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统一和发展两种不同的思路——马克思与俾斯麦（之一）客观而全面地了解、把握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前提，但遗憾的是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形象在某些论者的心目和言说中却是模糊的、混乱的乃至错位的。比如，马克思的著述当然包含了讨论政治的内容和一定程度上
带有政治性特征，但如果撇开他对资本时代的总体把握、对历史发展的系统思考和人的解放与未来命运的深入探究，而仅仅将其学说归结为单纯的政
治理论，不仅是极其偏狭的，而且是很不到位的。还比如，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当然是基于劳苦大众的立场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势展开的，所以称他为
“工人运动的导师”某种意义上符合实际，因为他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大部分纲领的起草者和活动的策划者，即便在他建议下这一组织
解散之后，他仍持续关注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以多种方式提出意见、建议乃至给予实际的指导；但如果据此将他界定为一位
“政治领袖”，那就有点夸大其词、偏离其意旨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不仅压根无意进入“政治家”的行列，而且对这一阶层是有自己独特看法的
。就其一生的职业和身份来说，马克思始终是一个学者、思想家和理论家，他有基于这种职业和身份所具有的视角、思路、逻辑和志趣。我认为，明
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拟根据文献材料简单地对比他与俾斯麦关于德国发展思路的差异、他对后者与众不同的评价，以及他们之间有限的“
交往”情况，以从中辨明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所具有的视野、原则和品格。分四期刊发我的这项研究成果。?众所周知，奥托·冯·俾斯麦（O
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是普鲁士的政治强人。在关于德国发展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
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并且“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达到目的”[1]，正是基于此，他被赋予了“铁血宰相”（Eiserner K
anzler）的称谓，其中“铁”指武器，“血”为战争。他以超强方式和灵活手段，主导了德国的统一和统一后的初步布局，其间一系列大胆策
略和举措的出台，犹如布下让人“猜不透的迷魂阵”，出敌不意，却屡屡奏效。特别是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俾斯麦所精心策划和发动的普—丹、普—
奥和普—法三场战争，被认为是最显示其“政治智慧”的“杰作”。俾斯麦从战略上考量，影响德国统一首要的因素，并不在于德意志民族内部各个
邦国有无意愿，而是由周围各个国家是否允许决定的。于是，他就要清理这些阻障了。首先，俾斯麦对准位于北部、力量较弱的丹麦，但当时仅靠普
鲁士自身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于是他联合奥地利向丹麦开战，最终迫使丹麦求和。事成之后，他立即出人意料地着手孤立奥地利。因为他认为，虽然
奥地利也属于德语区，但在统一进程和统一后的德国版图中不能有其一席之地，否则普鲁士一家独大、掌控整个局势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于是俾斯
麦通过与俄、法、英密谋，以微小让步确保这些国家一旦普奥战争爆发他们能够保持中立，但是即便如此，要战胜奥地利也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又与
意大利结盟，确保普鲁士向奥地利宣战三个月后意军直接参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跌破人们的眼镜，奥军败北之后，俾斯麦却没有乘胜追击，奥
地利的执政者还没有缓过神来，他立即主动与其讲和，并且给予奥地利极为宽容的条件，从而迅速修复了两国的关系。这之后，他又把矛头对准了对
南德意志几个邦国颇有影响的法国。法是欧洲大国，当时普鲁士根本不具备与其开展的能力，除了唤醒德意志民族各邦国之间的高度团结、一致对外
，要抑制法国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俾斯麦操控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从柏林远赴巴黎郊外凡尔赛宫，与法皇路易·波拿巴三世会谈，并让普皇
将会谈内容通过电报传回国内。接着，他篡改会谈内容并迅速在报刊上发表，以侮辱性的口吻刺激法国，力图“对‘高卢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
。[2]最终法国中计，仓促决定入侵德国，借此机会，普鲁士团结德意志诸邦，不仅击退了法军，更发起反攻，进入法国境内并俘虏了法皇。至此
，德国统一之路上的所有障碍被彻底清除。欲壑难填，一旦措施奏效，俾斯麦是不会停步的。这之后，他继续拉拢英、俄、奥诸国，排挤和限制法国
，通过鼓励其把主要精力放在海外殖民扩张，削弱法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统一后德国的利益。国家统一后，俾斯麦分出一部分
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作为统治者，他感到当时国家稳定最棘手的难题和最大的威胁是工人运动，于是俾斯麦通过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严厉镇
压各地的秘密结社、大规模集会等活动。他另一方面又督促国会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险制度，奠定、规划了后
来称为“福利国家”的基础和雏形。这样，俾斯麦就通过以上方式而建立的两项伟业彪炳于德国史册。很多人把德国的统一和发展之功归于他，甚至
连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
9）也颂扬他是“伟大年代的英雄”、“百年一遇的伟人”。[3]而列宁的评论更为我们所熟知，他认为“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
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通过把分散的、受其他民族压迫的德意志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4]但是，必须注意到，以上这只
是站在单一的国家立场和政治角度所作出的梳理和评价。如果转换一下思路和视域，会不会有另外的判断呢？虽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束封
建城邦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成为德国当时的当务之急，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统一是可以有不同方向的考量和多种策略的。俾斯麦选择的是自上而
