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身边的岁月作者：吴照恩?来源：文史天地?时间：2020年11月18日08:52:55阅读121?编者按：由王伯群先生创
立、素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称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主要前身），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大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价值。20
19年是王伯群先生逝世第75年，也是大夏大学成立95周年。本文作者吴照恩先生，既是王伯群同乡，又是前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其人虽已作
古，但2004年写就的此文却从未面世，现予以刊发，作为对那一代献身教育人士的崇敬与怀念。一、我的历史机遇我和王伯群校长的关系，是师
生关系。他是我大学时期的校长。论乡谊，他是乡贤，我是普通老百姓。虽然都是贵州兴义人，但在我得到他任用之前，我们之间从未有过接触，更
谈不上交往。伯群校长的家庭，是我们兴义的望族，门庭显赫。而我家当时的地位，不过是普通农民而已。家庭间说不上什么关系。不过我在孩童时
代，就听长辈们谈过他胞弟王电轮护国护法的事迹，那时我年幼无知，只是当传奇来听，有点印象而已。我小时候家境不好，家庭人口多，全靠父母
种田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我怎么能上学读书，甚至上到大学毕业呢？我家祖祖辈辈都不识字。到我这一辈，弟兄四人，还有姐妹两人。哥哥们都不
愿读书，在家务农，劳动力足够了。我就要求读书，在蒙师的劝说下，父亲默许了。我放学后，空余时间还帮着干放牛、割草、拾粪等农活。所以兄
弟姐妹间也没有意见。读到高小三年级时，县城里办起初级中学，我去投考，竟被录取入学。由于成绩好，学校免收我的学费，每月只需三块小板（
云南钢洋）的伙食费，家里勉强能够支撑。初中毕业，适逢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委托县教育局招生，我参加初考，被录取。但还要到贵阳复试。那时没
有公路，我背上行李，步行十七天才走到贵阳。通过复试，被录取了。省立师范因是省立，供应伙食和书籍。县里对录取的学生还根据每学期的成绩
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学金补助（不及格的不补助），另外还发给来回路费。我的费用有了保障，就安心在师范学校学习。后来因军阀混战，省库不再拨
款。伙食开不起了，自己仍刻苦就读，终于靠县教育局补助我的奖学金完成了学业。王伯群我毕业时碰上乡贤窦觉苍先生出任贵阳乐群学校校长，经
一位同乡同学夏仲升（他是窦府亲戚）介绍，我得聘到乐群小学任级任导师。我在校中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得到窦先生好感。1934年，窦先生
辞去校长职务，把中学部交给马培中先生，小学部交给我。不久中学部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小学部我却顶起来了。我找了师范的同学卢炳衡，许庄叔
等人来帮忙，教学上大力改进，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学生人数也增加了。次年，教育厅派督学冉隆堃、黄宝华来考察，肯定了我们的办学经验，
正式下文在各私立学校中推广。乐群一跃而与素负盛名的正谊、达德、志道等校并列为甲级补助学校。董事会知道后很赞赏我，尤其是董事长平刚先
生和董事窦觉苍先生。这一时期我已成了家，我爱人也是乐群小学的老师，我们就住在学校内。这时我还一心想考大学，以进一步深造。但当时教育
厅规定，师范毕业生必须服务两年后才能报考，我便安心在乐群努力工作，同时积蓄上大学的费用。二、与“大夏”结下不解之缘1937年，“七
七事变”后，沿海很多大学内迁。大夏大学迁到贵阳。那时我已工作了两年半，符合报考的条件。大夏招生时，我便去报考，被录取后即辞去乐群小
学校长职务。当时董事长平刚先生很关心我，他说：“你大学毕业后，仍回来当乐群小学校长。”1940年夏，我大学毕业。一天，在大学部总务
处工作的梅德昌来通知我说：“王校长叫你到他的办公室去，有话告诉你。”当时心中惴惴，不知王校长找我有什么事，心里很紧张。我急忙走进
