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地识人要看其精神内质
【原典】
久注观人精神。
【译释】
长久地关注某人，要重在发现其精神内质。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有些人，不管他们多么善于伪装和隐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在精神和气质特征都会暴露无遗。所以在识人的过程中，如果时间允许，就要注重发现其精神内质，这样就能看清他们的真实所在。
解读
曾国藩在其日记和家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易知，知人之内质更为不易，这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用心地观察。
庄子曾说，识人内质要“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观其能，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态，杂之以处而观其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庄子提出的识人之良方，其主旨是：将所识之人派到远处工作，远则难监督，所以可考察他是否忠诚；派在身边工作，容易相熟而没有拘束，故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急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他看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财物，看他是否不贪；告知危急情况看他气节如何；当他醉酒时，他能否守规矩；将其放在那男女杂乱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庄子的识人内质知良方，既是对前人的总结，又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这些方法在其他章节也有所提及，未避免重复，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有选择地加以介绍。
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诚老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从革命前辈的“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到人民解放军的“为人民吃亏光荣，为祖国献身值得”，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北史-古弼传》 记载：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西河地区打猎，下诏给尚书令古弼，命他选肥壮马匹给骑士，弼却送来弱马。拓跋焘大怒说：“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拓跋焘常叫他“笔头”，时人也称他“笔公”。古弼的属官知帝怒都害怕被杀，古弼泰然置之，安慰属官说：“吾谓事君使田猎不适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选备肥马务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引自吾罪。”意思是说，使君游逸不舒畅，是小罪；而当前北有柔然、南有刘宋正在伺机侵扰，好马要留下以抗敌，这是为国家计，宁死不避，主上英明，是可以理论清楚的。拓跋焘听到了，知古弼忠心为国，对他怒意全消，赞叹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套，马二匹，鹿十头。后拓跋焘又到山北打猎，获麋鹿数十头，又诏见古弼派五十辆牛车来运载，诏书刚发出，他对侍臣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于是便用马运回。行了百余里，接到古弼上表说：“今秋谷悬费，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拓跋焘对左右说：“笔公果如朕卜，可谓社稷之臣。”
古弼之所以被称为“笔公”，不仅是因其头尖，主要因其人忠直如“笔”，一贯以国事民生为重，敢斥邪恶。有人上书说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花园和养动物的园子所占的地方太广了，而广大贫农无地耕种，应该裁减园地大半，分给无地可耕的贫农。弼欲奏此事，适拓跋焘跟给事刘树下棋，无心听他的话，弼坐久了，心头火起，便上前揪住刘树的头发，拖他下床，刮其耳光，以拳击其背，说：“朝廷不理，实尔之罪！”拓跋焘为之失色，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过在朕，树何罪？置之！”弼便奏事，拓跋焘敬其公直，不仅不问罪，更准其所奏，将园地分给无数少地的贫农耕种。之后，古弼免冠赤脚向司法部门自劾其不敬君之罪。拓跋焘叫他穿戴好，说：“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有忠直之臣，是因有英明的君主。拓跋焘不仅不治古弼的不敬之罪。反而大为赞誉，鼓励他今后只要是利国便民之事，要大胆去做，不要有所顾虑。也因此，古弼为利国敢于抗旨，也被拓跋焘誉为“国宝”、“社稷之臣”，如果遇上那些迷于私欲的昏君暴君，古弼的脑袋恐怕早就搬家了。正因拓跋焘是英明之主，才能赏识古弼，也才会有这样的公直之臣。
