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其实是世间最复杂的事情
《素书》之所以被后人推崇，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部讲授谋略的操典，更为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是为人处世，立身成名的最根本要旨。人只有根据这种根本要旨成人立世，才能成就一番伟业。
然而，做人其实是世间最复杂的事情。每个人对生活有着不同的信仰，因而生活的意义自然也就不同。即便是信仰相同的人，也会因个人觉悟的不同，而使人产生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如何做人，那么就是：自然、功利乃天赐，道德、天地靠修行。
就人生的境界而言，冯友兰先生认为有四类：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层次的，这个境界中的人做事总是依照社会习惯或者是依照本性而为，他们完全跟着天地的运转而运转。冯友兰先生说，此时的人类“既无明了的目的，也不明了所做的各种意义”，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会去过多地思考此外的事情。他们不知何为苦、何为乐，就宛如刚出生的婴儿般，虽整日笑嘻嘻，也感觉不到快乐。他们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想要改变什么，只是跟风跟水地生活，完全不去考虑生活的意义，或者很少去考虑。甚至就连“生”与“死”他们也都不了解。
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于人生比自然境界中有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明白自己行为的目的和意义，懂得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所以会努力奋进。他们的心中有“我”，且只有“我”，不论什么事，都是为着自己的功利与利益打算。他们大多贪生怕死，有时也可能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旁边的人也许因他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但是他的出发点事自私的，也就是功利的。他们的动机是想换取更高的收益，其最终的归宿还是“我”。
这两种境界都是普通人很容易获取到的，冯友兰先生称之为“自然的创造”。之后的道德与天地境界，便非常人轻易所能达到的了。
道德境界，即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他们的心中除了“我”之外，还要一个社会、一个全体，他们了解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他们的着眼点是在公而不在私。程伊川所说：“义与利之别，即公与私之别。”也就是求个人之利者为利，求社会之利者为义。古今贤人及英雄便已是达到道德境界的，也许他的行为并没有给现实带来实际的好处，但他自己始终是合乎道德的。
最后一个境界是天地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认为在社会之上尚有一个更高的世界——宇宙。个人不能离开宇宙而存在，因为人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人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所以对他们而言，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一切皆以服务宇宙为目的。
四种境界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普通人都在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徘徊与自我折磨，贤能之人则在道德境界中为社会、为民生谋福利，而圣人则在天地境界中“赞天地之化育”。境界不同，人们见识与享受的世界也不同。
同样是大学教授，因为了解不同，亦有不同的境界。属于自然境界的，他们留学回来以后，有人请教课，他便莫名其妙地当起教授来，什么叫作教育，他毫不理会。有些教授则属于功利境界，他们之所以跑去当教授，是为着提高声望，以便将来可以做官。另外，有些教授则属于道德境界，因为他们具有“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的抱负。有些教授则系天地境界，他们执教的目的是为欲“得宇宙天才而教育之”。
虽同为教授，身处的境界却截然不同。例如冯友兰先生那样的学者，早已脱离了自然与功利的境界，至于其是否已经达到天地之境，我们无法给他得出确切的评判，但已达到道德境界却是不容置疑的。别人的人生境界，我们无权亦无力评价，但自己的人生究竟在哪个境界，唯有自己最清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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