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治理淮河
张謇初入政界，曾在江宁知府孙云锦幕下任文案。光绪十三年（1887年），孙调任河南开封知府，张謇跟随同去。到任不久，黄河即在郑州决口，灾情十分严重。张謇奉孙云锦之命，与云锦的儿子孙东甫冒险乘船，调查水情，办理急赈，并走遍决口的上下游，察看了水势。眼前的惨景和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对水旱灾害的感受，使他决心要为治理水患出力。
通过一番实地考察，张謇主张将黄河疏浚，分为数道，由山东入海。北洋大臣李鸿章聘用的水利专家，经往上下游观察和研究，也主张这么办。但钦差督办河工大臣李鸿藻对张謇的意见不以为然，说什么“我只负担堵塞缺口之责，而且堵塞决口之款项，至多不过数百万元。若要疏浚若干河道，分别入海，需款若干，无从预算；将来效果如果，更无把握。”其他多年混迹在河防上的官吏，也一致附和李鸿藻的意见，张謇欲干不能，只得望洋兴叹一番，辞去孙云锦的幕僚职务，返回原籍。
张謇归籍途中，路经徐州、淮阴、淮安，眼见黄河之水，漫无归宿，淮河流域各县，均受其累，于是索性在淮安住了十多天，进行较详细的调查，了解了淮河的变迁史。
黄河与淮河本来各自出海，黄河的出海口在山东的渤海湾；淮河的出海口在江苏海州附近的云梯关。黄河在赵宋时代，下游渐有南移的倾向。元朝末年，发生过黄河夺淮的奇灾，连泗州城都被全部淹没而成了洪泽湖。清咸丰六年（1856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黄河之水，改道北迁，退出淮河，又回到山东出海。原来的淮河，仍单独出海。因历史上有过“合而为一”的现象，因此有人称淮河为旧黄河，又称原来的入河口为旧黄河口。黄河之水虽是退出淮河另寻出路，但留给淮河的后患却极为严重。首先是夺淮之后，清流变浊流。退出之后，沉积下大量的泥沙。再则是合流之时，水力很大，出海比较容易；黄水退出后，淮河的流量与流速大大降低，不能推动海口淤泥，海口遂因此被堵塞，出水困难，经常造成内涝。又因黄河改道之后，所有治黄的官吏也因此跟着北徙。原驻节清江浦的漕运总督，本来也兼管淮河有关坝闸的启闭修理。光绪十年以后，盛宣怀所办之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所有漕米由河运改为海运，漕督不久即行裁撤。这样一来，淮河更无人过问，两岸的百姓也更加陷入困境。
从义和团事变以后，淮河两岸水灾不断，附近的居民，年年扶老携幼，渡江逃荒。特别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更为严重。美国红十字会派员携款前来救灾，加上国内来自政府与民间的灾款，共有700万元。张謇考虑不能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治上去下功夫，因为此向两江总督端方提出建议，除发放急赈外，募集部分灾民治淮，以工代赈。端方为抓款子从中渔利，借口民命为重，竭力反对，从此淮河水灾愈演愈烈。张謇奔走呼号，逢人便讲：“为淮不治，江北且不治”。当时两广总督岑春萱请假在上海养病，偶然与张謇谈及治淮问题，张慷慨陈词，深以淮河不治为憾事。岑春萱对他敷衍了一番，张謇以为碰上了救星，连夜代拟奏稿。第二天赶忙送去，可岑春萱看也没看。张謇等了三天没有回音，就豋门拜访。岑春萱推让不掉，只好如实地说：“假如我做了两江总督，不消说得，非但要即刻入奏，并且要把如何筹款、如何施工，详细陈明；可是我现在不是两江总督，淮河既不归我管辖，我若冒昧陈奏，似乎不大妥当。假如我有机会到北京陛见，那就有办法了。”张謇知道上当，只得愤然而去。
张謇在担任江苏咨议局长期间，曾由他提议，将治理淮河作为正式议案，先在咨议局通过，接着报请两江总督，要他会同安徽巡抚，迅速筹款办理。此时，两江总督已换了张人骏，这是个毫无头脑的庸夫，接到咨议局的议案以后，竟在官厅中对人说：“治水是大禹的事，难道他张謇会有大禹那种本领！”
