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我爹家的那些人和事01、父亲喊我“乖姑”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
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
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
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父亲跟我讲
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七十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
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
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
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三楼自己
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02、朱安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
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
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我也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到没见
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
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像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
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03、周氏三兄弟
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一个悲剧，某些鲁迅研究者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媳沐浴导致的失和。但据当时住在八道湾的的房客章川岛先生说，
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人是无法靠近的。当时情况究竟如何，我没有发言权，个中原因也许永远是个谜。但我觉得导致他们
分歧的根本原因还是性格问题。周作人性格软弱，被他的妻子左右，他也不能脱离他自己的优越的生活环境——那时，周作人家里有厨子、保镖、车
夫、佣人，他还没作汉奸的时候，人家劝他到南方去，他说家口在这，他不愿意走，他不愿意离开他的天地。1912年家人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
、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1948年，我随母亲到北京，某个冬天下午，章川岛先生问我是否要到八道湾看一下。
我从小就听说八道湾，心里也早有种亲切和向往，于是跟着他去了。走进里院，只觉得空空荡荡，很寂静，西北角一个老太太坐在小凳子上晒太阳。
她把章先生喊过去，大概询问来者是谁。只看到章先生礼貌地回答几句后，老太太突然站起来对我破口大骂，汉语之后又换了日语。章先生赶忙把我
拉到外院，我才知道，她原来就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自此，我再没见过她，八道湾房产也在解放后被我们捐给国家。我跟周作人的后代一点联系
也没有。周作人夫妇一直不承认我和我母亲，他们自始至终对母亲是蔑视的态度，认为她是作“小”的，我不是周家正统的人；周建人也很早被赶出
周作人的家里，在上海作小职员，我父亲写信给蔡元培，让他介绍工作，周建人才在上海找到工作。他在上海也找到了一个夫人，原来的那个妻子（
注：羽太信子的妹妹）和他早属于无效婚姻，周建人到了上海还几次写信要她过来跟他生活，但姐姐不让她去，一直把她留在周作人家，等于作他们
家的高级保姆，这个姐妹俩也在北京先后去世。现在想起来，祖母对父亲还是偏爱的，周作人无论多么风光，她没有住在周作人家里，哪怕是大儿子
不在、在上海，她还愿住在大儿子家，朱安陪着她，说明她和周作人的关系非常冷却。羽太信子把鲁迅赶走，把周建人赶走，把房契也改了，想独霸
一方。她又诅咒鲁迅是断子绝孙，出这本“大相簿”，实际上也是回复很多人，告诉他们，鲁迅的后人生活得很好!04、身为鲁迅之子说来奇怪，
在父亲去世前几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也许是那一
段时间健康欠佳的父亲给我的心理暗示？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忧喜之中度过。每天我从三楼上下来总是蹑手蹑脚。父亲的房门一
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听一会他的鼻息。父亲的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
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
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
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
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我冲下
楼，看到父亲躺在那儿，像以往入睡一样安祥，妈妈流着眼泪搂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以前我不知道父亲是个那么有
影响的人，如果有转折点的话，那就是父亲去世，很多人把他从家里抬出来，送到万国殡仪馆，后来还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葬礼。从这个葬礼当中，第
一次知道父亲的地位和影响。父亲墓碑上的字是母亲让我写的，她后来说别人写都不合适，她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谁写对谁都是一辈子的影
响，她不期望别人来写。实际上是更多的为了对方的安全。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
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
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但很多时候，大家更是冲着“鲁迅的儿子”来的，而很多情况下我也身不由己，耗了很多时间、精力；可是如果不去，人家觉得不给面子，有时我也很苦恼。我早已意识到，鲁迅是世界的，父亲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人，他的所有日记都一字未改地发表。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希望大家不仅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价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鲁迅，生活中的鲁迅，那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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