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创建师范
从办厂和垦殖的实践中，张謇深感到培养人才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强了他兴办学堂的决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他就跟张之洞谈起过办教育的事情，认为这是培植元气的根本大法。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书的那份《变法平议》中，又一再奏称“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指出要培养有用的人才，要多开学堂。他本人在科举道路上苦攀了二十多年，中了状元不久，反倒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未免震惊帝都、骚动朝野，很是骇人听闻。可他义无反顾，多方奔走，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国势日颓并安于积弱，是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指明“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强调“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志，不师胡学”。他认为“欲求雪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亡之后图存，舍教育无由也”。“有礼教，有学问之国，即亡亦必能复兴”。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张謇进一步外觇大势，内审国情，认定不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危亡，而普及之本，又在师范教育的兴办。“端其基础，首在正蒙”，
“小学是教育之母，师范又是小学之母。”多次指出：“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①
主张既一，便正式着手去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天，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南通地方长官提出办师范学校的打算，还递呈了办学宗旨及大体规划等项内容的条陈。刘坤一很赏识、支持，可地方官吏却是另一副面孔，藩司吴重熹、巡道徐树钧、盐道胡延，都同声阻拦，还说什么：“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真是蜀犬吠日，叫人啼笑皆非！
官府的阻挠动摇不了张謇的决心，他想到大生纱厂五年来连本带息已有两万盈余，再加上友人沈燮钧等的赞助，财力问题可以解决，因而立即着手筹办通州师范。他约请罗振玉、沙元炳详细商量私立师范学校的各项校规章程，对招集生徒、教习考核、生活管理等项，融中国传统办法和西洋经验于一炉，拟定了详细的条文。随又约同挚友，勘察地址，最后择定了南门外的千佛寺。
此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由高僧顺庵所建，至张謇踏勘之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因年深日久，败落不堪。前殿已毁于火，只剩后二进和旁院，里面住着一个“癖烟如鬼，穷栖如丐”的老和尚，连门窗、阶石、神器、铜像都被他典卖一空。大家认为这里头枕壕河，面向大江，地势开阔，风景殊胜，就议决在此建校。张謇把老和尚妥善安排到别的庙里，赎回了典卖出去的庙产杂物，填河扩充了部分土地，便拆除旧庙、砸烂佛像，把那些泥人木胎摔得断头缺臂推入河中。这在神佛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确是一件令人惊恐的壮举，曾引动不少人前来观看。传说最大的那尊如来佛祖，别的几十人都拉他不动，直到张謇到来亲自拉了三把，如来大佛才从宝座上跌倒下来。传说未必可信，但反映了群众心理，他们说：状元道行大，连如来都怕他。
就在这个基础上，改建和新建了一批房屋，使之变成一个占地四十一亩，可容学生三百余人的新型学校。
第二年春天，校舍将成之时，张謇大开才路，广求名师。他聘请学界名流王国维为国学、教育学教员，又聘日籍教师西虎二、木村忠治郎等担任伦理学、西洋史、教授法等课的讲师。先招了本科（三年）、讲习科（一年）各一个班。学生皆贡生、监生之中选取“性行端淑、文理素优”的人。诸事咸备，定于4月1日正式开学。
凡关于学校的各项事情，张謇无不亲自过问。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分管庶务的宋先生举着蜡烛在学生寝室外边查看，发现没有钉牢的门牌，亲手敲锤子重钉。接下去又查看厨房和厕所，对不妥贴的地方，亲手重新加以布置，还嘱咐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地方的清洁。看学堂，要看这两处是不是清洁。”最后，又去看了他写的三副对联。在大礼堂前，他写的楹联是：“极东西万国推崇为教育大家，先圣亦云：吾学不厌，诲不倦；合周秦诸子受裁于狂狷一体，后生有志：各遵所闻，行所知。”他对此端详了好一阵，直到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
,第二天开学了，长期难辛的努力，总算绽出了一朵新的花蕾，作为学校总理，他的体会比旁人更加深刻，他的欢乐也是别人无以理解的。他特地整肃衣冠，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整个典礼进行了数小时之久，中国第一个师范学校——民立通州师范学校，就这样创建起来了。
学校建成，如何施之以教，张謇早有一套主张，其核心为“救国”二字。他首先强调的是“立志”，在给师范学校办事人的信中，曾恳切地劝勉大家：“诸贤当念国家来日之大难，力图教育根本之至计，必有精进不已之心，然后能成物；必有恢宏无外之量，然后能集忠，毋以已至而安于自足，毋以自小而局于一隅！”在师范第一次开学典礼上，他那缓慢、沉着而又坚定的语气，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使多少有识之士为之感动：“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诸君诸君，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心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担起。肯理会，肯担起，自然不惮烦琐，不成意气，成已成物，一以贯之。”他引用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话，希望“诸君开拓胸襟，立定志愿”。在他看来，勾践之屈身尝粪，有志气，算不得奴隶；东晋、南宋之皇帝无志气，无异于奴隶！他有一句十分感人的名言：“进德之积分，则不在于与世界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直至今天，这句话仍然具有警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意义。他多次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劝导大家私人之间不要因小怨丧志，一切都要为自强救国的大事着想，“国耻雪，则各国不得不视我以平等，而国家得自由，此则大自由也!”
