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中失踪的父性功能：分析师的内在夫妻和成熟的亲密关系

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中失踪的父性功能：分析师的内在夫妻和成熟的亲密关系作者：MichaelJ.Diamond迈克尔·J·戴蒙德翻译：邓伟光本
文发表于：PsychoanalyticQuarterly,86:4,861-887,2017摘要：本文认为，恢复分析空间中
“失踪”的父性功能对于患者实现成熟的客体关系至关重要。当无助的婴儿与最初的照料者接触时，成熟的亲密关系开始开始萌芽，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基于婴儿-母亲-父亲的健康三元功能。尽管在当代临床理论中存在以母性为中心的偏差，但三角关系的出现和包括作为分离元素的父性第三者在
分析二元体中至关重要。有效的技术要求分析师在父性、探究性（investigative）和母性之间平衡的相互作用，最大限度地接受功能
模式——分析师内部足够好的分析性伴侣——作为分离元素，（这种分离元素）有力地促进与有差异的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一个临床例子说明
了当父性功能在相互勾结、无意识的共生二元关系中被限制到较低程度时，治疗是如何受到限制的。关键词：父性功能，父性第三者，象征的父亲，
现实的父亲，三角空间，三元功能，母性中心偏见，融合二元体，弗洛伊德，拉康，父性和母性分析模式，分析师内部的分析性夫妻文章结构:1.
引言2.母性、亲密关系和分析性二元组3.在精神分析发展理论中找回失踪的父亲4.在精神分析中的理论化父亲：历史视角5.父亲作为分析中
的第三者6.一个临床案例:查尔斯7.为被放逐的父亲腾出地方8.分析性相遇时的亲密感9.简要总结和结论1.引言让“失踪”的父亲，主要
以父性功能的形式，回归到它在分析二元体中的应有位置——与母亲和母性功能一起，我认为这对于患者实现成熟的客体关系的能力至关重要，这种
关系依赖于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化和成功度过。第三性总是在精神上存在，即使是不在或已故的父亲，在母亲的潜意识中也是永远存在的第三性。然
而，相比之下，分析性接触中的亲密关系最常倾向于表现为二元体验，类似于母婴关系，并以被深度地抱持、支持和培育的身心体验为特征。关于抱
持和涵容母性功能的类比(Bion1962;Winnicott1956,1958)既符合传统的主张，即经典分析情境无意识
地对应于母婴关系(Stone1961)，也符合当代场论和比昂学派的与分析环境的双人共生融合领域“宫内生活的特征有关……在无形和
未分化的基础经验背景中”（Civitarese2013,p.21;seealsoBion1977）。2.母性、亲密关系和
分析性二元组成熟的亲密关系诞生于无助的婴儿与具身母亲的深度接触的原始特征或原始亲密关系中，它是一种发展性成就，依赖于健康的三元功能
（为处理俄狄浦斯问题铺平了道路，对象征性思维至关重要）的建立。简而言之，这依赖一个有母亲和父亲的婴儿（尽管我将解释，不一定在现实中
，而是根据母亲或其监护人头脑中的无意识三和音）。此外，虽然这种三元体验不依赖于父亲的性别存在，但我认为健康的三角功能要成为实现成熟
亲密能力的重要途径，需要诚实地考量自己与差异化他人关系的脆弱性。相反的是，父亲在很大程度上“从前俄狄浦斯期...互动图示...消失
了”（Reis2010，p.151），这主要是由于后经典发展理论中的以母亲为中心的偏见。这使得“打破二元阵型”变得困难。..
[强调]母婴二人的首要地位”（p.152，加斜体）；也许是为了为母亲辩护，理论“已经把父亲变成了……..[一个]母亲的附
属物”（Kohon1984，p.78）。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过去80年的母婴研究最初是由克莱因(1932)对前生殖器期母—
婴二元体的关注开启的。当温尼科特(1956)和比昂(1970)进一步发展这个主题时，随着方法学的进步和对患有早期障碍的患者的临
床工作的增加，重点转移到了现实的母子互动上。之后，特别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重点一直放在母性中心（有时称为乳房中心）冲突上，这些冲
突与共生、分离和养育的需要有关，特别是体现在由同调、镜映、涵容、代谢和心智化提供安慰和理解的形式上。在充分了解我们患者的内心世界和
制定促进心理发展成熟形式的临床技术时，尽管母子二元关系对于建立安全的发展基础肯定是必要的，但是仅仅关注母子二元关系是不够的。除此之
外，虽然最近的理论试图找回失踪的父亲（Diamond2017；Green2009；Perelberg2009），但在临床理论中
的发展滞后，因此解决象征性父亲与实际父亲不同的问题，以及各自对心理发展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临床环境中经常被忽略。本文试图说明在临床讨
论和理论中普遍存在的这种遗漏，同时指出在每次分析中都隐含着父性功能。3.在精神分析发展理论中找回失踪的父亲正如我将在讨论父亲概念的
历史时所作的扩展那样，父亲在古典理论中被概念化为主要是基于演化系统所传递的。先于任何环境历史或冲突，这种原初的、原始的对父亲的认同
