机组是一个轮车十二疋。浆线组每人每天二十五斤。织布组织格子布十二疋，练习生织白布十四疋，但都完不成。轮机组只完成十疋，浆线组只完成二十斤，还说：“忙不过来。”格子布仅织九疋。练习生白布织到十二疋。平均只能完成标准数四分之三。浪费现象很大：轮机组一月一个轮车有九斤半烂线。合股组一月浪费三四斤。经过教育，生产计划工人讨论自己订，每人计划都高于行政规定标准，并且完成和超过。轮机组一号轮车每天十六疋，二号轮车十四疋。浆线组工人每天二十五斤，一等练习生二十二斤，二等练习生十八斤（带修机子）。织布组工人每月织格子布十三疋（带修机子），练习生织条子布十八疋。平均标准量较前提高三分之一。浪费现象也完全消灭。
六、职工团结互助
工人团结大进一步。过去华祥织布厂各组在工作中是各干各的，好坏互不关心，浆线组有时线拧的不匀不干，线就练条，肯断头，既不好轮，又不好织，各组都抱着好就好干，坏就坏干的想法，影响工作很大。现在个人订生产计划时，各组都互相很关心，提出来“一组工作做得不好就影响全厂工作，要把自己工作
弄好。”过去快到休息时候就不干了，如果有一两个人在干，有的工人就在一边讽刺说：“你想争个劳动英雄吗？”现在没有了，并且大家都讨论如何做个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还订出了条件，过去工人互相不提意见，有人一提，就认为是故意和他作对。现在每逢开会，每个人都先检讨自己，并且要求别人对他提意见，说：“别人给自己提意见是帮助自己。”工人与干部也都互相大胆提开意见了。
“这是自加强了工会工作，在厂方领导上，采取了群众路线的收获。”
七、迎接解放区职工联合会成立的工作
今年（1944年）五一，省总工会发下迎接解放区职工联合会成立的指示，发动各业工人进行竞赛。在公营工厂内要开展赵占魁运动，注意工人卫生，保证身体健康，“保证不发生病号。”照顾女工特殊困难，建立健全俱乐部，活跃工人生活，而不妨害劳动时间原则下，建立学习制度，加强技术研究。在私营工厂内号召工人在资方允许分红下积极生产，并照顾资方有利可图。在工作时间上要求不超过公营工厂。号召雇工深耕细作，在农闲时间，主雇可经营副业，以达到团结增产目的。在渔盐民中座谈捕鱼晒盐技术，号召消灭劣盐及办好合作社等，在手工业工会中则要建立铁木业合作社，大量制造纺车织机和农具，以供应人民需要，解决贫苦手工业工人生活困难。
【附录二】
《张甩成》
张甩成是昔东县（今昔阳县）第四区东丰稔（rěn，音忍，意为庄稼成熟）村的工会主席，领导全村组织起来，成为全县的模范村。
一、领导组织起来有办法
去年春天，上级号召搞互助，大家都没信心。有的认为：“人多多做不了营生”，“和孩孩们在一块吃亏”。干部们认为麻烦、累赘，谁也不动。甩成有经验：“人多多做营生”，上级一号召，就把自己原来的变工队扩大成互助组，天天向大家宣布互助组的成绩，慢慢地谁都明白了互助组的好处。干部们说：“甩成成功了，咱跟上甩成经验搞吧！”群众们说：“互助起来光（好处）可多哩，没有办法的也有了办法，咱也组织起来吧！”
组织起来以后，甩成号召大家好好生产，每亩地多打几升或一斗粮食。用竞赛来鼓励大家加油干。收秋时，大家感到人手少顾不过来，有了收秋的，没有耕地的，有了耕地的，没有收秋的。甩成根据大家心事，提议由互助组改成拨工队。有些干部觉着几十家太大，怕弄差了。甩成说：“只要好好记账就行，咱要走在群众前头才对。”他自己首先成立起一个队，给大家做样子，结果多做许多营生，别人也就成立了。
耕地时，畜力不好使用，甩成就组织人拉犁耕地，组织妇女碾米打谷，群众都喜欢甩成领导，说：“有甩成给咱研究，生产不成问题。”
去年好劳力有些吃亏，赖劳力沾光。有些人分定的高受不够，有些定的低超过也不加分。有些群众就不愿干，甩成和大家在一块研究出：“死分活用”办法，又自愿结成组，大家都很满意。现在大家感到拨工队劳力使唤不过来，准备成立劳力互助合作社。全村群众都说：“有甩成给咱研究生产实在好，完成快，闲人少，穷人变富，富人更富。”一个雇主说：“过去种一顷二三十亩地，用六七个长工，还得年年用短工，谷只能锄一遍，玉茭两遍，草也挽不出来，现在用一个工人养种，不用短工，玉茭锄三遍，谷锄两遍。”一个富农二流子，过去用一个人，地荒得很厉害，参加了互助组，到秋后一算账，长下四十分，一亩地多打一斗粮食，还没雇工人掏工资。群众一致选他为劳动英雄，全县劳动英雄也有他的名字。
二、照顾群众，照顾工人
别人不愿意和河北移民在一起互助，觉得他们劳动技术不好，甩成愿意，帮助移民搞鞋、弄布，换季互助长下的工，卖给有粮户赚下粮食，拿二斗麦子磨成面卖成钱，再买下一石多玉茭，解决了移民的生活困难。
组织起来以后，甩成动员工人要在互助中起领导作用，“在组里多负责，大家看起咱来，就自然选咱领导。”工人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的号召，干活在头里，休息也掌握时间。大部分小组长都选上工人。群众都说：“工会会员领导不吃亏，过去三个人作的，现在两个人就可以作了，省工是工人领导的好。”雇主也满意。
工人们听上甩成话干得很好，以后棉花钱贵了，工人有了困难，甩成就动员雇主给工人奖励，农会也帮助，雇主都先后答应了。工人干的更有劲了，和农会会员按着甩成计划，刨了一顷七八十亩地，耕了二十六顷茬。工人地位大大提高。谁也看得起工人。秋后座谈会上，一个雇主说：“今年雇两个人比去年雇两个半人也不少做，我的雇工确乎吃了苦，比我还关心生产。”自动给工人增加了两丈布。有六七个雇主都给工人缝了一条裤子，有的加了米。群众们说：“工会会员思想确乎好。”“某人真不错。”冬训时，群众自愿帮助工人驮了四十天煤不要钱。有的自动给工人家里打柴。复工时，甩成首先照顾没办法的工人先复。去年工人上升了三个，明年就都上升了。
甩成只怕给群众办不周到，布置工会会员了解大家思想，使问题能很快反映解决。青年妇女儿童都来找甩成谈问题解决问题。他亲自改造了三四个二流子，而且把一个培养成劳动英雄。
全村群众都说：“甩成真是公私兼顾！”“又怕雇主尅扣工人，又怕工人不好好做营生。”
三、用民主方法办事
甩成办事绝不包办，任务来了就具体分工，布置生产先让大家讨论，才传达下去。干什么都使唤大家力量，态度和平。巨保今年参加拨工队没长下工，还短工很多。他不愿拿粮食出工资，还要叫大家先锄他的苗。大家叫他先还工，甩成给他解释，他说：“去吧！不用拿你那片好嘴来‘排架’我。”“你是什么劳动英雄！”甩成见他火气很大，没有说他。等他火气下去了就叫大家来评理，大家都说巨保不对。自己有一点不对的地方，也希望大家提出来。
【附录三】
边印厂三烟厂本报职工“抗议重庆特务暴行”写信捐款慰问胡世合家属
【本报讯】重庆特务分子田凯枪杀技工胡世合，打伤工人刘振基、吴兴力、张光荣的消息传到各工厂后，工人们莫不气愤异常。边区印刷厂工友接到了登载这个消息的报纸，马上就召开了职工大会。工友刘玉山说：“大后方真是黑暗到极点了，国民党特务随便抢杀我们工人，非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府，我们工人是得不到自由和生命的保障的。”三烟厂职工们也在第二天晚上召开了大会，工友侯满金首先发言说：“大后方不民主，我们工人生命无保障，为国家多生产反遭到特务的杀害，实在伤心呀！”本报印刷厂职工们也在十三日晚上，专门召开大会，讨论这个问题。综合三个工厂工人的意见：一、严重抗议重庆特务枪杀胡世合，向艰苦奋斗的重庆工友声援。二、努力生产，加紧准备反攻物质基础，誓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奋斗到底，为胡世合报仇！三个工厂的工友都发动了写信捐款慰问胡世合家属和受伤工友的运动。边印厂工友的慰问信上说：“我们要从各方面来援助你们。”他们已捐款三百八十二元，本报印刷厂工友亦捐一千二百七十五元，三烟厂工友捐款一千元，均交本报，汇寄重庆。（小徐守先）