下、借助王朝战争建立统一的君主国的方案，但至少还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先推翻各邦王朝，再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现在看来，俾斯麦的方案
和举措确实迅速地促成了国家的统一，然而，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甚至毋宁说，它遗留下诸多不良后果乃至严重的“后遗症”。他的政治生涯善始
而未能善终，“功勋”卓著的他晚年竟产生了兔死狗烹、心灰意冷之感，于是不得已提出呈辞，提前下野，就表明这一点。及至后来，他所奉行“铁
血政策”发展为“专制和战争”的代名词，两次世界大战均由德国发动，并给世界特别是德国自身造成了极为深重灾难和难以挽回的后果。凡此种种
，都或多或少与俾斯麦所确立的德国振兴和发展思路有关，甚至可以看作是他那“巨大的”政治影响的后续效应。假如置于资本时代世界发展和社会
历史变迁的总体视野和格局之中，从人类文明的进程之中，来观照俾斯麦所建立的“功业”，所作出的评判就会异于习见的观点。作为政治家的俾斯
麦善于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以利益交换拉拢多数以孤立敌人，每次只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特别是他所精心策划
、布下的让人“猜不透的迷魂阵”等等，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从相反的角度看，这些做法其实并不复杂和深奥，不过是功利主导下“不按常规常
理出牌”的设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化，是政客们通用的投机伎俩，既是“智慧”，更是狡黠，而在道德、逻辑层面上，更是不值得称道。在
俾斯麦所坚持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背后，隐藏的不过是其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荣耀和权势的自私考量。马克思正是基于以上视角和立场来评判俾斯
麦的。在对德国统一具有关键意义的普—法战争结束后，他尖锐地指出：“普鲁士在胜利之后，难道曾有过片刻想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
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普鲁士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狡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
政治面目与财政骗局，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手腕。”[5]而恩格斯将更将俾斯麦的“思维方式和眼界”与资本时代联系起来考察和看待，他说：“
俾斯麦借以获得成就的一切品质都是商人的品质：用耐心等待和实验的办法去追求既定目标，直到有利时机的到来，为了利益，经常进行后门外交，
讨价还价，忍受屈辱，也就是说：‘我们不想当盗贼’，总之，到处都是商人的气质”，“如果注意一下这些大人物的手腕，往往会觉得自己好像是
走进了曼彻斯特的交易所。”[6]在晚年，他回顾剖析统一后的德国状况时，再度指出，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狡猾的人。”[7]显然
，马克思、恩格斯所秉承的信念、价值、道德和逻辑与俾斯麦是完全不能融通的。【注释】[1]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1卷，杨德
友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2]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二卷，杨德友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8页。
[3]Franz Mehring: Die 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s,Nach Gesammel
te Schriften, Band 7, S. 243.[4]当然，列宁也指出，俄罗斯与德国存在着“差别”，因此并不需要走“俾斯
麦的路”，“大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和迅速发展，却要求在我们国内消除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这个差别往往被我们那些崇拜真正俄国的准
俾斯麦的人所忘怀。”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5]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60页。[
6]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67年4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251页。[7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6页。为什么“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
——马克思与俾斯麦（之二）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马克思与普鲁士官方打交道的经历。最激烈的要数1842-1843年“《莱茵报》时
期”，马克思因抨击普鲁士专制主义制度、捍卫作为“具有最高的神性”的自由而遭驱逐。当然，那时俾斯麦在政治上还未出道，此事与他个人无关
。之后，为恢复国籍事宜，马克思先后被迫于1845年10月、1848年4月和1861年3月三次致函普鲁士内务部，但均遭驳回。俾斯麦是
1862年9月才出任普鲁士首相的，所以这些情况也与他没有直接关系。此后，马克思长年客居伦敦，虽然也会对德国国内状况包括政局发表看法
，但没有再与政府打过交道。在其经济极为拮据的时候，尽管燕妮的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一度担任普鲁士内务大臣，但他们甘守贫穷或者宁
愿另觅它途，也从未向其请求过任何资助。因为马克思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不需要与官场有什么来往了。但是，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
认为不能融通的东西、不需要往来的关系，俾斯麦这样的政客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一切都是可以、也必须改变的。诚如聪明的恩格斯所预料到的，
迟早“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8]！谨根据我所掌握的文献对此事的原委叙述如下。贵为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不可能与作为流亡者的马克思
公开而直接地进行交往，所以他是通过中间人来沟通的。第一次发生在1865年10月。Adolf Lothar Bucher (25.
