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开办纱厂
张謇见朝廷无望，就在家乡自己动手搞实业，以此来实现他实业救国的理想。
其时，适值《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刺激，竭力设法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办工厂，当时理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为维护国家利益，试图捷足先登，堵住日资的渗透，征得朝廷允准后，他在江宁（今南京）、苏州、上海设立商务局，准备开设工厂，并积极物色人员。当他得知张謇有此志向，更是求之不得，立即委派他办理上海一带商务，兴办通州纱厂和丝厂。
张謇看到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原料在中国办厂，又将产品销售给中国牟取暴利，十分痛心。他说：“捐我之产以资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所以他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也认为张的观点合乎自己改良主义的基本思想，因而一拍即合。又因南通为“产棉最王之地”，产量高，质地好，“力韧丝长，冠绝亚洲”，加之棉纱的销路又旺，因而也就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
要开设工厂，首先是资金从何而来，前任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十分关心。他调职后，返任的总督刘坤一也很支持，答应给予部分“官助”，余者以“自筹”为主。1896年春夏之间，张謇以状元公的身份奔走于海门、上海等地，得到了沈燮均、潘鹤琴、刘桂馨、郭茂之等几位财团的支持，组成了一个筹建纱厂的六人董事会，开始筹集资金。同年9月7日选定离城十五里的唐家闸陶朱坝做厂址。那里紧靠长江，水运方便，又可以使城里免受机器轰鸣的震扰与喷吐的烟尘之害。当时有人不同意，觉得离城太远，张謇就说那是一块宝地，并指示烟囱一定要建在龟背上，钟楼要建在龟顶上。厂址既定，便专力于筹款。10月18日与省署等方面议定，决定股份官商各半，各凑五十万两。次年2月24日，董事会再次议决，要在三个月内先将三十万两银子筹集到手，以保证工程如期进行。
当时，办厂是件新鲜事，通州、海门的乡绅豪富囿于乡野之见，对此疑虑重重，何况是书生办厂，更是不相信能办成，因此不肯出钱相助。张謇心里着急，求援于张之洞，告急于刘坤一。刘坤一饬令通州知州、海门同知协助募款。通州知州汪树堂是个心地狭窄的财奴，以前张謇曾支持过商民请愿，撤销了税卡巡船，打断了他的财路，现在他仍旧怀恨在心，正好借此机会进行报复。上面有命令叫集款，他不好不执行，就同绍兴师爷黄阶平密谋，由知府衙门发出公文勒令通州境内各绅董出钱，并派出皂役吆五喝六地四处胁迫，弄得殷实富户鸡飞狗叫，人心惶惶，怨声鼎沸，迫使张謇不得不主动出来请求罢免此举。
张謇见此着无望，且有苦难言，只好去追官股。可官方的股子也是没有着落，最后得到的回音是用一批纺织机器来顶替。这批机器本来是张之洞在湖北时从英国买来的，停放在上海，因不久张之洞从湖北调任两江总督，要为江苏办厂，就用江苏筹防局的款子买下来，搁在黄浦江边日晒雨淋，盖在破芦席下生锈。官方就以这批烂机器作为五十份股金。可上海董事提出：官机不能用，用了官机，如果以后再请官股，厂成之后必然要受到官方的掣肘，影响私股的利益，要求退出董事会。上海一动摇，南通的几位股东也提出：“（上海）前后闪烁支离，不能共事”。双方都想打退堂鼓，急得张謇“反复筹虑，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他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只得低下头来，“忍侮蒙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恝而夜(忄典)（竖心旁带个典）者，不知凡几。”经多方奔走磋商，最后仍决定用官机。为此，张謇发誓说：“一个人到了危险的境遇，还是要抱定拿牙齿打落在嘴里含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①由于他的矢志努力，得到好友沙元炳及有关地方父老的支持，终于化险为夷，筹到了必要的办厂资金。他又根据《易经》上“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古语，取名“大生”，并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笔力千钧气势宏大，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1899年，拥有两万零四百纱锭的大生厂终于开机生产了。升火发电时，张謇整肃衣冠，冲着电火灯光三叩其首。这倒不是出于迷信，而是显示出他对开业的慎重态度。回顾四年多的艰辛历程，终于初战告捷，心中能不为之激动！
