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董其昌心中有个与他不相容的灵魂董其昌最重小楷，亦必于晋宋间寻求极致，在反复比较中，他排王献之《十三行》为第一：「惟子敬《洛神十三行》
，隽逸骀宕，秀色可餐，贾似道所藏，至赵文敏得之陈灏集贤者，为正书第一。」董其昌此言写于「天启五年，岁在乙丑暮春之朔，书于天津舟次」
。三年之后，他再次提起《十三行》，并于临写后跋云：子敬《十三行洛神赋》初时为两，自贾秋壑始得合为一。元陈灏集贤得之，以寄赵文敏公。
后来摹刻各异，惟晋陵唐荆川家藏宋拓本最不失真。孙宗伯又刻于家，几所谓下真一等者。余今年定小楷之宗，以此为法书第一。每每落笔，辄用其
意。跋文中，董氏又述及馆师韩世能（528—1598）所藏《洛神赋》，平生鉴赏以为第一。写完这些，意犹未尽，又强调说：「二王小楷，余
颇疑传世诸帖多经唐宋摹临，未有确论。若子敬《十三行》似迥出诸迹，无可致疑，学者当以为极则。」因此，董其昌临写《十三行》有树立标杆之
意，那时董氏已年过古稀，他自信地说：「李伯时画，每每附以楷书，皆精绝，虽米元章无以过也，然晋人风韵去之远甚。余补《十三行》别有意致
，以待鉴赏家评之。戊辰二月廿五日，思翁，时年七十四。」董氏初学书，以颜鲁公《多宝塔》为阶梯，更二十年，发现米元章，懂得「书势」。五
十岁时，又从杨凝式悟得险绝，继又简淡。七十又立《十三行》为晋人小楷书极则。甚至说自己「余亦不甚临《乐毅论》，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赋
》入为宗极耳」。董氏从十七岁学书以来，所历路程大略如是。回顾董其昌与《十三行》的因缘，大约在他翰林院学习期间，馆师韩世能常把古人书
画携至公署，教习督课之余，同门人披玩。正是此间，董其昌借得晋代杨羲（330—386）的《黄素黄庭内景经》，还借《洛神十三行》。此后
，他一直寻求《十三行》的佳本，竟二十年未遇，一旦得到宋拓满意者，宝若照乘之珠的心情即跃然纸上：余得右军小楷四种，宋拓最后，求《十三
行洛神赋》，廿年未有绝佳者，仅以宝晋斋宋拓本附之。然字已漫，不足称完璧。兹从楚刘金吾购此本，与晋陵唐少卿家藏无异，乃以所刻米、褚小
楷帖二种前后护之。古人张画于壁，必以品在下中者先挂壁上，亦此意也。戊午(1618)三月二日，娄汀道中识，玄宰。此系1618年事，十
三年后的崇祯四年，董氏七十七岁，他的行箧还不忘《十三行》，其在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后跋云：「辛未十月，将应掌詹之召，检诸古帖，只留
《争座位》与大令《十三行洛神赋》纳行箧中。」董其昌的时代，《十三行》以晋陵唐荆川得宋拓本为海内第一。清人则多重康熙年间进入内府之葛
岭所出《玉版十三行》。然而，王澍（1668—1743）所记二本，亦称第一妙迹，其一为：「余所得宝应乔征君全本，真、行、草、章兼备，
精古殊绝。与世所流传《十三行》本不类，疑是右军书，或即大令所书所本，皆未可定。要之，自是无上太古第一妙迹，正不必凿取一人为主名也。
」又一本：「唐临墨迹，梁溪安氏所藏，邵曾训以油笺模得一纸，余从京师见之。虽离方遁圆，不守绳墨，而自出胜概，全是《禊帖》、《内景》妙
处，定从真本模得者。唐人为法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目为褚公所临，褚公天才超逸，其模《禊序》可谓具体而微，及其自运则但有右军之一体。
