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栾贵明先生范业强 初识栾贵明先生是在十几年前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数人围坐一起听栾先生讲解“中国古典数字工程”。其间，我发问道：“中
国有享誉世界的《四库全书》，难道不足以供研究中国文化之用吗？”我这话音刚落，栾先生即以平静且肯定的口气答道：“钱鍾书先生说，《四库
全书》不过是清朝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思想工具，它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中华）历史文化。”随后，栾先生又补充说：“《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
筛捡出大量的禁毁书与存目书（存目录不存文）的做法，说明这部大书有着严重的民族偏见，故而不能仅仅依靠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栾先生
的这番话，使我惊愕不已，顿时产生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感觉，我想，难道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不仅是为要从中发掘出优秀的文化传
统吗？！这也使我脑洞大开，如同开悟般地知道了钱鍾书先生是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处看待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的；他比同行们站的更高，看的更
远。高山仰止啊！我惊叹并庆幸中国有钱鍾书这样的大学者，同时也庆幸钱鍾书的学术有栾贵明这样的继承者。后来十数年与栾贵明先生的相处，他
不仅仅成为了我的老师和朋友，更让我深深地感到，他的人生似乎专门是为钱鍾书打造的，他心心念念的也只有三个大字——钱鍾书！在他的晚年则
更是如此，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钱鍾书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想不折不扣地完成钱鍾书给他的嘱托——“完成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他的一切精力、
财力乃至身体的健康都是为了钱鍾书。这使他有了一个那别样的人生，一个纯粹的人的人生。 我确信结识栾贵明是我的三生之幸！一 栾先生和
钱先生 栾先生一生追随钱先生，自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始，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凡三十四年。栾先生曾说
：“我进文学所后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时，他微笑着看着我，问我哪个学校毕业，学什么专业，还让我帮他找他要借阅的书。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比我想
象的还好，特别是他的微笑和眼神。”自此以后，栾先生开始帮钱先生借阅书和还书；再后来他又帮钱先生收发信件；再再后来，栾先生几乎成了钱
先生的家里人，但凡他能做的事都由他做，就连钱先生客人的迎来送往也都由栾先生来做。 钱先生年长栾先生三十岁（钱先生生于1910年，栾
先生生于1940年），后者对前者的追随，绝非常人想像那样，而是以心相印的灵魂交集。特别是在十年文革风雨的洗礼中，栾先生以己心与钱先
生之心相印，心心不异，渐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金石之交。栾先生每每说起文革中与钱先生在一起的许多往事时，其对钱先生的崇敬之情皆溢于言表
。他说：“我甚至应该感谢文革，它是我从钱先生那里受益最多的时期，也是与钱先生走的最近的时候。”栾先生从钱先生那里得到了什么呢？十数
年来栾先生与人说的最多的就是--“钱鍾书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个话题，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情怀问
题，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与之相应的文化情怀。栾先生说“钱先生多次对我说过中国古代文明远优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情怀是作为文
化学者的根基。” 二是要从文化体发展的层面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即是从整体的、全局的、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这一点在后来出版的
钱先生著作《管锥篇》（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一卷总叙中有确切的说明。 三是不可以完全依靠《四库全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钱先生
指出，由于清代满汉之间的民族茅盾较为突出，统治者的民族偏见使《四库全书》从编纂开始就注定了它天生的缺陷：第一、编纂者刻意禁毁和存目
（存目不存文）的事实，说明清代统治者在以民族矛盾画线；第二、经、史、子、集的目录分类也暴露了编纂者为读者画线的用心，且会令使用者查
阅时产生困惑；第三、《四库全书》基本上没有收录佛教经论，说明编纂者思想的偏狭与愚昧，完全没有社会演进与发展的概念和意识。 四是《永