《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本司郎李绛为人忠直，以匡讳为己任。他在浴堂北廊奏对时，极论宦官重恣，方镇进献等事，唐宪宗大怒，厉声说：“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坚持己见，申辩说：“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缺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仵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论耳。论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他忠直而情切，深为感动，慰喻他说：“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唐宪宗随即任命绛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次日，面赐金紫，并亲为选良笏赠之。
唐宪宗是宦官所拥立的，他与宦官关系密切，李绛上奏宦官纵恣不利于国，引起唐太宗大怒。但唐宪宗是一个较开明的国君，一般还能纳谏，因此对李绛在其大怒之下，仍恳切陈辞，知其忠于己，才释怒慰喻，大为赏识，故升官赏赐。正因唐宪宗能纳谏，任用忠臣，他统治期间，唐朝一度中兴。
近使之而观其敬
所谓“近使之而观其敬”，就是指所要识别的对象派在自己身边工作，因为天天相见，容易相熟，久而久之就会没有拘束，便于考察他的恭敬行为如何。也就是观察在与人相交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
古人云：“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即为人处世一定要恭敬，要求自己一定要严格。“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察其德。”做事谨慎，就能使自己志向更坚守；说话谨慎，就能使自己德行更崇高。人应该言行谨慎，不乱说乱动。如果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因相处比较熟了而放松自身的谨慎，这是会出问题的。如同在平坦道路上行走的人放纵自己而脚下不留意，这样，走快就会摔跤；在艰险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有所戒备而出脚很小心，故而走得很慢，跌不了跟头。
当然“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不知礼，虽然态度恭敬，却不免劳顿；行为谨慎，却不免胆怯；性情勇敢，却不免莽撞；性格直率，却不免急切。这是对待人处世的态度、行为、性情的要求。同时，也只有“恭则物服，悫则有诚”，即谦逊谨慎，人们就会心悦诚服；诚恳老实，事情就会成功。说明为人必须谦逊诚实，这样才会赢得人们的尊敬，也才会把事情办好。
常言道，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自律、自重、自爱、自尊、自励，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好的形象，不做有损身份的事，这样，才能经受住“近使而观其敬”的考察。
烦使之而观其能
“烦使之而观其能”，即指在情况复杂时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区分出来，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出现时，让其去独立处理，才能辨别其能力的高低、大小。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善，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俱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这就是说，凡事要考察一个人，当他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语言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要使他欢喜以考验他是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能自持，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变其志。
凡是选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德才能，然后向他交代方略任务，让他自己估量能否胜任，进而让他谈自己的设想，包括要哪一种盔甲兵器，需什么人做参谋、副手，要多少兵马，用多少钱粮，哪里置营，何时成功，自始至终的重要事项，都让他自己筹划安排。“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所以，先行考察能力，然后才授予官职，这便是成功的国君。这也是我们“烦使之而观其能”的目的所在。
卒能问焉而观其知
“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指仓促之间询问他，看他智慧如何。这是一种识人的方法。出现了需要应急的情况，或有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如何处理好突如其来的事情，通常的人往往束手无策，而对于智商高，应变能力、反应能力灵敏的人来说，即便遇到料想不到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向他扑来，他也会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给以恰如其分的回答。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然提出的问题，要想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或对答如流地对问题分别做出相应的回答，这是智慧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的。