发生在每一个个体的史前时期。这种重要的、初级的认同随后在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境（其中涉及对阉割父亲的次级认同）中围绕象征性的父亲被转
变和组织起来。必须将这个象征性的父亲和实际父亲（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有持续的和积极的贡献）区分开来。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父亲本身很少被描
绘成真实的人，他们的有形影响通常只有在父亲缺席、忽视、虐待或其他明显的负面动力存在时才会被研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血有肉的父亲
和象征性父亲的影响，以及父亲功能本身，更是经常失踪或丢失（Diamond1998,2017;Perelberg2015）。
找回失踪的、被废除的和丢失的父亲，包括他的象征性权威的想法，在最近的理论中已经生根发芽。大多数孩子求助于他们的父亲（或代理人），
通常是通过幻想结合父亲的阴茎力量（Lacan1993;McDougall1989;RoipheandGalenson
1981），以摆脱对母亲融合依赖的强烈愿望和恐惧。因此，在实际和象征性的功能上，父亲作为必要的第三性——通常但并非总是——保护孩子
免受母亲对幼儿的绝对权力所带来的危险。至少，在孩子的无意识感知中，母亲的欲望构成了生存威胁，被视为为自恋崩溃到“阉割焦虑下的深渊巨
口”（Kristeva2014,p.80）。同样，孩子可能会觉得被强大的母亲“致命的拥抱”所吸引。..走向[模糊]非存
在”（Civitarese2013,p.125）。然而，弗洛伊德(1900,1921,1930)从未忽视实际父亲对孩
子的现实感（或隐含地，性器期阶段成熟的亲密感）影响的重要性。在注意到父亲的死是“最重要的事件”之后。..[和]一个人生命的痛
苦丧失”（Freud1900,p.xxvi），他后来表示，“我认为童年时期没有任何需要像对父亲保护的需要那样强烈”（193
0,p.72）。今天的精神分析师完全意识到父亲对他孩子存在现实的自我功能和客体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二元（前俄狄浦斯）和三元（
俄狄浦斯）的关系中都有所体现（Diamond2007,2015）。此外，今天的精神分析师还认为人类关系的核心结构是三角形的（A
isenstein2015），“人类心理的命运总是有两个客体，从不是单独一个”（Green1986，p.146）。因此，在理解父
亲是在母亲潜意识中永远存在的角色时，似乎很容易想到温尼科特(1960)的标志性格言，他宣称没有父亲就没有母亲，也没有没有母亲和父亲
的婴儿。此外，没有母亲——以及孩子自己（无意识）——与父亲的关系，就没有父亲。父亲作为第三者总是在心理上存在，但又被刻画为就孩子而
言缺席的形象，这是因为父亲存在于母亲的心中，而孩子永远无法完全融地入他们的二元关系中（Green2009）。父亲，无论他是否实际
存在，都被视为无意识的母子和父子联结的三角中的永远存在的第三者。母子和父子的联结三角很容易受到父母伴侣关系中潜在冲突的干扰（Kli
tzing、Simoni和Bürgin1999。）三元互动首先根植于照料性三元关系，即父亲在母亲抱着婴儿的同时在情感上抱着母亲（
Casement1985），随后在婴儿的三角化能力中体现出来。父亲不被内化为客体，而是将客体的缺席状态内化为心灵的框架结构（Ei
zirik2015；Green1986）。因此，无论实际生活经历如何，父亲都作为介入的第三者、第二位他者、母子的分隔符、以及作
为父权功能的代表（即拉康的父亲法律）帮助孩子把重心从母亲的内心转移到自己的内心。通过介于母亲和孩子之间，并承担父亲的职责，父亲促进
了孩子的主观性、象征能力，甚至是思考自身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孩子独立的、个性化的自我的一部分）。父性功能的抑制维度阻碍了孩子愿望的
实现，使得自恋融合相关的幻觉减弱，三元现实性得以出现，现实原则得以成立（Aisenstein2015;Eizirik2015
）。简而言之，父亲的功能在心理上表现为“无限意志和自然限制之间的冲突”（Aisenstein2015,p.354），导致冲突
和焦虑合法化，同时使得与“他者”有亲密关系（而不是养育母亲）成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是，特别是考虑到当今育儿安排的变化，父性的第三者
不一定是男性性别的父亲，而且三角关系绝不取决于父亲的性别存在。事实上，女性，包括母亲本人，经常承担父亲的职责。例如，单身母亲可以将
法律作为第三个要素（Aisenstein2015）引入，因为“有多个第三维度无法还原为‘父亲’的经验存在”（Perelberg
2013，p.581）。Fiorini(2013)建议使用非性别术语，例如符号或第三方功能来表示将孩子与母亲分开，从而得以进
入符号世界的术语。拉康（1966，2005）指出，象征秩序的主要形式是父亲的名字。父亲的隐喻或法的形象确立了与母性领域（异化和）分
离的基本体验。父亲阻止他的孩子生活在渴望（和恐惧）与母亲的合并中的一个无所不能的、放纵地狂喜（享乐）的全能幻想的世界。父亲的观念（
即父亲的功能）强加了一种象征秩序，通过抑制、丧失、限制和哀悼，它打开了三维空间，进而使得思想取代了行动。4.在精神分析中的理论化父
亲：历史视角在考虑父亲和父性功能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具体作用之前，我将简要回顾父亲作为一个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的三个历史浪潮中的演变，