此本变化诡异，意在法外，谓褚公所模则可，谓褚公所临则不可。《十三行》传本不一，要未有出此上者，有此天工，正未可以人力争也。」王澍所
见此二种，今不知所在。董其昌自己所得本，则与唐荆川本同，那自然是其心目中的最佳本，因此，他即以此为准，来评量所传的几本《洛神赋》：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赋》，称为子敬，非也；此李龙眠书。《宣和谱》所云「出入晋魏」，不虚耳。又，龙眠摹古则用绢素，《洛神》卷是绢本，或
唐人书，李临仿之，乃尔遒隽耶?要须以《十三行》帖称量之。晋·王献之《玉版洛神赋十三行》董氏如此推崇《十三行》，他当然羡妒《十三行》
原迹曾为赵孟頫所得，也知道赵氏对《十三行》的称美。然而《十三行》的柔闲萧散、神趣高华、风流天成，非学力可到，正是董氏批评赵氏为法所
束、位置等匀、且如一字的凭借：赵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于陈灏，盖贾似道所购，先九行，后四行，以「悦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迹。至我朝，
惟存唐摹耳。无论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晋陵唐太常家藏宋拓为当今第一，曾一见于长安。临写石刻，恨赵吴兴有此墨迹，未尽其趣。盖吴兴所
少，正《洛神》疎隽之法，使我得之，故当不啻也。三董其昌的自负，今人必有非议。但实际上，董氏并非一概如此。正如元鲜于枢跋赵氏小楷《过
秦论》：「子昂篆、隶、正、行、颠草具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此卷笔力柔媚，备极楷则。」董其昌也是啧啧称赞赵氏《过秦论》，
且还宝为藏弆。可惜，此卷亦不知存天壤否，今日甚至尚未见好的拓本。陈元瑞曾于万历四十年刻于《玉烟堂帖》，此帖董其昌作跋，其中的《过秦
论》未见精彩。董氏所述及的赵氏诸小楷书，以所寓目者论，首先想起元拓本《七观帖》。《七观》效仿《七发》，显示的是驰骋汉魏，超轶班扬，
书法也必须匹配，才能双双偕美，因此，赵孟俯以《十三行》的风神运笔。此《七观帖》在董氏的大量题跋中似乎只出现了一次，而且还是草草带过
。由于原碑在嘉靖年间已缺损啄磔，不复成字，董其昌本人很可能亦未见过原拓。现在见到的大都是谭氏的翻刻本，其缘起丰道生在跋中说得很清楚
：赵子昂以书名胜国，诸体妙绝而小楷尤入神品。初师姜夔，次学褚登善、钟绍京，卒入二王之室。石刻传世殆百本，惟《七观》、《度人经》真与
《黄庭》、《洛神》抗衡。此刻在庆元郡斋，岁久文浅，前守孙槐溪使薛晨洗之，抉损啄磔，不复成字。二华谭公深所悼惜。余乃出元拓本付吴鼒父
子上石，如鉴传影，不爽毫发。谭公奉诏治兵两浙三年之间，精卒数万，不惟东夷歼灭，而江右闽广诸大盗亦借此削平。公清介寡欲，独留意文事，
可谓本立枝茂，纲举目张，于是□云。嘉靖壬戌（1562）七月望日南禺病史丰道生谨识。此跋提出了《七观帖》的书法价值，即「真与《黄庭》
、《洛神》抗衡」。这正是董其昌最看重的晋人规格。自丰道生首作此论以来，由于《七观帖》原拓罕见，翻刻本传世不多，评论者亦鲜见，故有明
珠蒙尘之憾。可但凡寓目者无不赞美。梁巘说：「松雪《七观帖》笔意多本《玉版十三行》。」王文治则把《七观帖》与《乐毅论》相联，并议论时
弊：「赵承旨书由唐入晋往往法胜于趣，此刻端雅处全是唐法，而沉厚峭劲处则《乐毅》之精华也。近时学赵书者但于姿制求之，去之远矣。」王文
治书承董其昌一脉，是学董高手，因此他的评论眼光值得注意。而钱大昕亦与其相类：《「七观帖》松雪晚年得意书，用笔浑厚，直入晋人之室，明