校长办公室。见面后，王校长和颜悦色地问我：“你就是吴照恩？”我回答：“是的。”王校长马上说：“你到附中部去工作。先去看看曾主任，他
会给你安排。”看样子王校长好像已很了解我的情况。他的口气，不容许我再问。但我高兴都来不及，哪敢再问？到了附中部，见到曾广典主任，他
似乎早已得到通知，开口就说：“校长安排你来搞训导主任工作。”曾主任是我在实习时就认识的。我当时有些担心，就老实告诉他：“我恐怕干不
了这项工作。”他说：“这是校长决定的。”口气很肯定。我还在那傻站着，曾主任看了我一眼，又说：“不要再考虑了，明天就来上班。”于是，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下这个工作。离开后，心里老是在想，校长何以会任用我。他不仅主动把我留校，也不安排我去做一般的教师，而是一开始就委以
行政管理的重任，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旧社会，毕业即失业。要想找到工作，特别是在大夏这样素负盛名的学校工作，谈何容易！更何况我与校长
素昧平生，非亲非故，何以会选中我留校工作，至今仍是个谜。我想，他或许是在毕业生名册上看到了我的履历，知道我曾在平刚先生创办的乐群学
校工作过，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业绩，校长才起用我的。从此，我便与大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农民之子。当年我考入贵州省立师范学校，要
到贵阳学习。临行前，我父亲告诫我：“你将来能当一个教书的先生就足够了，不要想去当官。我们家没有当官的根骨。”父亲这几句朴素的训示，
奠定了我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家庭环境锻炼了我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素质。家庭历史地位决定了我具备改变现状，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
精神。我到附中后，伯群校长信任我，先任训导主任，继任教务主任，最后代理附中部主任，使我逐步得到全面的锻炼。附中部主任，历来都是大学
部教授担任。如在我之前的曾广典、朱伯奇，就是前任的赵发智也是讲师级。我不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资历远远不够，一时不孚众望。1941年
赵发智向王校长辞职时，他召见我，说：“发智是学农的，让他去干他本行农业方面的工作。你是学教育的，就安安心心地办好附中。现在你就暂代
附中部主任。”伯群校长的信任和诚意使我很受感动。他一步一步地培植我，使我得以逐渐地胜任工作，以备将来还要重用，真可谓用心良苦。此恩
此德，使我永世不能忘记。三、用人之道：放手让我办好附中我到附中工作以后，同校长接近的机会多了。深感校长待人以诚，治事从严。尊重人，
用人不疑，让你能放手工作。闲谈中，谈到如何办好附中，我向他陈述了个人的意见：“贵阳私立学校办得比较好的，有正谊、达德、志道等校。他
们有一批志愿献身教育的人，他们把学校视为自己的家，把教育当作一生的事业。每当学校经费开支出现困难时，请不起教师，他们情愿辞掉自己在
公立学校的教职来撑持学校，义务授课。如像正谊的陈寿轩老师，他已是贵州大学的教授了，遇着正谊经费困难，他毅然辞去大学的教职到正谊授课
，所以正谊办得有起色。达德的凌秋鹗、黄干夫，志道的贾功台等，都是视校为家的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教师，忠心耿耿地团结在一起，为学校
尽心竭力。他们这种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还说：“要办好附中，就要组织一个班底，提高教师的质量，团结一批人，顶着干。我
们既要苦干，也要精兵简政。精简职员，充实教师队伍。我的办法是职员要能兼教员，不能单纯地只干职员工作；必要时教员也可兼办职员的事。不
必专设职员。私立学校靠收学费维持，学费的来源靠学生的多少。要想收入多，要多有学生才行。那就要看你的教学质量。只有学校的教学质量高，
对学生才有吸引力和号召力。我们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宁愿把钱用在教师身上。我想，我们要把附中办好，只有这条出路；其次，图书仪器的增