这三个浪潮开始于弗洛伊德的开创性著作，导致了更细微的理解（见Diamond2017所进行更全面的讨论）。简而言之，这些历史贡献
证明了父亲在三元现实和家庭环境中实际和象征性功能的重要性——包括母亲在建立和维持父亲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虽然讨论发展上的意义
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父性功能的成功传递需要父亲有能力通过穿透自恋的母子二元融合来维护父亲的象征法则，从而使成人的性欲和亲密关系得到
保护。象征性的父亲在婴儿期以及不同生命阶段都能够被保留下来。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三个概念浪潮。在精神分析中对父亲进行理论化的第一波浪潮
中，弗洛伊德关注父亲在启动从自然到文化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一篇全面的文章中，Perelberg(2015)指出，在分析自己的梦境
时，弗洛伊德(1900)发现了对父亲的无意识幻想和矛盾心理的重要性。后来，他区分了“被谋杀”的、自恋的史前父亲（在禁止杀戮的法
律制定之前就存在的全能、专横和支配性的自恋父亲）和在死亡中复活，被内在隐喻地杀死的象征性父亲(弗洛伊德1912-1913)。（
弗洛伊德1912-1913）。随着父亲转变为图腾祖先，死而复生的父亲的法则得以确立，文化基础中的父性功能得以被认可（Eiziri
k2015；Perelberg2013，2015）。更抽象的父性功能的概念，包括对个人史前的原始父亲的初级认同（Freud1
921），以及对俄狄浦斯时期父亲的阉割功能的次级认同，是在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1923）中发展起来的，其中父亲的初级认同与自我理想
之间的关系，随后在《摩西和一神教》（1939）一书中被进一步地阐述。弗洛伊德(1928)认为，“人类的原罪”(p.183)
是内疚感的来源之一，而且作为一种精神现实，通过将一个人终生的和象征性的父亲联系起来，它组织了精神生活。因此，在对俄狄浦斯情结的修通
进行理论化时，弗洛伊德(1924)强调了男孩谋杀父亲的行为，正是这使得孩子能够通过次级认同来接管被抛弃的父亲的角色，并通过确定
“亡父”的身份得以成功继承初级认同的理想化父亲。新弗洛伊德学派（例如，Loewald1951）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观点，他鼓励孩子的
分离，认为孩子如果不无意识地杀死父母，那么他们不可能长大。个体心理形成的关键在于孩子转向父亲，并进而切断与母亲的共生的、退行性联系
；在现实层面，“死去的”或象征性的父亲功能灌输了反对乱伦和原始融合的文化禁忌（即法律）的观点，同时开启了异族通婚的历史（Chass
eguet-Smirgel1984a；Eizirik2015；Perelberg2009）。作为走向疯狂的另一种选择，象征性
的父亲“就他所象征的这条法则而言，确实是死去的父亲”（Lacan,1966,p.557,italicsadded）。特别
重要的是，弗洛伊德(1939)认为象征性的父亲功能是隐藏的，不能还原到具身的、可被感知的领域。然而，拉康(1966,200
5)随后扩展了第一波理论，指出象征秩序通过实际父亲通过特定功能的行使——父亲的名字（Nom-du-Père），凸显在父亲的“不”
（Non-du-Père）中——而变得重要起来。父亲作为母亲欲望的对象，得以介入自恋的母婴关系，并通过打破母子勾连而表现为第三元素
。父亲的功能（作为一种象征性阉割）因此才将孩子引入了语言和符号的世界，实现了弗洛伊德（1939）所说的“理智战胜肉欲”（p.113
,italicsadded）。因此，象征性的父亲在孩子的脑海中不仅被概念化为威胁和恐吓的阉割源，而且考虑到父性功能的系统发育根
源，它也代表了一种把孩子从与母体共生中带出来的解放的力量（即“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尽管如此，具身的、可被感知的真实的父亲仍然
是缺乏的，只有母亲被认为是具身的、可被感知的他者。第二波理论主要出现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北美，提出了弗洛伊德和拉康没
有完全阐明的东西。这一新发现的、以发展为导向的理论认为实际的、具身化的父亲，作为一个与孩子实际有关的人，即二元的父子互动和依恋关系
，甚至在三元的父亲的分离和阉割功能生效之前就发生作用了（e.g.,Abelin1971;Blos1985;Campbell
1995;Diamond1998;Herzog2009）。父亲被认为是扮演了独特的发展性角色，被认为是重要、真实和具身的
照料者，培育了与孩子之间更积极的关系（“情爱胜过竞争），同时在孩子的一生中，父子之间的互相认同也十分重要。简而言之，父亲的魅力使他
既是欲望的对象（“欲望之父”）又是“非母性空间”的替身。父亲促进了孩子“对现实的探索”（Abelin1971，p.246），从
而帮助孩子完成他/她的分离过程。因此，具身化的父亲所具有的亲密感与他不断提升的象征性权威之间会产生对抗。此外，俄狄浦斯形态中的竞争
、虐待和阳具的性元素会通过强调相互之间情欲渴望来达到平衡。在今天的第三波理论化中（反映了经典和客体关系理论、主体间、场域和依恋观点