中叶以后为郡守载去，今不可多得矣。泰定刻石时，松雪已归道山，清容跋即集帖中字成之，模勒无毫发异，刻亦出茅绍之手也。」《七观帖》因无
原迹传世，只能凭石刻得其彷佛，因此钱大昕特为拈出刻手其名。茅绍之为元代刻工，摹勒精妙。至大二年（1309）刻赵孟頫书珊竹公神道碑铭
，延佑五年（1318）刻《乐善堂帖》（此帖多为赵氏致顾善夫书札），天历二年（1329）刻赵氏奉敕所书张留孙碑，赵碑多出其手。据说，
求赵氏书碑者，非茅绍之刻不书。然而，能像钱大昕那样见到原拓的人似乎不多，故王文治批评说：「重刻本单弱欹侧，脚根立不能定，乃世犹争相
仿习，可悯也夫。」不过，翁方纲所见虽是重刻本，仍给了不错的评价，他说：「今重刻本有嘉靖壬戌丰道生记，则泰定初刻又为难得。然以赵氏子
昂及大雅印例之，则重刻之失真已可概见。而此小楷尚具有师法《黄庭》之意，信为赵楷第一石墨矣。」咸同年间，收藏家曾鼎山房主人陈骥德亦在
重刻本《七观帖》后题曰：「此书虚和婉逸，饶有《黄庭》、《十三行》风旨，是松雪刻意摹古之作，贤于自运十倍。」笔者猜想，董其昌大概也会
有这样的意见。著名碑帖鉴定家张伯英著录的也是重刻本，他的赏鉴与陈骥德如出一辙：「松雪小楷传世固多，惟此有《黄庭》、《洛神》之遗，无
平时侧媚习气，允为合作。」说完此话，又变相地评价了重刻本的价值，称：「元拓不复可见，南禺谓吴鼒父子。此刻如鉴取影，不爽毫发。鼒与应
祁，以精勒擅名，其刻小楷尤称绝技。文衡山晚岁之书多出其手。翁覃溪评此赵楷第一。」故宫博物院另藏一册，亦是重刻本，有收藏家徐宗浩（1
880—1957）题跋：文敏公小楷《七观》，延佑四年公年六十有四，时书用笔结体与《汲黯传》等。《汲黯传》墨迹尚在人间，以之相较，则
刻本终不足尽其妙，吴鼒名手尚能得其十一。元拓现不可得，得此以备览观，亦慰情良胜无耳。辛卯十一月廿五日石雪居士识于归云精舍，时年七十
有二。其实，谭二华的重刻本也不易得，徐宗浩说「得此以备览观，亦慰情良胜无耳」不是虚语。由于罕见，就像《过秦论》找不到好本子一样，现
在难得有人会重视《七观帖》。不过，碑帖鉴定家王壮弘先生是个例外，在其《帖学举要》中曾列举刻帖十八种，最后一种即为《七观帖》，他说：
元泰定二年勒石，石久佚。明嘉靖四十一年丰坊重刻之，重刻之石旧在浙江宁波府，精审不如元刻。乾隆时石亦毁。元明二刻拓本皆难得。明安世凤
《墨林快事》云，文敏楷书极多，而《七观》独着，有王大令遗意，而骨力尤胜。《七观》「有王大令遗意」，正与前文所谓笔意多本《十三行》相
合。该帖是赵氏六十四岁所书，董氏立《十三行》为极则也在七十岁前后。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十三行》和《黄庭经》，可谓殊途同归。阅赵孟頫年
谱，知其皇庆二年癸丑（1313）春应召返京，其时六十岁。延佑六年己未（1319）还家，居吴兴。仕于大都期间的一个收获是见到了《十三
行》真迹。当延佑七年，其得到陈灏托人带来的此帖时，记下了这段奇缘：「孟頫数年前窃禄翰苑，因在都下见此神物，托集贤大学士陈公显委曲购
之。既而，孟俯告归。延佑庚申（1320），忽有僧闯门持陈公书并此卷，数千里见遗。」《七观帖》的书写时间与他在大都见《十三行》的时间
正好契合。赵氏的几卷精妙小楷都写于延佑年间六十岁之后，例如《墨缘汇观》著录的《小楷书清净经》卷、《楷书汲黯传》卷和《书嵇叔夜绝交书
》卷，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赵孟頫越来越注重研究小楷，并下功夫临习《十三行》，就像张雨所说：「公藏大令真迹，凡九行，尝为余手临于松