厂虽办成，斗争却没有结束，守旧顽固势力无时不在阻挠破坏，他们甚至以机器生产会导致家庭手工业破产为借口，挑动不满情绪。开工之后，要收棉花，需要一笔周转资金，刘坤一指示通海下属，将存在典当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这在事实上只是举手之劳，并不难办，而且仅通州存典公款就有笔相当数字，理应给予支持。可还是那个汪树堂，得讯嘿嘿一笑，又耍起新的花招。他一面向总督衙门呈文报告，说事无问题一定照办，一面又不让转拨公款，反而采取两条办法：一条是装着支持办厂，动员地方绅董出钱，要他们至少凑足七万元。这些地方财阀，如前所述，叫他们拿出钱来，比割肉还疼，自然哗声四起。另一条是将反对张謇的那班读书人召集起来，宣布说：上面指令将“宾兴”、“公车”两项款子一万多元转拨纱厂。这两项本是地方政府用于秀才、举人乡试、会试时的津贴费专款，关系到他们的仕途前程，因而遭到这些人的齐声反对。有个叫白镜铭的秀才，公然在三处城门（通州无北门）上张贴揭帖，指责张謇所谓损坏地方公益的种种不道德行为，煽动大家群起而攻之，并约定日期到“明伦堂”去辩论。接着又唆使同族的一个科场落第、对张謇怀恨多年的老副贡出头，串通一班宵小之徒，把通州一带三百多个秀才的名字全部具上，写了个禀帖经城董上告知府，反对张謇借款办厂，师爷黄阶平一见很高兴，又私下与这个副贡修改数次，对张謇的谴责之词无所不用其极，内外勾结，真是造成了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奸刁成性的汪树堂见煽动之目的已达，也迫于正面的压力怕事情闹得过大不好收拾，就出人意外地倒打一耙。他开堂悬牌批示，将原告严厉痛斥，说他们“违抗宪令，阻挠地方大利”。这一来，像热汤泼老鼠，弄得那班秀才狼狈不堪，恨不得一个个找地洞钻进去。
汪树堂表面上支持了张謇，暗中却将秀才联名上告之事报告刘坤一，说张謇办纱厂“不合舆情”，要政府不予支持。刘坤一识破汪树堂的用心，专门函达张謇，叫他提高警惕。那班秀才被汪树堂捉弄一番终于醒悟过来，改变态度支持张謇。汪树堂上下离心，不得不拿出一万元来，并约定还期一年。张謇气愤已极，本不想要，也是迫于无奈，只好叫沈燮钧办手续领取。后来，张謇为记取事业艰难，在大生纱厂的总办事楼厅里，曾悬挂了四幅“厂儆图”。其中“水草藏毒”一幅，据说意即喻此，用“水草”暗指“汪、黄”二人，提醒大家“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
靠这点钱自然仍旧是杯水车薪，张謇如枯鱼望水，不得不继续设法向四方筹款。封建买办盛宣怀跟帝国主义相勾结，张謇本来就不愿与他搭界，但厂事迫在眉睫，不得不低头相求，可盛宣怀口惠而实不至，几次应诺都成泡影，后来连一文钱也没有兑现。
为着事业，张謇不惜屈身向一切愿意赞助的人求借，而且不论多少，一概借用。唐闸有家杂货店，拿出二十块钱入股，张謇很高兴地收下；有位老奶奶仅六块银元，怕状元公嫌麻烦，可张謇看出老人的真诚情意，连连作揖，感谢她的支持。
可是，今日筹到，明日又用光；刚向甲筹到，又要去还乙，而丙则上门催逼欠债，如此日日煎熬，厂建成了也开不了工。因每日需工本费四千元，三个月就是三十六万元，到哪里去搞这笔款子？把厂租给人家吧，可上海的那些资本家，乘危要挟，不肯出价。张謇一连几天晚上都“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首，一筹莫展”。特别可恨的是上海招商局督办盛怀宣，他明明拍过胸脯答应投资一笔款子，可却迟迟不能兑现。张謇到沪催款，他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月，使盛宣怀卖得两万多元。可到了最后，这傢伙仍将张謇一脚踢开，分文不出，气得张謇跑到黄浦滩头，望着那昏黄的江水，真想一跳了事！面临种种困境，张謇只得走一步算一步。后来工厂要开工，要购买大量棉花，而手头实在拿不出这笔钱，穷急生智，迫不得已，想出一个“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周转”的主意。用这个办法，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大生厂在基金困难的初期，仍然大获市利。
