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编修探微》——第二部分 新县志的编修一 县志的地位和作用 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方志，是这些遗
产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而在浩如烟海和地方志书中，县志的地位和作用，又向为千古学者所珍重。 周恩来总理早就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
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 。而且县志编修的次数也多，除每修通志或统志，必先修县志而外，即是在平日，皇家也敕令勤修，现存的清代《常熟县
志》 ，就纂修过十三次之多，平均每二十年修一次。朱士嘉先生1958年《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中，收录江苏全省志书586种，其中直接
标明县志的，在288种以上，由此可见，就数量而言，县志是方志中为数最多的一种。 从内容上看，因为“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 ，
它与通志、统志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方志虽然众多，“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
，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但是，对于国家修志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县志。“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
多谀，朝廷修志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道也”。同时，“一统志、郡国志、省志，地广事繁，
皆约而不备，惟一邑之乘，如忠孝贞节以及科名、勋业、户口、建置、城廓、陂池、海防、军政莫不备” ，可以“供统志、郡志、省志之采择”（
以上见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由此看来，县志是通志和统志资料的主要来源。 从史学研究看，县志在歪曲现实程度上，比完全受封建王
朝直接督修的“正史”或“官书”小得多，也不像它们那样“装腔作势” 。即使在今天，因“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 ，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
，也就更加真实具体。 正因为县志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历代统治者也甚为注重，这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已作过详细的叙述。现再举一例：据《羊城
晚报》载，宋代朱熹到江西某地上任，当地属官搜肠括肚，准备垂询，并备礼载酒，远远跪接。谁知朱熹撩开轿门，开口就先问：“志书带来没有？
”众人未料到这一着，个个面面相觑，悔之莫及。据说从此这一带便形成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常常先接交地方志书。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
化掠夺中，对县志也很注重。据了解，如皋第一部县志天顺《如皋志》就流到了英国伦敦博物馆。盐城万历志仅存三部，除一部存台湾省而外，其余
两部分别被劫掠到美国和日本。同时，外国人对我国地方史志的保存也是肯下功夫的。美国犹他洲家谱学会就保存了我国五千四百多种地方志和数千
种家谱。柴泽民大使到那里去访问，人家送他两件礼物，一件是《闻喜县志》（因为柴是闻喜人），另一件是《柴氏家谱》 。历来不少有见地的文
人学者也常参加编修县志。如明代“吴门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修过《正德兴宁志》 ；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修过《和州志》 、《天门县志》 、
《永清县志》 、《大名县志》 、《麻城县志》 、《石首县志》和《广济县志》 ；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修过《南通县图志》 、《太仓县志
》 、《赣榆县志》 、《东台县志》 ；清代举人、建国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修过《川沙县志》 。还有一些“知县大老爷”也亲自编修
县志，如清代陆陇其修过《灵寿县志》 ，李兆洛修过《凤台县志》 。抗日战争期间，西北联合大学在当代著名学者黎锦熙等人的倡议下，纂修了
《城固新志》 ；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也由史学系、生物学系等许多专家发起修《呈贡新志》 。一九五八年前后，有几个作家在河北编修了《怀来
新志》 。他们虽然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不把此项工作看成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而如清代谢蕴山所称的那样：“修志为著述大业” 。
历代封建王朝尚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那么，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注重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必然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像方志这类地方“百科全书”的建设是非注重不可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与国家的领导机关，对县志及
其编修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党中央就指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每打开一个县城，毛泽东同志总
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刘瑞龙：《东进，东进，再东进！》 ，载一九八O年五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又曾提议
过编修地方志。周恩来同志结合档案工作更是作过多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在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中，提出了重新编修地方志的任务。一
九八O年，中共中央转发文件，要求各地编史修志。一九八一年夏，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大会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
这标志着我国地方史志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即将来临。编修新县志，是一件万目关注、大得人心、势在必行的好事。胡乔木同志在一九八0年四月八日
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为编修地方志而大声疾呼。一些有志之士，长期以来为编纂新方志埋头苦干。湖北省襄阳地区望九高龄的刘叔远老先生，从一