乐大典》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栾先生说：“钱先生曾说《永乐大典》的思想高度远非《四库全书》可比。”栾先生后来考证了钱先生的
这个说法，并找出了朱棣在《永乐大典》序言所说的话作为证据。朱棣说：“尽开务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理至而宣人文
。” 收录的范围是“上自古初，迄于当世”，要达成的目的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 。” 五是关于历史“盲点”问题。是指很
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及已经散佚的重要的文献和典籍，于今人却一无所知，故而形成为“盲区（点）”。钱先生告诉栾先生，解决历
史盲点问题的有效方法是“辑佚”。 1972年，钱栾两位先生行将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之时，钱先生对栾先生说：“返回北京后，我要写一部关
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书；你则要专心研读《永乐大典》，从《总目》开始，对《永乐大典》尚存的部分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是钱先生给自己和栾
贵明下的任务。 这就是栾贵明先生幸运！二 作为学者的栾贵明先生 钱先生写作《管锥编》期间，栾先生也在忙前忙后。一是帮助钱先生借
书还书和查找资料；二是要完成钱先生布置的功课--研读《永乐大典》，时不时的还要去向钱先生讨教。1978年前后，钱先生完成了不朽巨著
《管锥编》，栾先生随即帮忙联系出版社（中华书局），并开始了与责任编辑反反复复的沟通。1979年，《管锥编》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但是
钱先生和栾先生对这个版本都不满意。后来，人到晚年的栾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来说明钱栾二位先生不满的原因。 提起《管锥编》，栾先生的
溢美之词定会不绝于耳。他特别强调钱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中说的：“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
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栾先生认为，钱先生的这段话既提出了自己方法论，又提出了对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
文化的期待，同时表明自己的学术价值观，即屏弃以主义的框框来看待历史文化。就像钱先生在小说《围城》自序里说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
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一样，钱先生的学术也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
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术。这是钱先生“开拓万古之心胸”的博大情怀。一众学者们，岂能望至钱先生之項背乎！没错，钱鍾书先生确是栾先生的
骄傲！ 1982年，在钱先生悉心指导下的栾先生终于以十年之功完成了《永乐大典索引》这部研究《永乐大典》的工具书，钱先生对此大加称赞
。随后便投于中华书局，这部书却由于一些微妙的原因耽搁在中华书局15年，直到1997年才转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前钱先生已病重住院
，便由杨绛先生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钱先生曾嘱栾先生在研究《永乐大典》的同时要注意对《四库全书》辑本的研究，两相比较，必有收获。栾
先生谨遵钱先生之命，果然仅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第二部重要著作——《四库辑本别集拾遗》（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先生特为此书题写了
书名。当钱先生拿到栾先生送来的新书非常高兴，阅看之后便提笔在书内首页上题签云：“贵明此辑心细力劬，撮拾无遗。大典景印本余曾经眼，今
仍知忽略者多矣，益我殊不浅。怱怱一过，校正句读误字数处，以还贵明，供其裁择。槐聚。”这是对栾先生十一年勤奋努力最大的肯定，最高的奖
赏。 此后，栾先生又相继出版了《永乐大典医药集》（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永乐大典方志辑佚》（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
近年来，栾先生又与自己的学生田奕女士一起主持进行《永乐大典》散佚部分辑佚的工作，据说已经基本复元了近200卷。行文至此，想必读者不
会怀疑栾先生是不折不扣的《永乐大典》的大专家吧！？但是，笔者要说的是：作为学者的栾贵明先生，其学术成就还要远高于此呢！三 中国古典
数字工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钱先生之女钱媛自英国回京后向父母讲起电脑在国外的普及，使用电脑进行学术研究的效率也很高。她特别提到英
国将莎士比亚全集录入电脑，大大提高了莎士比亚研究水平和莎士比亚在世界的普及程度，并告诉他先放下手上的项目，专心去做计算机上的古籍整