求助他人无望，张謇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理。他说服大生公司的股东，拿出大生纱厂的盈余，先在南通师范附设了测绘科，后又借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设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先从培养治水人才入手。民国二年，袁世凯命熊希龄组织内阁，要张謇出山。张謇雄心未老，为着治淮有个着落，在兼任全国水利总裁的基础上，出任农工商部长。他曾由驻华美国公使的介绍，与美国红十字会订立了一个借款导淮的合同草案。根据这个草案，美国红十字会派工程师詹美生到中国调查。张謇与之接触之后，感到他为人浮而不实，且大学毕业后未满五年，工作经验不足，来华的真实意图，只不过为了捞一笔佣金，因而不与合作。但他对这笔可观的借款仍在积极争取，他想用这笔资金，从三个方面着手治理淮河：一是对淮河本身的河床，常年疏浚，并拓宽加深，扩大流量；二是将旧黄河入海口淤积的泥沙加以清除，使淮水仍从这里入海；三是在古运河之东，开一条新运河，北从阜宁陈家港起，以原来的串场河旧河道为基础，南至如皋东乡的入海口。这条河与运河平行，可以将淮河、泗水、沂水分流，使其七分入江、三分入海。如这个计划实现，淮河流域的水患，便可得到较好的解决。张謇为此筹划好久，可惜借款迟迟难以到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驻华公使正式通知，在欧战未停之前，美红十字会的此项款子不能兑现。张謇唏嘘不已，无计可施。
向外借款无望，但张謇仍是雄心不泯。徐世昌当政时，江苏灌河口之运盐河及清江浦（今淮阴）至瓜州运河区域年年闹灾，苏北土绅诉苦不迭，派代表向大总统徐世昌陈情。徐世昌派人至南通，询问张謇是否愿意做苏北运河督办。张謇答复时提出治理方案，并要政府答应他两个条件：“若要我担任此职，第一，任命前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为会办；第二，假使另开一条运河的测量计划完成，政府应保证筹款之责任。”徐世昌表示接受，即发布命令，张謇与韩国钧应命就职行事。当时为民国九年（1920年），张謇虽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仍然奔走操劳。
第二年8月中旬，连续五天大风大雨，长江、淮河同时涨水，运河堤工日夜告警。张謇与韩国钧一行日夜勘察堤岸。早在7月下旬，车逻坝、新坝、南关坝等三坝已经开凿，每秒流量达四千余立方尺，下游七县成为一片泽国。此时天降大雨，高邮、宝应两城的人，要求将昭关坝再打开泄水。但此坝一开，重新筑坝很不容易，上游水势收留不住，搞不好会造成来年水枯，而下游本来已经排泄不及，再来新水，受灾势必更为严重。因此下游地区四、五千人守在坝上护卫，决心以死抗争。开与不开，一时相争不下。张謇与韩国钧等去视察，向他们晓以大义，告诉他们要从八县的全局通盘考虑，通过调查后再作决定。他们一行抵达高邮，沿途要求开坝者将他团团围住，威胁谩骂，以至差点动手。张謇等仍不轻易下结论，继续向兴化、东台、海安一带查看。见下游各地，除阜宁较好外，其他各处平均水深六、七尺，乃决计打开东台泄水要道王家港，而坚持不开昭关坝。至9月10日前后，水势终于降下去了。第二年，适逢大旱，别处只能种黄豆、玉米、高梁等旱作物，高邮、邵阳与淮、扬一带，因宿水未枯，照样栽种水稻，而且长势良好。到了秋天，黄金遍地，产量较往年翻倍。乡民大庆丰收，欢呼张啬公坚持不开昭关坝带来的好年景。淮、扬两府各县耆老会商，准备集资制做“万民伞”送往南通。此事虽被张謇闻讯禁止，但他关心民间疾苦的事迹却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张謇除了积极导淮而外，还着眼全国的水利建设。他担任总裁期间，曾向政府提交过一份《疏浚全国水利呈文》，提出了很多积极的主张。他对东北的水利建设，提出“沟通松辽”的方案，即将辽河与松花江、嫩江相连接，使得“交通事业既臻便利，而林矿事业可继为筹设，实于巩固主权，振荡物产，两有裨益”。巴拿马运河告成之后，美国拟于旧金山召开“万国水利会议”，张謇虽已年迈力衰，仍呈请政府让他远渡重洋去出席会议，意在吸收西洋各国的治水经验为我服务。在家乡，他于沿海大搞垦殖，特地聘请荷兰水利工程师指导水利建设。张謇为水利奔走一生，直至临终之前，还带来病至长江边视察，为江岸保坍精心谋划。
张是清朝末年唯一研究水利的学者，特别是为导淮问题奔走二十余年，由于极端腐败的满清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张謇所主张的水利计划无从实现，但他为国为民的精神还是在史册上留下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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