Oktober 1817 -12. Oktober 1892)?有一位名叫阿道夫·洛塔尔·布赫尔（Adolph Lothar Bu
cher,1817―1892）的人，早年担任过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因持左翼立场，1848年革命后被迫流亡伦敦，担任在柏林出版的《国
民报》驻英通讯员。1860年马克思回击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对其的诽谤时，布赫尔
曾支持马克思。后来普鲁士对政治流亡者实行大赦（马克思被排除在外），布赫尔返回国内，进入外交部工作。他苦心经营各种关系，得到俾斯麦的
器重，曾为俾斯麦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
864)之间秘密会见牵线搭桥，还曾受命出使马德里。由于与俾斯麦、拉萨尔过从甚密，在拉萨尔死后布赫尔继承了其全部遗稿，并作为其遗嘱的
主要执行人出版了拉萨尔的著作集；而俾斯麦下野后，他跟随其到乡下庄园，协助俾斯麦撰写了著名的三卷本回忆录《思考与回忆》。对于俾斯麦这
样的政客、拉萨尔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与布赫尔的关系，马克思早就有清醒的认识。1851年8月31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他们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9]甚至燕妮·马克思在1865年3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
这样说：“拉萨尔已经完全走上了一条歪道，这条歪道把他象他的朋友布赫尔一样引到俾斯麦阵营，引入内阁。”[10]很显然，作为“俾斯麦的
心腹侍从”，又与马克思在伦敦有过交流，布赫尔一定也会做点事情的。德国统一后经济处于起步阶段，俾斯麦政府对现代世界经济状况及其未来趋
势毫无了解和把握，作为官方报纸的《普鲁士国家通报》“每月需要一篇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只要两者无法分开）动态的报道
”，那么，谁最熟悉世界经济发展并能胜任撰写这种报道的职责呢？俾斯麦和报纸主办者向布赫尔打听，看他“能否推荐一个人”，布赫尔毫不犹豫
地回答说，没有人比马克思“更适合做这件事了”。[11]于是，1865年10月8日，他“征得他主子的同意”给马克思写信，邀请其“担任
《普鲁士国家通报》的金融问题的伦敦通讯员”[12]，为报纸撰写文章，“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只管依照您的学术信念行事”[13]，而
稿酬条件由马克思自己决定。马克思在11月21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及此事，明确地揭露了布赫尔此信的意图，不过是“向我示意，凡是
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影响的人，就应当‘投靠政府’”[14]。马克思把布赫尔的做法视为“天真”，尽管当时他的物质生活状况相当恶劣，这个
送上门来的好处有助于使生活马上得以改观，但他压根没有产生这方面的念头，回写了几行文字就坚决拒绝了。Preu?ischer Staa
ts-Anzeiger第二次发生在1867年4月。当月10日，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的校对和印刷返回德国，在汉堡及其附近停留，因
为事情有所拖延，他这次待了一个多月。期间到了汉诺威，在朋友路·库格曼（Ludwig Kugelman，1828—1902）医生家里
做客。俾斯麦不知以什么方式知道了马克思的行程，23日派了一个叫瓦尔内博耳德的律师到马克思住地，转达了他的问候，希望“利用”马克思的
名声和“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这只是一种“礼貌性”的拜访，当然不会有什么具体要求和允诺。马克思翌日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一情
况，指出作为学者的他们与官员在认知和评价上的差异：“我们两个人在德国，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场中的地位，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例
如，本市统计局局长梅尔克耳访问我，说他研究货币流通问题多年，但徒劳无功，而我却一下子就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了。他对我说：‘不久以前，我
在柏林的同事恩格尔当着王室的面对你的德奥古利——恩格斯——作了应有的赞扬。’……本地铁路管理局局长也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去了，他有
甘醇的葡萄酒和‘热忱的夫人’，在离开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与他的‘无上的光荣’”，马克思还说，“这些都是琐事，但是对于我们却是重要的。
我们对于这些官员的影响比对庸人的影响要大些。”[15]Ludwig Kugelmann (19 February 1828– 9
January 1902)恩格斯收到马克思的信后，于4月27日回复了一封长信。谈及上述情况时，他说：“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我是料到
的，虽然没有想到这样快。这很能说明这个家伙的思维方式和眼界，他总是以己度人。……俾斯麦想：只要继续去敲马克思的门，终究会交上一次好
运的，那时我们就共同来做一桩好买卖。这真是道道地地的哥特弗里德·欧门[16]。”[17]如果说，这两次马克思都是处于“被动”状态，
那么，第三次的“交往”是他“主动”出击了，此事发生在1878年6月。纵横捭阖的俾斯麦称雄乃至主宰世界的野心愈益显露。为了平衡英、俄
与奥匈帝国的利益并重建巴尔干半岛秩序，当月俾斯麦邀请欧洲强国与奥斯曼帝国在柏林开会，这就是在欧洲外交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柏林会议（Be
rliner Kongress），而作为外交参事的布赫尔“被任命为会议的秘书兼档案官”。在伦敦，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路透社关于此事的
电讯报道，愤慨于自己的祖国“到处进行的引起人心惶惶的搜捕和报界爬虫的喧嚣扬尘，都是为了制造舆论”，他们看出“俾斯麦公爵长期以来精心
谋划的方案……既要使德国政府享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全部财源，同时又要重新迫使德国人民接受被1848年风暴摧毁了的古老政治制度”[18]
，于是联名于12日给《每日新闻》编辑写信揭露了布赫尔当年联系他的勾当，此信很快便刊发出来。Berliner Kongress布赫尔
立即做出回应，于21日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抱怨德国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报纸转载马克思、恩格斯信是“一个令人不
愉快的情况”的同时，声称那封信有“一大堆歪曲”需要“纠正”，“必须写3000行文字”。马克思自然不甘示弱，于27日写下《答布赫尔的
<声明>》，公布了布赫尔原信的几段原文，称用“30行文字就绰绰有余”“一劳永逸地确定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有几分真实性”。