理。钱先生闻此便来了兴致，随即找来栾先生问其国内的相应情况。后来栾先生向人说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只能回答不知道三个字。我既没有
亲眼见过电脑，也没用手摸过电脑，更不知电脑有什么用处。”“钱先生见我一问三不知，便责我尽快地去了解情况。”栾先生连续几天骑着车转悠
，居然碰到了一个计算机展览，渐渐地入门了。他知道了电脑很贵，一台国内组装的286、386电脑就要上万元乃至几万元；知道了学习电脑操
作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远比骑车甚至开汽车还要复杂得多；更难为他的是，要使电脑运行能够达到输入（录入）和全文检索要求还必须有人能够编写
相应的程序（软件）。栾先生将这些情况向钱先生做了汇报，二人自此开始了共同运筹谋划合作。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录入到电
脑中，然后建立全文检索系统。这样会大大提高古典文学、历史学的研究效率和水平。 钱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希望社科院能够在
科研现代化方面发挥作用；栾先生则开始学习电脑——录入、使用操作系统和编程。1986年，文学所率先成立了计算机室，任务就是古籍电子化
（数字化）。栾先生负责主持工作。钱先生的愿望初步达成了。1990年，他们做成的《全唐诗速检系统》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同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下文将隶属于文学所的计算机室变成了由社科院直属的单位，还是由栾先生负责主持工作。由此，古籍数字化工作进入了规模化、
标准化阶段 。谁知好景不长，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却下文停止了古籍数字化工作并解散了计算机室。莫名其妙！栾先生说
：“钱先生对社科院解散计算机室这件事很不理解，把我和田奕叫到他家里，说：古籍数字化的探索不可停，要好好地想想以后该怎么办。”田奕是
何许人也？1986年栾先生筹备计算机室的时候招入的第一批计算机操作员，入职后表现突出，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很强。一次，钱先生到院里
参加活动，特意到计算机室见见大家，而钱先生对她的评价是：“聪明灵秀而可靠，难得！”自此后她益发受到钱先生的信任，钱先生逝世后她还担
负起照顾杨绛先生日常生活，帮助处理安排家庭事务工作。古籍数字化工作绝不能放弃！这是三人达成的共识。此外，钱先生还认为：必须做出一个
整体的规划，在条件允许时可以付诸实施。经过多次研究最终将古籍数字化工作定名为：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意将1912年前全部历史文献（典籍
）收录其中（预估约30亿字），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型数据库。下分四个子库：人名库、作品库、日历库、地名库。 钱先
生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需要我们具有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钱先生还说：“倘若这个工程能够完成，将大大提高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
水平，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是个巨大的贡献。”栾田二位从来都对钱先生的所说坚信不疑，只是心理素质远没有钱先生那样强大。栾先生弱弱地问钱先
生：“这么大个工程，我和田奕能完成嘛？”钱先生不无玩笑地答道：“自有天兵天将相助！你们只管干就是。”于是，栾先生带领着田奕女士无怨
无悔地、黙黙地继续这项工作。有问题了就去请教钱先生，钱先生也经常过问他们二位的工作进程，即便是在病重住院治疗期间亦如是，直至199
8年先生离世。2000年初，在台湾有着“中文电脑之父”美誉的朱邦复先生找到栾先生，力邀栾、田二位加盟香港文化传信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这样既可以帮助他们完成钱先生的重托，又使香港文化传信股份有限公司实现科技转型，是个双赢的合作。栾先生、田女士二位做了慎重权衡后，合
计着朱先生的分析所言不虚。干吧！其时栾先生正好60岁，赶忙办理了退休手续；田奕女士则义无反顾地从社科院办理了辞职手续；二人在北京办
起了香港文化传信的分公司，重新组织人马开始了大规模录入古籍的工作；直至2007年，又一次天有不测风云。香港文化传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在这一年出了问题，决定撤销北京分公司，还没得商量。好在最后香港公司虽未给予北京分公司遣散补偿，却将已经录入电脑的10亿字古籍内容留
给了栾先生和田女士（有分手协议）。然而，这使古籍数字化工程再一次搁浅。栾先生、田女士何去何从？！四 衔尾相属 相似不觉者 古人
云：路遇险阻，马会在不自觉中一个紧接一个地成单行前进。作为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2007年的栾先生、田女士真是遇到了几近无法逾越
的困难。怎么办？二人商量后决定自己办个文化公司，继续干钱先生托付的事业，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北京扫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字取自
钱先生“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的含义。重新开始，面对的都是困难。栾先生倾其所有用于公司的运作，但这还远远不够，怎么办？他想起曾和钱先