【附录四】
《来宾观感》（蜡板油印）
六七分区来宾听了戎（子和）副主席工作报告后，觉得根据地的参议会和国民党过去的议会及敌人的地方协议会完全不同。某先生说：“邢台过去的竞选，实际上都是贿赂的多，争权夺势。有个叫郭星三的很有地位，但不给老百姓接近。有个叫崔老便的，有嗜好，但比较起来和老百姓还接近一些。”选举时就选上崔老便，姓郭的大为不满说：“姓崔的有嗜好，为什么选他？他有什么资格？”于是当场将票箱打碎。选上的人都是当过师长旅长的，来选他时，他讲得很好，答应给老百姓办好多好事，选上他们以后，人家吃得开了，就把老百姓丢在一边，光帮助县长办坏事。至于敌人的地方协议会，那就更是骗人的东西了。“这里最好”，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别的不说，过去开这大会，光大官背枪的，至少有二三百。现在戎副主席只有一个人，还要办好多事情。过去至少得三四个人。”襄垣新来的某先生听了戎副主席的报告后说：“我最佩服的是不掩盖着自己的错误，在敌人那里是没有这样的！”
【附录五】
《回去作（做）什么？》
大会中，工厂小组代表曾根据自己工作情况，
提出今后要做的工作。兹作参考—编者—”
一、甄荣典：根据我们那里的具体情况现在任务很紧，回去以后发动大家订计划。上级提出的任务，小组讨论后，各部门各个人再提出自己的计划。看看自己每天完成多少，就可以完成上级任务。这样的办法，不但能完成任务，而且还会超过。因为他个人除十点钟时间外，还另外找时间完成自己任务。每个人任务都完成，整个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过去光是上级出计划，个人不定，就形成工作好坏不是自己的，没有责任心，影响工作不能很好完成。订计划的办法过去厂子里就有，但不普遍，今后要将它普遍起来。
二、尚文元：工厂马上会扩大，生产技术研究很重要，发明一个工具，生产就能增加一倍，光凭劳力是有限的。回去以后着重发动大家来创造，组织小型的研究。
三、张阳明：回去后工会一定要组织技术、学习、生活等互助组，特别在药品配置上，要做到更加准确、效力大。
四、谢啓昌：我们烟厂生产的一个特点是“季节性”。冬季销售得多，夏天销售的少，影响工人情绪。现在根据地扩大，销路广了，消耗多了。回去想办法使产量平衡经常。现在成工少，学徒多，要加紧培养提高技术。在学习上要多总结经验，取得办法。有的烟厂还没互助组，用三烟厂的经验，动员他们组织起来。
五、田三庆：回去向供给部提意见，各厂一定要有工会，这是团结教育工人不可缺少的。工会和行政过去有些意见，行政上有时计划得不圆满，对工人力量估计不准确，不是完不成，就是太松。回去以后在生产上组织提高。组织各种互助组，发挥个人长处，有的上机子出的活又多又不出毛病，有的擅长剪裁。工厂可能扩大，回去提意见要招收女工，他们在缝衣服上有擅长。工人住学很困难，准备冬天找时间组织文化学习。要提倡核算，对巩固工人有好处。五一工厂会议后，给工人增加了工资，有些工人还嫌少，想到钱多的地方去。经过计算，除吃光穿用和固定工资就五百多元，他们的情绪安定了。
六、赵元水：我回去和工会干部都要到小组里和工人在一起干，自己亲自下手，不光叫别人做。学徒很多，要组织技术研究很快提高他们。发现问题要多考虑，不能盲干，防止主观。过去生产计划是行政交给领工。完全由领工计划干，今后应发动大家做计划，发挥大家积极性创造性。训练班也健全起来。
七、刘宗师：回去后把革命交通工友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知识，改进工作，克服过去缺点，如送信的迟误、停压、丢失等现象。做到按时出发，按时到达，真正做到为社会人士服务，保证秘密安全。要求总工会帮助成立交通职工会，克服工友们认为当工人没前途的思想，单凭行政上领导是困难的。互助组在我们那里也合适，可以克服大家光要求学习，认为学习好了就可以当干部的偏向。
八、李希保：我们和交通部门一样，要求成立工会很急切。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要不要都行，没有工会总觉得没个系统，有什么问题也没个商量处，连农民也不如，工人都不满意。
九、陈燕：在技术上我们继续采用这个新办法：规定一定的量与质，每月除领取固定工资外，超过的按分数领钱。定分不按青年老年，也不分技术工人与学徒，主要看质与量和思想（劳动态度）各方面。由大家发表意见，公务决定。这样做有时一个学徒领的工资比技术工人的固定工资还多。这就奖励了青年工人的努力，克服了技术工人的老大。还要实行年工加俸，干够一年加十元，不进步还要降级。最近搞到一架机器，准备再开个工厂，三个月完成，要求各领班保证新学徒会全套技术。在学习上也采取三烟厂的办法，组织互助组。
【附录六】
“选举经验介绍”《印刷界的劳动英雄是怎样比选的？》
印刷界这次劳动英雄选举，认真、严肃，充满着民主精神；他们又创造
了“比选”的名词，很适合工人同志们口味，故特为介绍，以供参考。
这次太行区几个印刷厂比选劳动英雄，是由职工总会主持的。在比选之先，首先确定以新英雄主义的要求，作为指导方针，使得比出的劳动英雄能在今后工作中推动与组织的作用。随后，评委会根据这个精神定出劳动英雄的具体标准：一、能联系群众、帮助别人，在工作中起推动和组织作用。二、能自觉积极地克服困难、爱护资财、保卫工厂。三、自己努力学习业务，对生产有所贡献。这就在比选中可能发生的意见分歧，取得思想上的一致。
比选时，首由各单位报告劳动英雄的事迹，参加评委会的同志均作详细记录，并随时发现问题。一个单位报告完之后，大家再将自己的记录仔细审阅一遍，继续发现问题，然后提出来，由报告人及其他了解的同志作解答和补充，使大家对劳动英雄的各方面求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先报告的某单位材料不具体，列举了许多空洞的数目字，而他如何完成任务，以及他的新劳动态度在各方面表现的具体生动材料却很少；个人突出的事情多，而联系群众的事实少。于是指导上提出要多列举生动的事实，要在对群众的推动与组织上着重的介绍。之后，又有另一种偏向发生，即某些单位为了使自己的劳动英雄适合于“起推动和组织作用”的标准，就把全厂职工的成就与进步完全归之于劳动英雄个人。指导上又马上提出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估计对劳动英雄的作用，有多少就说多少，不要夸大一点。