为将工厂办好，厂里的生产管理及其他重要的事务，都由张謇亲自过问，特别是狠抓了“任人”、“花红”和“堵漏”三关。
根据张謇要求，厂里的“执事”要选取“熟手及性情勤谨声名素好之人”，并采取“保荐”办法，明确保荐人，立定保荐书，日后如果经济上出了差错亏空，向保荐人追查。厂里各车间、工种、某处需要几人，某人何职经办何事，从张謇自己开始，下至各董事、各执事以至勤杂百工，各各条例明确，有章可循，且“书于板，悬各处所，以便稽察”，做到赏罚分明。他主张广开言路，强调“美疢不如恶右”，从他起至各级管理人员，若有过失，人人都可检举。凡某人有什么建议，都要“随时采听”。
厂里的工人，按照工种，亦即技术高低与劳动强弱，定有不同的工资标准。各级管理人员，也都按职事大小合理领取薪金。除此以外，“每年余利，除提保险公债外，分十三股，以十股归股东，三股作在事人花红”。这个“花红”，随着盈利升降。生产越好，各级执事管理的人员收入就越多。
张謇时时告诫大家切勿乐以忘忧，不许奢侈浪费。在厂里，只有聘来的洋工程师和技工可以例外，他们住高楼、拿高薪、吃西餐，一个月到厂里只工作几天，主要是技术指导。对于其他人，则严加管束，连执事人员的饭菜标准都有规定。对于工人就更苛刻了。他们每天十二小时以上，并身受三四百条“规定”的束缚，违者常处以扣薪、体罚和关押等处分。
张謇对自己要求也很严，平时极为节俭。办厂之初，数年不领工资，出门办事也都住朋友家里，尽量不花一文公款。厂里的杂絮寸纱都不许浪费，连丢在地上的一块小红纸也要拾起，并嘱咐身边的人说：“寸纸尺线都不要丢掉，要好生节约”。他常常与管理人员至各车间查巡，防漏堵洞，一有问题随时到现场解决。他苦口婆心，谆谆告诫大家：
通厂之艰苦，亦他厂所必无之境。下走处群喙摧撼之中，风气盲塞之地，拮据卒者，屡进屡穷而成其举；其非为一身一家之计，诸君之所知也。坚苦奋励，则虽败可成；侈怠任私，则虽成可败。其成其败，岂惟下走一人之荣辱，绳以大义，即执事百工有责矣。同志诸君，尚慎旃哉！
大生纱厂建成以后，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原料，廉价的劳动力，抵制了洋货
的输入，多少实现了以实业救国的初衷，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张謇虽是一介书生，但在办厂经商方面却有着博大的胸襟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以南通大生纱厂的资本为基础，用其盈利的资金，像母鸡孵蛋那样，办起了大生二厂、三厂、广生油厂、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和天生港轮船公司及资生冶厂等等。这一系列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南通民族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使二十世纪初南通近代工业初具规模，也为整个中国民族工业的壮大出了一把力。
大生厂初成之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在欧洲进行激烈的争夺，一时无暇向中国倾轧，外纱进口很少，国内纱价节节上涨。大生厂乘风破浪，一本万利，进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代。1917年赚了七十六万两，1919年又赚了二百六十三万两。赚钱越多，各项企事业发展越快，不久，各类工厂企业达到六十九家之多，整个大生财因，总资本超过三千四百万元。当时“实业震寰中”，全国各地对南通都刮目相看，甚至国际上也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表示关注。日本有一位政治家，十分佩服张謇事业的成功，称他为“一代横流柱石，中华救世明星。”张謇晚年，因实业上的成就，曾获得国际荣誉，得到巴拿马博览会的大奖凭，真是“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了。
工厂的发和存在必依赖于原料，纱厂的兴盛要靠棉花。江淮之间产棉基础是不错的，但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大工业生产的需要？张謇时时沉思默想，并专程到农村调查了解，特别是东海之滨大片沉睡的荒滩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①见《南通张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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