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是1977年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学习时间虽然短暂，可上海复旦大学的师资力量却是全国最好的。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上海大专院校的先生们几乎没有流失。而国政系在全国大学里又是一个特殊的系，国政系的先生们又是这一群体和领域中打旗的前辈。所以，我在这所大学、这个系受到的教育，至今让我享用不尽。
我喜欢这座学府，喜欢这里的学习环境，喜欢这里先生们的师道尊严，喜欢校园里淳朴的学风和当地学子口中的吴侬软语。当年有许多先生虽然身受冲击，可仍然秉持着人间正道，为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学子传道授业、循循善诱。且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即使今天我已到耳顺之年，可他们当年那颗为国为民的赤诚、炽热、耿耿之心，在我几十年工作和生活中仍然指引着我、影响着我。我想念他们。
我从学校毕业（1977年）后，被分配在中国外文局（今天称中国对外出版集团）所属的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开始，直至退出工作岗位（2013年），成为自由撰稿人，我为媒体写稿至少在三十年以上。自我参加对外宣传出版工作那天起，老同志们就千叮咛万嘱咐，做对外出版工作的编辑必须遵守的原则：严格核对作者所论历史事件，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书中所使用的引文，包括引文中出现的新的史实也必须有清晰的来龙去脉。陈垣先生做学问常引古人一句话，叫“人实诳汝”，意思是说，现在写文章的人，所引文字都在骗我，或者说都有骗我之嫌。言外之意就是，文章内容引经据典，看似有理有论，而我对他们所引文字并不信任。因此，我在撰写《北京老字号》这部书时，在引用史料方面，首先力求依据原文，在原文实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时，则说明引文的出处。仅此一点，让我在写作中不仅扩大了我的知识范围，更重要的是这种写作方法让我有层次、有深度，并逐步锻炼了我的学术眼界，我的诸多工具书和其他方面的藏书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质量上的提高。当然，带给我的回报就是工作中绝少或几乎不出差错。还有一条让我谨慎小心的原因是，外文出版社是国家级出版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出版领袖著作。对外宣传的严肃性、特殊性，使编辑们在文字的准确性把握上慎之又慎。中国汉字丰富，字义多且严谨。当年，由于对文字选用、取舍上的不慎与疏忽，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事实证明，我初出茅庐做编辑工作时养成的严谨作风，让我在以后看书稿和对外写稿时获益匪浅。当年工作时结缘的前辈和同辈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在前辈学者的指引下，我在工作和学习上努力地去实践他们做学问的方法，即，多读书，在掌握足够的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再动手写文章，不可浅尝辄止，尽量让自己能把文章中所有的文字内容和出处都落实在实处。
写文章首先要让自己先读懂文字内容，然后才有让读者读懂你文章的基础。有学者告诫他的学生，读研第一年，绝不可动手写论文。要写好论文，首先要先读书，大量地读，读通读懂你所需要的文献，读研二的时候再动手写，这样你写论文会容易很多。当然，你论文答辩通过的机率就会多许多；还有的学者说，是他的老师告诉他：“在你的专业范围内，不精读和浏览700部史料以上，你绝不能动手写书。”这一点我记得十分牢固。实践告诉我，我在收集、掌握、精读和浏览了不止700本著作的情况下，开始边看史料，边写我的《北京老字号》，而且在写作过程中还要不断看，不断补充。其结果，就是我写这部书稿的过程就是我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史料的过程，大概算下来，我手上收集、掌握的北京老字号的史料总在上千部，而且这个数还在不断增加。如此，我今天写起来仍觉得不那么得心应手，而离文字的圆润和史料的掌握上更谈不上完美，仍有很大距离，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尽我最大可能做到文字圆润，文有出处，查有实据。尤其是用整理《北京老字号》的形式，将北京老字号各种著作中出现的“疑难”史料之出典和始源找出来，还原来文字的真谛，让后学者在使用这些史料时不致像我一样，到处东翻西找，浪费生命不说，还徒劳无功。