的创造性综合，以及当代英国和法国分析家的思考），父亲被理解为在他的实际存在、象征功能和母亲和孩子头脑中的内在表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与母子共存的父亲，既是象征性的人物，又是真实的人，不太可能因为母亲的无所不在而黯然失色。这一进步直接确立了母性和父性主体性的影响
。超越抽象的、原始的和实际的、历史的父亲，几位受拉康主义影响的法国分析家（Green2009；Laplanche1997；Mc
Dougall1989）试图通过强调父亲在母亲心中的“第三位”的本质存在（甚至在怀孕之前，也无论实际的父亲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
来反驳过分强调前生殖器期母亲和孩子结合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三元关系矩阵是一种古老的、预先存在的结构，孩子是被嵌入其中的，将关系的核
心结构投射为三角形（Aisenstein2015）。该观点通过对二元概念提出质疑，在原则上挑战了以依恋为导向的北美思维(Gree
nberg2015)。正如我所指出的，作为第三者的父亲也被表征为一个“缺席的人物”，他总是出现在母亲的脑海中，是一个她关心甚至依
赖的人物，但在某种程度上和孩子无关（Green2009；另见Lacan1966,2005）。父亲的实际参与如何影响他的象征
功能和父性表征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而这已引起巨大争议（Diamond2017）。此外，鉴于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不断变化，在父亲的参与
增加和家庭（和经济）结构改变的背景下，其中包括单亲和同性养育系统，新的挑战出现了。例如，Perelberg(2015)表述到：
象征性的父亲和父亲的功能涉及到精神分析和文化的创始神话。她认为，在考虑更抽象的概念化水平时，象征功能不会受到父亲实际存在的影响。然
而，相比之下，第二波和第三波理论家讨论的临床发现表明，父亲的实际存在或缺席（以及母亲对父亲的认可）影响着象征性和父性功能的发展和维
持。虽然父亲的功能或原则是结构性的，但我将在本文后面介绍的临床例子表明，历史因素在父性功能能否发挥作用和其对心理功能的影响中起着重
要作用。尽管如此，实际和象征性父亲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仍不清楚。然而，总的来说，第三波理论家基本上同意今天的父亲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织
者，因为他在孩子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二元客体，也是三元客体；也是孩子的基本的内在客体或内在表征（内在父亲）；还是孩子基
本的三元和俄狄浦斯式心智结构的中心人物。只有在每个独特的患者的临床分析中，才能将父亲的功能和现实父亲之间的复杂关系区分开来。5.父
亲作为分析中的第三者虽然失败的父亲在我们患者的生活中经常是显而易见的，但当父亲的功能被忽略甚至最小化时，分析治疗本身往往会崩溃或受
到严重阻碍。比昂(1961)的团体经验导致他人文精神分析二元关系是一个“可能激发配对的基本假设”（第176页）的工作组，其
中分析性夫妻会产生一个拯救的想法或治疗幻想，例如“一个弥赛亚”（第152页）。当发生在心灵场域中的情绪体验是“征服性本质”时（
Ogden1994），经常会出现这种“全能幻觉”（Symington1983）。在这种幻觉下，分析性夫妻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既不
能思考他们之间无意识地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在心理上处理这些体验。因此，分析师的思想变得只集中在患者的体验上，这通常导致分析师致力于减
轻患者的痛苦。换句话说，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消耗了分析师的头脑，经常产生“不思考的分析师”（Schoenhals1996），他们无法区
分二元融合以进行分析性思考，从而意识到他们两心智之间的内在差距。此外，因为分析性配对是不对称的，特别是由于它向二元移情的明显地倾斜
,这使得父亲在关系中的存在很容易被忽视，这种忽视通常会因为母性中心主义对此时此地d的母婴单位的强调而加剧(Perelberg20
13,2015)。然而，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考虑到父亲的无意识存在和影响，尽管实际父亲有缺陷，但与父亲和父性功能有关的良性的和持
续的关系能够浮现或“通过分析关系重新激活”（Eizirik2015，p.344，斜体添加）。然而，“以母亲为中心的偏见”（Mc
Williams1991,p.529）使治疗偏向于高估母亲在前俄狄浦斯期的角色而低估父亲的角色。Grunberger(1980
)认为历史的钟摆运动创造了“反俄狄浦斯分析”，他补充说，这似乎“带着自恋性退行，偏爱母性的倾向……由原始母亲意象所支持”（第
624页，斜体添加）。因此，当解释和建构倾向于保持在二元（即主要是母性）焦点内时，由于第三者仍然是无意识的，三元现实变得难以概念化