设、充实，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措施。目前我们是靠大学部，万一大学部迁走，附中就成了光杆司令。如靠我们自己节约、集资，所得毕竟有限
。找社会贤达捐助或是出路，这只有靠校长去想办法了。”王校长认为我的这些建议很好。他又表态说：“以后教师的引进和经费的统筹安排，你自
己酌办就行。不必事事请示我。”他把人、财两权都交给我管理，是最大的信任。这以后，凡有人找他安排在附中工作的，他都告诉来人，要先来看
我。这是校长尊重人的表现。当然，校长交下来的人，同样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一般也都是接受的。王伯群夫人保志宁晚年与本文作者合影王校长告
诉我：“讲武堂房屋，是贵州省政府暂拨给大夏大学使用的，早晚政府要收回。大学部我已安排在花溪建校，附中留在贵阳市内较好，学生来源才不
成问题。所以我们要设法另建附中校舍。”为了寻找校址，他约我同他一起骑他的马（校长喂有两匹马），从大南门到水口寺，沿山径小路到仙人洞
，到东山，再到螺蛳山（阳明祠），又到小宅吉、太乙井，还去看望了卢焘先生。顺八角岩到头桥，几乎把贵阳城转了一圈。他说小宅吉、太乙井很
好，有山有水可以建校，可惜要占用良田，且买地花费大。头桥那座荒山很合用，山顶很平，可以建体育场地和校本部。沿山建环形路，建成一个花
园似的学校。但后来他都放弃了。当时贵阳市市长何辑五与校长有亲戚关系。王校长找他商量，拨次南门外猪拱坡荒坟地给附中建校，何辑五同意了
，还下了文件。王校长要我到土地局办土地使用证（该处即现在的省总工会及公交公司到贵州财经学院一带）。当时还有两家砖瓦厂在那里烧砖瓦。
王校长说：“将来我们还可以购买那两家砖瓦厂，自己烧砖瓦集资建校。”1943年暑期，王校长在家中宴请附中全体教职工，秘书长王裕凯教授
参加，餐后座谈，讲尊师重道。王讲了笑话，但我觉意义不大。惟校长讲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莫友芝是曾国藩幕僚，职务是家庭教师，
专教他的儿子曾纪泽。曾国藩对莫友芝特别尊敬，在家吃饭都要请莫友芝坐首席。曾国藩从不在莫友芝面前摆架子。家中一切礼仪都按尊师重道的格
式进行。过了一两年，莫友芝眼见在曾国藩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外调当官去了。独有他老是当家庭教师，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便写了一个辞呈，不
愿干家庭教师了。曾国藩看了莫的辞呈后，一点不动声色。立即下了一个委任状，外调莫友芝为官。按照惯例，被外调的人要堂见（即当堂召见一批
外放的官员），包括莫友芝在内。到了堂见日期，所有外调官员均朝衣朝服，在议事厅前候召。大堂上鸣鼓后，中门大开。曾国藩端坐堂上，被召见
人鱼贯而入。由书记官点名晋见。莫友芝认为第一名一定是他，殊知落了空。一直等到把所有堂见的人都放走了，最后才喊到莫友芝。莫友芝认为把
他留在最后，一定有内心话要告诉他。殊不知曾国藩仍很严肃，仍像对其他人一样，三言两语就打发。并喊退堂，关上中门。莫友芝慌忙跑出了大门
，站在门外，像受到很大的委屈的样子。并把他穿的礼服礼帽脱下摔在地上。曾国藩躲在门后窥见，立即打开大门出来，扶起莫友芝。并说：‘我知
道先生的道德文章，品行性格，绝不是官场那低声下气之辈。走，我们回家去休息吧。’莫友芝从此安于教书工作。”王校长讲这个故事，不言而喻
，是要我们安心工作，教师是受到尊重的。附中今后如何办？王校长如是说：“大学部造就的是高级技术人才，中学部应该培养中级职业技术人才。
抗战胜利后，国家要搞建设，还需要大量的中级职业技术人才。附中除了办高初中外，还应增设工科、商科、幼儿师范、艺术学科等，以应国家之需
。”所以附中在1944年就先加办了商科。王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大学部主张学术自由，包涵革命与民主之精神。大夏在贵州应该协助政府开发贵
州的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发展。他以“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三语和“自强不息”的校训与大夏师生共勉。四、永远的怀念1944年8月，
王校长胃病突发，吐血数次，我陪他到湘雅医学院看病。经院长张孝骞亲自检查，张院长私下告诉我说：“校长十二指肠溃疡，已较严重，你们要劝
他多休息，少操劳。否则前景堪忧。”这时，日寇已窜到广西，黔南渐趋紧张。不久，省政府下令疏散，大学部决定迁赤水。校长要到重庆为大学部
