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编修探微》——第一部分：中 国 古 代 方 志 的 编 纂（三）古代方志编纂的方法我国方志的编纂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项
专门学问。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宋代以前的方志，流传下来的较少，有关方志编纂的方法，已难以作全面的系统的论述。见于史书记载的，也多是只
言片语，但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二。唐太宗时，李泰等人纂修的《括地志》,是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该志书在编纂时，注意了志书的真实性，“考于
传信”；在志书的内容上，“简而能周，博而尤要”（《玉海》卷十五）。著名的学者颜师古、刘知几等人，批评了方志、郡志的浮夸和不实，“颇
失其真”。徐坚在《初学记》中，提出了方志“直文”的主张，认为方志书事记言，应当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犹如汉代史官司马迁的《史
记》一样。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直文”，是可贵的。宋、元时期，我国方志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志书和内容的进一步完备，在方志
的编纂方法上，也有了一定的规矩和要求。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一些志书的编者，认为志书应该“叙事物之源委本末，名数凡目靡不登载，故贵乎广
记备言，使往者有传，来者有徵也”（《洞霄志·序》）。有的志书编者，注重史实用，采取“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辩”态度，而不在于此
虚誉乡贤，侈陈名胜。有的反对“直抄取计薄”以作为志书；有的指出志书应“削去怪妄，订下事实，崇厚风俗，表彰人才”（参见景定《建康志》
等）。这种要求与做法，显然是正确的，当时，不少的志书，注意“立类例”，“凡图经已录者不录；素所未知，则阙如也”（见《吴郡图经续记》
序）。凌万顷、边实合编的《玉峰志》，在“凡例”中规定了“凡事旧在昆山，而今在嘉定者，以今不隶本邑，今皆不载”；“凡叙人物，有本邑人
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居者，今皆载”；“凡事有重见者，止载一处，余书见某门，更不重载”。这些修志的要求与方法，对后世具有较深的
影响。元朝贞元年间，编纂《大一统志》时，曾拟定了“凡例”，规定了志书的类目、内容、要求等，使志书的编纂有所依据和遵循，这对于提高志
书的质量也是有好处的。明、清时期是我国的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关于方志的编纂方法，封建王朝以及志书的纂修者，都比较重视。永乐十六年（
公元一四一八年），明王朝颁发了一个《纂修志书凡例》，具体规定了志书的类目有：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廓、镇市、土产、贡
赋、田地、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官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在各条类目下，还规定了应该记
述的具体内容。比如“建置沿革”，要求“历叙郡县建置之由，自禹贡、周职方氏所属某州、并历代分合废置”。这个“凡例”，在某些方面，还较
简单。但在当时，它统一了志书的体例，指导了各地志书的编纂工作。明朝中叶以后，很多的府、州、县志书，在其“凡例”或“序”中，提出了方
志编纂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方法。一些志书的纂修者，要求志书“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叙欲直”。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应该做到“广询博采”，使
资料完备而无遗漏；史实上要“循名责实”而无讹传；文字上要“义正词确”而无赘语；类目上要“类序伦分” ，分类排列有序而无乱章(参见嘉
靖《曲沃县志》序)。万历《彰德府志》的纂修者，提出了志书要“记载欲实，实则信；去取欲直，直则公；闻见欲博，博则赅；文词欲工，工则传
”。这些编志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贵的，也是长期修志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在具体编纂方法上，州县志书规定的较为具体。诸如弘治《
长乐县志》、嘉靖《淳安县志》、《兰阳县志》、《霸州志》等等。归纳起来，主要是：1、本县事迹，见于前志或郡志者，“今参稽而录之，无所
增损”；2、凡采旧文，间或讹舛，必须考据而后改正，如无所佐验，则姑缺之；3、志事以类，每类之首，各为小序；4、历代县令、学谕，大多
失传，今志秩官，凡有姓名尚存者，按年代顺序题名；5、人物立传，按史家常法——违世而后立传，“乡先达致仕家居者”，其“宦业已定，亦得
书，此为变例”。现任不书。人物必书名，虽尊者亲者不讳，“在职者不书，恐涉谀佞”，人物行实（事迹），要有所据；6、仙释涉于怪，“旧志
有传者，或不欲泯其迹”，今存于所出寺 观之下，“以少为该博之资”；7、收集诗文，必有关于本邑之事，否则，虽美不录；8、文庙释奠之仪
，山川社稷享祀之礼，朝廷有通行定制，志书不予登载”；9、事失其始者，则阙之，岁有未者，亦著其时之大约；10、地理必考其实，传闻者不
载；11、建置有劳者，虽小必书； 此外，有田赋、学校、选举、遗迹等等方面、如何记述，亦有具体要求。上述的编纂要求和方法，说明了明代
后期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也有一定的水平，其中的某些方法，对于今天的修志工作，也有参考价值。清代初期，地方志书的编纂，大体上沿袭明代
的规制和方法。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河南巡抚通饬的《修志牌照》，要求府、州、县志书遵照执行，可以代表当时地方志书编纂的做
法。该《牌照》共计二十三条，规定了志书的类目、编纂的要求和方法等等。比如《沿革》条，要求“须照诸史考证，毋得混入，不必过多”；《山
川》条，要求“须考果系封内者，方载入，而不可遗漏。河道要将近日所开浚、淤塞、变迁等查明”；《古迹》条，要求“须考明某代某人，将事实
