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拾贝 我心目中的曾国藩 作者：王嗣元 促使我“不逾矩”之年研读曾国藩，缘起于读到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曾国藩的评论和政治、军事思想的借鉴。我
在想，是什么原因促使两位在世界观、主义、信仰、政见均尖锐对立的党领袖，能在对待曾国藩的某些看法上趋于一致呢？ 为此从去年入秋开始
，拉拉杂杂近一年，拜读了《曾文正公全集》，《清史稿》曾国藩及其同僚、部下等传记，浏览了道光、咸丰、同治本纪，详阅了易孟醇《曾国藩传
》和董丛林《曾国藩家族》、《袁基亮评著曾国藩》等书，对曾国藩有了以下印象：一、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 曾国藩六岁开始读书，七岁起在父亲
办的私塾学习。到十三四岁时，已经读完《四书五经》，并读《史记》和《文选》。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个才童了。于今人来说，可能中文系毕业
的也没读这么多。但他科举之途开始并不顺，从十三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到二十二岁才考了个秀才。这期间，他考了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他才
考中了举人。 道光十四年（1835），曾国藩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因为下一年还有一次恩科考试，他便留在北京读书，没有回家。谁知
次年考试，他又没有成功。此时他已花光了所带的钱，只好打道回府。 归家途中，他到了金陵。一天，偶到书肆闲逛，看到一部《二十三史》，竟
不顾囊空如洗，卖掉了自己的衣服，又向一位在任的同乡告借，才把这套书买下。 回家后，他足不出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深夜才上床休息
。就这样又发愤苦读了一年多。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终于考中了进士。但考得很不如曾国藩所愿：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
四十二名，弄了个“赐进士出身”。按例，列三甲者是不能入翰林院的。曾国藩深感羞愧，“即日买车欲归”，不拟参加朝考。同去的郭嵩焘多方劝
阻，善化人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他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朝考一等第三名，道光帝因欣赏他的《顺性命之理论》答卷，特拔置为第二名。五
月初二日被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国藩崭露头角。这年他二十八岁。“子城”也是此时改名为“国藩”的。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勤读书的
人，还是一个勤动笔的人。他记日记，终生不辍，直到他逝世的当天。他的家书，旷世之作，蒋介石床头常放两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曾国藩家书
》（也有一说为《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许多治军思想，被蒋介石写入黄埔校训和教学大纲。 读曾国藩著作和诗文，用典信手拈来，钩珠淘玉
；生僻字词之多，引经化典之巧妙，不亚于《易经》《诗经》《尚书》《周礼》，常教人翻遍工具书得解后啧啧称奇，有破雾烛洞之感。二、一个经
世之学的践行者 经世之学，主要是指孔孟的学说和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它的核心。虽然此后历代儒家及流派给出多种解释，至汉学时
甚至有相去甚远之作，但总纲都没离开“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特别是程朱理学的成天下儒生和封建士大夫的圭臬。康熙年间，更把它圈定下
来，“一宗宋儒”。曾国藩在没有推行洋务运动之前，很好地践行了经世之学。他把“修身”提到了第一位，强调“格物”和诚意。为此还为自己制
订了十二项“课程”。其中就有每日静坐半小时，读书不二（一本书必须接续读完），每日作字半个时辰和夜不出门的规定。 “诚意”更是他奉行
的操守。他曾在十二项课程＂养气”款中对自己规定：无不可对人言之事。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之道为天下倡（《全集－诗文》第30
4页）。又说：“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之道又有他哉？”（《复贺长龄》《全集－书信（一）》第4页）。在他看来，圣学王道的核心就在一个
“诚”字。他认为，孔子是专心诚意推行周礼和王道的典型。他说：“大圣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迥异乎庸众。”他引证《中庸》
＂至诚发神”的观点而归纳为“诚神”。认为“至诚”可以产生神奇的功力。他对“至诚”有特别心得，他说：＂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
著也。”又说：＂诚便是忠信。”当他的九弟曾国荃率五万蓬头垢面、腮肉凹陷、面目黎黑之众，围困太平天国都城金陵，李鸿章率五万多淮军遥相