经过报告及质疑之后，就划分小组（每组四、五人）进行酝酿。小组是根据各评判委员对各单位的工作情况及劳动英雄的熟悉程度等来划分的。这样可使问题发掘深刻、了解全面。酝酿时，大家把所有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和讨论，把事实都弄得更真实，对各个劳动英雄的了解与估量也更正确和恰当。例如新华书店提出他们的劳动英雄把翻字模改为翻字坯模是工具的“创造”，经过大家讨论认为这只能算作工具的“改造”。又如边府印刷局叙述他们的劳动英雄在保卫资财的英勇行为时，说他在离敌人百多步远的距离看资财，别的同志就提出质疑说：“这样近的距离看资财，难道不怕敌人看见，反而暴露了资财吗？”后来才弄清楚是和敌人远隔着一道沟。同时在批判别的劳动英雄时，对自己劳动英雄的材料真实性上也作了新的估计，自动地把夸大的东西都取消了。由于在酝酿过程中充分发扬了民主，就使得评判条件非常成熟，大家把所有的问题在思想上都取得了一致。酝酿终了，某个劳动英雄可能当选的结论也就作出了。这次比选的经验告诉我们，比选作得好坏，酝酿的成熟与否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要酝酿进行得彻底，就要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和研究的精神。
在正式选举之先，指导上为了防止上述偏向，特别是第二个偏向，又再次提出要根据劳动英雄的具体工作条件，看谁比较最适合我们的要求，如他虽不能在全厂起推动组织作用，但只要在他那一部门工作中，起到这个作用就行，要将我们的要求与实际情形结合起来。选举的方式是不记名的票选。由于选举准备工作做得好，所以选举揭晓以后，大家都毫无异议。比选时劳动英雄和技术能手都列席参加，在临到大家分析批判中，都得到了实际的教育。
以上就是印刷厂劳动英雄比选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及一些新的经验。
【附录七】
《前进心为啥没有了？——职工学习生活纪实》
小组会上，钱義格提出脑子里苦闷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想不通的问题。
他说：“旧社会穷人尽受罪，被人看不起，所以我从小就不愿意当穷人，在学校读书很用功，求上进心很大，总想将来弄得有吃有穿比普通人强，爱面子，担一担水也怕人看见笑话。日本人来后，我到公司事务房和工人在一起工作，觉得丢人失身份，职员上班是签到，自己要和工人一样到牌房领牌，职员带白袖章，自己却要带着工人的蓝袖章，……这一切时时刺激着我必须爬到职员位置上才甘心。每天下班后，不管怎么样忙总要抽空学英文日文。解放后，这种上进心突然没有了，看见领导干部没有过去那样尊严，上下不分，待遇差不多一样，现在的经理还不如新职员挣钱多。觉着当个勤务员也没啥，八路军保证人人有饭吃不失业，不管怎样也饿不着，学不学技术不吃紧。”接着他又说：“根据事实，也觉着自己想法不见的对，为啥解放区工人农民劳动热忱那末高呢？鉴定时，许多老干部都不满自己地位？这证明新社会有使人进步的力量，但不知这种力量在那里？去年长治开英雄会，公司花很多钱让职工去参观，我想：‘为啥下这么大本钱让我们参观呢？想来想去觉着大概这就是解放区推动人进步的法子，但是还鼓不起我的劲来！”
郝敏科说：“你那种上进心是为了升官发财，压住别人，要不为什么经理没官架子你看不顺眼呢？”程豫保说：“劲头不大主要是你的升官发财享受欲望，在新社会里觉着满足不了。”
六十一岁老工人胡景泰说：“只有新社会才叫人前进呢？我作了四十二年工，民国三年，就开始给资本家做工，受了一辈子压迫，民国十四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罢工，制倒了英国人，才翻了半截身，大革命一失败，又照常受压迫，二十二年中英合办矿场，开来军队包围工会押走干部。日本来后压迫更加厉害，三月没开支没人敢吭（声），解放后，打到了恶霸，打到了惠文功，工人翻身了，没有一个人说没饭吃没衣穿，个个吃的胖胖的挺着胸脯，谁都干的顶有劲，解放啦嘛！像我还当了工会主任，斗大字还认了一口袋。过去呢？是夫不能顾妻，父不能顾子，我的同院高连仲，一人养活一妻二子三口人，灾荒时期，下工回来女人给他蒸玉茭面馍给他吃，娘三喝稀的。小孩也要吃馍，女人打哭了小孩，男人也哭了，女人说：“你哭啥哩？”男人说：“你打小孩，我心里也难过，孩子也饿，你不给他吃还打他？”女人说：“我是为你，一人养活三人，总的让你吃饱！”以后更没吃的了。女人把小孩抱到赵店卖了换了几斗米回来给男人作饭吃。男人下班回来，不见小孩就问，又是一场大哭。”“女人愿意打小孩吗？愿意把亲生骨肉卖了吗？完全是逼的。你说旧社会好？新社会好？再不好好干为啥？”
钱義格听了，费力的还在思索着。
【附录八】
中国兵工工会华北地区委员会“关于修造厂工人邢占福自杀事件的检讨和意见”
编者按：十月三十日，本报批评了兵工局修造厂因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而引起工人邢占福自杀的事件后，曾收到许多读者来函。在广大读者的帮助下，修造厂重做了检讨。我们认为：今天刊登的中国兵工工会华北地区委员会关于该事件的检讨和意见，是深刻、正确的，能够解决问题，值得各级工会干部学习。
修造厂工人邢占福自杀事件的发生看出兵工局工会工作中自上而下地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且缺乏明确的、对工人群众负责的观念。工人有疾苦不找自己的工会组织想办法，而走自杀的错误道路，证明工会脱离群众的严重性。
邢占福自杀事件的发生，首先与华北地区委员会领导上缺乏群众观念，不关心工人疾苦是不能分开的。过去华北老厂，长期而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工人技术低下与工资不高的情况，这主要是我们没有大力组织工人的技术学习和错误地以复杂技术的标准衡量熟练工人，使熟练工人长期停留在学徒阶段，尤其应该检讨的
是工会没有坚持合同定期评定工资的规定，使工人工资所得远远落后于技术与工作的进步。造成许多工人不安于工厂工作，觉得：“还不如当长工”，“革命前途光明，自己前途黑暗”。近年来相继离厂工人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技术与工资是工人最切身的基本利益，不关心工人的技术进步与工资，就是对工人利益的损害，也是对发展生产的损害，今后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集体合同规定工人工资在四十五饻（音西，意为老解放区曾用过的一种计算货币的单位，一饻等于若干种食物价格的总和）以下者，工厂不予设置家属宿舍。战争时期财经困难，工厂无法完全满足家属住宿要求，但只要行政与工会向工人耐心解释，工人是可以体谅的，完全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贫苦职工的家属住宿问题，工厂与工会完全应该负责解决。四十五饻以下，不给宿舍的规定，妨碍了工人家庭生活，甚至给像杨成福那样官僚主义的工会主任以藉口，连家属看望职工临时的宿舍也不给找。因此这种规定是片面地照顾了工厂的困难，而没有照顾到工人的困难。
集体合同第四十九条规定，职工直系亲属患病时，得在本厂医院（或指定医院）免费治疗，除花柳病外，不收医药费。试行细则中第二十七条规定……由于本人行为不正而得的花柳病不在此例的规定是不合适的。这是企业仅仅用刺激限制的办法来制止不正当行为的发生，而不曾想到产生这种行为是婚姻得不到正当解决，或是旧社会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不幸。这种病是一种恶性传染病，不迅速治疗不但病者本身痛苦极大，而且还要传染，因此，我们站在全体职工利益的观点上应积极进行教育，同时给予积极治疗和非公治病的待遇，以减轻其精神与物质负担，早日恢复健康，杜绝传染。鄙视、不管的态度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