备细注明，不得遗漏，不可以小说搀入，如《宜阳志》之全载野史也”；《土产》条，要求“非本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载，须载其特产也”；
《寺观》条，要求“必奉建或建置已久有可考者载之，余删”；《艺文》条，要求“须择佳者或关邑乘者载之，八景不可录，录必录其佳者”（转引
《方志考稿》第四编）。这些编志的要求与方法，已较为具体，反映了清初编志的水平。乾隆、嘉庆时期，由于较多的学者参与了修志工作，注意志
书的编纂，并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使方志的编纂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撰著派和纂辑派，后人称之为
新派和旧派。新派的编志方法是：对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编写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大多由一人总纂而成。如章学诚的《永清县志》《亳州志》等。旧
派的编志方法是：对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排比，注明出处，大多是“述而不作”，因袭多于创新，整个志书基本上是由众人分工编纂的。如李文藻编纂
的《历城县志》，基本上是纂辑旧文。上述两种编纂方法，各有所长。后来志书的编纂，深受他们的影响。此外，有的志书编者认为：“萧规曹随”
（实际上也是主张“贵因不贵创” ） ，把志书的编纂方法归纳为补、续、斟，即保存旧志（前志）的规模和类例，而另补、续前志，或斟前志的
失误，从而使编志的方法多样化了。把方志的编纂方法作为一项专门学问进行研究和总结，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史学家
、方志学家章学诚。章氏总结了前人编志以及他本人的经验，先后写了《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修志十议》等论文。
而归纳起来，章学诚关于方志编纂的方法主张，主要是：方志是地方志书，志书的编纂，应该依据“史法”。地方志书的类目标题，不要过于细碎或
过于笼统。人物列传要“详今而略古” 、“详后而略前”。内容要详于“正史”的人物传，而不要节录其大略。人物立传，要按“正史”之例，盖
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对于入志的人物，要慎重选择，虽系长官，如没有“政绩”，也可以不立传。凡是不该立传的，可以列表，仅著姓名。关于
笔法，要“据事直书” 。志书的文字，“俱关史法”，要求“简明典雅”。引用成文，要注明出处，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或直标“其辞曰”、“
论曰”等，如有删改，可用“其略曰”……章学诚关于方志编纂方法的论述，是他的整个方志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后人在方志的编纂上，都不同程度
地受到一定的影响。洪亮吉、钱大昕等人，在编纂州县志书的方法上，亦具有一定的特色。他们注重地理沿革和考证，往往把治经治史（地理学）和
方法运用到编志中来。清朝光绪年间，张之洞和缪荃孙等人，在编纂《顺天府志》时，曾拟订了较详细而具体的《修书略例》，主要内容是：志书的
编纂“宜典核”、“宜徵实”、“以地为主”、“以官文书为据”。在记事上，要求“古事宜备，今事有关土地、人民者详”；“图表散归各卷，图
先表后” ；引用材料，要用“最初者”，群书互异者，要进行考订，“不得沿误滥收”；事涉两门的，要“互见分详略”，“记事须具首尾，具年
月”；典礼则例，“非专为顺天设者，不录”；“生存人姓名、事实、著述不录，奏疏公牍不在此例”；文辞要求“宜古雅，亦不可过于僻涩险怪”
；凡是褒贬抑扬之处，“须从众议，不得偏执独见”；志书中某一类目事实繁重的，“篇页过多者，分上下卷”，“各门前为小序一则”;在人物编
写上，要求“以朝代为次，不分州县”，“人物不分贤否，理宜并载，但以子目分别之”，“人物门，语语皆须据书采辑，不增一字，以免褒贬口实
”……这个《修书略例》，对于编纂志书的具体要求和方法，叙述比较全面、详尽，颇为后人所称许。当然，这个《略例》也有不足之处，如《金石
门》规定：“元以前全录，国朝止录御碑”。明代的碑文如何处置，未有明文；清朝只录“御碑”，也不妥当。从方志编纂方法的角度上讲，这个《
修书略例》，可以说是清代志书编纂方法的一个总结，从中可以窥见清代方志编纂工作的水平和编纂工作方法的发展。刘光谟拟订的《县志分篇议》
（载《高石斋文抄》），可以说在县志的编纂上，也是颇有见识之作。《县志分篇议》中，对于县志中的各篇，如《大事记》《舆地记》《田赋记》
《学校记》《艺文记》《武备记》及《官师表》《登科表》《恩赏表》《列女表》和《官师传》《耆归传》 《儒林传》《文苑传》《孝义传》《忠
节传》《方技传》《列女传》《阙访传》以及《序》等，它们的渊源始末，记述的范围和要求，均作了一定的阐述。（由于文字较多，且王葆心的《
方志学发微》已登录，从略。）其要求和主张，也是不多见的。作为清代编纂府、州、县志书来说，如果能将《修书略例》和《县志分篇议》结合起
来考察、研究和运用，对于提高府、州、县志书的编纂水平，一定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今天我们从方志编纂方法论上说，其中的某些主张和方法，对
于我们今天的编志工作，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正如周恩来总理生前所指示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资料很值得搞，……现在首先要反映新情况的材料，但其它方面的材料也需要。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这些话对于我们研究和总结历史上编纂志书的方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国古代方志的编纂，特别是从宋代以后在志书编纂的规模、志书的体例以及编纂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且有一定的水平，是方志学上的重要历史遗产，很值得重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总结。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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