呼应切断洪秀全一切外援，迟迟不攻金陵，把灭太平天国之功拱手让给曾国荃时，曾家兄弟报捷后，红顶子一顶一顶接着来，其势何其盛也！可是，
方过月余，曾家兄弟就不断收到朝臣递连参劾的消息。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曾国荃率兵攻克了天王府后，瓜分了太平天国的府库。接着就接到了
圣旨的严厉指斥。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
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圣旨长鞭直指首功曾国荃。曾国藩心里明白，实质上锋刃直指其额。曾国藩心里更明白，他这个九弟别号“老
饕”，每胜一役，便回家求田问舍。虽经他多次规劝和警示，但暗箱操作的事儿还是很多。这一次灭了太平天国，至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手下将
士瓜分洪府以下金银珠宝和古玩字画可能还是有的。而将士劫掠瓜分，能忘了直接统帅？ 这道上谕果然惹恼了曾国荃。有传说幕僚笔记记载，曾国
荃连夜找曾国藩密谈，对视老半天不说话，狠狠吐出四个字：“我们学他！”然后伸出左手，掌心露出一个“赵”字。曾国藩倒吸一口凉气，这是要
他学赵匡胤陈桥兵变。只听曾国荃说：我们吉字大营五万，雪琴、厚庵水师两万，还有鲍春霆的两万，张运兰、萧启江的三万，这十二万人是大哥的
心腹力量，再加上李少荃（鸿章）的淮军至少五万，这十七万湘淮军只要大哥登高一呼，大家都会死心塌地的跟着干。还有左宗棠五万多人，加起来
二十多万全是精兵，推翻他们绰绰有余。倘若左宗棠不从，大哥可以议事为由调他来除掉他。 曾国藩心里一惊跟着一惊。曾国荃接下来的话更有道
理：朝廷借我们湘军走了一千多号人为口实，说他们携款潜逃，口口声声追查长毛（指太平天国起义军）金银的下落，无非是说我们私呑了，好为将
来抄家张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难道我们兄弟坐等灭门吗？” 曾国藩知道九弟说得有理，一时半会儿说服不了他。他突然意识
到不能让他无休止地说下去，这里面只要有一句话被人告发，就可能招来灭族惨祸。他觉得办法只有一个，马上离开。他不表态，老九也不敢乱动。
曾国藩迅速起身，板起脸回到卧室。他努力回忆以往：第一次劝进出自王闿运之口，第二次是彭玉麟，第三次是胡林翼，第四次是左宗棠的试探，
第五次是得意门生李鸿章的摸底，此后还有王闿运为肃顺当说客，还有王韬的无知妄言，他一 一加以训斥和不睬。他在想，如若造反，过去自己所
说的那些忠诚敬上的话，不都是伪君子了吗？那些告诫子弟的谆谆家教，不都成了王莽、司马昭的言行了？自己过去对＂诚便是忠信”的注解，不都
是在瞒天过海吗？ 还有，太平天国己灭，举国都盼休养生息、铸剑为犁。若自己再树反旗，重陷人民于小火，让别人来平叛，治国平天下，自己几
尽终生奉行的儒教，再由自己来推翻，得了天下又有何用。怎知血性十足年纪轻轻的九弟不效赵光义和燕王朱棣？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速辞钦差大
臣等要职，速裁湘军，以消朝廷疑心。 后来的章太炎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指责曾国藩说：向者支那藩镇之盛，莫如曾、左。曾氏既夷粤寇，而勿能定
鼎于金陵。曩令知保种之义，破僭妄之危言，则吴楚贤士，云合飙起而附其下，至今三十年，革政可成，何遽不如暹罗也？（章太炎：《藩镇论》）
这段话是这个意思：说此前大清国藩镇拥兵得土之广，谁也比不了曾国藩和左宗棠。曾氏兄弟既然削平了太平天国，而不能在金陵举旗称帝（实乃
憾事）。如果假使他们懂得保留汉人血脉这个大义，不在乎僭越犯上这种耸听的危言，则江浙和湘楚的贤士就会如彤云来合，狂飙暴起而聚于曾氏的
麾下。到现在三十年了，革故鼎新的大业就成了，何至于现在我们连当初的附庸国暹罗（泰国）都不如。 章太炎对曾国藩“失时”多有指斥，但从
侧面肯定了曾国藩不肯“僭妄”，这当然是没有否定曾国藩“一宗宋儒”的忠君报国思想和“诚者，不欺也”的一惯作风。 而梁启超、章太炎的老
师俞樾及后来的蔡锷将军，则给予了曾国藩极高的评价，这里不再赘述。主要想说说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1917年，毛泽东二十四岁，尚
未完全接触马列主义学说，因此仍相信圣贤创造历史的观念。8月23日，他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的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
为而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成为褒曾者口实，原因就是出于伟大领袖之笔。其实统观全文，在于毛泽东留心军事斗争。之所以赞成曾国藩，全在于“
收拾洪杨一役”，即完胜太平天国，直下金陵，捣毁天王府。这是这段话的焦点，而并非全面地认可曾国藩。这在他后来对农民战争包括太平天国的
历史地位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彻底变化。他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
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8页）因此他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高度歌颂了这种“动力”。（碑文略）
并将金田起义刻进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浮雕。 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1943年范文澜在廷安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一向关