邢占福自杀事件发生后，我们虽派人了解情况，但未认真负责地进行处理，九月间工人回城自杀事件发生后也未予以处理，这种对工人生命问题都不十分重视的态度，证明我们缺乏群众观念的严重性，值得深刻检讨。
其次，华北地区委员会领导作风上对厂工会的工作缺乏检查和帮助也是值得检讨的。修造厂工会对劳保条例与合同就没有在工人中进行反复深入的教育，对工人日常生活和福利也是不够关心的。如固城自杀事件，修造厂工会也未进行检讨，我们也未提出批评责成其检讨，使其明确责任警惕今后。因而邢占福自杀事件又接续发生，华北地区委员会是有责任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初步检讨，希望全体职工同志提意见，以便再做更深入的检查。
为着妥善地处理邢占福的自杀问题和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检查改进今后工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华北地区委员会指定常委到厂协同厂长与工会负责处理邢占福自杀问题，並将结果在报纸公布；
二、除继续大力组织工人技术文化学习外，准备很快着手研究工资问题，以期在今后评资中改正过去不合理的现象，並建议行政共同来做。
三、取消合同中关于“职工工资在四十五饻以下工厂不负责任设置家属宿舍”的规定。
四、修改劳保办法实施细则与合同中关于职工患花柳病待遇的规定。
五、责成修造厂工会对两次工人自杀事件进行严格的检讨，並在工人大会作报告，接受群众监督，明确自己责任，改进今后工作。直到现在我们尚未收到厂工会关于两次自杀案件的检查与处理报告，这是不能容许的。
六、我们认为修造厂行政应该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实检查和改进医务所的工作，立即与工会了解与解决目前职工中存在着的急需解决的困难，对犯严重官僚主义的人员，应酌情给予批评与处分。前次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附录九】
《旧中国北京的玉器业及工人状况》（1961年6月）许善述李京华郭福林撰
一、玉器业的历史概况
玉器业在我国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掘，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玉制品。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到两汉，玉器在制作技术上也有了相当进步。宋元时代设有“玉府”“玉院”。今北海团城的碧玉甕，即是元朝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的作品。玉色温润，已很精致。
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广罗全国玉器艺人为宫廷服务。苏州的刻玉名匠陆子刚奉诏进宫。陆擅长浅浮琢和镂空琢磨，当时被称为“制玉大师”。故宫博物院陈设的一件约高五寸的翡翠笔筒，就是他的杰作。十七世纪后，有所谓“康、乾、雍”水平，此时玉器品以技术华贵、细腻精致闻名。乾隆年间有玉行出现。白玉“大禹治水”（现陈设故宫博物院）即此时期的作品。据说，这件作品用了十年多时间做成，高达六尺七寸，周径十尺零七寸，具有很高的琢刻水平。由于交通的发展，民间玉琢此时也有所发展。
清朝末叶，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掠劫无恶不作。这群殖民强盗发现了具有艺术价值的玉制品，除了大肆劫掠，在市场上也购得了一些带往国外贩卖。从此，北京的玉器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光绪二十六年以后，随着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特权的扩大，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洋行，当时北京有鲁鳞洋行、禅臣洋行、汉森洋行（德国人开办）、公合洋行（意大利人开办）、山中商会（日本人开办）、导铃洋行（美国人开办）、普义德公司（英国人开办），还有犹太人办的先宁洋行等，除了收购其他特种手工艺品外，大量收购玉器品。同时，北京的中国商人也开办有振德兴、京奇行、仁立公司等商行，贩卖特艺品。他们以贱价大量收购玉制品，高价出售，从中谋取厚利。
以下分六个时期简述其变化情况：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1900—1911年）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前，玉器制品绝大多数供皇亲贵族欣赏，当时做宫活的人不多。洋人一来，原来为宫廷做活的，以及原有的“蒙古庄”（产品主要销售给蒙族）“西藏庄”（产品主要销给藏族），多半做串珠，坠子，烟嘴等首饰品，渐渐改为做人物、鸟兽、花卉、瓶炉等大件摆设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这时候，北京已出现40—50人的玉器作坊，以青山居为中心摆摊的就有50—60户。据老工人谈：前门、崇文门一带，吃玉器行饭的也有一千人左右，一、二个人不知名的还不算。
（二）民国初年到民国十六年（1912—1927年）
宣统三年武昌革命成功，行里两年没事干。不久又起来了。玉器出口一天天增加（老工人乔林、王恩忠回忆）。老工人乔林、高晋卿谈：外国人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民国八九年，“西洋庄”兴起，做大件的多了。西洋庄主要做瓶炉、鸟兽等摆设品。西洋庄又分“法国庄”、“德国庄”（法国庄做的活糙，德国庄做的活细）；大概五六年后又有了“东洋庄”，做镯子、耳环花片等，主要销至日本。这时期前门就有近千人，像瑞兴斋作坊已经有二、三百人，加上崇文门一带，从事玉器业生产约有三千人左右。
（三）抗日战争爆发前（1928—1937年）
北京东四西四永定门一带都有玉器作坊，而前门、崇文门一带最多，几乎占据了羊肉胡同等三十几条胡同。一百人以上的大作坊有瑞兴斋、荣宝斋、玉祥成等十几家；三十人以上的作坊也很多了；一、二个人的作坊极少。事变前北京玉器作坊有320户（《北京手工业之概况》赵禾，载《东亚经济》一卷10期44—45页，1943年6月）。根据老工人高晋卿、田文志、阎树清等回忆，这时玉器工人约达七千人左右，工人们称这时期为玉器的“黄金时代”。
（四）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