我没有多少天赋可资滥用，只能以勤补拙，不敢稍有懈怠。我自认命不好，运也不济，该上学的时候，遇上“动乱”、上山下乡；该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主副食品定量供应，身体所需营养几乎得不到补充，长得不高也不胖。运即如此，命当何如？等到改革开放，一切都有了转机，社会环境又让人心陡变，信仰错位，惟金钱是瞻。倒是这一回，国运不承天命，自有后患。这一后患，反而让我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时间对我来说是宝贵的。比如年轻时搞对象、谈恋爱，在外面花多少时间，回家后就一定、必须把它补回来。但谁都知道，时间流走了是补不回来的。而我补回时间的办法，就只能挤占睡觉时间，别无他法。我常常是坐在沙发上，手拿书本，和衣看到沉沉睡去直到天明。之后便迅速起身、洗漱，骑车上班。也是自那时起，我养成一个习惯，晚上12点之前基本不入睡，常常是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才不得不上床休息。虽然这个习惯不科学、不健康，我们不提倡，但我还是坚持这个习惯。我的想法是：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上，能日积月累，不断提高、扩大我的知识范围，夯实我的文化基础，弥补曾经蹉跎掉的岁月。
时至今日，我的体会是，要想做好学问，就必须尽可能地购齐自己所需图书，当你需要它们的时候，它能为你节省许多到处寻找资料的时间和减少打断你写作思路的烦恼。同时，也会为你腾出时间多读书、读好书，做好工作，写出像样、不被人诟病的好稿子。我喜欢和享受这个学习过程，它带给我精神上的愉悦无法言说，没有这个追求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如今，国家经济稍有改观，物质极大丰富，自己从精神享受和物质需求上丝毫没有一点点“大块朵颐，翻身解放”的感觉。过去是没钱吃鸡鸭鱼肉，今天是有钱却改茹素。几十年下来，歪打正着，身体基本无恙，省时、省钱、省心、省神、省吃假药。身体健康为坚持学习和写作赢得了大块儿的时间。这是我对自己前半生最满意的地方，也是自比别人胡吃海塞，得上富贵病稍强的地方。
当年我为《北京工商管理》杂志写稿时，这本杂志在北京阔大的出版市场虽然不起眼，但主持工作的主编齐卫和先生、副主编李虹、李宗亭先生，还有编辑部的王培江、和京、路勇等先生都竭尽全力把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也聚集了京城不少优秀的编辑和记者为其撰稿。从杂志的印刷到装帧、到用纸、到栏目设置都是请专业设计人员精心设计的。我有幸成为这本杂志的栏目撰稿人，是我撰写老字号文字的最初平台。当年的这些同行朋友们如今不知身在何处，但他们永远都是我为文路上不能忘怀的挚友。
几十年里，我工作后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有的稿子因种种原因最后不能出版，我并不懊恼，也不责备组稿人，就当是练手，暂存档案袋里。即使有老字号成稿，也并不急于结集出版，而是篇篇审慎、反复推敲、认真咀嚼，直到满意。
本书的写作，没有先贤前辈、今人先生留下的鸿篇巨制、典籍文章，就没有今天这本书稿的面世。它的成书全赖中华文化的宏富与灿烂，是全民族心智、辛劳的具体体现。我为后学，对使用前辈学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虔诚有加，对前贤取得的成就感佩不已，亦步亦趋，且难望其项背；我没有读过初中、高中，没有按部就班地受过正统教育。读书的愿望和坚持学习的毅力，全赖父亲当年的教导：“不管到什么时候，知识都是有用的。”如今父亲已经不在了，可我时时都在想念他。他生前的照片我一直摆放在书案上。让他监督我不断学习，让他看着我每天都在进步。虽然我几十年伏案读书学习，遇到问题时，仍然觉得才疏学浅，但年轻时立下的志向和所从事的工作：惟想做些拾遗补缺、收集资料之事（编辑），肯定又挂一漏万，之为是书，虽诚心求之，仍远不逮前贤成绩矣。
说句心里话，我在写作过程中，特别在古籍搜集与使用上，总感力不从心。有时句与句、段与段之逻辑联系上，常常因为史料的缺环而无法让它们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有些突兀，让人感到不那么“圆润”，这些都囿于作者水平之限制，完全不是一句“下次改正”之谦辞所能弥补的，而是要下一辈子狠功夫、苦功夫，活到老、学到老之问题。
在这本书最后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出版社的同仁们，是他们的辛勤劳动让我的拙著得以出版。从他们对待书稿的态度上，我能感觉出他们是一支素质很高的出版队伍，因为是同行，我还特别看重他们认定书稿的眼界和敬业精神。事实证明，出版社有这样一批优秀的编辑，真是出版社和出版社领导的福分，千万不要慢待他们。我很羡慕这样的出版社，也羡慕这些编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充满正气、朝气、文化气息浓厚的出版单位里工作是一种缘分，千万不要辜负了它。只要大家努力工作，还愁出版社不日日新，常常新吗？