，并且对于患者和分析师来说都是模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女性分析师，尽管父亲实际不在或十分失败，但表明“与父亲有持续关系”的材料都经常
出现（Greenberg2015,p.333;seealsoEizirik2015）。分析性相遇中的他者（即，不同于
“母性”）是创造三角空间以及成熟的亲密形式所必需的，当缺乏父性(它很容易被遮蔽)的第三者时，会削弱阴茎作为象征性阳具客体的重要性（
McDougall1974）。在性变态、心身失常和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父亲的作用经常是很微弱的，其中阳具符号仍然嵌入母亲体内，与
她的阉割功能关联起来（Bion1961;Bollas2000）。一个反常的二人组（Grunberger1980）的形成过程
排除了父亲（即第三者），使他变得无用，并躲开了俄狄浦斯期。下面的临床示例说明了这一点的影响：尽管父性功能常常没有被接受或严格地被防
御，但它总是无意识地存在于分析关系中（Diamond2017;McWilliams1991;Schoenhals1996
）；同时，作为第三者的父性功能可以打破二元封闭关系，并能够丰富分析性干预方法。6.一个临床案例:查尔斯就像Bollas(200
0)描绘的许多男性患者，尤其和我在早先的一篇论文(Diamond2017)中描述的一个人一样，44岁的已婚男子查尔斯指出
，他在成长过程中与的母亲勾连纠缠在一起。身为独生子，他深受母亲的宠爱，母亲一直贬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患有抑郁症，在查尔斯大约四岁的
时候因精神崩溃而住院。此后不久，父亲离开了妻子，并抛弃了查尔斯，直到查尔斯十几岁的时候才和他开始接触。查尔斯的父母最终离婚了，他的
母亲从未再婚，甚至没有约会过。鉴于对母亲的崇拜，母亲对他心理失常父亲的蔑视（查尔斯对这一点暗自接受了），以及母亲对父性功能本身的攻
击，在查尔斯的生活中，在象征性和实际功能中所需要的父性形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部分由于父亲被谋杀，查尔斯将温柔和感性冲动整
合到他所爱的对象的能力被严重损害了，同时被迫与他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此，他对妻子一直阳痿，并沉迷于网络色情内容。由
于缺乏一位父亲能来履行帮助儿子与母亲分离的父性功能，查尔斯在调节自己的性欲和攻击性方面的能力受损。因此，尽管查尔斯和他那吞噬一切、
无所不在的母亲差别不大，但在他歇斯底里地认为感到自己“困住了，同时无法成长为一个成年人”。毫不奇怪，他已经发展出一种无情的惩罚性超
我，而这会阻碍他在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时体验欲望或快乐的能力。他将妻子描述为“专横的但非常有爱心”（即，尽管吞噬一切但纯洁的母亲）。通
过移情-反移情的经验，我开始明白，除了给他带来创伤性遗弃的失踪的亲生父亲之外，查尔斯与象征性父亲（这将他与母亲融合的无意识危险分开
）的接触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他的发展受阻，同时不断的从他与母亲的自恋融合中获得满足，通常是通过将她全能型自恋认同为“阴茎”母亲。然而
，与此同时，由于他投射的反应和原始攻击性，他非常害怕她的复仇力量。由于这种前俄狄浦斯式的固着，查尔斯仍然无法整合他的侵略性，因此只
有在幻想与其他女性在一起时，他才能敢于接触他男性性行为的肉欲和攻击性特征。这些内容在移情中变得更加清晰，查尔斯试图留在他所谓的“安
全泡沫”里，在这个泡沫中，作为他的分析师，我需要“完全适应”他（而查尔斯同时也在设法满足他认为我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在这段时间
里，他经常谈到安全地笼罩在“子宫般的云彩”中，回忆起他在整个童年时期如何经常躺在母亲的腿上，她抚摸他的头发，抚慰他，直到他迷迷糊糊
地睡去。然而，与此同时，在我们的二元关系中，任何不受欢迎的沉默、呼吸、咳嗽或打喷嚏的声音，和/或我感觉到的分心时刻，都会影响到这个
泡沫并破坏他的安全感。由于任何此类事件似乎都表明我缺乏兴趣、同情或关心，他会巧妙地斥责我“闯入”了他的世界，让他完全处于无法忍受的
状态。我的反应是，尽管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还是（融合性）努力减轻她的痛苦，但我一无是处。我的思绪经常会关闭，并且越来越难以接
受查尔斯的投射并越来难将自己经验为这样一个内在客体，即为了有希望能包容我们间心灵的间隔，能够充分思考，以将我们俩从融合投射性认同中
拉出来的内在客体。在这相互限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查尔斯经常会变得退缩和（恶意地）沉默。然而，通过重新发现我和他的经历中的恋母情结，
我才得以恢复我几乎整个的分析思维，特别是当我能够思考我令人不安的经历的意义，同时能够承受这一间隔——我并不完全理解我们之间所发生的
事情——所带来的破坏性，我变得能更好地发现能够与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分离开来的第三者。因此，我可以解释他内心中的缺席，这种缺席使得
他经历到我做着一些没有带着他的事情，这会让他体会到内心混乱。在这样的时刻，这也许表明在进行一个哀悼过程，查尔斯能够开始接受这种理解