只有智慧十分丰富、天资十分聪明、反应灵敏的人才能做到。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汇聚瞬息万变，事物发展的迅速性，更需要思维敏捷的人才，解决和回答现实中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要识别这样的人才，应“卒能问焉而观其知”，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意思是说，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信”是为人之道。常言道，“言必行，行必果”。“信”就是要守信承诺，说到做到，这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换句话说，就是指一个人如果缺乏诚信，那么他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守信的生动事例。如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晋文公，当他率兵攻打“原”时，事先与部众约好；三天之内，若攻不下“原”，就撤兵回国。结果约定的三天到了，可是还没有攻克。这时，探子来报：敌人快要投降了。众部下也劝晋文公再等一等。而晋文公说：“信是国家之本，庇民之所。若是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民无所庇，就会弃之而去。”于是，晋文公果断地下达了解除包围、撤兵回国的命令。
战国时，秦国商鞅在秦王的支持下，准备变法革新，为了获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商鞅在都城南门，竖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贴出告示：“将木杆移置北门者，给予三百两黄金。”老百姓不知其中缘由底细，没有人敢去搬，一天后，商鞅增加赏额至一千两黄金。这时，一个胆大的决心搬这根木头。他费了半天功夫，累得满头大汗，终于将木杆移到了北门。商鞅当即指示，给他一千两黄金。这消息很快传遍了秦国城乡，老百姓都认为，商鞅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这样，商鞅即将推行的改革有了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信”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有的人对下属、朋友、同事先许下诺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忘了。“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作为识人的一种方法更难得可贵。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在考察识别人才时，通过托付给被考察对象以钱财，可以观察他廉洁情况。爱财如命、见钱眼开的人绝不会是廉洁奉公的人。相反，真正廉洁奉公的人，绝不会损公肥私去争不义之财。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从钱财来识别一个人是不是仁者，就是看其对钱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私而贪财者为不仁，为公而见钱财不敢者为仁者。廉洁的人不追求不应有的财物。所以，古人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官吏廉洁奉公，就是老百姓的表率；官吏贪赃枉法，就是残害老百姓的强盗。
事实上，古今中外，大凡志士仁人、明达贤哲，无不戒贪拒贿、一尘不染。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人得了一块美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我曾请有名的玉匠看过，认为这块玉是宝才敢献给你的。”子罕却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要是把玉给了我，那就你我都失去了宝，不如你不送，我不收，使你我都保有自己的宝。”
明朝的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了弘治年间一个吏部尚书写在门上的一副对联：“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馈遗、苞苴，都指贿赂。就是说，在朝里做官的接受别人的非法馈赠，在外地做官的向朝里进贡行贿，这都是可耻、可羞的。明代一度贿风盛行，而兵部尚书于谦在做巡抚时，“每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他甚至赋诗抒怀；“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凉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表现了他“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的高风亮节。清人张伯行，在任督抚时曾针对送礼行贿的丑行，写过一篇《禁止馈送檄》，檄文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义正词严的檄文，如“金绳铁矩”，使贿风大减。