心历史和文化的毛泽东没有提岀异议，足见他对曾国藩的印象彻底改变。但他的＂独服曾文正”这句话，仍可看出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基本评价。
并确实影响了他的建党建军思想。试录曾国藩《爱民歌》可以看出对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的影响。《爱民歌》全词
为：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
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
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岀营。走岀
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
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岀营，水军不准岸上行。在家皆是
做良民，岀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
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
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贫穷，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爱民歌》中
的“军民一家”思想，被我党我军长期采用，因而打造了一支亘古未有、举世无双的红军，使爱民传统一直保持到今。 三、经世之学的发扬者，远
见的政治家 曾国藩逢而立之年，基本上形成了他的经世之学的儒家思想。而促使他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主要有两个人，即唐鉴和倭仁。 唐
鉴，湖南善化人，翰林岀身，历任检讨、御史、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官职，道光二十年召为太常寺卿。此人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学宗
程朱。曾国藩久慕其名。曾国藩授职翰林院检讨，居京师，得以接近唐鉴。唐鉴告诉他读书与“检身”之要：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需要
熟读、精读，不能作为浏览之书；治经则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其他各经可触类旁通。如果遽求兼精，势必都一知半解，囫囵吞枣。至于所学内容
，无非三门，即义理、考据、文章。只要致力义理，其他会一通百通。至于＂诗、文、词、曲＂，皆小技，不必专门用功。 检身方面，主要为“整
齐严肃”四字。唐鉴向他推荐倭仁。倭仁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有一套特别功夫。每日三省，记下札记，检讨得淋漓尽致。这使曾国藩大加敬崇，以
师尊之。并效倭仁为自己制订了十二项“课程”。但是，没过多久，现实把曾国藩这套“追圣”的理想击得粉碎。 首先是这一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
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驱逐英国人，遵道光帝旨意正式封港，触动了英国人利益。英国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
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乔治－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以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大门。 第一次鸦
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林则徐被流放新疆。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从此开了一个坏头，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曾国藩当时还是一个七品小官，目睹事实尚在惊愕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四年时间。英法两国在美俄
支持下联合发动侵华战争。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于1857年攻占广州，次年一度进攻天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
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携众逃往热河。沙皇俄国和美国以“调停”为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瑗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沙皇俄国
以“调停有功”协迫清政府割地150多万平方公里给沙俄。战争草结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咸丰二年（185