，并很快激动地描述到他感到“坠落，非常不安全”。父性功能能够承担（这可以在母亲体内进行/也可以父亲在场，这取决于个人情况）着将孩子
与母性轨道分离的任务。在和查尔斯的一次会谈中发生了下面的对话，这阐明了他对父性功能的持续攻击的意义。由于感觉到我在思索他关于妻子愤
怒地责备他对她缺乏性兴趣的话，查尔斯不经意地、一反常态地脱口而出，“我讨厌你该死的想法——停下来，我厌倦了，告诉我怎么满足她就行！
”了解到我的“思考”扰乱了他与我的二元融合，我说我的思考，甚至有时我不受欢迎的呼吸或咳嗽，都闯入了他认为我们共同存在于其中的泡沫—
—就像他和他母亲创造的泡沫。查尔斯很快指出，如果我对他没有“同理心”，他就无法对我感到“安全”。现在我可以更容易地看到分析情境中的
三角形空间是如何威胁查尔斯的，这会他体验到自己位于我的内部世界之外太远了，我回答说：“如果我从‘泡泡’外面进入，对你来说似乎很危险
''——这让你感到完全孤单和无人照顾，没有人，尤其是我，可以求助。”然后我补充说，“如果我似乎在‘思考’，你会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
我可以与你无法接触到的我的某些部分进行对话——就好像‘妈妈-我’正在和其他人交往一样，这就把你落下了。”。Britton(198
9)报道了一个类似的案例，尽管是一个精神病性更重的女性患者，她告诉他““stopthatfuckingthinking（停
止他妈的想法）”（第88页）。按照我自己的理解，Britton对他的患者的概念化是：将分析师“请教[他的]分析性自我”的努力，
察觉并回应为是一种威胁到患者存在的内在父母交流形式。随着查尔斯的愤怒平息，他变得泪流满面，我们很快就开始讨论他缺乏一个可以在场，并
能与母亲和母亲所贬低的父亲分开来的父亲。我补充说，“当你和母亲一起从‘泡沫世界’中走出来时，你需要那种愤怒来控制没有父亲的焦虑。”
“是的，我知道这是真的，”他说，然后用担心的声音补充道，“但谈论这个，我真的很不舒服。”查尔斯然后非常焦急地开始回忆他被真实父
亲被遗弃的创伤，以及他对父亲的痛苦渴望。因此，他的创伤性遗弃越来越成为可解释的，他正防御性地使用串谋的方式废除父性功能，从而和母亲
融合。几个月后，当失踪的父亲第三者在分析二元关系中变为更活跃、更少阻抗的元素时，查尔斯似乎很伤心，但也不那么焦虑。进一步到抑郁心位
时（Klein[1935]将其视为原始的俄狄浦斯情境），他开始用哀悼的语气讲述失去他的泡泡的幻觉——无所不包、永远保护他的母亲
会保护他免受生命的投石器和箭矢的危险，其中包括被他父亲所遗弃的创伤。分析情境中的三角空间通过分析关系中父性功能的激活而被打开，查尔
斯大声怀疑他是否真的需要色情来“避免对妻子更加开放”。7.为被放逐的父亲腾出地方有趣的是，我认为，在理论和技术上对三元关系的频繁忽
视可能反映了谋杀父亲的冲动的存在（这不仅在病人和分析师身上，而且在分析理论家身上也是如此）（Herzog2009;seeal
soGreen2009;Heenen-Wolff2007;Perelberg2009）。这个“被谋杀的父亲”反映了一种
全能的、自恋的幻想，它占据了一个虚构的二元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凭借着法的制度（即死去的父亲）进入到象征秩序的基本成熟任务受到了损害
（Perelberg2015）。也许摆脱父性功能（及其伴随的俄狄浦斯原则及其现实结构）的冲动也可能源于一种文化上基本的困惑：即拒
绝更具统治力的专制（与权威相反）父权人物与对于父性原则本身的需要之间的困惑（Eizirik2015）。可以说，后现代思想带来的范
式转变，蔑视普遍的精神真理和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虽然对于解决分析性理解中的差距是必要的——导致了分析协议的修改，从而通过关注“此
时此地‘思维装置’之间的交互和交流过程”，取代了象征的法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期（Heenen-Wolff2007,p.75）
。最初建立在表达和面对原罪和象征性法则的框架（如父权禁令所反映的那样）最近变成了“一个保护性空间，允许新的情感体验和分析性伴侣的心
理能力的发展”（p.84）。因此，对过程的关注常常取代而不是补充无意识内容的重要性，同时“此时此地”。..可以崩溃为“你和我
”，而实际的分析关系不带任何差异性地进入“现实生活”的阶段”（Birksted-Breen2016,p.27,italic
sadded）。当三角形空间（Britton1989）在分析性遭遇中缺乏或崩溃时，分析性治疗有可能被表现为一种恶性歇斯底里，B
ollas（2000）称之为“否认阴茎”（第77页）。然而，相反，除了为患者创造一个安全的母性基础外，临床工作还需要在分析空间中能
够使用父亲的功能，包括他的建构、存在、丢失或失踪、缺席、废除、谋杀或死亡。每个成功的分析都需要包括修通“死去的父亲情结”（Pere
lberg,2009,p.730），因为超越原始亲密关系需要放弃由想象的认同主导的二元、母性融合关系。在这些情况下，用拉康的
话来说，完全进入到象征秩序的过程可以持续，表征得以充分建立，同时全能感得以放弃。面对本能的思考能力，即持续用语言表述“真实”的能力
，需要通过将自己作为个体经验的主体，从而进入人类秩序和文化，与欲望客体分离。患者和分析师都参与了这种对想象的牺牲和放弃，这不同于在
此之前的基于感官的理解和基于想象的创造的分析性关系。因此，拉康（1953）将精神分析家描述为“象征功能的实践者”（p.235），
