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白鹿原》就是中华民族的某段秘史的再现。暂且不论它是否担当得起中华秘史这一重要历史角色，单从卷首引用巴尔扎克这句话来看，作者最原始的写作初衷，已显露一二。
小说中，无论是对历史大背景的再现，还是对小人物在时代洪流里的生存群像的描述；无论是对人物复杂个性的塑造、命运多舛的操控，还是对隐藏于人物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的体现；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白鹿原》足以堪称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秘史。
作者以凝练的语言，朴实而不乏浪漫的笔风，苍凉抑郁的写作基调，再现了渭河平原上一群农民的悲欢离合。小说着眼于白鹿村两大家族的荣辱兴衰，讲述了以白嘉轩和鹿子霖为首的两个家族，在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融合中，白鹿两家祖孙三代恩怨纷争的故事。
经典的小说戏剧之所以被追捧不衰，与故事的戏剧性和人物的不可复制性不无关系。《白鹿原》也是如此。从清末的封建帝制到解放初期的政治斗争，时间跨度约半个世纪。在这段局势不稳，政治势力你未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时段中，白鹿村百姓的命运如洪流中的落叶，他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有随波逐流，有的因势利导还能有个不错的结果，但身心俱已伤痕累累。像白孝文。有的却被水流吞没，不得善终。像鹿子霖、田小娥、黑娃。唯白嘉轩和朱先生是个例外。白嘉轩执拗地坚守着他的道德底线和做人准则，他那“慎独”的作风和硬直的腰板，无异于一面道德的旗帜，在那个癫狂混乱的年代，在大地涂金的渭河平原上，猎猎生风。而朱先生的特别在于他精神上的独立性，如果说白嘉轩维护的是人伦和道德，那朱先生捍卫的则是良知和气节。
“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只此一句就点出了白嘉轩的不同凡响，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婚姻经历，使小说在开头就充满趣味和悬念。先是六个女人的相继离去，再后来父亲也撒手人寰，因先后几次娶亲、出殡花费庞大，到了白嘉轩主持家务的时候，白家已是强弩之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白嘉轩受命于家族危难，虽不是什么天大的责任，但作为独子的他已责无旁贷。
经过一次处心积虑的“换地计”后，白家的运势已大有好转，白嘉轩人格的独立和社会地位也产生了质的飞跃，他的“慎独精神”因这次的牛刀小试，亦得到了圆满的回馈和完善。经历过大起大落的白嘉轩越来越笃信唯有“仁德”，才是处于乱世中可独善其身之根本。他对于宗族理念的秉承和伦理道德的维护似乎与生俱来，他自觉地远离政治，淡泊名利，固执地坚守着自以为是的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并时刻警惕着族人对这一神圣理念的侵犯和践踏。当田小娥和白孝文的行为与他的观念相悖时，他毫不姑息，亲自用刺刷狠狠地刮刷着他们的肉体，并在田小娥死后，焚烧窑洞，筑塔压身。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信仰的维护的决绝与彻底。
作者在塑造白嘉轩这一人物时，赋予了他性格的双重性，他不仅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有着残酷无情的一面；还是温厚宽容的长者，可信赖的朋友，具有人性光辉的一面。在他与长工鹿三的交往中，他不以贫贱视人，讲仁义，重人品，跟鹿三的结交纯粹发乎真情，是一种超越友谊的男性之间的相互欣赏。而对于鹿子霖的加害，他以德报怨，他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做人低调，注重内省和自律，秉承“做人但求问心无愧”这一不变的人生信条。
小说在人物的刻画上，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果白嘉轩代表的是仁义正直的化身，那鹿子霖则是卑鄙龌龊的代言人。他趋炎附势，苦心钻营，谋得“乡约”一职，与白嘉轩的拒不做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鹿子霖还利用职务之便引诱、霸占田小娥，并利用她勾引白孝文，使白嘉轩蒙羞，以泄他因妒生恨的怨气。在对待儿媳的事情上，鹿子霖巧耍手段，使自己在乱伦的边缘悬崖勒马，却让儿媳因羞愧悔恨得了“淫风病”。论辈分，小娥和儿媳都属下辈，鹿子霖非但为老不尊，且穷尽心计害人利己。故事中鹿子霖的下场以惨淡告终，以前所有的恩怨纷争，人前的风光招摇，人后的卧薪尝胆，都不及他疯掉后，手里挖得的一个“羊奶奶”来的实在。对于鹿子霖的结局，作者的处理方式如刀锋般犀利，言辞辛辣地讽刺了他扭曲的人性，也使得小说的批判味道更浓。