贪夫徇财，其害无穷。包拯曾说：“贪者，民之贼也。”明代有位官员，因贪赃受贿，事发后跳井自杀。朱元璋听到此事后，对群臣说：“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他进一步发挥说：“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则不从，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礼部尚书就此议论说：“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他们的说法不同，却都指出了贪污之害甚于饮鸩，千万放纵不得。
有人说：“贪为私动，贿随权集。”通常情况下，都是有贪就有贿。有贿则养贪，二者互相利用，互为因果。而大凡贪占的人，都是营私逞欲之徒；凡是行贿的人，又皆为投机势力小人。他们都是社会的蛀虫，到头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应当指出，在整个社会风气逐渐好转的今天，一些行贿的人已不敢明目张胆地贿赂拉拢人，而往往采取“投石问路”、由小到大的方法，行贿小小的一包烟、一斤茶、半斤虾干之类，只要你丧失警惕，收将起来，他就算打开了缺口，由这个缺口，就“要扩大战果”，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每送你一次东西，就等于给你脖子上套一根绳索，送之越多，套之越多，以至于你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摆布，为他效命。这就是贪心人上当受骗——出力卖命——呜呼哀哉的“三部曲”。黑龙江省宾县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大贪污行贿犯公然宣称的“放长线、钓大鱼”；“抓住儿子，牵住老子”的话，对于贪人应该是很好的一课！再者，为了掩人耳目，“夜行军”已是行贿人的惯常手法，他们总是利用夜暗，挟包提篓，悄悄溜到受贿者家里，利用“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以售其奸。所以，对这种“夜猫子”更要保持警惕，如果来个哑巴吃饺子，不吭不哈进了肚，将来可是要吐也吐不出来的。等到因“嗟来之食”闹起肚子疼，可就悔之晚矣！
2戒贪拒贿不仅要“谨小慎微”，还要有胆有识，敢于公开顶住甚至当面揭穿行贿者的图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清代有个叫武承漠的官员，到任伊始，便悬联宣告：“罔违道，罔弗民，真正公平，心斯无祚；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楹联一挂出去，人们争相观看，“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走后门行贿之徒）皆悚息危惧，有避至他省者”，可见其效果。据说，马寅初在杭州任职时，曾遇到有人给他送来一千多块银洋打通关节，以期早日批放其县长任命，马寅初一听，勃然动怒，拍桌大骂：“呸！真不要脸！竟活动到我头上来了，这真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人啦……我马上打电话去揭露这家伙的花招，建议取消他的县长资格。”那人的县长好梦吹灯了。对马寅初这样正气浩然的廉洁之士，谁还敢再来自找霉头。
有道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身正，邪气自逃；心无贪欲，行贿者便无所施其技，他们的“套绞索”、“牵鼻子”、“买俘虏”的战术就不仅不能奏效，还反将置他们自己于身败名裂之地！
醉之以酒而观其态
“醉之以酒而观其态”，就是指用酒灌醉后来了解这个人变化的形态，知其修善的程度。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不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来了客人恐怕没有不是以酒相待的。
以酒待客乃天经地义，只要是会喝酒的客人，谁又好拒绝！喝酒必劝酒，劝酒的理由比比皆是，劝酒的方式也千百种。当宾主双方几次共同举杯之后，陪客的主人们就开始各施高招，天花乱坠的劝。什么“初识酒”，什么“老乡酒”，什么“同行酒”，什么“部下酒”，什么“委托酒”，如此等等，实在劝不下去了，就用类比和激将。主人盛情，客人就难却了，结果不搞得双方酩酊大醉，也要弄得每个人语无伦次。
酒本来就是使人狂放不羁之物，请人喝酒，又要苛求人不要酒后失态，就太难了。所以，有不少人认为，醉之以酒观其德，此言甚好。
宋太宗时，孔守正官拜殿前都虞侯。一天，他在北陪园侍奉太宗酒宴，孔守正喝得酩酊大醉，就和王荣在皇帝面前争论起守边的功劳来，二人越吵越气愤，以致失去了下臣的礼节。侍臣奏请太宗将二人抓起来送吏部去治罪，太宗不同意，让人送二人回家。第二天，二人酒醒了，一齐到金銮殿向皇上请罪，太宗说：“朕也喝醉了，记不得有这些事。”
太宗托辞说自己也醉了，既没有丢失朝廷的体面，而孔守正他们也知道因此而警惕自己，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曹参入了相府，一切都遵循萧何的约束，只是日夜痛饮醇酒，无所事事。凡是有宾客来见，说有话给他讲，都是一到相府，曹参就拿醇酒给他们喝。饮酒之间，一说有话要讲，他又马上说：“饮酒，饮酒。”一直到大醉方休。来人始终找不到机会给他说什么。汉惠帝怪罪曹参不理政事，嘱咐他儿子中大夫曹窟，私下里叩问一下他父亲是怎么回事。一个休息沐浴日，曹窟回到家中，向曹参劝谏，曹参大怒，打了曹窟二百鞭。惠帝知道了，斥责曹参说：“这和曹窟有什么关系？他是我派去劝你的。”曹参脱去官帽，向皇上认错，并说：“陛下，你和高帝相比，谁更圣明呢？”皇上说：“朕怎么敢和高帝相比呢？”曹参又说：“陛下，您看我和萧何谁更有能力呢？”惠帝说：“君似乎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对。高帝和萧何平定天下，一切法令都已经制定严明，而今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我辈恪守职责，遵循高帝和萧何所定的规矩，只要没有遗失之处，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曹君，算你对吧！”
