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出版社并转杨迪同志：
贵社1998年9月出版的《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经别人介绍，我也详细阅读了一遍，增加了不少知识，对杨迪同志“勤奋笔耕200多个日日夜夜”精神甚为感动。该书第9章有关１８０师“失利悲剧”中有一些提法，我认为不大妥当，特提出与杨迪同志商讨。
一、１８０师受挫原因
我同意当时志司通报中讲的“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造成的”，是志司到师各级指挥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政治动摇”问题。在指挥问题上，郑其贵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不根据当面敌情灵活机动处置，而是一而再地机械执行命令，“错过了５月25日夜晚，这是一个生与死、胜利与失败的最要紧、最关键的一个夜晚”。但我认为，造成180师被合围，指挥上的责任是3兵团。兵团个别首长盲目轻敌，想打好出国第一仗，不顾实际情况瞎指挥。在25日，180师陷入三面合围极为不利情况下，军令向马坪里转移，而兵团却令其就地阻击，掩护伤员转移，于是奉军令已撤出阵地向马坪里转移的538团又重返驾德山。我营在转移时，539团担任前卫，26日晨到达梧曰里南山，碰到师长郑其贵，令我营停止向马坪里转移，占领447高地，掩护伤员转移，他叫我派人去马坪里扛粮。９时许，派去扛粮的战士及179师536团反坦克班从山下跑上来了，我看到敌人坦克正向马坪里前进，180师陷入合围。被围后军令“固守待援”。黄昏后，团首长说：固守待援，已无希望。师令立即突围，军指定的集结位置：第一为史仓里，第二为鸡山里。突围路线翻越鹰峰，到史仓里。军首长说：越过加平――桦川公路，到达马坪里，就是我军阵地。27日拂晓后，我部到达鹰峰以南高地，但高地已被敌占领。当时雾很大，尖兵班报告山上是外国人，说话不懂，我还以为是人民军，让尖刀班再侦察，报告说是“高鼻子”。我与营长立即向后传达“快上，有敌人！”但是，由于7天饿饭，战士们实在爬不动；其次，我们思想上认为越过马坪里公路，已进入我军阵地，对部队要求不严，让其慢慢爬，结果到达山顶的不足20人（我营经九峦山、土木洞、九唇岱山、梧曰里战斗，伤亡比较大，突围开始不足百人）。60军指挥上责任，主要是解围不力，指定的突围路线不当，不应爬1436.9米的鹰峰，而应在马坪里打开口子，沿大路直奔史仓里。师机关、539团3营等都是沿大路突围出来的。
总之，180师遭受严重损失是由于各级指挥上失误造成的，不是什么“政治动摇”。从指挥上来说，兵团责任大于军，郑其贵当然有责任，但把板子统统打到郑其贵屁股上，又欠公道。
二、关于烧密码和分散突围时间问题
杨迪同志讲：“志司自25日下午以后与180师电台联络不上了”，“郑其贵．．．．．．令各团集中排以上干部突围，．．．．．并下令将电台砸了，密码烧了，致上下联络中断。”但据《历史的回音》、一书中魏善洪同志“烧密码的战斗”一文中讲：５月28日机要科长文青云将密码集中后交魏善洪、赵国友及通讯员小尹3人烧毁的。另据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及539团团长王至诚同志讲：27日下午，美国２４师正向史仓里进攻，鹰峰再次被敌占领，黄昏时，军仍令向史仓里集结。郑其贵师长要539团1营冲开一条路，结果未打通。28日拂晓前，郑其贵才采取以团为单位分散突围。
由此可见，郑其贵下令砸电台、烧密码和决定分散突围的时间均是28日，不是25日。也不存在集中排以上干部突围“不要兵”的问题。
三、关于９１团与１８０师“形成鲜明对比”问题
杨迪同志讲：“12军第31师91团指挥员不惊慌，很冷静的、很坚决的紧紧掌握部队，英勇果敢、沉着机智指挥部队从敌人阻截的缝隙中冲出来，．．．．．．这与180师形成鲜明对比。”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这个观点正是1951年秋，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率领工作组到60军帮助总结经验教训时的观点。他们就是以91团为榜样（为棒子），“只准讲政治动摇，右倾怕死、逃跑，不准讲军事指挥问题，”给180师广大干部扣上“政治动摇”这顶帽子的。其实，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看就明白：91团“奉命撤退”，180师“奉命坚守”，任务不同，岂敢轻易撤退。
四、关于郑其贵其人
据我了解，郑其贵历史上做政治工作时间长，军事指挥经验欠缺。他是1949年，18兵团向西北、西南大进军时，才由179师副政委改行到180师任师长的。到任后进军大西南，180师为60军前卫师，从宝鸡一直打到成都，长途追击1800里，解放县城14座，歼敌33834人，受到兵团嘉奖，被誉为川陕公路上的开路先锋。而入朝作战盲目轻敌，把美帝当蒋介石打。加上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事业心、组织纪律观念较强，对上级绝对服从，没有根据当前敌情实施灵活机动的指挥，关键时刻优柔寡断，不能果断处置。５月24日，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就建议汉江南留一个团，主力撤过江北，他坚持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撤，以后军令撤过江北。26日军令“固守待援”，突围时，又按军指定路线爬鹰峰，把一周没饭吃的部队散到大山沟里。我认为，郑其贵是个不称职的指挥员，但不能说他“政治动摇”。杨迪同志讲：“郑其贵25日就．．．．．．产生恐惧、忧虑、动摇．．．．．．。”我认为如果说郑其贵由盲目轻敌到惊慌失措，应该是27日晚突围道路被敌堵死（军指定集结位置史仓里被敌占领后）后，而不应是25日，我26日晨在梧曰里看到他时，他表现还是沉着的。
总之，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仍应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南京政治学院干休所关志超
199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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