显然，白嘉轩和鹿子霖都是悲剧人物。白嘉轩的悲在于他在坚守自己的信仰时，所面临的来自亲情和新势力的挑战与冲击，他就像一面风雨中招展的旗帜，虽屹立不倒，却也破败斑驳。“要在白鹿村活的像个人，心头必须插着一把刀”，他这句话是对自身悲情角色的最有力的概括和诠释。而鹿子霖的悲则体现在他的价值观的错位和伦理道德的丧失，在他身上，作者集中体现了因果循环，和偶然导致必然的自然规律。使小说的视角上升到一种自然的高度，从而摆脱中庸的窠臼，使得作品有了更深广的内涵。
田小娥、黑娃这对苦命鸳鸯，在小说中也是悲剧人物，他们的经历虽不同，可死亡却同样悲壮刻骨。田小娥不像潘金莲只一味的贪图淫乐，她和黑娃的结合虽然始于偷情，但婚后的生活，却燃起她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她只想在白鹿村做个名正言顺的媳妇。当她的这一美梦被白嘉轩彻底打碎的同时，也意味着她一厢情愿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平静生活已宣告结束。田小娥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已毋庸置疑，而究其本质，是她的无知和愚昧葬送了自己，她和白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套用冷先生那句话“她身上但凡有白灵的三分气性，也不至于如此”。
黑娃的死亡颇有几分讽刺意味，他短暂而跌宕的一生几乎可以独立成篇。先参加了共党的农协暴动，后又上山做了土匪，然后被国军整编，在后来的举事起义成功后被白孝文陷害致死。青年的叛逆和盲从让他一度陷入迷茫，从骨子里透出的自卑感，使他对白嘉轩的一副刚直不阿的样子恨之入骨，他蔑视道德和规则，并不断的挑战着白嘉轩的信仰底线。随着阅历的增长，黑娃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和无知，自小讨厌习字的他竟然投身朱先生门下，规规矩矩的学起了道德文章。与此同时，他与白嘉轩也前嫌尽释，从最初的道德伦理的掘墓人，摇身变成了传统观念的维护者。如果黑娃一度的放纵被理解为人性的解放，那些快意恩仇，让他的那段生活潇洒而真实，那么他后来的皈依则是一种对既定秩序的回归。然而这种近似愚忠式的皈依在给了他安稳踏实的同时，也葬送了他宝贵的生命。孰是孰非，不得不发人深省。
同样发人深省的是白孝文的命运轨迹，他从人人眼中的丧家犬，到新中国的一县之长，如何的大起大落！如果说黑娃和小娥是被封建礼教这场看不见的大火烧的灰飞烟灭的话，那白孝文则是浴火重生的凤凰。他曾经是父亲眼中的准接班人，是家族中新一辈的领头人，因一念之差堕落到沿街乞讨，无家可归的地步，后又抓住时机，步步高升。白孝文随波逐流的个性最为鲜明，他身上不具备任何革命的特性，由非凡的生活经历提炼出的世俗和油滑，使他在一切当权者面前都能游刃有余。作者对他的结局安排有着极深的寓意，有讽刺后的绝望的狂笑。
朱先生在小说中占的比重也相当大，作者对他的个性刻画也非常立体。他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秉承了儒家学说的精髓的同时扬弃了呆板与迂腐，他洞察世事，能预料祸福，他不亲近任何党派，在他眼中，政客都是一样的，谁给的官他也不做，唯有在民生疾苦和民族大义面前，才挺身而出，且毫无惧色。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并不断质疑他在现实中的存在性。他的言行举止确乎超出了常人的能力，而且他的死亡充满了玄妙的神秘感，在他闭气的那一刻，有一只通体雪白的鹿，从他身体上腾空而去。这浪漫的一笔赋予了朱先生神的特质，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精神符号，是作者潜意识里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从古至今，当权者统治和征服的野心是一脉相承的，无论帝制还是其他政权，变化的只是表象，不变的是骨子里的专制性。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历史已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一本可任意篡改的教科书。当我们的话语和言行被限制得离真理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目中，找寻真理的蛛丝马迹。
有的评论说，《白鹿原》是着重刻画人物性格的，也有的评论说，它更侧重人物命运的曲折多舛的表达。个人以为，它只是陈忠实先生借助小说这一可编可造的文学载体，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大白于读者面前。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白鹿原》称作是中华民族的一部秘史，应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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