搬迁筹款。他告诉我：“大学部迁赤水，附中暂留贵阳，你要把附中看护好。”此时我考虑，由于疏散，沿途很乱。校长以病弱之躯，带领全家人上
路，旅途的劳顿，他怎么受得了？又不好把张院长的话告诉他。只好婉言劝阻说：“我对贵阳周边乡下很熟，花溪龙山有我同族人。为人忠厚可靠，
万一日本人打来了，我可以带校长去那里暂避。或者我们同回兴义也可以。”校长未答，似在考虑。但第二天我去看他时，校长突然告诉我，他决定
还是去重庆。因为大学部搬迁的经费无着落，到了赤水，老师的工资都成问题。“我不去筹怎么行呢？”本文作者、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吴照恩（前
排中）与高四期同学留影他临走那天早上，我去送行。到了他的书房，看到一切都很凌乱。他正在指挥人搬东西。他没有同我多谈，忽然走到衣架边
取下一件呢大衣递给我说：“你拿去穿。”我谦让说：“我个子小，穿不上您的大衣。”他说：“不要说了，拿去。”我接过大衣，木呆呆地站着，
一直看着他上车，那是一辆旧车，车子开动了，他回头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不自觉地伤感落泪，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好像失落了什么东西一样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哪知伯群校长这一去，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诀！王校长走后约一周的时间，他逝世的噩耗传来（王伯群1944年12月20
日病逝于重庆）。我一下子呆住了，好像失去了魂魄一样。手足无措，心里总念着：“怕不会吧？是否是误传？”希望消息不是真的。其时，由于黔
南事变，日本人打到独山，大批难民涌入贵阳。市政府收回了讲武堂（大夏校址），大量难民拥进了学校，又逢天降大雪，气温骤降，难民们为了取
暖做饭，开始拆门窗课桌板凳当柴火烧。一旦桌凳等校具烧完，中学怎么能复课呢？想到校长临行时的嘱托：“你要把附中看护好。”我于是强忍悲
痛，与毛克昌校友一起，想尽办法，终于成功阻止了难民进一步的拆烧，保全了学校的教具和校舍。为尔后学校复课创造了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
我失去了亲赴重庆吊唁的机会，从而成为我终生的遗憾。王校长一生为大夏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常想，他申请大夏
大学改国立，而教育部有人竟将大夏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任命他为校长。他说：“贵州乃余故乡，而大夏系余与一班教育界优秀人士所共同耕耘者
。际兹抗战期间，余力主将大夏由沪迁黔，今天在余手中毁灭了大夏，改为国立贵大，且出任贵大校长，乃属‘卖校求荣’，余实无以面对师生！因
余平时常训话青年，‘要忠于人、忠于事，爱母校、爱国家。’而今天自己若变节，良心不能交待。”（最后在校长多次与教育部交涉以及大夏师生群情反对下，教育部终于收回成命，大夏保住了它光荣的名称和实体，并在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梵皇渡原址）从这些话语中，可见校长人格之伟大，是我们大夏人的好榜样！我们应学习校长崇高的人格。我在此抄献两位“大夏人”的悼词。一位是校长的秘书长王裕凯教授的悼词：“仗履追随十八年，生平罕见此高贤。献身教育非常际，护国除奸万世传。”另一个是王毓祥教授（大夏创建人之一）的悼词：“风雨同舟二十年，艰难奋斗仰先鞭。回思领导提携雅，公谊私情两泫然。”还有校长荣哀录上很多名人及大夏师生的悼念，不及备述了。1946年，大夏大学校董会提议，为了纪念王伯群校长，在原校丽娃河畔建“思群堂”。开幕那天，还请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剪彩。又征得贵阳大夏中学校董会同意，将贵阳大夏中学改为贵阳伯群中学，以纪念王伯群先生。【民国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责任编辑/姚胜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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