在知识传授中,张謇特别强调国文。延请教师，必择名流。录取新生或评定学成绩的优劣，也是首先看作文。学校里平时国文教学抓得很紧，除课堂讲授外，还指定学生课外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引导学生钻研辞章义理，使大家埋头书本，打下坚实的语文基础。品质教育，是张謇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办学的第一天，他就提出以“忠实不欺坚苦自立”为宗旨，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国格，反对屈从、依附的奴隶思想，要未来一代具有振兴华夏的丈夫气。“坚苦自立”也包括坚毅的性格与朴素踏实的作风，他曾再三强调“俭”字，说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产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希望大家遵循这条校训，树立起独特的学风。他最崇拜宋代教育家胡瑗，曾多次讲起：“昔胡安定（胡瑗）弟子散之四方，见者不问其人为胡安定弟子，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而知其所指为胡安定。而我校诸生毕业后所至，能有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之精神，是人人一望而知为是从通州师范学校来者，则下走之所深望也！”②
知行合一，是张謇强调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一贯主张：“学问兼理论并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③为此，他在师范建置内，附设了农科、蚕科、测绘科、土木工程科等项。在校河之西南，开设了农场，不久又建起附属小学，使学生有劳动和试教的实验园地。
同时，他还提倡“军国民教育”，购买了步枪百余支，在学校中推行“兵式操”。除了平时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训练外，还定期到军山去打靶演习，力求使学生能说能行，能文能武，力改过去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张謇还强调学生在“践履”中事事从小处做起，“功不必期其速，事不可遗其小”，唯“事贵有恒”，积小成大，踏踏实实，一步步从头做起。张謇还很重视对学生的督促管理。由他亲自主持，为学校各方面都制订了详尽的规章制度，并专门从上海刊印成书，务求事事有礼法，处处不苟简。他主张对学生管束，反对放任自流。他说：“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④并进而提出加强教育管理的要求：“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校章者，管理法也。鉴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师范之正轨”⑤。“凡教人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⑥，要学生集中心力，加强自觉性，为来日打好基础，“今日能行，异日能守，是为师范之结果”。⑦
张謇为师范学校的成长，真是呕尽了心血。校务方面的重大事情，他都亲自过问，经费和教职员工的人事安排，他都亲自动手。每逢开学或放假，只要他在南通，都要去演讲训导。学生毕业，他一个个喊着名字，亲手发给毕业证书，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长者拳拳之心。他亦多次表明：“家可毁，不可败师范”。
南通师范的成功，使张謇受到很大的鼓舞，也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紧接着他又办起南通女子师范、甲种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盲哑师范传习所、东台母里师范等学校。由他倡议或资助而创办起来的还有两淮师范、龙门师范、金陵高等师范等多处，影响遍及全国。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的推动之下，也纷纷仿效张謇私人办学。如翰林沙元炳就办起了私立如皋师范，而且他们也常常砸佛像改庙宇，向数千年来陈腐的思想观点发起猛烈的进攻，使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股生气。
与此同时，张謇上书朝廷，奏请在全国废科举、办学堂。他的呼吁终于有了一点成效，一年后在湖北、江苏先后办起了官方的公立师范学校。
师范教育的兴起，造就了一批师资。张謇因势利导，在这个基础上抓普及教育，以进一步推进实业和这实施他的村落主义培养人才。他主要抓住两点，一是学校的布局，二是学校的管理。他计划在农村每十六平方里的范围内，设一所初级小学。南通八千平方里，准备设五百所，逐步推行，不用几年，则教育之网可以形成矣。为开办方便和便于管理，他主张规模不宜过大，机构应该精干。他提出，初级小学，每校设总理（校长）一人，教习（教师）二或三、四人。他提出：对教师应根据其教学成绩的优劣，使其职、名相符。对于中师或高师毕业的学生，主张授于贡生、举人或进士的称号。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认为光给名位仅仅是“徒名优而已”，还须加俸，还须给予必要的经济优惠和人格上的尊重。
不久，通州城郊诞生了一批小学，市区还办起了幼稚园、中学和十多种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尤为有名，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合并称南通大学。此外，还办了盲哑学校、伶工学社及其他公共文化事业。他还支援外地，帮助设立了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扬州两淮两等小学、中学、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多处，但中心仍在南通。连山西、甘肃、江西、安徽、陕西等地的青年也到南通来求学。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张謇也因此在社会上博得声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4年，清政府赏他三品衔；1911年，学部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南京政府对这位教育家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通州师范的开办及整个南通教育事业的兴起，“开全国之先河”。
当然，张謇办学的根本动机虽然来自“立国出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但终究跳不出封建士在夫的思想范畴，常常站在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地位的立场上。他崇尚孔孟之道，在师范教育中也提倡尊孔，规定凡“开学散学及每月朔至圣先师位前行礼”，这与反孔声浪渐起的时代已很不合拍。他在“息修室”制度第十七条中规定：“于本校所应练习课艺外不得练习他种课艺”，这就大大地妨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不利于青年多方面的成长。同时，过于严格的教学管理，过于强调“静”，以至对学生的行动造成很大束缚，这些都是他教育思中消极的一面。但总的说来，张謇在废科举、办学堂上辟开了一条蹊径，闯出了一条新路，不失为开创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他首创的通州师范学校，学生遍及全国与南洋诸岛，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材，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二十年代中期，通州师范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在上海地下党的关怀下，成了江海地区培养革命种子的搖篮，就连张謇的孙辈中，也有人公开或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孙女张聪武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这一切是他事先无法估量到的，但与他“教育救国”的主张并不完全冲突。
张謇看到国家强盛，需要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因此于师范学校之后，又创办了一系列专科学校，极力为社会造就具有特殊本领的“佳子弟”。
①光绪二十九年《师范学校开学演说是》。
②③《张先生像传》
④⑤⑦《师范学校章程》。
⑥《《通州师范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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