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年（景云元年），唐睿宗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书令。?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1300多年来姚崇倍受人民敬仰，倍受政治家、史学家推崇而经久不衰呢？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透析姚崇，进而知人论世，对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则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
一、“为政以公”而“耸廉勤之节”的吏治思想。
姚崇生活在一个唐王朝上升阶段的时代。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长期受儒家一些进步思想的熏陶。刚刚过去的唐太宗以贞观之治遗留下了治世的楷模。姚崇经历过人所称道的高宗永徽之治，又亲身参与了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中宗腐败政治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以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为己任，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他的吏治思想。这集中反映在姚崇于开元二年（714）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中。《五诫》主要内容有：（一）强调“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姚崇主张为政者要象持称一样，“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称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才会“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呼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公平、公正、诚信”原则。当然，姚崇提倡的“为政以公”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同我们今天倡导的不尽完全相同。（二）倡导官员勤政。姚崇当时批评了“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即为官者无所作为，唯知巴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出要学习“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精神，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只有勤政为民，才能作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这在今天提倡“以德治国”时颇有教育意义。（三）倡导“廉慎”作风。姚崇批评中宗以来“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要求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要象子罕（春秋时宋人）辞玉、杨震（东汉太尉）辞金一样，洁身自好。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铒，必曝其鳞”。因此“当官明白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自觉地做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四）注重治国中的“教化”作用。提出当政者要象弹琴一样，“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感人情”，达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还提出“善为国者如弹琴。宫君商臣，则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同时指出要根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即及时调整政策法令。（五）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姚崇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出做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以上见《全唐文》卷二○六）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身体力行，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中宗以来的不良风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当人们读到姚崇的《五诫》时，还无不为他中的浩然正气、高风亮节、博大胸怀、精辟见解所折服！
二、以天下为己任，为之奋斗而百折不挠的政治家。
姚崇少年时潇洒豪爽，崇尚气节。“自小及长，从微见著。唯以直道为业，非以曲路相通。”（见《全唐文》卷二○六）27岁中制举。因才干出众，迁夏官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兵机填委，姚崇“剖析如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新唐书?姚崇传》）姚崇做了宰相，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而努力，决不为贪图高位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三次遭贬，“三起三落”,然正气永存，信念不移。一生宦途曲折，富有传奇色彩。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冬，女皇卧病不起。“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二张”借助女皇，很有权势，王公大臣竞相趋附。为永保富贵，张易之听信术士之言，准备在家乡定州私自建一佛寺，迁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时任宰相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兼管国家典礼及僧尼之事，就以违反国家法令为由制止了这件事。张易之几次找姚崇说情，都被姚崇拒之门外。“二张”恼羞成怒，就在女皇耳边散布姚崇的坏话。这样，姚崇被夺去宰相实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到边关作灵武道安抚大使去了。这是姚崇第一次被贬。（见《资治通鉴》二○七）
神龙元年（705）正月，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发动了政变，诛杀了“二张”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唐中宗复位。姚崇因事先参预谋划有功而受到了封赏，依然以宰相身份参与政事。但当他在上阳宫看到离位的武则天憔悴衰老时，竞失声痛哭。桓彦范、张柬之等好心劝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饰自己对武则天的同情，而公开表示出一个忠臣对旧主的应有之义！他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当日，姚崇即被贬为亳州刺史。这是他第二次遭贬。（《新唐书?姚崇传》）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为宰相。和侍中宋璟，同心协力，改革弊政，朝政出现崭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拥立皇帝有功，“权倾人主”，睿宗特别听信她的话，“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她代表旧势力，反对改革，并企图废黜支持改革的太子李隆基，破坏朝廷稳定大局。如不搬去这块绊脚石，改革事业就会夭折，一场新的动乱将代替目前的安定局面。但如果行动，就有罢职、贬官甚至杀头的危险。姚崇、宋璟为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储三策”，“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虽然勉强接受并执行了这三条建议，但由于迁求太平公主，姚崇、宋璟还是被加上离间皇室关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贬出京城，作了地方上的州刺史。（见《资治通鉴》卷二一○））
三、善应变成务而遇事果敢的改革家。
宋朝宋祁在撰写《新唐书?姚崇传》后评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变，就是变革，就是改革。纵观姚崇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改革家。
武则天时，为使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职，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动情地向女皇进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的真情，并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女皇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
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着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二是“不畏强御，请托不行”，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了不足二千人录用，“人服其公”。虽然后来姚崇遭贬，改革事业夭折。但他们的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却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真正算上大手笔的，要算是姚崇开元初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全面执政之后，求治心切，一心要复振贞观之风。就在姚崇被任命为宰相时，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政事改革建议：一是“垂拱以来，以竣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二是“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心；臣愿不幸边功。”三是“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四是“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五是“戚里贡献以自媚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六是“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七是“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自以礼。”八是“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九是“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贞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佛道营造。”十是“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诫。”（见《新唐书?姚崇传》）这十条建议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可谓切中时弊，史称“十事要说”。“玄宗心益开，听之孜孜忘倦”，视为救世良方，全盘接受。开元之初，姚崇劝玄宗“无任功臣以政”，“诸王外刺”，结束了中宗以来政局八年动荡不安的历史，赢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用贤能，天下大理。禁营佛寺，沙汰僧侣。劝课农桑，赋役宽平。不贪边功，中外和平。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中唐诗人和评论家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姚崇之后，继任者宋璟、张嘉贞等“萧规曹随”，“守法持正”，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唐王朝最鼎盛的时代——“开元盛世”。
四、以人为本而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作为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实践中，唯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愈到后来，他对事物的认识愈接近唯物论者。
开元三年到四年（715～716），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只是用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的办法来消灾，而坐视蝗虫食苗。消息传到朝廷，百官众口一辞，都说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灾警示。今天看来，这本是汉儒董仲舒“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的“天人感应论”，纯属无稽之谈。但那时朝廷上下把此论奉为圣经。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紫微令姚崇清楚地知道，如果蝗灾蔓延下去，人民将流离失所，国家将失去稳定。如果发动灭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就煞费苦心地在古代的籍典上找依据，以《诗经》上有关灭蝗的诗句和东汉光武帝灭蝗的诏书为凭据，并拿出用切实可行“焚瘗”之法，说服了玄宗。但朝廷争议仍然很大。就连平时同心协力、百依百顺的黄门监卢怀慎也劝他：蝗是天灾，灭蝗有伤和气。外议甚多，请公思之。姚崇以人为本，严肃批评他说：“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于是下公文、派驱蝗使督促各地灭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有令不行，还上书朝廷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闻报大怒，就去牒文批评他：“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阅书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担。”（见《新唐书?姚崇传》）二年来，灭蝗成效显著，百姓不甚饥饿。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姚崇的母亲也一个虔诚信教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长安二年（702），他曾为母祈福造像。神龙三年（707）母亲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还为母亲造一功德窟。但是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者，反佛并非其根本目的，但当他看到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这样的认识，同唯物论有何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姚崇不但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并倡导“为政以公”的伟大政治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伟大实践家；不但是一个善应变成务的伟大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唯物论者。他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人民将世代铭记，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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