玉器业和国际市场有密切联系。老工人谈：听说一有战事，活主（商人）就撤活，掌柜（作坊主）就散人，工人就没事干。东三省事变（“九一八”事变）对玉器行有影响，卢沟桥一打炮，玉器行便没事了，工人纷纷转业，回家种地，在街上摆小摊，卖烤白薯，拉洋车……日本占北京第二年，行里又干了一阵。可是好景不长，鬼子一发动太平洋战争，海上交通断绝，西洋庄一点活没了。东洋庄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大力发展的红珊瑚竞争，作坊纷纷关门，全市剩下只有127家（《北京手工业之概况》赵禾，载《东亚经济》一卷10期44—45页，1943年6月）。老工人回忆，这时候的作坊，只是支撑着个门面，掌柜最多留着个学徒混饭吃，工人减少90％以上。
（五）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
“日本投降，这下可见中国人啦！”工人渴望玉器行业恢复和发展，找到活干。可是国民党来了和鬼子统治时一样，横征暴敛，钞票满天飞，钱不值钱，物价飞涨。本来就奄奄一息的玉器业，又遭到严重的打击。北京解放时，全北京只剩下71户作坊，勉强维持着门面，全行业也不过三百人，绝大部分作坊都是一、二个人。
（六）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
玉器业的真正发展，是在1949年北京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恢复这一特艺，曾大力扶持和帮助，招回专业工人，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现在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从此，北京玉器业走上了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
玉器原料多半来自外国（红珊瑚产于日本、翡翠产于缅甸……），比较贵重。除几户资金雄厚的作坊，自产自销，绝大多数作坊为玉器加工。玉器商多半不开作坊，个别自己有个小作坊，活儿一多也往外发加工。
玉器商控制着原料和产品销路。商人和作坊搞买卖是先做活后算账。算账都在逢年节时，往往逢年节，作坊主等着用钱，玉器商却将加工工价压的很低。一般是玉器品销售好，采购客人多，活儿就多，作坊主便采取不给高价不接活的办法对付商人。技术高的这时候更可拿资本家一手。相反，客人一少，玉器商便极力将加工价压低，来对付作坊主了。
手艺高的小作坊主，或者作坊中有高技术的工人，多数直接为玉器商加工。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小作坊，多数为大作坊做加工。这样大作房主从中剥削。因此，这些小作坊比直接为玉器商加工的小作坊更苦些。
玉器商发加工活给玉器作坊，要看这个作坊工人的技术水平，然后决定给什么活，给多少活。作坊主为了做好活，多赚钱，极力用高工资将好手艺人挖到自己的作坊中来。因此，互相“挖墙角”（即拉工人）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多半产生在小作坊之间。至于大作坊则一方面因人多，有手艺高的，另方面拉过高工资的工人来，其他工人工资就得提高，这样不合算。
大作坊之间为了争做好原料，小作坊之间为了控制手艺高的工人，互相歧视，产生矛盾。大权却掌握在玉器商手中。玉器商以发好料或坏料，给加工费高或低控制大小作坊，归根结底玉器商发大财。
关于玉器出口，过去是由洋行和中国人办的商行经营的，玉器商将成品卖给洋行、商行或外来采购的“客人”。一件成品成本花十元，至少可以卖二十元（即至少可得百分之百的利润）。“黄金有价玉无价”，洋行和商行把玉器运往外国，虽不知其能赚多少钱，但肯定其利润会比玉器商所得更大。
另外，北京玉器业还有一个由资本家操纵的行会组织，叫作“玉行长春会馆”，会址在和平门外琉璃厂小沙土园（现为宣武区公私合营缝纫机制造厂厂址）。在“玉行长春会馆”中供奉着邱祖（传说邱祖为元朝宰相，刻玉如和面，手艺极高）、增福财神和鲁班。每年正月初九（邱祖诞辰），七月二十四日（邱祖忌辰）为会期，届时除学徒以外全行业无论是玉器商、作坊主、工人都可以自由参加烧香祭祀，每人至少捐香资五角。祭祀后游白云观（庙会），游后大摆宴席，并唱行戏一次。“玉行长春会馆”的经费来源除香资外，还有房租和作坊主、资本家们的布施，日积月累经费相当充足，置有义地一块。凡是吃玉器行饭的，死后都可埋在这块墓地上，并可从“玉行长春会馆”领取大洋三十元的丧葬费。据说，当时领取这笔钱的人很少，因为领丧葬费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怕别人笑话。后来“玉行长春会馆”的经费被一部分有实力的资本家作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之用。并引起了资本家内部的一些纠纷。
二、工人的处境状况
玉器业工人大多来自河北省南部衡水、深县、冀县、枣强和京郊一带农村，大部分是出身于贫佃农，也有少数是北京的城市贫民，因为封建剥削严重，天灾人祸频繁，生活难以维持，同时又接近这一行的人，所以才参加到这一行的队伍中来。玉器业工人都经过一段人身依附身受虐待的学徒时期。学徒期限一般都比其他行业长。最长的7年零一节（学龚家门，多做小铊活），出师后还得谢师一年（帮师傅干一年，报酬比一般工人少）。较短的为5年、4年（学红货作，多做珊瑚等零碎活；学玛瑙作，多做掏空活）。最短的为3年（学打眼，光亮）出师后不用谢师。入玉器行学徒都需经可靠的熟人举荐，举荐人也是保证人，为学徒的一切行为和人身负责。学徒与作坊（工场）的关系是有一定程度人身依附的剥削关系。学徒入柜时有的要立字据，有的可以不立字据，这主要是看举荐人的钱势面子如何而定。凡是有些钱势的人所举荐的学徒可以不必立字据，否则就必须立字据。字据的主要内容是：（1）规定学徒期限；（2）病逝逃亡与本柜无干；（3）半途不学赔偿全部饭钱。学龚家门期限最长，学徒入柜须先试学三年，师傅认为“行”才立字据继续学，如认为“不行”，就算开除了，三年就等于白学了。学徒期间柜上管吃饭（每天大米白面，有时吃一顿肉），不管穿戴，也不给工资，只在五月节、八月节、年节时给一点“零花钱”（几十枚铜子）。一般学徒除吃饭之外第一年大约可收入一元左右，第二年2—3元，第三、四年5—8元，以后逐年有所增加。初入柜的学徒都要干一至二年的杂活，如打扫屋子、做饭、买东西、砸砂子，给师傅搭床、叠被……等。在这一时期里学徒起早睡晚，忙个不停，只要稍稍不合掌柜的意就要挨打受骂。例如饭煮多了或煮少了，因睡眠不足劳动中打盹，夜里未及时给掌柜、师傅开门，添灯油不够、灯罩擦得不亮……都会被掌柜、师傅、师兄辱骂和打“耳刮子”。有时拿起干活用的踏板就打，打得更重。这样要熬到有了师弟时，才能逐步摆脱杂活，用较多的时间学点手艺。在大作坊（工场）里的学徒除杂活少些（不用做饭和砸砂子）和每月多吃一两顿肉之外，情况与小作坊相差不多。学龚家门的学徒一般在第四年上就能做一些小件活了，在第五、六年上就能做“西洋庄”的大件活了。学红货作或玛瑙作的在三年上也能出活了。学打眼的则在第二年上就能出活了。总的来说学徒在入柜二、三年以后就日益增多地为作坊主创造大量的剩余价值。而学徒人数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约占工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日本统治时期不到百分之一，解放战争时期约百分之十），所以学徒是玉器业作坊主或资本家进行剥削的重要对象。学徒在出师以前虽然每天起早贪黑深受虐待和超经济剥削，但他们硬是忍气吞声地一年又一年地熬下去，因为他们相信学好了手艺将来到哪里都吃得开，所谓“艺不压身”；同时作坊里吃喝又比农村强；半途不学又赔不起饭钱，所以绝大多数均能坚持到底。学徒学满出师有的留在本作坊当工人，挣最低的工资，有的被送到别的作坊里去当工人或自谋出路。