众所周知，酒是生活中最富有魅力的饮料。喜时喝酒，是助兴；悲时喝酒是浇愁。多数人不悲也不喜时喝酒，没别的原因，就是嗜好。酒能刺激中枢神经，使人兴奋，又能麻痹中枢神经，使人麻木。酒与诗、书、乐、画有着不解之缘，我国唐代诗人韩惺，在《醉着》这首绝句中写道：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叹赏不已。诗人李白的《将进酒》，更是道尽千古风流的酒中豪气与真情：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千金散去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戏虐。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同是杯中之情，有治国安邦之材，亦有酒囊饭袋之料。所以同是嗜酒之人，内容大不相同，有天才，也有蠢材，有官军，也有土匪，有清客，也有无赖，识人者不可不察。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就是将考察对象放在男女杂处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色在这里专指漂亮的女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陷入“温柔乡”而不能自拔，于国于家于己都不利。不少封建统治者沉湎于女色不理政事。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咏叹“君王从此不早朝”的景象，唐玄宗宠幸杨玉环姐妹三人，导致“六军不发无奈何”的局面。《尚书》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当然，作为一般人，没有“三宫六院”之忧，但我们也应以此为戒。
声色犬马，皆人之欲，声则为首。从科学角度来看，悦耳的声音有益身心，这道理可以说老少皆知。但历史上的唐明皇、陈后主却“因声误国”，最后落得个“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下场。究其然，是他们过分沉溺于靡靡之音中而不理国事。关于欲念上的事，绝对不要跌入其中，否则一味贪图享乐，便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一个人应有自制能力，抗拒欲念的诱惑。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人生中要经过几道关，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灯灯。能否过这些关，就看一个人的素质如何、品质如何。品质高尚、素质较高的人，一般来说都能过好金钱关系、权力关和美色关这些所谓的“关”，但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思想素质较差者，一般来说是难过这些关的。我们不仅不反对男女间的正常往来和正常相处，同时我们还反对把那男女只要在一起就视为关系不正常。但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过了正常的界限就是不正常的关系。而那些思想道德好的人，能够处理好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绝不会因好色而“摔跤”。所以，识人，采取“杂之以处而观其色”是为上策。
观其好恶而知其短长
许多人在自己的行为中，都有一种习惯。有人喜欢散步，有人喜欢做清洁，有人喜欢看书，有人喜欢下棋、打牌，总之大千世界，各有一好。
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与爱好。人们有时会选择自己新得行为方向，但更多会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行为习惯与行为定式。你看，有那么多的人抽烟、喝酒；一次围棋比赛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而一场足球大赛可以让商店提前关门，人们纷纷提前下班，乃至为了一个球的得失捶胸顿足。
选择，意味着有取有舍。
没有什么别的行为比嗜好更能反应一个人的内在本质了。嗜好，不必考虑别人的眼色，不受他人或法律的制约。它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所以，它最能暴露出一个人的深层心理。因为嗜好的范围几乎完全是自我的独有领域，它是不能强加于人的。
嗜好可以说是人的潜意识的最好流露。
玩物与嗜好所告诉你的，可以说是这个人的一切。它会给你讲出关于你感兴趣的那个人的优点、缺点，他的生命观、恋爱观、事业观等，你想知道的一切，它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当然前提必然是你要善于观察。有些看起来不甚令人注意的行为习惯，也是一种嗜好，而且也许正是这个嗜好，将会告诉你一个本质性问题。
例如一个人，如果总是喜欢将一些心爱的东西不按常人的方式放在某个固定的位置，而是藏在某个不应当放的位置，那么你至少判断这个人与人交往时，注意内在的、深层的交流方式，喜欢与朋友保持一种很深的、内在的、不为外人所察觉的关系，而不是那种善于表面应酬，内心无所侧重的类型。再有，这样的人是不好欺负的，如果一旦被得罪，他也许会以非常手段报复。
从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嗜好中，可以发现和总结出其中的一些奥妙，一个出色的人类学家，每到一地，就可以立刻发现当地人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取向与行为类型，由此，就可以得出一些令人拍案惊奇的结论。
那种认为嗜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小节从而掉以轻心的人，往往会铸成大错。他们不但会丧失了解别人的一种契机，而且还常常会无意中伤害别人。
|
|