这需要辩证思维和对矛盾的容忍，在分析过程中重建原始场景并解决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境（拉康的大他者）(Heenen-Wolff200
7）。由于三角空间是象征性思维的基本基础，象征主义可以被视为主体与其客体之间的“三项式关系”。简而言之，是象征、象征化和心智化主体
三者间的关系（Segal1957,p.393）此外，虽然我认为技术理论已经变得过于以母性为中心，但我仍然相信父性的功能仍然对
分析实践的内在功能非常重要，并且对于精神分析的治疗行动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是通过无意识地重述对史前之父的初级认同，分析情境的不对称性
提供了与他者之谜再次对抗的机会（Perelberg2013）。在定义上，分析过程本身使用了永远存在的父性功能(Eizirik
2015;Green2009;Perelberg2013)。除此之外，当第三位的空间和父亲功能被积极创造出来时，“当父亲不被
禁止时，当二元变成三元的…当…三元现实是可被使用时”（Herzog2009，第142页），关于儿童和成人的分析技术都会被大
大地丰富。因此，对许多患者，分析师必须坚持引入被流放的父亲，将其作为打开三维分析空间的分离性元素的第三者以及三角形结构。患者和分析
师的抗拒，通常意味着回避带有俄狄浦斯元素的抑郁心位（必须承受，否则就无法忍受的匮乏），这可能会使目的是建立一个分析性三角的分析师难
以摆脱她的二元维度。从对发展的研究结果推断，并注意到婴儿需要各种形式的刺激和安抚、分化和整合、唤醒和减少紧张，当我们根据患者精神
病理的严重程度来确定最佳的、平衡的、有效的技术时同样地需要母亲的和父亲的反应类型。更成功的分析师，也许像好父亲（以及好母亲）一样，
可以通过所谓的母性和父性分析功能（内在的“分析夫妇”）的形式使用他们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因此，分析师能够更好地以母性和父
性的方式进行干预，而不会影响他/她的性别认同感（Chasseguet-Smirgel1984b；Hanly1996；McWil
liams1991）。正如我所指出的，虽然在临床理论中经常忽略父亲的功能，但是它在每次分析中都不同程度地活跃着，它总是存在着。通
过充当分析设置时间框架的守护者并在移情中以特定的伪装与患者会面，分析师代表了有吸引力的父亲的功能，而他/她也同时占据了父性功能的分
离和阉割维度（隐性的将患者与母亲/分析时分离开来）。作为代表父性的权威，作为第三者的分析师确保在二元关系模式内维持空间（Stone
1961）。此外，解释的措辞、语气和方式——无论其内容如何——都以患者所体验的“奉献”的形式传达了一种母性信息，即“一种舒缓的母
性般的进入”（McWilliams1991,p.525)或体现“正直”态度的父性信息，被经验为“一种父性分离的刺激”(p.
525)。父性和母性这里以传统的象征方式被使用——一种在分析文献中持续存在的性别化的、二分法的象征主义。虽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来质
疑这种二分法，但这样做当然值得进一步考虑，特别是因为诸如“正直”和“奉献精神”等品质，以及其他描述的父性和母性属性，既不完全如此，
事实上也不一定基于性别。然而，为了在实践中使父性的功能更加明确，分析师就像父亲和母子二人一样，需要及时积极地渗透无意识的分析领域和
叙事的构建。分析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首先，通过进行解释，使三元关系中失去的父亲和父亲的功能恢复活力；其次，通过隐含的、主
要是非解释性的干预来接近和阐述失踪的第三者，以便无意识地消除与母亲/分析师的乱伦（Faimberg2013,2014）——正如
查尔斯的案例所证明的那样，他注意到分析师的“思考”，以及分析师的咳嗽、打喷嚏、沉默、以及表达分离的可能性。在做更深入的解释时，分析
师肩负着阴茎父亲的功能（Diamond2009），类似于父亲作为“法律”，是限制、抑制和现实的带来者（即作为分隔符）。因此，分析
师既不能太脆弱也不能太自恋，无法承受病人的责备。解释可以被理解为“爱的表达”（Limentani1977,p.173），因为它
们表明患者和分析师的思想分离，同时呼吁患者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从而要求分析师充当通常会带来破坏、“必要的”暴力（Aulagnie
r1975）和/或意外（Reik1937；Smith1995）的父性的第三者。Perelberg(2015)提出了类似的
观点，即从与母亲/分析师的完全二元的关系（她根据无意识被谋杀的父亲讨论）发展到需要在三元结构中找到位置（即，已故的象征秩序之父）
，其中具体的表征可以发展为象征功能。此外，如前所述，Caper(2017)提出了一种双目的、比昂式对涵容的观点，其中父亲方面超
越了与患者的心理状态的接触（即母性的涵容），以建立足够强大的屏障来承受（对所接触到的无法忍受的东西采取行动的）压力。更隐含的、非解
释性的干预——例如沉默、情绪脱离的时刻（由分析师或患者）、分析环境的结构功能的各个方面（有时包括中性本身）、分析师的理论和形成解释
的方式（独立于它们的内容）以及利用紧急法令的能力（Cassorla2001），以及分析师将他/她的思想作为内在设置的方式（Bri
tton1989；Civitarese2013；Diamond2014；Parsons2007；Zweibel2004）