九六三年退休以后，就着手撰写襄阳地区的《教育志》和《辛亥革命人物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均巳完成初稿。原籍江苏如东，曾在国务院财政部
工作过的马极良老人，现退居上海，年巳八十七岁，当接到故里编史征稿信时，激动异常，不顾盛夏的炎热，放弃午休，日夜伏于案几，赶写了六十
四篇约三万字文史资料，并赋诗说：“编史修志重大事，函索资料我深思。难以胜任又难却，支撑精力勉维持。半月写成六十篇，一天劳作十二时。
扬善揭恶凭此传，一片大公不杂私。”编史修志工作还得到华侨、港澳同胞的欢迎和支持。广东省顺德县在编修县志时，就收到顺德籍侨胞捐助的十
万元港币。由此更可看出，编修县志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一桩千秋大业。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县志，就是一个县的“历史百科全书”
，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科学巨著” ，可以给我们“存史” 、“资治” 、“兴利” 、“裨风化” 。做好这件事，实乃“功德无量”。县志
的内容，在纵的方面，既载古，又记今；在横的方面，既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风俗，又述天象、气候、山川、形胜，能“补史之缺、
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为后人保存大量历史资料。唐《沙州图经》残卷记载了沙州（今甘肃敦煌）的天象、水利、驿站、寺庙、古迹
、歌谣等，其中十九个驿站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但不见于其他史籍，弥补了新旧唐书之不足。清《曲沃县志》考证出晋国曲沃古城不在汉魏以来
史学家一直认为的今闻喜县，而在今曲沃县城南二里之古城；晋新田不在今曲沃，而在侯马，并为解放后在侯马发现的“新田遗址”所证实。再以如
皋为例，如皋县自晋义熙七年（公元四百一十一年）正式设治以来的一千五百七十一年间，先后修志十一次，积史料数百万字，然而见于正史的却寥
若晨星。《新唐书》 、《宋书》及《资治通鉴》仅为修筑捍海堰之事，提到这一带地方。《明史·汤和传》也只是在提及到“倭寇入侵”一事时，
涉及到这块地方。拥有五百二十九卷计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六页的巨著《清史稿》，照理各地要务无不详载，可也只为地理上的隶属关系谈到两处，一
处云：“雍正三年，通州升直隶州，以如皋、泰兴往属。”（《八志》第一千九百八十七页）隔两页后，又云：“雍正二年，（通州）升直隶州，割
扬州之如皋、泰兴来属。”两处加起来也只有三十八个字，而且前后还讹错一年，相互矛盾。县志，无论对于那个阶级来说，都是一部很好的“辅治
之 书” 。以今天来讲，有助于县级领导同志更好地加强地方治理，“使后之从政者得以正镜旁鉴，循轨继辙，为兴革治理之准则”（黄炎培编纂
的《川沙县志》序二）。县志中记载的大量史实，可以使领导同志“鉴览得其要” ；从我们党长期的斗争经历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吸取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发施得其宜” ，用以指导当前工作。县志，就是县里的“资治通鉴”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领导者，
对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预见，与其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是成正比的。一个地区的领导人，对其所属范围内各种事物发展变化情况的预测不准，与他对
该地区历史情况掌握得如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同志生前曾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对具体情况要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而县志的编纂，正是
对一县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结晶。县志，有助于促进“四化”建设。县志中所记载的大量山川、物产、风土、人情的资料，可以使有关
单位更好地掌握客观规律，为进行水利、建筑等基本建设提供参考；通过对土壤植被分布、耕作制度与良种推广、植物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可以为发
展农业生产提供借鉴；通过对自然资源、异常现象的分析，可以为报矿、找矿提供依据。总之，县志有利于“四化”的早日实现，这是无疑的。
县志，又是地方上难得的乡土教材。它所记载的山川、名胜、文物、名贤、英烈，可以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与乡土自豪感。县志所记载的工农业
生产发展情况，人民生活改善状况，可以使人们通过今昔对比，加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县志中所载的英雄人物“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
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使得“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拄”（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今天，赋予它新的解
释，也就是发扬正气，驱除邪道，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热爱家乡为基础
的。可以设想，对于自己的家乡，对于自己的民族一无所知、毫无情感的人，哪里会有爱国主义可言？现在，建国已经三十三年，第一、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已年过古稀，所剩无几，就连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也已年近花甲了。趁他们健在的时候，把新方志编好，把这段时期轰轰烈
烈、翻天覆地的英雄业绩如实记载下来，教育自己，教育后代，实属迫切、重要。同时，又因县志百载俱集，特别是本乡本土的各类情况尤为翔实，
可使人们增长很多的生活常识与科学知识。 再者，县志还是一种方便可靠的工具书，也是很好的“导游手册” 。 总而言之，在浩如烟海的地
方志书中，县志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显得重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县”这一级行政区划,在我国的历史最悠久而又持恒稳定。自秦废分封而设郡县
（县的设置早在管仲做齐国宰相改革“内政”的时候就有了，即“三乡为一县，设一个县帅” 。（见王业猷《管仲》一书）以来，历二千多年，从未中断废置过。而“郡”及以后的“道” 、“路” 、“府” 、“州”都皆有所改换，唯“县”独存至今。“县”的这种持久稳定性，使其“志”具有了连续长久性。历时愈长，积志愈多。又因“县”为历代行政的基层单位，工、农、兵、学、商、政各项都有，内容全面，记录翔实，便于修志。封建统治者为要体察县情，加强治理，必须提倡县志的编修，这就使得县志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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