[19]为了写作这答词，马克思还于25日写信给英国《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Collet Dobson Co
llet,1812-1898)，索要和复核资料，以便揭露布赫尔“企图用无耻的谎言为自己辩解”[20]。这封信的原件现在为我国中央编
译局独家收藏。马克思写给英国周刊《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信的手迹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拒绝
与俾斯麦进行合作。很显然，作为治国者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马克思警惕的
是，像俾斯麦这样的政客只会把后者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和利用，而不会将其看作社会中的主体力量，尊重其主体地位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
他和恩格斯更重要的考虑是，俾斯麦所推崇的单纯以国家行为推进民族振兴的方式与他们所探索的根治资本弊端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相反是错位
的甚至是矛盾的，为此，他们特别将其延伸至对当时德国认同俾斯麦思路和主张的社会主义派别和人物的评论中，称其为“虚假的社会主义”，认为
“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21]篇幅所限，这里援引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著作、写于1876-1878年的《反杜
林论》中“切中要害”的论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生命历程的最后时期、应该说其思想已经臻于“成熟”和“定型”的1881年的一封书信中的
“谆谆教诲”来进行辨析。既然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等不公正的现实，而其弊端又在于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制，那么
，通过国家（政府、政党）的力量“剥夺剥夺者”，创建、实施和壮大国家所有制和国营经济，是不是就意味着走向和建成了社会主义，或者至少达
到了“半社会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德国的统一，杜林等“社会主义者”就持这样的看法。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严厉地指出，
国家对某些经济成分实行国有化，“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毋宁说，
这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主义”。他还特别加了一个很长的注，讽刺说，如果这都算社会主义，那么将德国铁路国有化的俾斯麦，甚至是使烟草制品生
产被国家垄断的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22]Eugen Dühring (January 12, 1
833 — September 21, 1921)社会主义是一种追求具体目标和指标体系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政治谋划，还是意味着整个社会
物质生活水平、精神境界和思维水准的不断改善和提升的文明进化过程？以什么样的思路、方式和举措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仅仅依靠国家行为和政
治动员，还是必须全社会力量特别是普通民众的“自主地”投入（因为这是他们作为“现实的个人”的重构过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此意见很
不统一，糊涂观念很有市场。为此，远在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忧虑。1881年3月12日恩格斯专门给在苏黎世的伯恩斯坦写信，把诸如“
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专卖、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等称为“国家对自由竞争”的“干涉”，语重心长地指出：
把这些“都叫做‘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
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
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即除了一支有纪律
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
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21]老实说，重温这些论
述，让我思绪万千，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远见卓识、什么叫振聋发聩！我能再做什么更深入一点的阐发和论证吗？还需要吗？还是引用国
外同行的一句评论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天才和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看透了整个世纪”！[23]【注释】[8]恩格斯：《致
马克思信》（1867年4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9]马克思：《致恩格斯信》
（1851年8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8页。[10]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
865年3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11]洛塔尔·布赫尔：《致马克思信》（1
865年10月8日），转引自马克思：《答布赫尔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8
页。[12]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信》（1865年1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
91页。[13]洛塔尔·布赫尔：《致马克思信》（1865年10月8日），转引自马克思：《答布赫尔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1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信》（1865年1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页。[15]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2年版，第294页。[16]哥特弗里德·欧门（Gottfried Ermen，1912—1899），与恩格