——同样可以作为必要的父性第三者，将患者和分析师从他们的无意识共生中拉出来，从而打开三角空间。事实上，正如孩子不能直接参与父母的
亲密关系一样，病人也不能在与他/她自己对话的分析师的脑海中（Schoenhals1996）。因此，通过为符号功能打开空间，在分析
空间中建立了父亲的法则（Lacan1966,2005），并且父性的第三者通过涵容俄狄浦斯三角和增强符号性体验来补足无意识的早期
母子配对（Britton1989）。这就要求分析者具备更发达的象征思维能力，以及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进行观察的能力；分析师必须具备完
善的三角化能力（Zweibel2004）以及在不理解它们的情况下承受他/她自己的经验所必需的自我涵容的能力（Caper2017
）。简而言之，人们必须能够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分析思维将弱符号化的材料转化为可解释或可承受的形式（Diamond2014）。因此，分
析师的综合性、表征性、意义制定性和自我涵容的做法传递了父亲的特性，这与表征着母性涵容的——更容易被接受、更少整合的和更放松的——象
征性能力相反。8.分析性相遇时的亲密感患者和分析师之间更深、更有意义的联系要求他们以一种分析的方式被彼此的他者“触动”。这种更亲密
的接触只有在父性秩序补充植根于早期母子二元组的母性秩序时才能进行（Bollas2000,2011）。在分析性二元关系中成熟的亲
密关系取决于分析性夫妻的建立，表现为分析者同时拥有母性和父性两种心态的能力，这两种心态共同促进了患者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我认为这是
良好的分析工作所具有的生育力；它也可能被认为是阴茎乳房。在这方面，分析师的双目或“双目”注意力模式，通过“抱持直接的和其他的东西”
（Birksted-Breen2016，第36页）来维持母性和父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了对“产生新想法”而言的必要的三角化（
第31页）。具体来说，分析师将他/她自己定位于患者的母性模式传达了一种“舒缓的..的...进入”(McWilliams1
991,p.525)，这需要吸收和内在抱持的功能——一种对无意识交流的“最大接受状态”，其中分析师的倾听是为了“听到意义”(
Parsons2007)，这主要来自分析师的遐想状态（Bion1962）。这种接受能力使分析师能够体验未整合和不整合的状态，这
些状态允许存在和成为（而不是知识和洞察力本身）。在这个母性秩序中，接收、妊娠、分娩和保持以及非语言形式的交流等心理功能占主导地位（Bollas2000）。相比之下，正如我所指出的，父性取向涉及分析师对第三者位置的假设，该位置通过分析性功能本身、大火下的恩典、以及父权控制的方式将两者分开（Caper2017），而这通常是由分析师的内在对话促成的。在这种父性秩序中，侵入、授精、监护、立法和执行的心理功能占主导地位（Bollas2000）。简而言之，分析师通过探究的态度和专注的头脑来倾听抽象的意义(Parsons2007)，以及整合、表达和创造意义，这也帮助分析师“拆除和探究”(Birksted-Breen2016，p.30)，同时也帮助分析师承受采取行动的压力。因此，分析性位置在其核心是第三者的位置，一个包括“个人的”母性维度和“技术性的”父性维度，分别以相互性和不对称性为基础（Zweibel2004）。9.简要总结和结论通过恢复和整合伴随和补充母性的父性功能，有能力的分析师——就像足够好的父母（即联合的父母客体）——培育和维系了母性（最大的接受性）和父性（分析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分析师创造并维持第三位的空间，同时能够保持这两种摇摆不定的方向时，二元组内的象征和三角空间就会增加，更深层次的分析性接触，以及更成熟的客体关系，就变得更有可能。总而言之，我认为恢复失踪或被放逐的父性功能，特别是在临床理论中（尽管在实践中也经常发生），建立和维持在前俄狄浦斯和俄狄浦斯期的母性和父性（分析师内在足够好的伴侣）之间必要的平衡十分重要。这样做会提高生育力，而这是在分析性相遇之内和之外发展亲密关系所必需的。附录：作者简介迈克尔·戴蒙德博士心理分析和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J·戴蒙德(MichaelJ.Diamond)是一位执业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著有《我的父亲在我面前:父亲和儿子如何影响彼此的生活》(MyFatherBeforeMe:HowFather&SonsInfluenceOtherthroughTheirLives)一书。戴蒙德博士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洛杉矶精神分析研究所(LosAngelesInstituteandSocietyforpsychoanalyticStudies)完成了精神分析培训，目前他在那里担任培训和监督分析师。戴蒙德博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临床副教授，同时也是洛杉矶莱特研究所的教员。作为一个育儿和父亲方面的专家，Dr.Diamond写了很多关于父亲和父子关系的文章和出版物。他住在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