最高日工资 一般日工资 最低日工资 清王朝
（光绪末年） 1吊2 1吊 500-600文钱 民国初年
（民国6年） 6吊 4—5吊 3吊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民国14年） 8毛 6—7毛 5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民国20年） 1元左右 8—9毛 6毛 抗日战争
（民国28年） 5毛 3毛 2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民国36年） 4斤小米
玉器业工人被称呼为“先生”。他们的工资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比其他行业工人要高些。他们的工资包括三部分，即固定货币工资；不固定货币工资（馈送）和实物工资（伙食）。玉器业工人的固定货币工资名为月工资，实为日工资，因为一天不干活就扣一天的钱。各时期工人的固定货币工资变化情况如上表：
日工资也不是每日发给，而是一季一清算。不固定的货币工资就是所谓“馈送”，多数是在三节时（五月节、八月节、年节）发给工人。给多少钱没有一定，完全由作坊主根据当时赚钱多少随意决定，以1925年（民国14年）为例，每节“馈送”最多为30—40元，一般为10多元，最少为3—5元。实物工资就是伙食。工人一律在柜上吃饭，每日三餐，早饭、午饭是大米白面、一个熬菜，晚饭是大米粥咸菜，10天吃一次肉叫作吃“犒劳”（小作坊10天20天没有一定，一般是等交货以后拿到加工费，才吃一次“犒劳”）。有的大作坊夏季还吃几次西瓜。每人每月饭费约5—6元（1925年前后）。就以上玉器业工人的工资来看，比其他行业工人（如鞋业、帽业、珐琅业、挑补花业……等）的工资大约高出一倍左右。这主要是因为：（1）干玉器活是一种复杂劳动，一方面是重体力劳动（手脚同时用力动作）；另一方面又是脑力劳动（要因材设计，随活的变化制作或拾掇工具），而且还要时刻小心翼翼的避免碰碎或差错，劳动强度相当高，创造的价值很大。（2）资本家和作坊主为了谋取厚利常用抬高工资的办法来互“挖墙脚”（把别的玉器作坊的工人拉到自己的作坊来干活），拉拢手艺好的工人多干活，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在互“挖墙角”的情况下，有的小作坊因为被“挖”而倒闭，这就增加了作坊主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些作坊主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没有我的话，我作坊的工人你不能用；没有你的话你作坊的工人我不能用”。这样就进一步控制了工人，更便于对工人进行剥削。
玉器业工人的劳动条件是很差的，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没有什么改变。大作坊有十间八间旧民房，小作坊只有一二间旧民房。工人干活、吃饭、睡觉都在同一间房屋。主要生产工具是每人一个琢磨玉器用的“水凳”、铁轴、压铊（上花用的）、冲铊、闸铊（开材料用的），其他工具都是随活的变化自己拾掇或制作。每天干活12小时以上。旧历三月初三以后白天的时间长了，从早晨一直干到天黑。一过九月初九白天的时间短了，晚上还得“打夜作”（晚上干活），从早上一直干到半夜。许多工人由于长期坐着干活，同时俩脚又要用力踏，增加了臀部的摩擦而生做板疮。每年除五月节、八月节各休息一天、年节休息6天外，平常无休息日，但工人可以随便自己歇工。逢年过节休息，没有工钱，柜上只管工人吃饭。工人自己歇工，柜上连饭也不管。因为活很累，很少有人每月坚持干30天的。在工人自己歇工时许多单身工人或家在外地的工人在柜上既不管饭又不能白天搭铺（每天要等收工以后才能临时搭铺睡觉）休息。绝大多数工人（约占80％）时常跑到饭馆、赌场和下处（下等妓院）去吃饭、睡觉、休息和娱乐。在把钱花光了的时候，就经常“当”、“卖”、“拆”、“押”。有些工人时而当被子，时而又买被子，但经常却是没有被子。如果遇到严重的疾病或传染病的侵袭，则工人生命毫无保障，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玉器业工人也和其他行业工人一样遭受着资本家和作坊主的控制和日益加重的剥削与压迫。在各历史时期里资本家和作坊主对付工人最普遍的办法有以下几种：（1）向工人放“长支”，即在活忙时（资本家用人时）资本家或作坊主借钱给工人花，借以笼络和要求工人多干活。工人在柜上有“长支”就不能随便离柜不干，有所谓“东辞伙一笔抹，伙辞东一笔清”之说。即东家要辞退伙友时“长支”就算取消了（这对资本家或作坊主算不了什么），伙友要离柜不干必须把柜上的“长支”还清（这对工人却好似一条锁链）。在还“长支”的问题上玉珍荣的资本家最可恨。工人要离柜不干，把“长支”还给他，他不要。他把欠他的款，按工资换算成时间（例如月工资20元，欠他30元，就折合一个半月），把工人锁在黑屋里，把时间坐满了才许走，跟坐监牢一样。其目的在于不让工人离柜。便于进行剥削。（2）用“馈送”引诱工人，使工人为了想多得点“馈送”平日不得不服服帖帖地格外努力干活，为资本家或作坊主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3）请工人下饭馆、酒馆，逛下处等讨好工人，要工人多干活。（4）抬高工资，要求工人多干活（上面已经谈到）。（5）勾结官府迫使工人多干活。如聚兴成的资本家暗中勾结警察局，时常把“不好好干活”或对他不满的工人抓起来，对工人进行威胁和压迫，然后资本家再以好人面目出现把工人从警察局“保”出来，使工人就范。（6）雇佣打手或直接动手殴打工人。如工人朱光式过去就是被资本家雇佣的打手将朱灌醉以后，打伤了一条腿，还弄坏了一只眼睛。老艺人何荣过去因事故挨过作坊主张子魁的“耳刮子”，当时也只得忍气吞声，因为没有张子魁的话，别家作坊不敢用张子魁作坊的工人。（7）利用宗教麻痹工人。如永宝聚的资本家是个回教徒，他所收的工徒也多是回教徒，每天一收工就组织工人礼拜念经，灌输“回教徒是一家”的思想，麻痹工人的阶级意识，便于对工人进行剥削。