斯父亲在曼彻斯特创办的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17]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67年4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250-251页。[18]马克思、恩格斯：《布赫尔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
社2001年版，第186页。[19]马克思：《答布赫尔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
页。[20]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信》（1878年6月25日），《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收藏的两封马克思的亲笔信》，http
://www.dswxyjy.org.cn/n1/2019/0617/c427195-31158481.html.[21]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3页。[2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5页。[23]В.Баранов.Ф.Энгельс и В.И.Ленин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и его роли в строистельстве социализм
а.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6,No.1.C.69.“赤色分子”的善良和温情——马克思与俾斯麦（之三）马克思与俾斯麦之间
通过中间人沟通但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所谓的“交往”还有后续“花絮”。如果说，以上所述两人之间在德国统一与发展思路上的差异、
马克思对俾斯麦邀请“合作”、“衷心问候”的拒绝和冷淡，充分展示了马克思所具有的世界视野、独立思考和坚定原则，那么，以下所述事情的处
理方式又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在品德上的善良、温情和高洁。前文提过，布赫尔于1865年10月8日写信给马克思，邀请其为《普鲁
士国家通报》撰稿，遭马克思拒绝后，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作为同道向其披露了此事，但同时特别叮嘱说：“不必在报纸上公布这件事，
但是你可以私下告诉你的朋友们。”[24]1867年4月23日，俾斯麦派瓦尔内博耳德到马克思住地转达问候，马克思在第二天写给恩格斯的
信中做了通报，但同样嘱咐恩格斯说：“不要告诉别人”，还特别写了斜体字以示强调。[25]5月7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再次告诫说：“
关于俾斯麦那件事你千万要完全保密。”[26]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反复这样做呢？可能的解释是，他考虑到，虽然坚决地回绝了与俾斯麦的合
作和来往，但顾及是其主动“示好”以及作为中间人的“辛劳”，所以没有必要将这种“驳面子”的事到处传扬，弄得人人知晓。同样可以设想，如
果不是后来俾斯麦和布赫尔在“柏林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举世瞩目，马克思是决不会主动地重翻旧账的，那么，他们之间这两段“交往”就会
作为“隐私”尘封起来。这是马克思为人的厚道、心善之处。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一则轶事，发生于1867年5月。在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校
对并督促付梓后，马克思从汉堡坐轮船回伦敦。在船上，一位带有“军人风度”的德国小姐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快到伦敦渡口时，马克思到船舱上透
气，看到她已经提前把一大堆行李搬到甲板上，并且告诉马克思说，她当晚要从伦敦到维斯顿-修珀-梅里去，因带的东西很多，她对伦敦又不熟悉
，而情况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所以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马克思问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她把一张由朋友在上面写
着车站名称的名片递给马克思，是伦敦的西北火车站。马克思正好也要打那里经过，于是，他“像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提出由他送这位女士到约定
的地点去，她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但随后，返回船舱的马克思仔细一想，印象中维斯顿-修珀-梅里是在伦敦西南，而他要经过和这位小姐名片上
写的车站却在西北。把握不准，马克思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楚了，她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不是马克思要经过的地方，方向恰好相反。不过，马克
思想，既然已经提出愿意效劳，当然只能勉为其难，先把小姐送到西南车站，他再折返一段路回家。下午二时，他们在渡口下船。马克思直接携带行
李、伴送这位小姐到她要去的车站。到达之后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这位小姐在伦敦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显得有点可怜，这样，马克思
又不得不和她一起消磨掉剩下等待的时间。他们在存了行李之后，先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冰激凌，等等。在闲聊中，她告诉马克思她叫
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竟然是位高权重的德国宰相俾斯麦的外甥女！且刚刚在其柏林官邸住了几个星期。她给马克思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愉快
和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27]。当然，她也询问了马克思的名字，当她知道与其在一起、陪伴她的是谁
的时候，“不胜惊讶”，因为她一方面知道舅舅非常看重马克思，另一方面又了解马克思是因言论激进而被驱逐出国的，而现在她竟然落入了这个“
赤色分子”手中！马克思和蔼地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最终“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事后，马克思把这件事详细地
告诉了自己在德国的朋友库格曼。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是马克思的反对者，于是马克思在叙述事情经过之后幽默地说：“你想想看，这