2）十二月，曾国藩居家守制（母丧），接到上渝：“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 曾国藩自此派上用场，创办湘军
，直到1864年剿灭太平天国。这十二年，曾国藩与其部下有联合洋人打击太平军的经历，也有当曾国荃率兵拼死围困金陵，曾国藩婉言谢绝洋人
欲协助攻城的请求。曾国藩醒悟了坚船利炮的重要性。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在刚从太平军手中夺得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
家生产现代化武器的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它是中国现代化军事工业的胚胎。自此，曾国藩倡导并亲自实践洋务，创办上海机械制造局（即江南
制造局），造军舰，培植中国科技人才，尽力不假洋人之手。选送颖秀青少年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实开“师夷长技以制夷”之风。表现了
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自此，中国人认识到了科技特别是军事科技对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曾国藩首启并身体力行，其功伟伟，不
可淹没。特别是以＂格物致知”为重的曾国藩，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能幡然悔悟，说明他不是一个腐儒，不仅仅是一个为封建统治竭忠的殉道夫。
他思想中还有民族的一面。他至少懂得遇着猛虎不能光做绵羊。他至少懂得不能被人打断了脊梁才想起挺直腰杆去还击的道理。给后人的启示是，国
无利器，就象一个人一样，品德再好，逆来顺受，也是一个刚出锅的饽饽，刚出吊炉的面包，大家争而食之且啧啧称道：“於戏！好歹（吃）。”四
、识人用人独具慧眼古往今来，凡“救时”之才，大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识人用人。曾国藩深谙此道，且发挥的登峰造极。有人统计过，自曾国藩于
咸丰十年任两江总督，掌握实权以后，经他保举的幕僚和部属当在一万人次以上。“殆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二十二
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难以统计。曾国藩所保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
。”（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第149页）读至此有人不允要问：这是不是变相聚拢人才，以成坐大之势？实则并非如此。他曾跟挚友胡林翼商
议说：＂侍（我）与公之力所能勉（做到）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全集－书信》（二）第1538页）“若能引出一班
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藉以图报国者也。”（《全集－书信》（二）第1546页）报国，是曾国藩推荐人才的终极目的。所以，他向友
朋和弟弟们反复说明：“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人存而后政举”，“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因此曾国藩求贤若渴。王定安记述说：＂国
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诘责；有异等（特异之才）者，虽
卑贱，与之抗礼（平起平坐）。”（王定安：《湘军记》第十二页）《旧闻笔记》记述道：＂咸丰以来，统兵大员惟公（指曾国藩）未尝台坐。其每
见僚属必台坐者，胜保也。台坐者，旧制，大员见小吏，居中设独坐而坐，谒者立于旁也。”曾国藩还有一种识见非一般辅佐之才所及。他认为保举
必须中肯，不可过滥。他说：“若保举太滥，视大君王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以国家之官职市一己之恩，如同钱权交易一样，窃官者称盗
，授官者便是盗薮。晚清四重臣，左宗棠、李鸿章皆岀其幕府和疏荐。《清史稿》《左宗棠传》载：＂宗棠，道光十二年举人，三试礼部不第，遂绝
意仕途，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年且四十，顾谓所亲曰：“非梦卜夐求，殆无幸矣！”（
敻：两读，一、Xiong，读诇，远的意思。二、xuan，读眩，营求的意思。本句采第二音。梦，请查《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傅说（悦）
典故；卜，请查《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文王因占卜而得良相吕尚的典故。这句话的大意是：我呀，这辈子除非遇到武丁求傅说和文王聘吕尚那样的
机遇，否则，怕是没有机会了！张亮基巡抚湖南，左宗棠在胡林翼的“敦劝”下，曾入其幕府。待到张亮基移抚山东，左宗棠则归隐梓木洞。“骆秉
章至湖南，复以计劫之岀军幕。”咸丰十年，曾国藩克武昌，和胡林翼向朝廷力争，左宗棠得以从曾国藩治军。曾国藩令宗棠募五千人，号为“楚军
”，从此得以建功立业。咸丰十一年，“朝命国藩节制浙江，国藩荐宗棠足任浙事”（《清史稿》《左宗棠传》）。把浙江巡抚这样的高位让给了左