玉器业工人的思想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七七”事变以前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包括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第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玉器业工人的思想状况变化不大。这一阶段玉器业是处在不断发展中。玉器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其他行业高些，物价也比较平稳，工人生活比较安定（与“七七”事变以后比较）。工人所关心的是“有活干，多挣钱，吃、喝、玩、乐”。对于北京和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却不大关心，只有当战争直接影响玉器业的活减少时，或亲眼看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时，才在思想上引起一些波动或疑问（如，为什么自己老打自己人？为什么学生老开会游街？为什么段执政在铁狮子胡同打死好些学生？……）。但不久活又忙了，一切波动或疑问又风平浪静烟消云散了。老工人乔林说：“过去我们工人不识字，又没有人给讲，就只知道干活、挣钱、吃饭，别的什么也不往心里去。即便往心里去也不顶什么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工人是哪一家作坊挣钱多就设法到哪一家去干活，很少在同一作坊干上三年五载的。在生活上，绝大多数工人在自己歇工的日子里或下班以后，常常跑到饭馆、赌场和下处（下等妓院）去吃、喝、玩、乐。正像老工人王恩忠所说：“吃饭馆、逛下处当时大家都认为是阔气光荣的事。”在工人与资本家或作坊主的关系上没有什么集体的斗争，一般在工人工资低或生活不好时，只是个别向资本家或作坊主提出抗议，或者干脆辞工不干，另到工资较高、生活较好的作坊去干。
（二）“七七”事变以后阶段：这一阶段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阶段里，玉器业是处于一蹶不振的衰落状态中。作坊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有的回老家种地、有的当小工、有的拉洋车、有的摆小摊……还在玉器业的少数工人主要是希望能够继续混饭吃，可是活很稀少，有时也得另想办法找点别的事干。例如老工人张国治、吕凤春行里有活就干一点，没有活就去拉洋车、做小买卖。总之，经常是在考虑怎样糊口的问题。另外对日本鬼子和汉奸也十分痛恨，除了经常可以看见鬼子、汉奸殴打或屠杀中国人之外，许多老工人都曾受过鬼子和汉奸的欺负。如老工人阎树清拉洋车，鬼子、汉奸坐车不给钱。田文志做小买卖跑张家口，所带粮食被鬼子没收。张玉春有点粮食也被日本鬼子没收，心里痛恨，但没有什么办法。及至日本鬼子快投降了，则对国民党反动派怀着幻想。如老工人吕凤春当时就想着等国民党队伍来了，就再不受日本人的气了，一切都有人做主了。后来国民党在北京也是横行霸道，开口闭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法币、美金、金圆券先后发行，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玉器行也毫无起色，对国民党的幻想才破灭了。在这个阶段工人和资本家或作坊主之间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斗争。（《北京工运史料》第一辑，工人出版社，1981年8月版）
【附录十】
《京华印书局工人运动情况》（解放前部分）约5万字，未公开发表。（1963年许善述与《北京工人运动史》编写组共同编著）（图1）
【附录十一】
《世界语有着光辉的前途——巴金致嶋田恭子信函摘录》许善述编写
在《巴金书简》一书中，收入了巴金同志1983年12月5日致嶋田恭子的信。现将信中有关世界语的部分转载如下：
我认真学习世界语是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向上海一家世界语函授书店够买了十几本书，其中有DroZamenhof的《基本文选》，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十几本书念完，我也可以用世界语写信作文了。
一九二八年我从法国回来，经友人介绍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SEA）1998年）；“学与玩智力开发丛书”《课堂知识万花筒》。（安徽少儿出版社，2000年）；“中华十圣画传”《武圣关羽》《医圣张仲景》（文字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外名人传记丛书《梅兰芳》。（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2002年多次再版）；“家家藏书系列”《十大诗歌》《十大童诗》《十大童话》《十大神话》《十大传说》《十大民间故事》。（中国和平出版社，2003年）；“中外文学名著丛书”《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缩印本。（中国少儿出版社，2005年）；“娃哈哈漫游世界丛书”《日本卷》《北欧卷》《埃及卷》。（中国和平出版社）。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70多篇，算是学业有成。
我的二女儿志桥，生于1955年，国家当时的招工计划是隔一年一招工。譬如：1970年北京完成了招工计划，第二年是1971年就不再招工。我的二女儿1971年初中毕业，接着又上了两年高中，毕业时正好是1973年，按时间推算又赶上国家不招工，结果只能插队，最后她被分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高丽营公社张喜庄大队插队落户。后经自己努力，考上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的医士班。有多篇论文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经国家考核通过，现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校医院（对外门诊）的主治医生。
1976年代，国家形势有所好转，我的五个子女先后经过上学、调动工作，从外地纷纷回到北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固定工作。
五个子女中，三个获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四个是共产党员，如今他们也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他们的五个子女、我的第三代，有三个是研究生、两个是大学本科，第三代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效力。没想到，我这一家人，包括儿媳、女婿、第三代、第四代，已然是十七口人了。只可惜，几十年的变化，老伴（善述）有的看见了，有的没看见。