该会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28]诚如恩格斯所言，作为一个在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
理论体系方面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29]。以上故事也表明，作为学者
和对精神现象有深刻理解、体悟的思想家，马克思身上并不缺乏普通人的同情、情感和爱。令人感叹的是，在其身后，不在少数的论者将其学说理解
、诠释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级理论、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单线论和直线论、革命行动中“你死我活”的专政策略。殊不知，即便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哲学视角来观照人们之间关系，马克思也没有对同情、情感和爱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而是将其纳入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更复杂的解释空
间和更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给予透视。爱、恨、情、仇组成人复杂的情感系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自身内部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形
成多层次的情感关系，家庭—阶层—党派—民族—国家—世界则提供了多样的情感舞台、环境、机缘和纽带。作为一个致力于对社会有机体结构进行
总体性、历史性、具体化理解、透析和变革的思想家，马克思本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情愫、一种思维和一种路向？“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
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30]曾几何时，这样的表述被界定为“抽象人性论”和马
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而当我们把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看成一个一脉相承、渐次升华的过程，用后来达及的高度返观这些论断的时候，其中
更深层次的蕴涵、更高层级的境界、更为开放和展宽的视域就会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一样，“巴黎手稿”也是
马克思著述中不朽的经典，因为它们之间既是相互关联的，也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它们是马克思思想的结晶，背后则是其深邃的人性和社会体察。再
看俾斯麦。他在政治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28年，建功立业，不可一世，但当对其信任有加的威廉一世病逝，更为年轻、踌躇满志的威廉二世登基
后，二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歧见，最终无法共处时，鉴于“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所导致的大权独揽和尴尬地位，他也只能辞职下野了。离开权
力中心的柏林，俾斯麦晚年长居于汉堡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除了授命布赫尔等人帮助他撰写为其“辉煌一生”做梳理和辩护的回忆录《思考
与回忆》外，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只能在忧郁、孤寂中难耐度日。门可罗雀时，只有两只狗与他做伴……学者的孤独伴随其漫长的探索和思考的全
过程，政治家的孤独则只出现在其失意、退隐之时，之前他们是少有这般体验的；这也是二者的差别。“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也是最善良、温
情的人。图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三个女儿于19世纪60年代留影。下野后的政治强人俾斯麦在忧郁、孤寂中度日。门可罗雀，他只能与自
己的两只狗合影留念。【注释】[2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信》（1865年1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
出版社版1972年版，第491页。[25]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版1972年版，第294页。[26]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67年5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200
9年版，第256页。[27]黑和白是普鲁士国旗的颜色。[28]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6月10日），《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2年版，第552页。[29]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
版社2012年版，第1004页。[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47页。收录于合集?#马克思?2个下一篇处于当今时代，学者何为？——马克思与俾斯麦（之四）处于当今时代，学者何为？——马克思与
俾斯麦（之四）??本项研究所述事实不见诸德国官方档案、正史稗官以及俾斯麦的传记，而是记录在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之中。最近一年多来，我
一直在重新系统地梳理1867—1883年间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当翻阅到这些分散的文献材料，进而追踪、连缀而成线索，并勾勒出
相对完整的事件时，我愈加钦佩马克思的思想和为人，感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也更为具体而深入了一些。用心体会马克思当年的思考和选择，会很
自然地与当代人的作为和见解做对比，于是就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很多人距离马克思的境界和水准却相差很远！我
觉得，这与人们不认真学习经典原著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有关。 这里我不想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而是选择最近几年来逐渐被当做一个贬义词而到
处使用和批评的“公知”概念及其现象做点辨析。?“公知”本来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
略词。尽管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其名著《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2