宗棠。从此左宗棠成为一方大员，楚军、浙军也在不断壮大，屡立战功。左宗棠最可书之笔，是规复新疆。“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岀关，而
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乾隆）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酒器）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采纳）英人议，
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
帕夏不能有（自立），不西为英併，则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灭。糜饷自若（耗费的兵饷比前边说的还要多）。无益国防
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岀塞，不罢兵。〈朝廷）授宗棠钦差大臣，督军事，金顺副之。”（《清史稿》
《左宗棠传》）。当然大漠边塞的征战是很幸苦的，但左宗棠的性格，曾国藩在时，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趋）舍时合时不合。何况面对侵略者。
在曾纪泽的配合下，通过坚强谈判，沙俄最终屈服，归还我伊犁，使新疆完瓯。后来左宗棠又率军大战凉山，获大捷，迫使法国议和。可以说，曾国
藩发掘了一位民族英雄。特别是左宗棠多次与他＂抗行”的情况下，仍以国家大局为重，足见其宽广胸怀。李鸿章亦出于曾国藩精心培养。道光卄七
年，李鸿章得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清史稿》《李鸿章传》）后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十一年，江苏缺帅，
曾国藩疏荐李鸿章。同治元年，曾国藩命李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从此淮军开始起家。至助湘军剿灭太平天国，已发展到了五万多人。后捻军泛滥，
曾国藩剿捻一年半不甚得力，朝廷命李鸿章＂署钦差代之”，李率七万淮军，联合左宗棠，几十万捻军终灭其二人之手。再后来李鸿章兴办洋务，遣
童生留洋，创北洋水师，制造枪炮舰船，其事几乎尽人皆知，不必赘述。虽然李鸿章后来成为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国人多呼为＂卖国贼”，但祸首
当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充当了马前卒。做为封建王朝的“忠臣”，他沿袭了其师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并发扬之。至于发扬的是否过了头，史家早有定
论，非我辈可搕阖滥言。曾国藩识人用人独具慧眼，有传他识《麻衣相法》，著《冰鉴》。初见塔齐布、彭玉麟、罗泽南、杨载福等即留心考察，渐
委重任。咸丰二年（1852）六月，曾国藩四十二岁，还在兼署吏部左侍郎任上，尚未带兵打仗，但已留意为国家发现人才。钦命他充江西乡试正
考官，曾国藩借机请假回籍省亲。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其母江太夫人于六月十二日逝。曾国藩大恸之中，目睹一壮士在暴
风雨中先救起一落水女孩，后用绳子捆牵住将要翻覆的这艘小船，硬是用无穷大力将小船扯上岸来，救了连小女孩一共四人。曾国藩把这位壮士请来
，问他是否愿意为国效力，青年人点头应允。当时适逢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便修书给湖南巡抚骆秉章推荐此人。后来这个人成了湘军水师名将，成
为曾国藩得力干将，战功卓著，官至陜甘总督。此人便是杨载福（后因避同治帝载淳之讳，改名杨岳斌）曾国藩选将颇著心机，择兵也毫不含糊。奉
旨初办团练时，他就与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说出自己的见解，要把以捍卫本乡本土为己任的团练练成＂勇”，继而练成兵。因此，他召湘勇，不要
兵油子，不要土匪，不要油滑奸狡的市井游民和无赖，而专要有根有底、朴实勤劳的种田人。他派李鸿章创立淮军，李鸿章踌躇满志，决意要招五万
人。曾国藩当头一盆冷水，说：“少荃，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这条古训你都忘记了？一次招募五万，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必然正经
人少，无赖之徒多。你看长毛，动辄十万二十万，有时甚至号称百万，其实都是乌合之众。稍一遇挫，便四散逃走了。这样的兵，再多有什么用！徒
糜费粮饷罢了。＂（《袁基亮评著曾国藩》第67页）最后曾国藩只批准李鸿章先招五千。但湘淮军的饷银却是淸军中最高的，据说比其他清军高出
二、三倍。事实确如曾国藩所料，湘淮军直到最后成为剿灭太平军的一支劲旅，总兵力也不过十七万，加上左宗棠五万楚浙军，也就二十多万。而太
平军，最多时已过百万之众。曾国藩创造了无数以少胜多的战例。至于建军创立军规营制，前面已约略提到，这里不再重复。因此从这一点说，虽然
他自创湘勇以来，多次吃败仗，并两次因大败亏输而投水，但仍不失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五、关于“曾剃头”和刽子手同治十一年二月，时任两江
总督的曾国藩，在他挥军攻克的洪秀全天王府上（后改为总督府），结束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一生。清廷大为震悼，辍朝三日，追赠太傅，照大学