生设想过若当真需要单枪匹马地干这古籍数字化工作时，钱先生説过可以考虑边录入边出书的办法，用稿费、版税收入维持局面。就照钱先生说的干
！二人做了分工：田奕女士负责录入、校对和书的编辑、排版及公司日常事务的管理；栾先生负责选题和学术研究。他们对今后所出的书做了系列安
排，定名为《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也称万人集），以北京扫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出版。一般来说，北京扫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扫
叶）所出古籍并非通常意义的历史人物的文集（亦称别集），而是对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其文集、专著以外的言论在众多的文献中进行收集，或是对
史上已经散佚的文献（典籍）在众多文献（典籍）中进行收集 。这个方法叫“辑佚”，其成果叫“辑本”。由于2007年时扫叶的《中国古典数
字工程》已完成元代以前全部文献（典籍）的收录，且这个数据库具备完备的全文检索功能，因而使扫叶做起辑佚工作来得心应手。应该说明的是，
“辑佚”方法是中华文化（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研究手段，而到了21世纪扫叶（栾、田二位）把这个手段（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从2007年始
至2022年，扫叶用辑佚方法出版的古籍种类就达300多种（也有少量应特殊要求采编的文集如《李淳风集》《姚广孝集》等），其中的《子曰
》（《论语》及孔子在《论语》外的言论）16万字、《老子集》（《道德经》及《道德经》外老子的言论）6万字、《列子集》、《乐经集》（散
佚《乐经》的辑佚本）、《帝王世纪》的辑佚本等多种古籍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有根据工程的日历库制作的《中华史表》，以年表形式彰显中
华6500年的记载，而且几乎每本书上市不久就会便成溢价书。当然，这与独具慧眼的出版人有关，其中也确实隐含着对钱先生及其事业的敬意与
关照。 扫叶古籍书出版还算是顺利，但所入寥寥，于公司而言仅属维持而已，完全谈不上发展。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天无绝人之路”，这
也完全适于扫叶公司（中国古典数字工程的代称）。2014年，一家大型出版社要打造古籍网，从扫叶公司买了4亿字的数据。这使扫叶公司获得
了喘息机会，随即加快了数据建设的速度，也加大了古籍出版的数量。有道是：“苍天不负有心人”，2018年，南京一位开明人士向扫叶公司注
资，成为了扫叶公司的大股东。难得的是，这位开明人士并未要求公司尽快赚钱，仅只要求加快数据基础建设的速度，尽快完成《中国古典数字工程
》。这使扫叶公司成立11年后终于走出了生存忧虑的阴影。2007年至2022年，在栾先生和田女士的带领下，他们终于完成了《中国古典数
字工程》整体录入工作（约20亿字，族谱和方志尚需补录完成），在内容上已可以满足上线要求。对此，栾先生说：“终于可以告慰钱先生的在天
之灵了！” 2018年后，栾先生和田奕女士的学术研究也加快了步伐：一是辑佚复元《永乐大典》，目前已基本完成近200卷，其中的20
卷有望在2023年内正式出版；二是栾先生在近几年整理出了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扫叶版），他说：“钱先生说过，王实甫《西厢记
》的文字之好令人赞叹，他早了沙士比亚200多年，若能辑佚复元这个戏剧进而复元一些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将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件快事。”
他希望扫叶能够对此进行更多的探索。 2023年，田奕女士在忙着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古籍整理过程中会遇到电脑字库没有的字，这就需
要自己造字。30年来的录入工作等于将所有的汉字都重新整理了一遍，自己造的字逐渐积累形成了约8万字的扫叶字库，定名为“扫叶全汉字库”。这是国内唯一从原典中来的最全的字库。目前最权威的《康熙字典》仅有4万4千字，比扫叶字库少了约一半。这样，扫叶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就只能用自己的《扫叶全汉库》才能最终完成上线，使阅读者在阅读古籍时不会遇到障碍。田奕女士正在率领扫叶公司全力打造《扫叶全汉字库》线上运行平台，同时还在组织人力编写“《扫叶全汉字库》的汉字释义系统”。倘若这两个目标能够实现，阅读古籍（古汉语）就会不存在任何障碍啦！扫叶公司的未来可期啊！结语2022年12月19日栾先生走完了他的一生。田奕女士说：“先生昏迷了数日，偏偏选在这一天离去。他去见钱先生了（钱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逝世）。”钱先生和栾先生二人，再加上田奕女士，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因缘际会的关系实在令人费解，但是我愿意相信这其中一定有个重要的道理！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我赞叹栾先生的人生，相信他是一位纯粹的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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