000）年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在西方远自启蒙运动、在中国“戊戌变法”以降，它就从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自觉寻求自身定位和发挥社会影
响的知识群体中涌现出来了。这里不拟赘述其演变过程，只想指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具有深厚学术背景和高度专业素质、理性
批判精神和高尚道义担当、敢于和擅长剖析社会现象并参与公共事务的人。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顺应时代的潮
流和趋势，保持理性主义地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态度，进而成为社会发展中比较活跃且不可缺少的成员。??当然，“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之间的情形也比较复杂。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其中有少数人，在态度、言论和做法等方面表现得比较极端，有时会把基于个人生
活中的不公正遭际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带入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中，诸如非理性地批评国内状况，无原则地信奉西方的价值观，等等。但是，现在又出现
了另一种情况，即由于这些非主流情况的存在而根本否认“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在汉语特定的称谓和表意中，通过将其简化、
缩略使其成为一个贬义词，进而对这一知识群体大加嘲笑、讥讽和鞭挞，乃至于使理性的声音也无法发出，不同程度上堵塞了“公共知识分子”进言
、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发展之路的可能性。 更令人忧虑的是，对“公知”的揶揄和嘲弄造就了少数暴得大名、巧簧如舌的学界“大咖”，他们以彰
显“正能量”之名，四处演讲，频频出书，多以中国的人口、面积和最新发展对比进而贬低国外的情况，其看法之离奇，令人不胜惊讶。比如，一位
著名教授根据法兰克福机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设施方面都比不上上海虹桥机场，“至少落后20年”，就据此推断出，“这也是德、中这两个大都市
实际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有一位更是“雷人”，声称“卢森堡大公相当于我们某某大学西门小南庄街道居委会主任”，“武汉每个区的区长到欧洲
当一个首相或总统都绰绰有余，还有点屈才了！”?前一位教授据说曾在同为德语区的瑞士工作十余年。他不会不明白，法兰克福虽然只有70余万
人口，但它是德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工商业、金融服务业和交通中心，拥有的数百家银行，经营着德国85%的股票交易、欧洲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车
展和书展，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更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和航空运输枢纽之一，与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和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共同构成欧洲三大机场
网络集群。而上海是一个有2400万人口的大都市，虽然为中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在中国乃至东亚经济发展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但极为密集的人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在生活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均与已经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实现了高度发达的法兰克
福没有可比性，或者很难进行一一对应式的比较，怎么能得出后者比前者落后20年的结论呢？?后一位自称也曾留学美国多年，但从其一系列演讲
涉及的观点及其论证根本看不出他受过现代学术体系和研究规范的训练，相反，对欧洲的无知让他的对比结论实在是笑掉大牙了！他所提及的卢森堡
（距离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不足50公里），以身处德、法和比夹击的狭小国土面积、60万人口的规模，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众多
欧洲大国、强国的角逐中，卢森堡作为欧盟和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是和平和团结的象征。作为“欧盟”的前身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在著名的“
舒曼计划”中提出的，而关键性的人物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1886－1963）就出生于卢森堡，后来他和让·莫内
（Jean Monnet，1888—1979）一起被称为“欧盟之父”。目前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后，卢森堡是欧盟“第三首都”，欧
洲法院、欧洲审计院以及欧洲投资银行均设在那里。它还是欧元区内最重要的私人银行中心和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信托中心。该国失业率极
低，人均寿命80岁，年收入近12万美元，是世界最安全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某某大学西门小南庄”有这样的“创新”能力吗？除了人
口数量，二者存在其他方面的可比性吗？? 以上辨析表明，如果不深入到国家和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具体的运行机制，泛泛的现象对比及其所得出
的结论往往是外在的、肤浅的，乃至是荒谬的和无聊的。不唯如是，包括这两位教授在内的很多论者还在网站、媒体上，不分青红皂白、不区分对象
层次，多次抨击和痛斥所谓“公知”现象，污称他们“可怜”、“可恨”甚至有精神疾患。然而，排除那些极端论者，我从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身
上，看到的却是他们超越个人功利得失，基于知识和逻辑，放眼世界趋势，深究历史真相，理性评估现实，热忱向往未来，体现出的是一种可贵的情
怀和可敬的品格。毋宁说，他们一定程度上秉承的是恰是马克思那样的情怀、品质和理想。 我们看到，由于当代社会问题愈益复杂，危机和矛盾频
仍，理解、把握和处理起来更为困难，再加上大量信息的涌入，交流手段的便捷，经常出现众声喧哗、真假难辨的状况，很多人在态度、言论和做法