雪斋。」这也让他越来越放弃本家笔法。元·赵孟頫《书嵇叔夜绝交书》而董其昌也反复说，小楷书最难，他自己最佳之作也是小楷。这显然既有对
赵氏的崇高评价，又有对自己超越赵氏的抱负的肯定和声明。我们从小楷书入手，找到了赵氏和董氏的共同基础，由此再来看董氏的一些比较性论述
，就别具意味。此处先拈出董氏的一对概念：生与熟。董氏言：「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生与熟用在
不同的艺术门类中，要求不同。此处的「熟外熟」，可理解为董氏说倪云林晚年「聚精于画，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要亦所谓渐老渐熟」之「
熟」。乃未老已熟，老而一熟，即一变古法。书法则不然，晋宋规格的萧散古淡一直是其终生追求的模范。有些版本把「画须熟外熟」改成「生外熟
」，或有违原意。有此前提，再看董氏本人与赵氏的比较：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
以此让吴兴一筹。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画具体而微，故不求生，具眼人似指赵孟頫。此一段话还较客气，虽想超乘而上，但对
赵氏仍有尊意，而在他五十七岁即1611年的比较中，出言就有些矜伐：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画，今五十七人矣。有谬称许者，余自校勘，
颇不似米颠作欺人语。大都画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
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
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军临池，池水尽墨。假令耽之若是，故当胜。」余于赵亦然。这是董其昌留给后人印象至深的话，本文
前引安岐评语正是对此而发，只是安岐觉得董氏并没有「故当胜」说，二人打了个平手，都有欠缺，只有赵书变生，董书存熟，才能进入羲献之室。
身为收藏大家，安岐喜欢二公的书法，故不为偏袒。但书法家不然，他们下笔即有风格的取向，故臧否褒贬，由人而发。王文治是董其昌的崇拜者，
《快雨堂题跋》充斥着对董氏的揄扬。他比较董赵时说：「董文敏熟里生，赵文敏熟里熟。」但又说「赵董两文敏，皆以李北海得笔，然赵得其皮，
董得其髓」，还是认为董氏高明。稍晚一些的书法家翁方纲于《化度寺碑》用力特深，他对赵书的赏鉴是：「品赵书者以苍劲古厚为上，其专取圆秀
者，非知言之选也。」而批评董氏的空虚流弊说：董文敏处于明末熟习帖括之时，其天骨神秀，兼画理禅观而出之，是以论者谓书道结穴于华亭也。
其实在前有宋仲温，同时有孙雪居、娄子柔，并研隶楷，岂尽以行草为胜乎？士生今日，经学日益昌明，皆知考订训诂，以求实得，则书学必当上穷
篆隶，研究晋唐以来体格家数，勿为空言虚机所惑，不可以运掉空灵而忘结构，不可以矫语神肖而废临摹，且楷本隶体，自必以方整立定间架，而后
可言圆美。凡此数义，皆言董书者所厌薄不屑闻者，而实吾学侣所宜切讲，且于士君子持躬植品所系，非细故。翁氏对文字、书体的讲究，已迥然不
同于董其昌的时代，它显露出书法是书法史的书法的真正开端，书法家要研究文字学即从此开始。然而，这却解决不了「生」与「熟」的风格偏爱，