我的书稿出版，还要感谢国家图书馆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人，感谢他们为我们保存了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文化瑰宝，感谢他们常年在寂静、幽深的书库里为读者取书还书、默默无闻，平凡而伟大。他们对读者的服务可谓尽心尽力，不管你查找什么样的书，有什么不解的问题，他们都能有问必答、和蔼可亲，从不推诿。我曾在国家馆的古籍馆查找古籍，意外发现我所需的古籍是他们早年间从全国各地淘换来的。因为这些古籍上有某人某时在某地购得，价格几何等标签。我真佩服这样的图书馆老前辈，是他们的慧眼识珠，让我们这些终日以爬格子为生的人，有了吃饭的地方。所以，每当我见到他们，都倍感亲切，敬佩有加。
我生活中还有一位相识很晚，但心里一直非常尊敬的老先生。之前我只知道他是北京史地文化方面的专家，之后才知道他也是国家图书馆的老前辈，他叫王铭珍。王先生到国家图书馆之前是我国消防战线上资深的消防安全专家，国家图书馆新馆建造时的安全保障就有赖他的把关。他出版的关于老北京的书和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我在认识他之前，都悉心地保留着。
十几年前，王先生还年轻，大概六十岁出头。没曾想，我们后来竟搬到了同一个宿舍区，让我大喜过望。我有了随时向先生请教学问的机会，有时着急，还会打电话直接到府上一见，讨教不解之事。
十几年中，王先生论述北京往事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我是第一个享受实惠的人，因为他知道我是做编辑的，所以总是谦虚地让我给他的书挑挑毛病。其实我对北京的了解只是门外汉，能得到一本我需要的好书，比什么都高兴。
十几年过去了，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满头银发，愈显风采。老而弥坚，笔耕不辍，有新书不断出版，即是明证。时有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让我对先生更是尊敬有加。除此而外，先生还不辞辛劳地应邀到北京各城区的图书馆去讲座，无冬历夏，只要有读者需求，一定认真准备，绝不爽约。2012年，北京少有的大雪天气特别多，我仍能见到他身披一肩雪花，脸被冻得通红，从讲座现场回到宿舍时的情景，令人感动。
我写老字号书稿常常能从先生赠我的书里找到所需史料，碰撞出新的写作灵感。如今我的《老字号》书稿还待字闺中，可先生已归道山。有人说，知恩图报，才会进步。十多年里，我从先生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却无以回报。先生去世前，我的部分书稿曾请先生过目，让先生给我提些修改意见。先生给它的评价是“头顶鸭子——呱呱叫”。其实这是先生对晚辈的鼓励，我铭记在心。在书稿出版之际，我想在此，写几句话，向他深深鞠躬，以表达我心中久存的敬意。
至于家人，不用说更多的话，他们的帮助是显而易见、旁人无法替代的。特别是我的孩子许诺。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在校期间，受到导师严苛的论文写作训练，基本掌握了撰写论文、查找文献的方式方法，使他在汉语文逻辑、语法和修辞的写作技能上，进步尤快。毕业时，不仅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还获得“省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可以说，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他赶上了好时候，该上学的时候，受到了好的、严格系统的高等教育，是我们当年做梦都实现不了的，我望尘莫及。我的这部书稿，最后是在他的审读帮助下完成的。他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帮我看稿和查找我书中使用、市面上许多不易找到的史料出处。尤其是书稿中资料引用不妥、不通，逻辑上不顺，文字不甚圆润的地方都能指出，并与我商量、推敲，帮我认真修改，甚至重新编排写过，直到让人通篇阅读时感到舒适、不生硬为止。所以，老字号书稿的写作、完成和出版有家人和他一半的功劳。孩子对学习的喜爱和对写作的训练有素也是对我今生最大的宽慰。我感谢他，愿家人和他健康平安。
2013年8月暑热于京城“瘦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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