等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极端，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和貌似“政治正确”的立场上，固守狭隘而单一的价值观，一味自我吹捧，沉湎于过去和传统，无原
则地诋毁他人和国外，情绪化地评骘社会问题，极其幼稚和不负责任地为问题的解决指方向、开药方。这种极端化思维的泛滥和非理性情绪的发泄，
甚至成为了一种“公害”，不仅完全于事无补，相反常常会混淆视听、扰乱秩序、延缓甚至妨碍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恰恰是那些
具有深厚文化背景和高度专业素质、理性批判精神和高尚道义担当、敢于和擅长剖析社会现象，积极关注和参与世界性重大问题解决的人。?思虑至
此，我不妨再回顾一下马克思当年是如何分析自己祖国的现状和发展的。他把整个德国誉为一艘庞大的“愚人船”,依据“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
趋势和站在人类超越资本困境的文明进程的高度来观照这艘船的“命运”。 “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意象来自15世纪
德国杰出的讽刺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同名诗作，它讲述的是一艘载着110个愚人的船在海上漂泊的故
事。在前往目的地愚人镇的漫长的日子里，这些人为打发时光，或者轮流做自我介绍，或者讲述他人的行为，以此将人类“已经深入自己骨髓”的“
愚蠢”的各个面相：愚昧、轻率、鲁莽、狂妄、自负、傲慢、放肆、堕落、荒淫、贪婪、吹牛、欺诈、偷盗、冷漠、缺乏信仰、追名逐利、唯利是图
等一一展示出来；而作者自己也在其中“现身说法”，一路与愚人们相伴，领悟到人的负面性格不是一下子展露无遗的，而是被“发现”的，“作为
智力方面的愚蠢可以被具体地量化”、分解，相互之间盘根错节、节外生枝。[31]当然，作品的用意并不止于“揭露”，最终目的是希望人能够
认识自己、认识愚蠢，通过理性来治愈它们，认为这才是智慧的表现和开始；也就是说，在大海上游弋的“愚人船”，既可以由于愚蠢而“无可避免
地走向崩溃和灾难”，也可以被智慧和聪明所拯救，驶进充满阳光和温暖之港。这部在德语文学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歌德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
烦恼》之前影响最大的作品给马克思深刻的启迪。不同于文学家的感性罗列和现象解释，马克思把统摄“愚人”各种性格的根本之点归结为没有独立
的思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是一个充斥着庸人的世界，德国人的软弱、盲从、苟且偷生的性格是奠定进而巩固其专制制度的基础。对专制主义
的这种态度和分析也成为其毕生对资本、权力与偶像进行深刻批判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通过对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经济状况的考察、对
“庸人及其国家”体制的剖析，马克思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诸如：人与制度、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塑造；“坏的政治”对哲学思维和思想生态的破坏；沉溺于思辨和自由、一味激进地批判和鲁莽地行事将一无所获；不能满足于现实的“时针的运动”、更在意“分针的运动”等，这些论断与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构成其思想发展最精彩的篇章。 马克思把德国的希望寄托于“为新人类服务的新兵”——“思维着的人”和“受难的人”。尽管对当时的社会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丧失变革的信心，因为他从令人失望的状况中看到了希望，即在德国存在着超越庸人习气或者说作为庸人的敌对者的“思维着的人”和“受难的人”——他们是“为新人类服务的新兵”！[32]他看出，资本统辖下的工商业机制、占有和剥削人的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发社会的分裂，旧体制是无法医治现今的社会病症的，因为它压根就不想医治、不想变革，而只想现状永存和享受现状。所幸的是，虽然思维着的人在横遭迫害，受难的人却也在思维着，而且他们之间不断地积累和取得共识；他们的存在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俗动物及其世界坐卧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向同道发出呼吁：“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重新唤醒人民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33]尽管通往自由之路充满坎坷，人类的自信心已经与遥远的希腊圣哲一同离开世界很久，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但是必须明白，“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34]这是唯一的选择！历史变革的进程“给思维着的人思索的时间越长，给受难的人团结起来的时间越多”，现今社会里孕育着的实际成果就会越快且越完美地产生。“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35]，“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是令人羡慕的。”[36]这是作为社会真正的变革者和推进者的命运。?我感到，身处当今时代，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所具有的视野、原则和品格愈益显现出穿越时空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传承和弘扬！注释[31]参看塞巴斯蒂安·布兰特：《愚人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32]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33]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1843年5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57页。[3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1843年5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35]《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第9章第17节。[36]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1843年5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收录于合集?#马克思?2个上一篇“赤色分子”的善良和温情——马克思与俾斯麦（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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