善述去世后的20多年里，家中的每一点变化，我都写下来，于每年的清明节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他做个汇报。现在年岁大了，也走不动了，就写个字条，委托孩子们代我去向老伴念叨念叨，寄托我和孩子们对他的哀思，同时也无形中把家里的诗书礼仪传统传给第二代、第三代，让他们记住当年父辈们用生命和鲜血奋斗换来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
回想往事，我们家四代人，前前后后几十口人，经历了家国上百年历史的变迁，每个成员在生活中都有过酸甜苦辣咸的经历，只是这种感觉的深度和浓度不一样罢了。就我个人来说，酸甜苦辣咸中甜的味道多一点，幸福指数高一点，是我生活中的主流。我自1945年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在党的组织部门做人事工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并有传统工人家庭良好的作风影响，以及婚后善述对我和我的家人的帮助，我的家庭是幸福的。
多年来，党组织给予了我许多种荣誉和奖励。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授予我“党务工作三十年”证书、奖盘和奖章一枚；1997、2013、2015年，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老干部局授予我“老干部离休先进个人”；1991—1992年度、1993—1994年度、2001、2005、2008、2016、2017年，中共北京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老干部工作部、北京汽车集团老干部工作部授予我“先进个人”、“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在“讲传统、看变化、话改革、助发展”主题教育活动中，荣获征文、书画、摄影、手工艺术作品优秀奖。面对这些奖励，我更多想到的是，这些荣誉和奖励应该属于那些先我而早逝的老领导、老战友，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携，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想法他们是会知道的。即使我已是耄耋老人，但作为一名老党员，奖励对我来说，依然是鼓励和鞭策。到这个年龄，我对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淡忘了，但我至今都未忘记当年面对党旗入党时的庄严宣誓。我要继续努力学习，教育好我的子女，如果有能力还要把我家的好传统传给我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我会努力去做的，直到生命终结。
2012年10月，在北京市国资委离退休干部处编印的《国企老干部征文选编》中，刊登了我的《学习是人的精神财富》一文，并被评为“二等奖”。之后陆续发表、撰写了《一带一路有感》、《我家的四次迁徙》、《祝贺建党96周年》、《中国共产党一定能为中国人民作出更大贡献——学习十九大政治报告有感》等文章。
我的一生随着国家大势的变化而变化着。旧社会让我的家庭分分合合，更多的是辛酸和苦涩。解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在祖父母、父母亲和最后自己三个大家庭生活环境里，锻炼了自己。我的老伴善述去世时，曾经告诫我和孩子们：“你们是在共产党培养教育下长大的，无论何时都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是这样教育孩子们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身上都有着中国的传统思想，懂得尊老爱幼，对长辈和亲朋好友都能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都很孝顺。我的第三代孙子孙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有的也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知道自己身上担负的责任，我还有了第四代。
回忆我这几十年的家庭变迁，虽然琐碎，且不连贯，挂一漏万，但却是我亲身经历和老一辈人平时的口传心授，特别是与善述在太行山转战奔波的生死经历中融化在血液里的。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善述和他们那一批为国家、民族流血
牺牲的老战友们的怀念和纪念。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一眨眼，几十年就这样划过去了，好像什么事都还没做。
1998年，海淀区第一届“藏书状元家庭”评选活动授予我们“学习型家庭”奖牌，奖励购书票50元。1999年5月28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第10版刊登了特约记者舒志钢及摄影记者常人到家里采访我们的报道（摘要）：“‘藏书状元’话藏书”。报道中说：“一进屋，我就被他那间书屋的气势给镇住了……说真的，书多得我看着都有点眼晕。书不但多，而且按文学、历史、社科、书法、绘画、考古、工具书等门类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绕着墙转的书柜里，随便抽出一本来都是好书……志绮说：‘真正有意识地收藏图书，那还得从上大学的时候说起。高考恢复后，我从插队的地方考到上海复旦大学。那会儿太缺书了。校图书馆有限开放的书得排队借，社会上内部发行的一些书得通过关系买，千方百计搞到一本简直如获至宝。’‘四人帮’倒台，开始改革后，文学艺术开禁，大量世界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出版……一早排大队买书，彻夜不眠地读书……当时那种精神上的饥饿贫乏感和开禁后抢购图书的疯狂冲动，不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是很难理解的。’……北京之所以有那么一股浓浓的千年文化古都的韵味，是有一大群这样爱书、读书、藏书的人们。”
今天，我在这本书里，尽量将在危难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过善述和他一家人的老战友们都记录下来，虽然他们看不到了，但我相信，我和孩子们的这份心愿，老战友们在天之灵也会感知到，总有一天，他们的后人也一定会看到。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也就心安了。慎终而追远，善述去世早，也算是我和孩子们替他感谢当年的这些老战友和朋友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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