在此可以现代术语试作解读，即「生」可定义为偏爱原始性，而「熟」则是古典主义。元·赵孟頫《洛神赋》王文治和翁方纲都是书法家，他们的成
功之路除了多年临池之外，还要谙熟书法的历史，自然要讨论两位文敏的优劣得失。现代书法家沈尹默也大致相仿，他研究二王的用笔呕心沥血，两
位文敏也在他的观照之下。近见其手稿评论梁巘《评书帖》，有两则正是论此，援引如下：梁巘：子昂书俗，香光书弱，衡山书单。?尹默评：世人
皆云子昂书俗，子昂书凡四种，一曰娟秀如线串七宝，且行，且楷，且草，笔精墨润，精妙绝伦，《洛神赋》是也。一曰朴厚，搀用鲁公北海法，笔
力沉雄，取式舒展，规模谨严，法相庄严，《胆巴碑》是也。一曰朗韵归依魏晋，行笔沉着爽利，直与右军相抗，亦即至虚舟所谓晚年困于简对者，
笔力稍软，结构亦略拖沓，其长篇简札中多见之。尹默曰：子昂功力深沉，其书具佛菩萨相，端正庄严，古今罕有其匹，何涉于俗哉!梁巘：学董不
及学赵有墙壁，盖赵谨于结构而董多率意也。?尹默评：阳曲傅青主先生云：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似，及见松雪、华亭墨迹，爱其圆转流丽，稍临
之遂乱其真。盖学书初，不宜古亦不可依彷时人，古则缥缈难知意兴，近则俗滥难味品格。楷则子昂，行则华亭，正其宜也。然不可太似，太似则不
知出路。只待了悉楷行之书理，测悟结构连转，运笔随意，然后上溯晋唐，则豁然开朗矣。沈尹默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他的态度堪供
研讨。再看二十世纪鉴定界两位巨擘，一位是徐邦达先生，他喜爱董其昌，《古书画过眼要录》精心著录多件。另一位是张珩先生，他大概更偏爱赵
孟頫，曾多次以生熟论董氏，此处也援引其评董其昌楷书《郎官壁记》轴，云：「此轴能于生中见熟，为文敏第一等书。余于董书，惟大楷及行草可
厕古人之列，小行书为最次，而世多推之，诚可异也。」董氏书往往不刻意求工之书乃佳。到了晚年，他可能也对此彻悟，由衷地感到了他的假想敌
手赵孟頫把控全局的厉害，不只是仅得其正局而已。他说：「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每见寂寥短
卷，终日爱玩。吴兴亦云，俗子朝学执笔，夕已自夸。今知免矣。」明·董其昌《舟泊升山图》董氏投老残年，心灵深处也许日益感受到了前辈大师
的艺术影响，尽管这令他震惊、痛苦，也令他喜悦，令他奋进。他似乎注定只能通过前辈大师的意识而了解自身深处的欲望和追求。书画就在他心中，但他却体会到了发现其自身之外的伟大书画而带来的自卑和光荣，终于与赵孟頫和解。可惜上引此句未收入《容台别集》，也未入《画禅室随笔》，很少为人重视。大概，安岐能贴心地理解其胸怀，故在《墨缘汇观》中作了中肯的评论。安岐的《墨缘汇观》是一部洋溢着董其昌精神的「南宗」绘画史性质的著录书，他似乎冥冥中受到了董其昌的指导，有时他请董其昌援手，有时又会和董其昌争论，其中的焦点正是赵孟頫。安岐重视赵孟頫所标举的「作画贵有古意」，在《墨缘汇观》中强调了兼含古意的「南北宗」论，而他著录的作品，则是对此论的图像阐释。行笔至此，回翻稿件，觉得此文谈书法的笔墨远远大过绘画。搁笔静思，所能推诿的，也只能是下述两个原因：一、《容台别集》中关于书法的文字远远超过绘画；二、《墨缘汇观》中著录赵氏的书法作品也远远多于绘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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