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多活三十年，赵之谦会有何等成就？赵之谦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后逐渐信佛，于道家、八股深恶痛绝。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
之谦作《效苦瓜和尚作花卉》四屏并题诗：“富贵非吾愿，神仙吾友于。”同治二年（1863年），三十五岁的赵之谦自题《二金蝶堂印谱》云：
“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可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他曾致友人函云：“弟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34
岁）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局面。……天若假我以年，笔墨以外，更要潜心著述，完我夙愿。”从中可窥见他的初心并不在观。然而，和众多封
建文人一样，抱着不负国辱亲的思想，他只能去追求仕途，希冀“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赵之谦一生窘迫，却知足常乐，豁达洒脱；孝敬父母
，忠爱家人，对朋友弟子情深义厚，关怀备至。从一些诗作、题款和信札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还是一位性情中人，戏谑、嬉笑、怒骂皆不拘行迹，读
来让人忍俊不禁。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平叔作《夜来香草》折扇，题句云：“殊不成画，漫缀数笔，请留以驱蚊勿取之障面也。”
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致魏稼孙函云：“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
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
同治九年（1870年），赵之谦为魏性之作行书自作诗折扇，曰：“幸我今是菠萝蜜，只是可看不可吃。若是波罗揭谛时，从前性之或相识。性之
索画太急，佛生催画太恶，故深涂之”。通过这些信札诗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之谦与友人间关系之近，情感之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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