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苏州赏梅之盛

明清时苏州赏梅之盛

苏州是我国梅花原产地之一，至唐代西部山区仍保存有许多野生梅，经过山民选育，唐时已有优良品种的果梅种植。

宋代由于苗木嫁接技术的进步，果梅已成为山区的主要经济树种，栽培面积渐渐扩大。同时许多文人雅士利用山区秀丽的山水条件，筑庐、构亭植梅，渐成为赏梅景点。

南宋尚书李弥大（1080-1140年），后知平江府，罢官后在洞庭西山林屋洞南测，筑园隐居植梅，自称无碍居士，所居名“道隐园”，制摩崖石刻《道隐园记》曰：“岩观之前，大梅十数本，中为亭曰驾浮，可以旷望将凌空而蹑虚也。”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高士查莘在光福西碛山东南，结庐植梅，时常吟哦，陶醉其中，命其屋为“梅隐庵”，又题“梅花潭”，为赏梅最盛之处。宋末光福徐日纶（鸣远1206-1274年）南宋亡后，缟素避世，终身不入城，植梅数十株，畜二鹤。高士顾凤在光福铜坑梅花最深处，建“吟香閣”。此阁至明代的王鏊（1450-1524年）、顾鼎臣（1473-1540年）还曾为其重修，后久废。至明清时还常有文人至铜坑探梅寻阁赋诗。

明初由于梅子加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山区果梅的发展，光福邓尉探梅之风渐渐形成，至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达到极盛期。

元末明初名士徐达左（良甫1333-1395年）隐居光福，在下淹之滨筑别墅耕渔轩，常交海内名士，题咏甚富。时卢熊（1331-1380年）等，在《邓尉七宝泉宴集诗》中，已写到邓尉梅花的规模，曰：“泉头酌酒兴飞扬，十里梅花送远香。”明朝中期宰臣1523年）《元墓山探梅唱和诗序》中亦谓：“其地僻远，民居鲜少，车马所不通，虽则古刹名蓝，岁久颓落，高僧韵士，日远日无。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识，不能得其趣；非具独往之兴，不能即其境而游。”

此后，至明隆庆、万历年间游人渐多，光福邓尉探梅成为姑苏一景，文征明之姪文伯仁（1502-1575年）的《姑苏十景图》已绘有《邓尉观梅》图。图中生动的画出游客乘篮舆（竹轿）上山赏梅。在王穉登（1535-1612年）诗《冒雨游玄墓》中，更描写了雨中乘篮舆探梅的情景，诗曰：“发兴上篮舆，贾勇著芒屦（用麻编织的鞋）。寻花欲乞命，岂为风雨怖。”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1568-1510年）为吴县县令，在苏州时写了许多游记，其中在《锦帆集·光福》中写邓尉梅花，谓：“光福一名邓尉，与玄墓、铜坑諸山相连属。山中梅最盛，花时香雪三十里。”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苏州进士姚希孟的《梅花杂咏序》，详细描述了光福诸山赏梅胜景。谓：“梅花之盛，不得不推吴中，而必以光福诸山为最，若言其衍亘五六十里，窈无穷际。”又曰“梅得山水而色扬”，当游船“转入邓尉，梅花愈盛，波容水态愈媚。至铜井颠，则崒嵂最高，而太湖全望矣。俯首引睇，万坞皆梅，山腰以下，嵷巃离澌，花气上蒸，坐久不知为山也，当是香水海涌出窣堵波耳。”?明末崇祯年间吴县知县牛若麟修《吴县志》（1642年）记述邓尉诸山梅花胜景，谓“邓尉西行历乌山、观山、朝士坞、外窑、里窑、熨斗柄、西碛山、弹山，过长旂岭、竺山至玄墓，出入湖山间，山人以圃为业，尤多树梅，花时一望如雪，行数十里，香风不绝，此吴中绝景也。”明末清初吴伟业（梅村1609-1672年）在《吴梅村全集·太学张君季繁墓志铭》中，记载了梅花盛开时，苏州人倾城赴邓尉出游的景况，谓：“墓在弹山之麓，具区之溽，去邓尉先陇不五里，吴人之俗，岁於山中探梅信，倾城出游。”

明代苏州赏梅不仅在光福，洞庭东西山亦有在片梅树的发展。王鏊（1450-1524年）在洞庭东山唐股村建别墅筑真适园，诗《真适园梅花盛放》曰：“花间小坐夕阳迟，香雪千枝与万枝。”

清初康熙三次南巡曾到吴中探梅，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光福邓尉留下咏梅诗《御题一律》曰：“邓尉知名久，看梅及早春。”“缤纷开万树，相对惬佳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十八年进士沈朝初《忆江南苏州好》苏州好，鼓棹去探梅。公子清歌山顶度，佳人油壁树间来，元墓正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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