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派穆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
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于开发……”（《曾文正公全集》260页）《清史稿》《曾国藩传》亦论曰：“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似已盖棺论定。但到了1943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群众》杂志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后，一向关心文化和历史的毛泽
东没有提出异议，等于肯定了范老的这一观点。自此，＂刽子手”的桂冠就戴在了曾国藩的头上。虽然范文澜先生当时的学说主要是针对蒋介石为了
笼络麻痹青年，把曾国藩推崇为“圣人＂的阴谋，但还是为历史重塑了曾国藩的形象。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初，学界才又重新评价曾国藩。但褒也好
，贬也罢，没有人能绕开“曾剃头”和“刽子手”这个话题。到底湘军杀了太平军多少，事至今天，怕是没有人说得清了。有人评论说，＂文正在京
官时，以程朱为依；至出而办团练军务，又变为申（不害）、韩（非）。”（欧阳兆熊－《水窗梦呓－一生三变》）这一评论是中肯的。曾国藩后来
就是要效法法家申不害和韩非。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太平军刘玱林部败于安庆城外之赤冈岭，其中三营在苦战中投降。第二天，曾国藩闻讯，立
即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全集－家书》（一）第712页）第三天，他听说投降者已全部被杀，立即给曾国荃打气说：
“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真可喜也？”（同上，713页）当曾国荃对兵家之大忌一一“杀降”略露悔意时，他说：＂既
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同上，第737页）当然，曾国藩有他的理由，他杀的是“
莠民”，护的是“良民”。但毕竟这种杀降风气一开，太平军也不客气，以牙还牙是肯定了的。遭殃的免不了牵涉无辜家庭和平民百姓。最后发展为
互相屠城。湘军在攻克九江、安庆、苏州、金陵后，都疯狂屠城。仅金陵一处，曾国藩便向同治帝报告说：“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秦淮长河尸
首如麻。＂（《全集－奏稿》（七）第4221页）杀了这么多人，有詈骂之声，当然也不能说是“冤”。六、关于同治中兴四重（名）臣同治帝六
岁（1861）登基，十七岁亲政，十九岁（1875）驾崩，实质上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其母慈禧太后手中。这其间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而留下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巜北京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外国传教士入中国传教，实质上等于允许冲击和撞破中国人传统的儒道佛三教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允许外国在中国设立租界、领事馆，允许外国驻军。外国的旗帜可随意在中国的领土上飘扬，外国的军舰可随意出入中国的领海和内河。这期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到了同治四年（1864），清政府好歹把太平天国剿灭；到了同治八年（1868），好歹把捻军收拾殆尽。实质上，这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连曾国藩在《喜吴南屏至》的诗里都说：“荒村有骨饲狐貉，沃土无人辟蒿萊。” “筋力登危生理窄，斗粟谁敢易婴孩？”在这种态势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好歹腾岀手来搞洋务运动，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暂时扶得颤颤巍巍站立，就象几抹晚霞烘托着将要落山的夕阳。如果这也算“中兴”，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据笔者考察，“同治中兴”，实质上是慈禧太后和奕?的自诩词，而被那些阿谀奉承的官员和文人借机扩大了。也有可能是，《清史稿》多次提到了“同治中兴”而误导了有些不求甚解或人云亦云的人。试想，一个主权国家，驻有外国的军队，圈定各种外国人的保护地，甚或窝藏间谍和各种罪犯，这个国家能叫“中兴”吗？同治中兴四重（名）臣，惟左宗棠率军夺回并捍卫了新疆，而曾国藩名为＂中兴四重臣之首”，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问题上，不也是以杀戳无辜而屈节洋人吗？李鸿章在对外人外事的处理上，不也是惟慈禧而马首是瞻吗？这一把把中国人的辛酸泪揉合在“同治中兴”的光环里，这光环还能放出光芒吗？若说能放出光芒，怕也是泪光罢。2021、7、19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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